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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堅定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與自信、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深刻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立場態度，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豐富發展，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關鍵詞:十八大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理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很長一段時期，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價值定位，以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如何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關鍵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難點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新高度，將傳承弘揚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緊密結合，特別是習通過主動闡釋、積極運用、率先垂范等方式，就其歷史定位、主要內容、根本價值、傳承途徑等作出深刻論斷，推動了學術界對相關問題的深入挖掘與探討，促進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理論的新發展。

一、批駁各種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錯誤論斷

清末以降，國人在堅船利炮的威逼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了救亡圖存，其先后向西方學習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的文化。西方文明的傳播、推廣，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懷疑否定的情緒逐漸上升。直至五四新文化時期，提出“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適語）。這種“百事不如人”的價值判斷決定了“全盤西化論”者要全面否定傳統文化的基本立場。被稱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舉起文化保守主義的旗幟，提出東西方文化不存在先進與落后的問題，而是不同文化類型的區別。他認為世界的未來要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由此確立了現代新儒家捍衛傳統文化價值的思維定勢。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則認為，中國未來的新文化應該是超越東西方文化的“第三種文明”，既堅持唯物史觀所揭示的文化具有的時代性、普遍性，又堅持文化具有的民族性、特殊性，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之先河。近現代以來，自由主義文化派、保守主義文化派、馬克思主義文化派在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立場上，相互沖突與融合，共同形成了獨特的中國文化發展景觀。改革開放近40年，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革與社會轉型，中華傳統文化的生存發展環境經歷了嚴峻的考驗。海外新儒家及大陸新儒家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堅持保守主義文化派立場，鼓吹文化復古主義，主張恢復儒教功能，回歸儒家道統等。同時，伴隨著中西文化日益廣泛的交流、交融、交鋒，出現了與之針鋒相對的，它們是自由主義文化派在新歷史時期的反映。面對文化領域如此紛繁復雜的局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何去何從？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及理論界堅持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批駁了各種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錯誤論斷，重新定位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坐標，為其傳承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一）懷疑否定論干春松教授的著作《制度儒學》，直觀地向人們展示了儒學、儒家對古代社會的深刻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學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彼時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可謂無處不在，泱泱大國，巍巍華夏，文運昌隆，雖歷經朝代更迭但文脈延續不絕。所謂“國可亡，中華文脈不能斷!”這樣的民族心理衍生出文化上的盲目自信與夜郎自大。直至西方列強叩關索地，清政府割地賠款，一些士大夫開始“睜眼看世界”，一改對傳統文化的迷信，開始懷疑和反省。懷疑中國之器物可否堪用，懷疑制度和文化是否足恃？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向西方學習從器物層面走向制度層面；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向西方學習從制度層面走向精神文化層面。這一路向西的學習經歷了從“西學之用”深入到“西學之體”的過程，這一過程同時也是中華傳統文化被懷疑否定的過程。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在鞭撻封建專制的同時矛頭對準了作為封建意識形態的儒學，在激進批判的過程中難免將孩子與臟水一起潑掉，未能做到辯證地“揚棄”，一時間否定和破壞中華傳統文化幾乎成為潮流。新中國成立后，在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中，雖然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文化建設方針，實際落實中重批判輕繼承，強調傳統文化屬于封建文化的時代性，忽視傳統文化超越時代具有永恒價值的繼承性，中破四舊也存在將工商老字號、古籍、字畫、瓷器、古建筑等文化遺產混同四舊一起破壞，更加強了對傳統文化的否定。今天，我們在對文化發展的曲折歷程進行反思的同時，必須正視懷疑否定論對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帶來的影響。當前，西方在經濟科技信息上仍占優勢，在國際體系中仍處于主導地位，而且這一格局短期內還難以根本改變。

