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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實現工業化需以農業現代化為基礎

中國的“三農”問題,并不僅僅是農業經濟學研究的問題,而是整個國民經濟研究的問題。國家“九五”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扶持與保護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成果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自立的基礎;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沒有農村的穩定和農村經濟的全面振興,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沒有農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這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實踐、不斷探索得出的科學結論,也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4](P1)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新型工業化是主導,農業現代化是基礎,而且,更準確地說,農業現代化也是新型工業化的基礎。如果僅僅是從解決“三農”問題出發,那么,是否需要實現農業現代化,不過是或然的,并非確定的。在尚未改變小農生產結構的現實中,中國已經有不少的農民富了起來,已經有不少的村莊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已經實現了18億畝耕地的有效利用,基本上可以保證年產糧食在1萬億斤之上。

依此基礎,繼續努力,中國的農民可以走向更加富裕,中國的農村會有更新的獲得更多的來自政府和社會各界民生關懷的希望和形象,中國的農業也會更上一層樓,將小農生產結構的潛能發掘到極致。因而,就現實的惰性講,目前中國經濟學界討論的解決“三農”問題,其實在具體的內容上并沒有與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積極地聯系起來,甚至,種種跡象表明,實施農村民生改善工程、加強農村小額信貸投放和組建農村小小銀行、扶持農村專業戶等等措施,無不是在進一步地強化和穩定中國的小農生產結構,事實上并沒有直接地走上農業現代化之路。中國最早研究農業與工業化之間關系的張培剛教授曾經指出:“在任何經濟社會中,農業和工業之間總保持一種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雖然在經濟演進的過程中,其方式屢經變易。”[5](P24)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近代歷史看,可以說沒有一個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是建立在小農生產結構基礎上的。保持小農生產結構與實現工業化尤其是實現新型工業化是相互對立的,不是走在一條路上的。從國民經濟整體的角度講,如果哪一個國家的農業基礎還是停留在小農生產結構狀態,其國家工業化的實現就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為,小農生產結構必然需要大量農業人口,相應并不需要特別多的工業產品,農業和農村市場狹窄且軟弱,這就從根本上限制了工業就業人口的增加和工業產品市場的發展,所以,小農生產結構的存在無疑是工業化或新型工業化實現的實際阻力。多年來,在中國,似乎許多人已經習慣了小農生產結構,好像對改變小農生產結構很有一些依依不舍,況且,再一想到改變小農生產結構還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轉型成本,就更會有充足的理由知難而退了。因而,中國改革至今,遲遲未能大步邁開農業現代化的步伐,從根本上說,是一個觀念嚴重落后的問題,是在思想上始終尚未明確認識到小農生產結構的延續必然要拖延新型工業化實現的問題。在客觀上,中國的小農生產結構的長期存在是與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緩慢相關聯的。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實現工業化并進入世界最發達國家行列,韓國在日本之后也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并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總量排名第12位的國家。

而中國直至20世紀末,實現工業化還仍是口號,還在繼續的努力之中。在這種狀態下,小農生產結構的存在也是一種只能默默接受的無奈。然則,為了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進入21世紀后,中國已加快了工業化步伐。現在的形勢是,中國只有抓緊實現工業化,實現新型工業化,才能真實地支撐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因此,今非昔比了,長期存在的小農生產結構必然要成為歷史了,中國農業必須走上現代化之路,必須以農業現代化的實現確保新型工業化的實現。同時,也與以往截然不同,中國的工業化在21世紀進入騰飛階段之后,已經具備了帶動中國農業迅速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強大實力和基本條件。

二、中國工業化的騰飛將帶動農業迅速現代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課題組的研究表明:“從全國看,到2005年,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達到50,這表明中國剛剛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如果將整個工業化進程按照工業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個階段劃分,并將每個時期劃分為前半階段和后半階段,那么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已經過半。1995年,中國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為18,表明中國還處于工業化初期,但已經進入初期的后半階段。到2000年,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達到了26,這表明1995到2000年的整個‘九五’期間,中國處于工業化初期的后半階段。到2005年,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是50,這意味工業化進程進入中期階段。也就是說,‘十五’期間,中國工業化進入了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年平均增長接近5。

