社會結構中的民主化初探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社會結構中的民主化初探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在現代政治學理論中，民主化是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體制由威權政府向民主政府的過渡。與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傳統專制政府不同，威權政府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形成的政體形式，通常具有工業化的發展導向。在類型比較的意義上，威權政府具有與民主政府不同的特征，它缺乏自主的政治參與和有效的選舉競爭。威權政府實行較為嚴格的權力集中和社會控制，這既與統治者信奉的意識形態有關，也與發展中國家加強政治整合、促進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有關。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蕩下，諸多威權國家向民主政治轉型，帶動民主轉型問題逐漸從政治發展理論中凸顯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圍繞民主轉型問題，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至關重要。傳統的制度主義理論奉行國家中心主義的范式，認為只要發展中國家移植發達國家的憲法、設計民主制度，就能迅速實現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標。而發展中國家在贏得民族獨立后，以西方國家憲法為藍本設計民主制度大多以失敗告終。客觀的政治現實表明，依據正式制度考察公共權力的配置，將誤導人們對實際政治過程的認識。只有擺脫國家中心主義的誤區，正視社會力量對政治過程的復雜影響，才能確定文本書寫的政治和實際發生的政治之間的差別。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政治學興起了行為主義運動，研究重心從國家轉移至社會，社會力量如何影響民主發展納入到政治學的研究范圍。在方法論革命的推動下，民主轉型的社會結構研究成為重要的理論模式。社會結構分析試圖在跨國比較的基礎上，確立影響政治行為和政治發展的關鍵變量，比如國民收入、經濟總量、社會組織、政治文化等，根據關鍵變量的特征論述民主轉型的動力。以經濟發展和政治文化作為重要的結構變量，形成了民主轉型研究的兩個重要維度：社會結構的經濟分析和社會結構的文化分析。民主轉型社會結構研究的興起，顯示了當代西方比較政治學的重大轉向。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原有研究中，鑒于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政治組織被視為研究的重心，社會力量的政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討論。而在對發達國家的原有研究中，鑒于西方民主政體的架構已經確立，選舉政治或政策過程被視為研究的重心，民主制度的發生過程并不構成重大的現實問題。對應于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轉型的社會結構分析改變了上述學術格局，對民主政治的功能性研究開始轉向對民主化動力的研究。這種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國家推廣民主制度的傾向，但也激勵著研究者從學理上思考民主發展的重大問題：發達國家民主化的歷史模式能否成為發展中國家模仿的現實樣板；發展中國家在面對經濟增長、政治民主等多重目標時，是否存在優先發展的可行戰略。
二、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