在此歷史和現實條件下，百事不如人的崇洋媚外心理、懷疑否定中華傳統文化的思維慣性，依然頑固地存在著。他們習慣將中華傳統文化視為糟粕、封建殘余和落后過時的象征。在其看來，中國在經濟崛起后所面臨的諸如官本位、貪污腐敗、奢靡浪費、法制缺失等諸多社會問題，根源即在于受腐朽落后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消極影響。特別是近年來受新自由主義、西方憲政民主主義等思潮的影響，部分社會精英與所謂公知激烈地抨擊中國的傳統與過去。他們將民主不健全、貪腐屢禁不止及社會不公正、不平等，完全歸咎于中國的文化傳統，并將其視作歷史包袱。他們片面地將中華傳統文化與親親、尊尊、三綱五常劃等號，認為傳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負面的，甚至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優秀傳統文化。部分人即使承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存在，也對兩千多年前的歷史和文化能否在當今社會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意義心存疑問。這種反傳統的傳統，使國人淪為精神浪子，喪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治國理政的各個方面都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作立根鑄魂的戰略資源。特別是習高度重視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明確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源泉，是當代中國發展的突出優勢。此外，學術界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態文明、內政外交等命題展開了一系列有意義的探討，明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一種真實的社會存在，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意義。這些論斷和成果，有力地駁斥了懷疑否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將其視為沉重負擔的錯誤思想，駁斥了認為只有將其徹底廢棄，中國才能最終實現現代化的全盤西化論，為在21世紀中華文化的復興掃清了障礙。

（二）文化復古論20世紀中期，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等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昭告中國歷史文化所以長久之理由，肯定歷史文化之精神生命，強調與西方文化不同之東方智慧及其世界意義，并號召人們研究中華文化，現代新儒家的發展進入鼎盛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文化圈的經濟崛起及諸如生態破壞、功利主義盛行等世界問題的產生，各國學者開始強調對中華傳統哲學智慧的汲取。中國學界在反思重建價值秩序的過程中，也日益重視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研究。但一些學者在經歷的激烈動蕩后，激進地走向懷疑否定傳統文化的反面，積極鼓吹文化復古論。他們堅持夷夏之辨的陳腐偏見，認為馬克思非我族類，馬克思主義并不適合中國國情，主張復古更化，恢復中華道統。一部分人還在海外新儒家已產生較大影響的情況下，主動借用該旗幟，自封為大陸新儒家，并利用這一極富使命感的身份，刻意制造非馬即儒的緊張對立，意在通過崇儒反馬的宣傳鼓動，攻陷馬克思主義作為主導意識形態的陣地。譬如蔣慶指出，應將孔孟之道作為根本統治思想寫進憲法，替代馬列主義作為主導意識形態，依靠儒家義理實行王道政治[1]。實際上，其早在21世紀初就在貴陽修筑陽明精舍宣傳其所謂政治儒學、儒家憲政等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政治主張。陳明則高調宣揚文化民族主義，在其看來，作為主導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是鳩占雀巢。因此，應去馬歸儒、改旗易幟。他創辦《原道》等刊物，并通過微信公眾號等網絡平臺，積極推廣文化民族主義，抵制和抨擊一切外來思想、文化與宗教。

康曉光明確提出，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儒化共產黨，儒化社會，儒化中國[1]。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黨中央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陸新儒家錯誤地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棄馬克思主義，重回中華正統的開始。這種錯誤認知明顯是對國家提升文化軟實力的誤讀。強調：“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一定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2]即是明證。這種刻意誤讀，勢所必然地遭到學界同仁的廣泛批評。譬如方克立先生指出：“他們（大陸新儒家）寫了不少有意曲解思想的文章，主要是一廂情愿地表揚他‘去馬歸儒’，復歸中華道統，讓他們看到了‘儒化共產黨’‘儒化中國’，將中國和平演變為一個‘儒士共同體專政’國家的希望。我認為要澄清上述誤解、誤讀和有意歪曲……”[3]黃明哲講：“一些‘儒學’學者認為，儒家文化重新成為正統的日子正在到來……這類觀點對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傳統文化觀顯然存有誤解。”[4]還有部分大陸新儒家刻意混淆優秀傳統與傳統的內涵，片面地擴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范圍，將傳統政治思想、宗教意識、家庭倫理等，統統不加揚棄地視為優秀傳統文化。但無數實踐證明，這種全盤復古思想，忽視中國社會形態發生根本變革的事實，實際上只是一廂情愿毫無結果的鬧劇。總之，文化復古論與懷疑否定論異曲同工，前者是全面肯定，后者是懷疑否定，二者都不利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究其原因，一是復古論者沒有看到孕育傳統文化的社會政治、經濟基礎已不復存在。這種對待傳統文化只強調繼承性無視時代性的態度，絕無成功的可能。二是復古論者尚未認識到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非棄馬歸儒、改旗易幟，而是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此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精神文化支撐。