單獨的計算表明,在2002年,中國的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工業化綜合指數達到了33分,如果認為從工業化初期到工業化中期,具有一定轉折意義的話,那么,‘十五’期間的2002年是我國工業化進程的轉折之年。從靜態計算,如果在未來中國能夠保持‘十五’期間我國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的年均增長速度4-5,到2015~2018年,再經過10~13年的加速工業化進程,我國工業化水平的綜合指數將達到100,中國工業化將基本實現,這與我們到2020年長期的現代化戰略目標要求是相符合的。即使按照‘九五’和‘十五’整個10年間我國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的年均增長速度3.2推算,到2021年,我國的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也將達到100,中國將實現工業化。”[6]依據上述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數據,中國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階段即騰飛階段是在2002年至2005年,也就是說,這一重大的轉折是在“十五”計劃期間實現的。關于這一時段的認定,以及關于騰飛之后中國工業化基本完成時間的推定,不論是從數據出發,還是從事實出發,都是沒有爭議的。只是,認定這一時段之后,更準確地講,中國工業化騰飛的起點是在2004年。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權威數據表明:在2004年,中國許多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是2003年的接近一倍或數倍以上,帶動SARS病毒橫掃過后的全國市場呈現空前活躍的景象。所以,很自然,在神州大地,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人們的普遍直觀印象是2003年有SARS猖獗,在2004年出現了從來未有過的經濟騰飛。

這種騰飛就是工業化的騰飛,即工業化的進程進入了高增長的騰飛階段。2008年,全世界遭遇到海嘯般的金融危機;2009年,眾多的國家還在經濟大蕭條的漩渦中苦苦掙扎。在這期間,中國經濟似乎是一枝獨秀傲立于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的騰飛階段,具有其他各國不具有的較高的市場承受力,經濟快速增長的勢頭只是有所減緩,而沒有發生逆轉,仍是走在向上奮進的路上。只是,由于思想的守舊和理論的落后,或是感覺上的麻木,在中國經濟學界,至今還沒有更多的人認識到這一點,沒有認識到中國自2004年就已經進入到工業化的騰飛階段,更沒有認識到中國的工業化騰飛對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影響和要求。支持中國工業化騰飛的力量,一方面來自國際先進技術,沒有改革開放以來對工業各行業先進技術的引進,就不會搭建起21世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平臺;再一方面來自中國小農生產結構的繁榮和發展,沒有改革開放以來農村聯產承包制的實行和農業生產歷年來的進步,同樣也不會出現21世紀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的加速。

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講,正是小農生產結構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取得的歷史成就奠定了中國工業化騰飛的基礎,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也造就了終于能夠改變中國歷史悠久的小農生產結構的可能性和現實性。這也就是說,在工業化騰飛之前,中國還只能是依賴和利用小農生產結構;而在工業化騰飛之后,中國就有條件改變小農生產結構和走上農業現代化之路了。很明顯,在經濟學的研究中,需要區分工業化騰飛之前與工業化騰飛之后的不同,不能再用工業化騰飛之前的眼光認識工業化騰飛之后的事實。中國的工業化騰飛將帶來農業迅速現代化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具體主要表現在國家財政大幅度增收可以為農業轉型提供必要的財力支持,新型工業的崛起將為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就業包括第三產業就業創造基本條件,市場的擴大和規范將為農業的現代化做出廣泛而積極的客觀導引,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一步普及將為農業勞動的主體結構轉換打下堅實的基礎,等等。總之,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已經由過去的遙不可及變得真實可見。

三、農業的規模經營與農產品的市場化經營

中國農業走現代化之路,就不能再延續傳統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在中國工業化騰飛階段,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傳統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的局限性。在日新月異的21世紀,與其他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相比,中國目前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太落后了,不能適應農業現代化必須的規模經營的要求。一家一戶種地,多說種幾畝,少說種幾分,這是小農生產結構的延續,與現代農業不接邊。在這種生產組織形式下,無法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經營。現在農村一些外出打工人員,看年景好,就收一收莊稼;看年景不好,干脆就不管地里了。這是工業化騰飛之后對中國小農生產結構的最大挑戰。這說明,在現代農業技術的推動下,中國農業不走規模經營的生產道路是不行的,而走現代化之路,傳統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已經不適應了。已經正式實施的《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農民享有土地承包經營的權利,這對于改變中國農業傳統經營方式是必要的法律保障。