在對民主轉型的社會結構研究中，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揭示民主化的動力占據顯著位置。由于威權社會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一般依賴于經濟績效，以經濟增長作為重要的結構變量因此成為民主轉型研究的重要進路。根據社會結構分析的觀點，現代民主政治以國家與社會的分離作為先決條件，民主既是實現公共權力和平更替的政治系統，也是政治行動者職位競爭、達成共識的社會機制。民主化發展源于社會力量的驅動，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普遍的關聯性，“國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機會就越多”【”。具體而言，經濟發展推動了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減少農業人口的比重；提高了國民教育水平，逐漸形成對民主規范的信仰；改善了社會下層的處境，使其避免接受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培育了中產階級隊伍，弱化社會階層之間的沖突；改變了上層階級的政治價值和行為方式，使其克制對社會下層的歧視和排斥；鼓勵了政治寬容，在社會中樹立普遍主義而非特殊主義的政治評價標準；催生了具有社會管理功能的中介組織，保證社會力量之間的相互制約。經濟發展的各種指標之間存在功能性相互依賴，從彼此關聯中產生的社會資源可以轉化為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經濟發展促進政治民主的命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學術爭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現實的政治關懷。在當今世界，民主國家和富裕國家具有較高的重合度，西方學者根據歐美國家現代化歷程的特點，易于得出經濟發展促進政治民主的結論。而發展中國家由于面臨強大的趕超壓力，易于得出建立民主政治以促進經濟發展的結論。圍繞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之間的關系，最終出現了“正相關”、“負相關”和“無相關”三種不同的觀點。正相關論者指出，經濟發展促進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低的國家無法維持民主，經濟發展推動政治民主是“經驗常規”閉。亨廷頓甚至認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請促進經濟增長”。
經濟發展產生了豐富的社會資源可供分配，造就了更為復雜的經濟體系，提升了政府控制經濟系統的成本，衍生出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權力中心，為倡議民主制度創造了條件。從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過渡存在作為中間環節的“轉型帶”，威權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進入轉型帶區間(100(0--3000美元)后，將會出現向民主過渡的前景。負相關論者認為，收入是否平等是民主化的決定因素，而經濟發展會加劇收入不平等，抵消預期的民主化效應。尤其是中等發達水平國家，經濟發展導致的收入不平等形勢十分嚴峻，勞工階級進入政治過程改善福利狀況的訴求較為強烈，導致統治集團抵制政治參與的擴大。無相關論者則指出，必須準確區分民主政治產生的原因和民主政治存續的條件。經濟發展有助于維系民主制度，但經濟發展并非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條件。由于富裕的民主國家比貧窮的民主國家更容易生存，而貧窮的民主國家比貧窮的非民主國家更容易遭受經濟危機的沖擊，現有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布局只反映政體類型在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下生存的可能性，并不能從中得出經濟發展促進政治民主的結論圈。有關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之間的關系，研究者還從歷史比較的維度反思了民主化的多元模式。社會結構研究的思路深受現代化理論的影響，將民主轉型視為國家總體發展的組成部分。但依據發達國家的局部經驗確定民主化的普遍形式，容易得出西方中心主義的結論。與探討社會新興階層特別是中產階級對民主發展的作用形成對照，巴林頓?摩爾則指出，必須首先關注農業群體的社會狀況。民主化的現實道路取決于農業群體的歷史地位和商品41=程度，并不存在政治發展的“一般理論”[6xr''''3)。政治變遷是社會行動者利益沖突的結果，階級力量之間的對抗或結盟將決定民主發展的方向。社會結構研究依據經濟增長解釋民主化的動力，具有系統概括的優勢，但對結構形式的強調缺乏歷史情境的觀照。