（三）文化虛無論文化虛無論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層面的主要表現是抹黑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或為反面人物正名，歪曲與傳統器物、節日、技藝、醫藥、習俗等相關的歷史事實。譬如蔑視傳統道德觀念，抹黑孔子、魏征、關羽等正面歷史人物，為秦檜等負面人物申冤叫屈，無視中醫的重要作用等。較之懷疑否定論不信任傳統，文化虛無論直接無視其存在或否認其價值意義，對中華文化傳承與保護的負面影響更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是我國最豐富、最全面、最真實的歷史。幾千年以來，其逐漸成為風俗、倫理、制度、器物、藝術等內涵深刻、形式多樣的存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凝聚著幾千年生活方式的價值觀基礎和實踐基礎，還維系著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中華文化連續性，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更是大國崛起的優勢資源。所謂“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龔自珍《古史鉤沉論二》）。歷史文化體現的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是非觀和價值觀，不僅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共同文化、共同社會心理的載體。文化虛無論者通過歪曲或篡改整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旨在破壞我們對民族國家的基本認知、基本信仰。實踐證明，文化碎片化、歷史觀模糊化，勢必造成價值觀體系混亂，繼而導致思想教育荒廢、政治紀律松懈、社會風氣敗壞和民族認同式微，并最終動搖民族國家生存、發展的基礎。綜上所述，較之懷疑否定論、全盤西化論或文化復古論，文化虛無論更是釜底抽薪、自掘墳墓的邪路。黨的十八大以來，多次強調：“如果我們的人民不能堅持在我國大地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道德價值，而不加區分、盲目地成為西方道德價值的應聲蟲，那就真正要提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不會失去精神獨立性的問題了。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5]“中國共產黨人不是者，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①學術界也對文化虛無論展開了批評，并肯定了傳承中華文化特別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大意義。譬如左鵬明確指出其錯誤：“文化虛無主義者認為，中華傳統文化已經過時，對中國的現代化只起負面的阻礙作用，是‘沉重的包袱’‘歷史的惰力’，主張把西方的理論、觀點生搬硬套地挪到中國。”[6]王偉光則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發展進步的精神力量，治國理政、安邦濟世的思想資源，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道德源泉，發展和平外交戰略的文化基石等[7]。這些論斷，有力地駁斥了無視中國長久以來形成的道德標準、技藝傳承及風俗習慣，將中華文化虛無化、空心化的錯誤觀點，為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