在現有的土地制度基礎上,是能夠做到農業的規模生產與集約經營的,但這并不是要走回頭路,重新回到“大鍋飯”時代,而是要在現行政策的允許下實現農業土地的市場化集中經營,要讓享有土地承包權的農民自覺自愿地以有償轉讓的市場化方式將土地集中在農業生產專業組織的手中,進行規模化、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和規模化、市場化的農產品經營。只是,這種土地的有償轉讓不能是三年五年的合同,必須長期化才能保證農業規模經營的穩定和有效。強調中國農業必須改弦更張由小農經濟轉為規模經營,是從實現農業現代化角度認識的。而不是從這一角度認識問題,則會認為:“大規模經營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又侵占了大量農民從事農業從而從農業中獲取收入的機會。我們可以假定農業總收入是固定的(但若如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的生產過多、過剩,糧價下跌,就會出現增產不增收,農業總收入因此反而降低的問題),則因為現代農業的發展、規模經營的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使少數現代農業占有了更多的農業收益,這就使得農業收益在全國九億農民中的分配更加不平等,占中國農民絕大多數的小農家庭可能只能分享很少部分且會是越來越少部分的農業收益,而資本下鄉、規模經營的現代農業,雖然只有很少的人來主持,卻可能分享越來越多農業收益。因為這些現代農業的發展、因為資本下鄉、因為土地規模經營,而使農業整體生產力提高的同時,卻將小農擠壓得沒有出路。

資本下鄉,對中國仍然要依靠農業收入來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九億農民來講,并非一定是好事,甚至可以說一定是壞事。”[3]對此,且不說中國早已不是九億農民,至2007年底中國農村人口為7.275億,約占全國總人口的55.05%[7];只講這種為小農呼吁的態度,就好像不是生活在21世紀。對于規模經營如此怨恨,仿佛工業革命時代仇視機器。馬克思說:“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臺水力剪毛機,但是它被10萬名失業者焚毀了。5萬名一向以梳毛為生的工人向議會請愿,反對阿克萊的梳毛機和梳棉機。十九世紀最初十五年,英國工場手工業區發生的對機器的大規模破壞(特別是由于蒸汽織機的應用),即所謂魯德運動”。[8](P469)后來,機器是越來越先進了,并沒有被那時手工業者的憤怒嚇回去。同工業革命時代一樣,進步的力量是不可阻擋的。中國農業要走向現代化,就必須規模經營,這不是不給農民飯吃,而是說在21世紀中國已經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農民。用維護小農家庭的生活及落后的農業人口簡單再生產的延續,詆毀現代農業的規模經營,忘記了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就是要從根本上取消小農經濟。在現代化的中國農業發展中,還需要實現農產品的市場化經營。這就是說,現代化的農產品經營需要進行公司化地運作,不需要政府的管理作用直接參與其中。

未來,除去完成國家收購任務和農民自留的消費部分,其余的農產品全部要通過市場交易進入國民經濟的滿足社會需求的運行之中。為此,中國各地必須建立農產品經營公司,同其他行業一樣,進行資本運營,對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提供堅強有力的市場保障。這是對于中國農業經營的基本方面的改造,是中國工業化騰飛階段在農業經濟領域中引起重大變化的又一個方面的具體表現。過去,在向市場化邁進的過渡期,許多地方政府對于小農家庭的農產品種植、養殖和銷售有過直接的助力或強力的組織控制,不論其出發點和效果如何,都是反市場化的做法,雖然能夠理解和不得不接受,但是卻不能再延續了。中國農業的發展必須走現代化之路,就是必須走市場化道路,不能成為政府包辦的產業。各地方政府可以搞招商引資,可以搞技術推廣,還可以直接作市場主體,就是不能搞農產品經營的市場中介。將來的農民要自己給自己作主,不用政府做婆婆。政府也不要做出力不討好的事。現在,縣一級和鄉一級政府特別喜歡指揮農民,像軍隊的司令官一樣,讓農民干什么,農民就得干什么,這是很不正常的。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這是怪怪的,是與市場經濟不合拍的。這其實都是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留下的后遺癥,在工業化騰飛階段的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是必須要給予清理干凈的。中國農產品的公司化市場化經營是將中國傳統農業轉化為現代農業的市場保障,是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保障農業生產者穩定收益的基本條件。