已經實現民主轉型的國家，社會結構研究可以選擇性地作出回顧式解釋，但對于面臨轉型困境的國家難以作出前瞻性分析。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屬于內生類型，公民社會的成長伴隨著強制權力的收縮，從商品經濟土壤中衍生的階級斗爭最終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實現了平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代議民主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在政治領域的制度體現。基于民主化的比較視野，西方國家因地制宜的實用主義路線不能成為發展中國家教條主義模仿的樣板。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始終處于西方“示范效應”的壓力下，物質生活的反差形成了最為直接的沖擊，在國家實施資本積累推動經濟發展與國民尋求政治參與提高消費水平之間存在巨大的緊張。在此情勢下，威權政府在進行資源動員和長期投資的同時，通常會限制政治參與和當下消費的需求。高度自主性的威權政府具有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易受社會力量滲透的民主政府此時反而成為經濟發展的不利條件[81。在工業化成熟以前，發展中國家可能出現的人口膨脹、收入差距等問題會進一步強化政府干預的力量。在發展中國家的不同歷史階段上，經濟發展能否促進政治民主并不完全決定于自身，民主轉型是多種條件復合作用的結果。非西方國家形成經濟發展推動政治民主的局面，一般意味著工業社會的初步建立，公民自組織力量趨于成型。作為對社會結構研究的補充，有必要重視民主化過程的客觀情境。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情境既包括社會結構變遷等內生因素，也包括國際環境等外生因素。西方國家曾經為了地緣政治的目的進行對外援助或外交干涉，并不以推廣民主制度作為直接目的，實際上成為許多威權政體的支持者。而在冷戰結束后，民主話語取得了空前優勢，威權國家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
三、政治文化與民主轉型
威權政府除了借助經濟績效論證自身的合法性外，還進行意識形態投資，通過影響大眾心理維持統治秩序。以政治文化作為重要的結構變量，成為民主轉型研究的另一重要進路。20世紀60年代，阿爾蒙德等研究者賦予政治文化以特定的含義：政治文化是公民對政治系統的認知、情感和評價【let(P13)。為了順應科學主義潮流，政治文化理論摒棄了民族性格等抽象術語，采用定量的方法考察政治過程的社會心理基礎。初期的研究主要關注各國政治文化對政治結構的功能性影響，以直觀對比的形式彰顯了西方文化的優勢。英格爾哈特等學者對此提出了批評，認為政治文化是動態的歷史現象，共時l生研究忽視了社會發展的變遷維度，導致政治文化成為“靜態的概念”【l11。在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從經濟發展的視角論述政治文化的演變路徑，成為民主轉型社會結構研究的重要內容。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之間存在張力關系，保持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的動態平衡是合法性統治的重要條件。威權政府并不滿足于在事實上控制權力機構，它們需要喚起公眾的認同，保持統治與服從的一致。社會大眾也不只滿足于物質利益的獲得，他們需要對政治現實作出有意義的理解，保持行動與認知的一致。在威權統治中，政治文化一般具有依附性特征，社會成員彼此間缺乏寬容與信任，易于對權威表示順從。如果說民主政府需要“民主人”心理支持的話，威權政府則獲得了“專制人”心理的配厶【t一。然而，威權社會的政治文化并非恒定不變的常量，它在經濟發展的作用下自我更新。當政治結構喪失政治心理的支持時，政治統治將不具有合法性，從而為制度變遷提供契機。在經濟發展和政治轉型之間，公民文化發揮了“關鍵聯結”的作用【ll】。經濟發展是民主轉型的門檻，跨人經濟發展的門檻才可能通過資源再分配實現政治妥協。而當社會中存在難以妥協的文化價值沖突時，民主轉型的前景將十分黯淡。與經濟發展相比，民主化實踐與“嵌入在政治文化中的價值”存在更強的聯系【塒。經濟發展是民主轉型的基礎條件，但只有在經濟發展催生出公民文化時，民主轉型才獲得直接動力。在低生產力水平條件下，大眾的優先目標是獲得衣食住行等物質條件，這與威權政府推動經濟發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具有一致性，政治統治可以獲得社會心理的支持。而在經濟發展促成工業社會的建立后，公眾的fir值觀將發生從物質需求到后物質主義目標的“文化轉向”。