二、揭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治國理政的思想和實踐中，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來破解當今我國面臨的難題，通過自覺地傳承、弘揚和升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其賦予時代特色的同時也賦予了民族特色。從堅定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與自信、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深刻闡明了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立場態度，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豐富發展，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沃土馬克思主義是我國的主導意識形態，而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作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是中華民族的固有根本。如何正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是當前必須認真面對的重大理論與實踐課題。如前所述，懷疑否定論者不信任傳統，主張摒棄傳統或全盤西化；文化復古論者全面肯定傳統，要求回向儒學、回歸中華道統；文化虛無論者曲解、虛無中華文化，企圖瓦解國人的價值信仰。由此可知，這些論調雖各有側重，卻都涉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前途命運與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此類問題雖錯綜復雜，但其癥結在于如何解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進一步明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定位。相關文件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豐厚滋養，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之需。我們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結合時代實踐特點，科學地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抵制歷史文化虛無主義，抵制復古主義[8]。這既是對復古主義、文化虛無主義的直接回應，也反映了大部分學界同仁的心聲。如方克立先生指出的：“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是主導意識與支援意識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的一元主導地位越明確、越鞏固，就越能以開放的胸襟吸收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精華為我所用。”[9]“文化思想的宗綱是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3]高長武認為，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說，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維度，是我們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思想基礎和根本前提[10]。作為科學真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發展與實踐，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無數歷史和實踐證明：其必須與相關國家的歷史和文化相結合，才能引導人們走上正確的、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中國共產黨在一脈相承的實踐探索中，自覺地傳承、發展和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吸收借鑒、批判繼承、創新轉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指導方針。因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的過程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生了密切關系，即“馬克思主義要在思想和情感上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以農民為主的中國人民所接受，就必須植根于中國的歷史和文化”[11]。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在21世紀煥發新活力，就必須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主導意識形態的揚棄和改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發揮其作用。概而言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絕非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的關系，而是借鑒、繼承和創新的關系，是指導思想與血脈根基的關系。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任何民族或國家的文化都有器物、制度與價值層面的分別。價值層面的內容較之器物或制度層面更深刻也更具本質意義。指出：“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12]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涵著永恒的東方智慧和人文精神。譬如：“天人合一”的世界觀，“修齊治平”的人生觀，中庸、“忠恕”的處世觀等。這些人文理念，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選擇。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13]所謂“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各民族文化的發生、發展都有其固有泉源、固有根本。就我國而言，民族之根本在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國家之根本在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優秀傳統文化為淵源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一項培根固本的工程。從辯證唯物主義出發，過去、現在和將來是線性發展的過程，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傳統和現代緊密相連，我們要更好地解決現代化難題，必須回首過去，從傳統中汲取經驗和智慧[14]。2017年1月頒布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是當代中國發展的突出優勢。”[15]其充分肯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延續中華血脈、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集中表達了黨中央及社會各界對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自覺認同和堅定自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我國最古老的傳統，是民族認同的文化基因，蘊涵國家復興的基本價值。這些文化和價值，是中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的根本依據，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們走向未來的基本出發點。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出現了誠信缺失、貪污腐敗、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盛行、生態環境破壞及國家文化軟實力不足等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使這些問題越發成為中國崛起的瓶頸，越發引起人們的關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從傳統的思想、文化、觀念中尋找現代化困境的解決途徑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源泉。譬如歐洲國家從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精神中找到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資源；現代化進程完成后，又在啟蒙思想的基礎上，發現后現代社會的生存智慧。雅斯貝爾斯這樣描述傳統的重要性：“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臘、以色列、印度、中國及古波斯等都出現了偉大思想家，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從那以后，人類社會的發展就一直依賴‘軸心時代’文化復興所提供的精神力量。”[16]作為軸心時代的核心構成部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孕育著人類社會發展的無限希望[17]。對于新時期的執政者自身建設、治國理政、經濟社會發展、生態建設、對外交往等方面均具有啟示意義，對于我們在新形勢下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改革開放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等，具有廣泛的借鑒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運用于治國理政的實踐，使其以社會主義政治倫理、話語體系、價值觀、經濟思想、生態理念等嶄新面貌呈現在人們面前。具體表現在：一是借鑒傳統政治倫理加強黨的建設；二是傳承傳統富民思想促進經濟發展；三是以傳統文化為淵源培育核心價值觀；四是借鑒傳統天人合一思想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五是弘揚傳統“和”文化助力對外交往等。這些理論與實踐，見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概而言之，十八大以來，從共同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共同價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到共同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都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底蘊和精神融入其中，給國人以稟賦、依歸、自信與勇氣。就像習所說的：“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2]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21世紀走向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