經營農產品的公司在農業生產與市場需求之間搭起一座資本運作的橋梁,以現代資本經營的方式為農業經濟服務,可將農業的發展帶到以高科技為主導的現代產業發展的鏈條之中,使之能夠與第二、第三產業協同發展,其意義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未來的中國現代農業也不能仍是在無現代金融體系支撐的狀態下生存。由于長期以來中國農業是處于小農生產結構的發展方式下,現代金融機構難以進入農業領域,原有的農業金融組織的服務功能也在逐漸地消退,甚至將自身的主營業務轉向了城市。顯然,離開了現代金融體系的支撐,僅僅依靠國家政策性銀行和融資能力很小的農村信用社提供的金融服務,中國農業是邁不開現代化發展步伐的。因此,隨著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實現,先進的農業生產組織和農產品經營公司成為產業主體,現代金融機構必須大舉進入中國農業經濟領域,構建相對完整的農業金融體系,提供全方位的現代農業金融服務。在這方面,金融體制的改革是迫在眉睫的,其重要性并不僅僅是要系統地支撐農業經濟的現代化發展,更關系到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需要以此為基礎實現協同發展。

四、農民的減少與農民工的養老保障

在工業化騰飛之前,中國農村人口已經有了大幅度的降低,這種降低從一個側面支撐了工業化的騰飛。在工業化騰飛之后,當中國農業走上現代化之路,農村人口還需要繼續大幅度地下降。如果還是7億多的農村人口,還是3億多農業勞動者,那中國的工業化是實現不了的。相比美國,只有3億人口,其中只有300多萬農業勞動力,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5倍,按同樣比例和同樣的農業發達程度,中國應該只需要1350萬農業勞動力。但這一要求與中國目前的農村現實距離太遠,我們不可能與美國一下子消滅距離。從實際出發,中國實現農業的現代化,恐怕在近期內還不能少于1億農業勞動力,即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時的水平還是相當有限的。達到這個降低農業人口的最低目標,也還是需要我們付出最大的努力。中國農業走上現代化之路,與原先的小農生產結構相比,最大的區別就在于農業人口的大幅度減少。如果中國農業人口的數量降不下來,更準確地說是要顯著地降下來,那不僅實現農業現代化無望,而且實現工業化也是不具備基礎的。

所以,為了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為了保證國民經濟三大產業的協調發展,我們應將降低農業人口的事情作為全社會的硬任務來抓。但這并不是要將農民硬趕出農村,而只是說城市和城鎮需要主動地吸收農村人口,工業和服務業要創造更多的條件積極地吸收和妥善安置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就此而言,降低農業人口比重的責任主要不是在農村,而是在于城市與工業的發展,在于城鎮化的推進和服務業的振興。同樣的道理,這也就是說,建設新農村的動力要來自城市,建設新農村的真正責任是國家承擔的,這并不是農民自己的事情。農村人口的減少,只能是轉移到城市或城鎮去,這分為異地轉移和本地轉移,一般而言,應是異地轉移較少,本地轉移較多;農業勞動力的減少,只能是轉移到工業或服務業再就業,就客觀的情況講,應是在工業再就業的相對少,在服務業再就業的相對多。這種轉移方式,既與工業化騰飛之后的經濟結構變化有關,也與實現工業化的前期和實現工業化之后的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變化趨勢相一致。