社會成員將自由表達和政治參與作為優先目標，這便與威權政府推動經濟發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發生沖突，提供了向民主轉型的現實壓力。從威權政體的運行過程可以發現，經濟發展具有主觀上塑造合法性和客觀上衍生公民文化的雙重效應，支持民主社會心理的形成是“長期經濟增長負反饋的文化過程”[1l】。政治文化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可以改變公眾的認知和判斷，隨著威權國家工業社會的成熟，政治文化將實現“從生存價值觀到自我表現價值觀的逐漸轉變”，有助于實現民主轉型【-。經濟發展確立的自我表現價值觀具體包括：寬容，信任，政治行動和言論自由的強烈愿望。在超越基本物質需要的條件下，政治參與的訴求將打破封閉的政治過程。對于政治轉型而言，“民主是國民而非個體的屬性”，自我表現價值觀是社會心理的總體特征㈣。民主轉型的持續動力需要公眾營造自由表達的社會氛圍，而個別精英的操縱將導致扭曲的民主形態。自我表現／o1"值觀還意味著人們對民主的支持源于規范性承諾而非工具性動機。從實現經濟目標的角度，民主政府同威權政府相比并無穩定的優勢，民主政治的優勢在于為公民參與打開制度化渠道，以和平的方式實現權力更迭。只有當公眾賦予民主政治以自我表現的獨立價值時，向民主轉型的時機才會成熟。從政治文化理論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它實質上將經濟發展作為民主轉型的潛在條件。經濟發展的民主意義在于，推動大眾從滿足生存需求的經濟動機過渡至自我表現的價值關懷。民主轉型是多種社會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沒有政治文化的配合，難以實現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標。政治轉型源于公民人格的成長而非物質技術的進步。政治文化理論強調社會心理變遷的重大意義，從中可以引申出如下推論。
首先，社會大眾是民主轉型的基本力量。受精英主義影響的學者通常認為，后發國家公民社會的力量比較薄弱，民主轉型的現實路線是關鍵人物之間的談判和妥協。而政治文化理論對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充滿期待，認為政治文化的發展先于民主制度的出現。其次，漸進主義是民主轉型的一般特征。政治文化變遷是經濟發展和民主轉型的中介環節，而文化IS,理的改變通常比較緩慢，容易出現“路徑依賴”現象ft同。與經濟成就的表象形成強烈x,：l-照，政治文化的發展一般是“靜悄悄的革命”。而一旦形成偏好民主的政治文化，它就成為獨立于短期經濟變遷的持久力量。后物質主義fir值觀反映了西方國家工業社會成熟后，隨著等級制組織、工廠工業的衰落和服務部門、知識經濟的興起而形成的大眾心理。而發展中國家能否在工業化進程中，逐步借助公民文化的力量實現民主轉型引發了各種批判性反思。政治文化分析從超越經濟利益的角度論證公民對民主價值的忠誠，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社會信任和政治寬容是政治發展的有利條件，但民主轉型的力量如果不來源于世俗而普遍的利益基礎，就不可能獲得穩定的支持者。在充滿沖突的制度變遷過程中，民主政治通常是爭取潛在利益的集團與維護既得利益的集團之間博弈均衡的體現I，刪n。公民文化的意義并不在于限制了經濟動機，而在于提供了政治妥協的適當條件。其次，政治文化理論認為支持民主價值觀的形成先于民主政治的出現，“3c~x,：l民主的塑造似乎遠超過民主對文化的塑造”【堋，這在事實和邏輯上是可以辯駁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之間存在雙向影響，但公民文化并非經濟發展自動出現的副產品，政治觀念的塑造是民主化實踐適應性學習的結果。民主政治的過程是“和平式集體行動”，它為建立合作信任提供了制度化機會【19】。而從大眾對民主價值的信奉推論民主制度的自發出現，顛倒了政治發展的時序。對于建立民主制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人們的主觀信念，而是能夠采取何種行為。將民主轉型視為民主信念制造的壓力，忽視了集體抗爭行動的社會意義。此外，政治文化理論意在說明公民認知對制度發展的自主性，但將政治文化視為經濟發展的衍生物，導致文化機制的作用處于模糊緊張的狀態。
四、民主轉型的社會結構困境
民主轉型的社會結構研究具有系統分析的宏觀視野，認為社會和國家是關聯性領域，威權政府需要借助經濟發展論證統治的合法性，而經濟發展及其衍生的公民文化卻成為推動民主轉型的政治力量。政治過程擁有與之對應的經濟或文化結構，它們影響行為規范并提供社會支持，隨著社會基礎的改變，政治轉型也將發生。對于置身制度變遷情境的發展中國家，民主化不僅是政治制度的轉型，而且是社會結構和文化心理的轉型。為了從復雜環境中選取民主轉型的重要條件作為邏輯基礎，社會結構研究通常將民主化的原因歸結為經濟增長或政治文化等變量，也暴露出諸多局限。