三、厘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

文化概念內涵豐富，外延寬泛，多年來人們一直努力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作出理論概括。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如張岱年先生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和為貴等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但其核心應是關于人的自覺的思想[18]。李宗桂先生認為：“所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中華民族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有著積極的歷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價值的思想文化。”[19]綜觀學術界相關研究，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界定可大致分為列舉式、內涵概括式，或二者兼而有之。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界定同樣采用了列舉與內涵概括式相結合的方法。運用這種方法，進一步明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并首次明確提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即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跨越時空、超越國度、擁有永恒魅力的中華文化成果，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華傳統美德、中華人文精神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15]。除此之外，是否仍有其他內容呢？我們可以看到，在《意見》中，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重點任務的論述覆蓋了更多的傳承項目，事實上已為我們勾勒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輪廓，即中華傳統古籍、戲曲、書法、語言、文字、醫藥、烹飪、武術、園林、節日、文物、制度甚至包括歷史文化街區與名人故居等都是其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列舉式與內涵概括式相結合的方法，能夠具體地表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何物，但也存在界定相對模糊、概括不夠簡潔的弊端，需要我們對其進行進一步挖掘、劃分、總結和概括。學術界習慣上是將中華傳統文化分為體、用兩個層面加以概括，這主要源于理學家對體用關系的探討。譬如程頤就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說法。這種劃分方法，由學術變為常識，獲得較大影響，始于近代以來國人對西方器物、制度、風俗習慣、價值觀等逐步深入地學習和借鑒。學界往往以此為依據，由淺入深地對文化實體展開層次劃分。這種劃分，反映了文化傳播的難易、快慢，且能直觀體現文化的作用及影響，具有良好的表達效果和一定的科學性，因而被大多數學者所認可和接受。以此劃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確可大致分為體、用兩個層次。但眾所周知，近代以來，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儒家從封建正統到地位一落千丈，之所以沒有斷絕，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文字與典籍的完整留存，使我們有機會重新學習古人的思想、失落的國粹。所謂文以載道，語言文字和經典都是工具，是確保文化傳播及文化傳承賡續不斷的載體。倘若其缺失，恐怕我們便只能在日用不知的夢魘中保留對中華文化的最后眷戀了。因此，中華文化之文同樣不容忽視，亦不宜與其體用混為一談。因為無論體用，其作用或影響的發揮，其延續與傳承，都離不開語言文字、典籍等基本傳播載體的運用和發展。概而言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有體、用、文三個層面。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體，主要涉及精神、價值觀層面，如中華民族核心思想理念、中華傳統美德、中華人文精神等；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用，關乎器物、制度層面，如園林、文物、歷史文化街區與名人故居等；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文，主要是傳播載體，如語言文字及經史子籍。