問題在于,中國農業走上現代化之路,不再繼續維持小農生產結構,客觀需要不斷轉移到城市或城鎮的農村人口和不斷轉移到工業或服務業的來自農業的勞動力,漸漸地在城市或城鎮穩定下來,漸漸地成為工業或服務業的終身就業者。而做到這一點,相比國家和法律的力量,更需要先進文化和中國人民的思想智慧。現在的實際情況是總體上沒有做到,只是個別的地方做得比較好。從普遍性講,全國各地,不論何處,都將進入城市或城鎮的農業勞動力稱為農民工是無需再解釋的明證。美國前總統布什在家鄉擁有廣闊的大農場,但是沒有一個人稱他為農民總統。而我們這里,在城市已經工作了十幾年的農村人口,還是要被稱為農民工。對于這些人,叫農民工,而不是叫工人,就意味著他們享受不到與城里人同樣的工資水平,享受不到基本醫療服務和退休養老等社會保障。而且,“對于農民工來說,現有的制度設置沒有為其提供組建自我維權組織的空間。”[9]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研究”相關課題經過抽樣調查的結果表明,在現有的政策體制框架下,盡管各地的做法很不一致,但總的講,農民工的養老金替代率不足9%,專為其設置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幾近形同虛設。

因而,現在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應當且必須引起中國經濟學界的高度重視了。因為這說明,在工業化騰飛之后,全社會還不具有明確的實現工業化的清醒意識,還沒有深刻地認識到農業現代化的基本過程、必要條件及其對于工業化實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民的減少和轉移到城市或城鎮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是極端重要的,是需要依靠理論界研究和全社會負責的。特別需要明確的是,這不是農民的問題,不是農村的問題,更不僅僅是農業現代化的問題;這是整個中國社會轉型的問題,是中國必須要實現工業化的問題。現在,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確實是不爭的事實,主要是解決問題的認識深度不夠。今后,全社會必須協調一致,全力以赴地解決好這個問題。只要思想認識達到了應有的深度和統一,在工業化騰飛的條件下,中國農業現代化中的社會保障問題并不是不能解決的。但這需要全社會迎難而上,不是迎難而退,不能退回到小農生產結構去消極地尋求庇護。

五、農業現代化的投入與代價

實現農業現代化,是農村和農業領域的改天換地,這必須由全社會負責投入。這種投入是巨大的、長期的和持續的,其中,最主要的投入是技術進步的投入。但是,長期以來,經濟理論界對于農業現代化的認識在這方面尚未明確。“從我國農業科技創新情況看,盡管在雜交水稻、轉基因抗蟲棉、抗禽流感疫苗等領域已處于國際先進水平,對我國農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從整體來講,我國農業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據農業部科教司提供的數據,2007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已達到48%,比發達國家低20—30個百分點。而農業科研財政投入占農業GDP比重僅為0.49%,低于1%的國際平均水平,不僅導致農業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明顯降低,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薄弱,又產生了原創性科技創新成果少、突破性重大科技成果缺乏以及科技成果儲備的明顯不足等問題。”[10](P59)因此,為了實現農業現代化,筆者認為:“在中國目前的現實條件下,國家應負責農業技術的進步,即負責全國的農林牧副良種培育工作。改革以來,已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年年都在討論農業生產問題,討論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問題。

而這所有問題中的核心關鍵,就是一個農業技術投入的問題。在中國農業走向市場化之中,唯一不需要市場化的就是關于農業技術研發的投入。這不是市場化能解決的問題,在世界各國,對此都一律保留著政府的責任,即都是由政府統一負責農業核心技術的研發和推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極端重要性,由此得到集中的體現。因此,進入市場經濟的中國也不能在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方面搞市場化,中央政府必須調集充足的財力保證全國性的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的投入,中國農業的現代化發展必須依靠國家對農業技術進步的統一負責和財政支持。”[11](P40)國家負責農業現代化中的技術進步投入,也是為了整個社會的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是厚重的,但是,這與7億農民在轉型期付出的代價無法相比。在21世紀的整個社會進步中,中國農民要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付出無比巨大和相當沉痛的代價。現實地講,基本的代價是不得不付出的,是歷史進程中的無奈。在工業化的騰飛階段,對于實現農業現代化來說,最大的代價付出就是進城農民。工業化的含義就是要使一大批農民進入工業領域,使農業經濟國家變成工業經濟國家。為實現工業化,中國的農民必須大量地進城,這些進城的農民為此要付出一代人或兩代人的代價。沒有人按城里人的居住和生活條件接待這些進城的農民。他們是以極低的門檻進入城市的,他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只能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只能接受最低的工資待遇。在進城的農民之間,也有成功者,不過那是極少數。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始終生活在城市的邊緣上,他們必須忍受工作的辛苦和生活的煎熬。