1．社會結構研究具有明顯的結構一功能主義色彩社會結構分析以系統論的思維理解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認為當政治體制無法容納社會結構變遷的力量時，功能性失衡將表現為民主轉型。研究者一般會指出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對應性，但其對社會結構的強調容易將政治轉型的相關性變量視為因果性變量。人們從中會引申出樂觀主義結論，認為威權政府先天包含自我否定的結構性危機：當經濟長期陷入困頓時，威權統治將喪失社會基礎，大眾將不再對政權表示忠誠；而當經濟快速增長時，復雜的市場體系、新興的階層力量和參與型政治文化將對威權控制提出抗議。依據社會結構Ys-析的邏輯，威權政府的運行特征決定了它只能作為過渡政體而存在。然而，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并不表現為政治制度的線性發展，社會結構分化在衍生抗議力量的同時，也會伴隨政府能力的增強。社會結構研究易于混淆政治發展和政治民主這兩個不同的概念[131。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威權社會中，政治制度也會出現結構分化和功能專業化的特征，但它們可能只是威權政體限度內的發展，并不能視為政治民主化的組成部分。威權政府并非經濟發展的被動作用對象，權力的自主性構成新興階層抗議力量的約束條件，“削弱他們采取集體行動的能力”[211(P5“。民主轉型的前景取決于政府權力和社會力量之間的博弈，民主化伴隨著去民主化的對抗。
2．社會結構研究指出了民主化的潛在趨勢，但缺乏明確的過程研究政治文化理論認為，威權政府的長期統治需要社會心理的配合，政治系統的維持應該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政府所完成的事業至少應該以使公民滿意，使他們不會起來反對政府”[1O／(1"2。在民主政體中，缺乏合法性的政府將失去選民支持。而在威權政體中，權力系統自上而下建構，并無常規的制度途徑將大眾的抗議心理轉化為現實的抗議行動。威權統治在民眾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危機，“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堅分子也相信它們沒有合法性”口8)。不同于政治文化的解釋路徑，民主化并非社會大眾將政治心理轉化為集體行動進而實現制度轉型的自然過程。只有抗議者能夠自我動員并采取集體行動時，社會壓力才能轉換為民主轉型的動力。民主轉型的啟動需要社會結構變遷創造的政治機會，但在缺少組織動員的條件下，推進民主發展的集體行動并不會出現。
3．社會結構研究把民主轉型視為連續發展的過程，對社會條件的強調帶有決定論的痕跡，伸張結構性力量反而顯示出公民行動的無能為力[171(P71民主發展并非自然演進的過程，而是表現出復雜的階段性。羅斯托指出，民主轉型包括四個關鍵步驟：民主轉型的背景條件，實現國家一體化、贏得國民忠誠；民主轉型的準備階段，),A~Ys-4g中形成的集團力量圍繞權力分享等重大議題沖突對抗；民主轉型的決斷階段，精英人物接受社會力量多元化的事實并相互妥協初創民主程序；民主轉型的適應階段，社會大眾在政治實踐中試錯學習、建立信任[鍘。把民主化分解為面I臨不同歷史任務的時段，可以清楚地區分民主轉型和民主鞏固的不同，也能夠動態地顯示政治發展的不確定性。從民主轉型歷時發展的角度，精英或大眾采取的集體行動可以在不同的關節點施加影響，加速或延緩民主化過程。民主轉型并不意味著朝向既定目標的漸進發展，它是連續不斷的社會抗爭、政治妥協的行動后果。民主化與去民主化力量之間的沖突制造各種政治變數。對民主化動力的探索，必須從功能性的社會條件轉向現實的政治過程仁卿。
五、結語
社會結構研究從經濟發展和觀念變遷的視角考察民主化的動力，論證了工業化和公民文化對民主轉型的重大意義。威權政府是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政體形式，隨著工業社會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建立，向民主轉型的時機將會成熟。但社會結構研究借助關鍵變量的特征論述政治發展的動力，難以保持事實與邏輯的一致性。具有相似社會結構的國家在民主轉型的時機、路徑和前景方面，可能表現出顯著的差異。推進民主轉型研究，需要將以結構為中心的宏觀分析與以行動者為中心的微觀分析相結合，通過方法論創新建構民主化的過程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