四、開創體系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新路徑

近代以來，不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主體，還是傳承項目、傳承平臺、傳承組織及傳承環境等，都隨著時代變遷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如何有效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日益成為當今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難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甚至通過實施傳承發展工程統一部署、協調各方、保障落實，開創了體系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新路徑。具體表現在，傳承主體向立體化發展，傳承項目、平臺、組織向生活化延伸，傳承環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等方面。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主體向立體化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蘊含其中的儒學，在古代社會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其傳承發展是有保障的。古代中國，形成了包括官府、官學及家庭、家族、私塾、同鄉會、行業協會等民間組織在內的多主體、多層次、寬領域的傳統文化傳承機構。但伴隨封建統治的終結，這些機構或解體或被取締，傳統文化的生存發展失去了原來的土壤。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相關政策的改變，人們越發重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保護和發展。由此，涌現出一大批國學、中國哲學、漢語言文學及考古學的研究者。他們不斷挖掘中華文化的價值意義，倡導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當時和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主體。在其影響和帶動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解決自身及社會面臨的問題，引發了強大的國學熱、傳統文化熱。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之回應時代問題，并通過治國理政的實踐發揮其價值效用，推動形成了傳承主體由單一向立體化發展的新格局。具體而言，一是黨是領導責任主體。《意見》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實踐中，自覺肩負起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弘揚者和建設者。”[15]二是各級政府是主導責任主體。各級政府要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各項任務落實到農村、企業、社區、機關、學校等城鄉基層。各類文化單位、各級文化陣地，都要擔負起守護、傳播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職責。三是全體教育科研工作者是教育責任主體。廣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深入闡發傳統文化精髓，積極推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使其貫穿國民教育始終。四是所有家長都是家庭教育責任主體。廣大家長要恢復和確保良好的家風家教，把所有的家庭打造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傳播陣地。五是人民是實踐創造主體。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責任。要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實踐創造主體地位，“發揮公眾人物的示范作用，發揮青少年的生力軍作用，發揮先進模范的表率作用，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的積極作用，發揮文化志愿者、文化輔導員、文藝骨干、文化經營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人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動局面”[15]。六是各類經濟組織、從業人員是經濟引導責任主體。必須充分發揮各行各業經濟體及其從業人員的積極作用，引導人們發展傳統文化產業，將相關產業做大做強，充分挖掘和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經濟價值。概而言之，就是要堅持實行黨委統一領導，黨政群協同推進，有關部門各負其責，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和市場積極作用，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主體向立體化方向發展，形成政府推廣、大眾推廣、群體推廣、人際推廣、國際推廣相結合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新格局。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項目、平臺、組織向生活化延伸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國學熱”“傳統文化熱”持續升溫，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仍面臨諸多問題，特別是傳承項目、平臺、組織單一，傳承方式僵化，缺少與人民群眾的良性互動，因而社會效益難以顯現。《意見》指出：“注重實踐與養成、需求與供給、形式與內容相結合，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產生活各方面。”[15]因此，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須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堅持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實踐養成；必須充分利用傳統語言、文字、經典、習俗、節慶、教育、節目、娛樂、美食、工藝等文化元素及現代教育傳播技術，打造更具生活化的傳承項目、平臺和組織；必須通過生活化的傳承項目、平臺和組織，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為人們的日常用度、精神追求和行為習慣，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文化參與感、獲得感和認同感。黨的十八大以來，學界自覺加強了這方面的研究，特別是《意見》以來，相關研究獲得了更大進展。譬如李明泉指出：《意見》表明，以語言文字為中心、以文化經典為依托、以習俗節慶為紐帶、以化育知行為關鍵、以文化傳播為平臺、以生活方式為目的、以文化活動為載體、以對外宣傳為渠道，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主要路徑[20]。通過研究系列重要講話、相關文件及廣大學者的相關論述，我們可以看到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傳承項目、平臺、組織向生活化延伸是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路徑創新。具體而言，一是項目生活化，如中華老字號保護、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融入城鎮化建設、振興中華傳統節日、積極推廣中醫藥、民族服飾及中華武術、發展民族體育項目等。二是平臺生活化，除了研究院、實驗基地、設計院外，還應充分發揮諸如微信、微博、主題網站等互聯網、新媒體及報紙、書刊、電臺、電視臺、影院等傳播平臺及寺廟、道觀、園林及各類文化旅游區，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群藝館、美術館等公共文化機構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作用。三是組織生活化，如發揮中醫藥協會、中華武術協會、紅學會、商會、收藏協會等民間組織的積極作用，宣傳和推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環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不僅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的揚棄觀，而且從戰略高度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密聯系起來，視其為突出優勢，并實施傳承發展工程，積極繼承、弘揚和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此過程中，通過制定相關扶持政策、完善各項保護制度、加強法制建設等，打造有利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體制機制和社會環境，使其傳承發展環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具體表現在，其一，各級黨委和政府將傳承發展工作擺上重要日程，對有關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如加強宏觀指導，將其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考核評價體系及各級黨校、行政學院教學內容等。其二，加強傳承發展相關扶持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如制定和完善惠及相關工程項目的金融支持政策，建立合作共建機制，制定文物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規劃，完善相關獎勵、補貼政策，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引導和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及個人捐贈或共建相關文化項目，建立健全傳承發展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制度等。其三，制定或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加強法治宣傳教育。如完善文物保護法、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等相關法律，通過法制化建設增強全社會依法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覺意識，形成禮敬守護和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良好法治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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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