最重要的是,他們中的很多人失去了農村生活的尊嚴和文化,而又沒有得到城市生活的起碼尊嚴和沒有能夠融入城市文化之中。沒有必要的尊嚴和文化認同,這是所有進城農民平日里最痛苦的事情。我們看到,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有的進城農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手,永遠地失去了。他們的手被機器吃去了,成為了生產的代價,中國工業化的代價。嘈雜的工作環境,沒有任何防范設施的機器讓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手,沒有抱怨,只有乞求,乞求企業能給他們一些賠償,僅此而已。[12]我們不必去統計到底有多少人失去了手,在我們看到工業化實現的時候,那肯定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因為企業主不想或是不能為此而多付出,那接下來的工傷事故就不會很少了。不僅是手,有一些農民進城之后,還悲慘地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最多的是煤礦的農民工。每年都有幾千人在煤炭生產中喪生,這是更為慘痛的代價。在戰爭年代,失去生命并不為奇,因為那是人類極為瘋狂的時刻,而在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年代,還要不斷地失去成千上萬的生命,就應該知道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是多么地需要珍惜。現階段,幾乎每天都有生產事故的報道,讓人不寒而栗。而我們能做的只是些微減少一些事故傷亡,并不能制止一切事故的發生。這就是工業化的代價。想一想,在小農經濟時代,在農村,哪有這么多的工傷事故,哪有這么多的生命代價。

即使沒有失去生命,在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進城農民也還承受著巨大的健康代價,那同樣是生命時間的付出。在工業化中,已經使很多的進城農民患上了職業病,而這其中,有一些也是能夠避免而沒有避免的。這更是非常慘痛的教訓,是每一個將來能夠享受工業化成果的人都必須牢牢地記住的。進城農民付出的代價似乎有些太大了,據2007年5月的報道:由于社會“忽視”,在職業病防治中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問題,致使《職業病防治法》的落實情況不盡如人意。廣東報告職業病發病總數近四年持續遞升,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發現15種職業中毒,僅去年就占3種,其中有機溶劑中毒已成主要問題,一些遠期效應的職業病危害的后果正在逐步暴露。一個被廣泛引用的數據是,我國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的總人數超過2億。其中,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約1億,還有留在鄉鎮企業從事工業勞動的1億多農村勞動力。衛生部衛生監督局副局長蘇志認為,由于勞動關系不固定,農民工流動性大,接觸職業病危害的情況十分復雜,其健康影響難以準確估計。我國各類企業中,中小企業占90%以上,吸納了大量勞動力,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因此,職業病危害突出反映在中小企業,特別是一些個體私營企業。據衛生部于上世紀90年代組織的鄉鎮工業企業職業病危害調查結果,83%的鄉鎮工業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病危害,34%的鄉鎮企業勞動者接觸塵、毒等有害作業,職業病患病率4.37%,可疑職業病患病率達11•41%。[13]這就是說,農民工是用自己的健康來換取工業化的進步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六、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是培育新型農民

國家承擔農業技術進步投入的責任,農民付出極大的代價,為的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奠定新型工業化的牢固基礎。但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關鍵,還不是代價問題,也不是投入的問題,而是勞動主體的轉換,即必須培育適應現代農業需要的新型農民。中國落后的農業勞動力需要盡快得到替換,新型農民將要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取代原有的農民成為中國現代農業的主力。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是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由于青壯年男子大量外出,鄉村社會出現了大量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出現了嚴重而大規模的兩地分居等。由于最優秀的人力資源外流,上世紀90年代中期,鄉村社會迅速趨向凋敝,文明出現退化。”[14]而且,更為嚴重的是,據調查,有些地方“45歲以上的中老年人除了要照顧好孩子們,還要承擔全村的農業生產勞動,包括家庭養豬養雞等所有的活計。”[15](P80)這種狀況,不用說建設現代農業,就是有意延續小農生產結構恐怕也難以為繼。

