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中國經濟復興之路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世界經濟新秩序的曙光

從1857年，美國爆發的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經濟危機至今，資本主義引發的世界性危機從來沒有間斷，影響較大的包括19251933年的大蕭條、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等，每一次危機都給世界經濟發展造成重創。以美國、歐盟等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經過多次自以為是的修正之后，不僅沒能讓世界擺脫危機的陰影，反而使危機的程度逐次加深。實踐證明，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世界經濟舊秩序已不再適應人類社會繼續發展的要求，世界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力量來平衡各方利益、引領未來發展。誰能成為這種新格局中的領軍者，就看誰能將全球經濟拉進增長的軌道。專業人士指出，不管是美國的金融危機還是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其實質都是發展方式的問題，如果這種經濟模式得不到改變，經濟危機的問題就不可能解決。美國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控制外債、減少財政赤字和增加就業；歐盟的任務是改變歐洲各國高福利、低生產、低稅收的發展方式、進一步協調各國的財政貨幣政策。顯然，主要發達國家在經濟復蘇的困境中自顧不暇，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任務要另選主角。此時，新興經濟體以驚人的發展速度迅速走進人們的視野。

從七國集團到G20

七國集團最初由美、日、英等七個工業化國家組成，俄羅斯加入后形成八國集團，目的是讓有關國家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舉行非正式對話，以利于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穩定，屬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下的非正式對話機制。八國集團由發達國家掌控，完全從發達國家的利益出發，討論制定對其有利的世界經濟活動規則。1999年底，隨著中、印、巴等新興工業國家和歐盟的加入，八國集團演變為20國集團（G20）。同時，隨著發展中國家力量的加強，在集團中的話語權不斷壯大，G20于2003年被確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集體性稱呼。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八國集團的國際影響力急劇下降，G20成為危機之后全球經濟政策協調的主要平臺。

金磚國家的崛起

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磚四國”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個新興市場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2010年，南非作為正式成員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金磚四國”變成“金磚五國”，并更名為“金磚國家”。自2006年四國外長首次會晤開始，經過五年的發展“,金磚國家”初步形成以領導人會晤為主渠道，以安全事務高級代表、外長、常駐多邊組織使節會議為輔助，以智庫、工商、銀行等各領域合作為支撐的多層次合作架構。目前，“金磚國家”國土面積占世界領土總面積的27%，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43%。統計顯示，2009年五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16%，貿易額占全球貿易額的13%。根據2010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方案，“金磚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將大幅增加至13.1%，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將達到14.81%。金磚國家的興起將導致世界經濟增長多元化，成為國際經濟關系民主化的自然推動力，使國際經濟政治關系呈現新特點，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隨著G20和“金磚國家”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不斷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漸得到肯定。人們在對G20和“金磚國家”的關注中，發現了一個共同的亮點——中國。

負責任的大國

從冷戰時的美國、俄羅斯，到后起直上的日本和聲勢浩大的歐盟，世界從來不缺少超級大國。遺憾的是，神話相繼破滅。危難之時，竟沒有一個國家勇挑重擔，拯救世界于水火。1991年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濟一蹶不振；日本經濟在經歷二戰后的迅速增長不久，即于上世紀90年代開始陷入低迷；最大經濟體美國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后，不僅沒有擔負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反而惡意籌劃危機轉嫁；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在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下舉步維艱曾經的超級大國形象正在一個個崩潰。與此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在國際性組織中的聲音越來越多，從G20峰會到“金磚四國”峰會，從博鰲論壇到達沃斯論壇，中國的國際形象正在逐漸清晰。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不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旁觀者，而是更多地參與進了全球經濟格局變革當中，成為可以盤活全局的棋子。當世界主要經濟體深陷危機無法自拔時，手握3萬億外匯儲備的中國成了希望和信心的源頭。國際多家機構預測，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在2020年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大國。可以說，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作用已經得到認可。雖然這些言論居心未必正當，但從自身來講，中國絕不會推卸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和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責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已樹立起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在搞好中國經濟的同時，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交往。但中國的發展絕不會走資本主義國家恃強凌弱的老路，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我們一貫的主張。我們的目標是，通過不懈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致力于維護世界的和平發展。