所以,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需要盡快制定得力的農業現代化戰略方案,從制度上作出保障,培育新型農民,讓新型農民迅速成為廣大農村的新主人。沒有新型農民,就不會有農業的現代化;就無法解決所有的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目前需要逐步培育出至少數以千萬的新型農民來接替目前農村的落后勞動力。這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折。目前7億農村人口中的絕大部分都要從農村轉移出來,進入城市或城鎮,主要是進入城鎮,取而代之的將是新型農民和他們的子女。規模經營需要新型農民,推動農業生產技術進步更需要新型農民,更準確地講,具有現代文化基礎知識和農業專業知識的新型農民,還需要具有市場經濟意識和市場化經營能力。所以,也許按一般水平要求,新型農民也應是接受過高等專業教育的農民。現在,中國大量培育這樣的新型農民現實嗎?很顯然,按落后的國情講,是不現實的,但是,我們要改變的就是落后的國情。

在工業化騰飛階段,中國的落后面貌將迅速得到改變,因此,從發展的眼光看,中國培育新型農民是可以實現的,中國能夠迅速進行農村人口的轉換。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日子里,我們需要引導和安排大批農業大學的畢業生回到農村以農民為終生職業,作新型的高素質農民。上農業大學的目的,就應該是選擇農業勞動為自己的一生歸宿。辦農業大學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合格的高素質農民,而不是培養農業干部。只有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業大學才是培養農業干部的地方,這是與體制相一致的。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不需要那么多的農業干部,而農業大學并不迷惘,必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要為國家培養足夠多的新型農民。在農村人口轉換期間,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不是在城市而是在農村。人們可以看到,在工業化騰飛的同時,會有大批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開赴農村去創業。其中,有一部分是去農村搞工業、搞旅游業、搞養殖業、搞經濟作物;還有更大的一部分就是去作農民,或者說去作新型農民,去生產糧食。在工業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無疑,從事現代農業勞動的農民是一種高尚的職業。沒有誰能比他們更好地享受藍天白云,沒有誰能比他們更好地遠離城市噪音,也沒有誰能比他們對社會生存需要的基本生活資料做出更大的貢獻。

新型農民將成為未來中國新農村的主要人口,成為最讓人們羨慕的人。事實上,能成為新型農民應該是非常不容易的,未來他們恐怕要比考注冊會計師還要不容易,因為國家要將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耕地交給他們使用。只要有了足夠的合格的新型農民,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就一定能夠實現。為此,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高度重視和大力普及農業高等院校。在現有的條件下,可以非常規地變通解決教育資源短缺問題,多辦短期班,比如三個月的班或半年的班,以盡快滿足新型農民培養的需要。

新型農民的來源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目前在農村始終安心農業勞動從未出去打工的青壯年農民,經過短期培訓,成功轉型。二是出去打過工又回來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村知識青年,在社會的資助下,可以接受較為系統的農業高等教育,成為新型農民。三是目前的農民子女,高中畢業后,直接考入農業高等院校,完成學業之后,回鄉務農。四是目前農民工子女,在城市讀完大學,到農村勞動就業。五是目前城市家庭的子女,在農業高等院校畢業后,立志當農民。六是城市的青年干部、職工在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之后,接受專門的農業教育,轉型為農民。七是一部分農業科研人員,獨立自主創業,也成為新型農民的組成部分。八是在第二、第三產業創業的成功人士,將自己的大量資金投向農業,開發現代化的農莊經濟,也成為名副其實的新型農民。不管是來自哪里,總之新型農民必將取代落后的農業勞動力。這種變化是巨大的,也是迅速的。現在,在城市里,就絕大多數講,只有三種人:農民的兒子、農民的孫子和農民的重孫子。也就是說,現在城市里的人基本上都是農民或農民的后代,農民或農民的后代養大的。不過就是幾代人,農民的后代們就完全城市化了。同樣,新型農民取代傳統農民也用不了多長時間。也是幾代人下來,中國農村的勞動主體就會實現完全的轉換。而中國農業的現代化,似乎不必等到勞動主體完全轉換,就能夠隨著中國工業化的基本實現而基本實現。只是,中國農業的現代化之路,并不平坦,也還很長,除了新型農民,還需要其余的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理性地為此承受代價和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