中國復興之路

21世紀初，我們的口號是“和平崛起”，但是對一些國家來說，似乎“崛起”這個詞很具有挑釁的意味。于是，“中國威脅論”鋪天蓋地般襲來，中國在國際交往中頻受打壓。其實仔細想來，1840年以前，中國穩坐世界第一大國的交椅已將近2000年。我們現在努力發展，只是想恢復一個大國應有的實力。智慧的中國領導人用“偉大復興”取代了“和平崛起”，既顯示了中國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決心，也使“中國威脅論”的制造者們無的放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近代中國人民持之以恒的奮斗目標。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0年間，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今時不同往日，隨著經濟全球化、世界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日益復雜多變；同時，在國內，隨著改革走進深水區；各種矛盾凸顯，想繼續摸著石頭過河變得越來越難。如何使改革順利推進，實現科學的、可持續的發展，一系列難題等待著中國政府去尋找答案。內憂與外患并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數據令世界其他國家羨慕不已，30年年均增長率達到9.8%，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仍然保持著8%以上的增長速度。但在高增長的華麗外衣下，不和諧的隱患也在悄然增長。一些領域顯示出經濟過熱的信號，CPI居高不下，流動性過剩得不到有效控制、房地產市場高燒不退，這些因素使得泡沫破裂的風險在不斷積聚。除了經濟過熱隱藏的風險外，一些社會矛盾也不斷涌現，如收入差距過大、社會保障不健全、環境污染嚴重等，這些不穩定因素的存在，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增添了很多不確定性，如何克服困難，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決策者們凝聚智慧不斷探索。

宏觀調控既要正確做事又要做正確的事

資本主義世界的多次危機證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代價過于沉重，政府的合理干預是經濟平穩發展的保證。雖然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方面，中國只能算是個“小學生”，但是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無疑是有力并且有效的。從危機后的4萬億刺激計劃，到目前的控制經濟增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宏觀調控的手段既順時應勢，又機動靈活。中國的宏觀調控要想始終保持這種成功的狀態，就要遵循一個理念：既要正確做事又要做正確的事。正確做事是指宏觀調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是宏觀調控的工具要使用得當。宏觀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特點是相機抉擇，即視經濟運行情況而采取相應措施，間接地調整經濟至平衡狀態。其好處是漸進、平穩、靈活。相比而言，貨幣政策更為直接和猛烈。理論上講，貨幣政策工具能夠憑借自動的傳導機制實現經濟平衡增長。但在中國，由于市場經濟機制不健全、金融市場運行不規范，貨幣政策在傳導過程中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往往達不到預期效果，反而會引發新的問題。因此，在這樣的非常時期，貨幣政策也應該包含一些相機抉擇的成分。比如，針對當前的經濟狀況，應該采取有松有緊的貨幣政策，對于某些過熱行業限制信貸額度，而對廣大小企業適度寬松。宏觀政策要做正確的事是指政府干預的領域要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有利于經濟健康發展。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政府的微觀經濟行為主要是針對市場失靈的領域，而對市場能夠自發運行和實現有效自我調節的領域，政府應盡量退出。

以改革促發展

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而言，宏觀調控不是萬能遙控器，一些尖銳的社會矛盾光靠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遠遠不夠，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繼續深化改革。部分學者提出，中國改革需要頂層設計，需要將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結合起來，整體推進。的確，改革開放30年來，依靠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和積極性，我們積累了大量財富，但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矛盾。改革的成果沒有惠及全體國民，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其根源在于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不健全。因此，只有繼續深化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掃清中國未來發展道路上的諸多障礙。從目前的情況來講，中國改革的重點在于三個方面：

第一，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包括資源稅改革、財產稅改革和個人所得稅改革等，目的是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眾，實現從“藏富于國”到“藏富于民”的轉變，同時盡可能地縮小收入差距；資源稅改革的目的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解資源環境壓力，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第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主要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要與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相適應，逐步消除區域、城鄉差距，使全體國民平等享有經濟發展的成果。

第三，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主要是建設服務型政府，即通過優化政府結構、創新政府機制、規范政府行為、提高政府效能來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政府從某些不需要干預的經濟領域退出，而將資源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務，不僅能夠滿足社會發展需要，也能夠增強政府信用，提高人民信心，實現政治安定和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