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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農業科技體系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一）農業科技體系不健全。農業技術要轉化為農業經濟，必需經過技術成果產生、成果推廣和成果商品化三個環節，而這三個環節又必須由相應的科研開發、技術推廣和產后服務三個部門來完成，這樣才能順利轉化，產生效益。然而，河南目前農業應用技術科研體系尚不健全，在稅費改革后，問題尤其突出。基層技術推廣部門人員、資金都得不到落實，工作陷入半癱瘓狀態。相應的，農業技術設施也十分落后，基本上停留在依靠傳統經驗上。

（二）農業科技推廣隊伍素質不高，專業結構不合理。目前，在基層從事農技推廣的人員中，第一學歷農業專業人數僅占總人數的14.1%，多數推廣人員沒有受過農業院校的正規教育，加之50歲以上有工作能力，經驗豐富的老同志全部退居二線，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年紀輕、經驗少，學歷高、素質低的不良現象，難以承擔試驗示范推廣工作任務。

（三）運行機制不活。一是缺乏激勵機制，農業科技推廣帶來的巨大社會經濟效益與農技推廣部門的自身效益不協調。由于受現行制度局限，農業科技推廣單位和廣大農技推廣人員送科技到廣大鄉村田間，致富了千家萬戶，獲得的效益回報卻很低微，除成果在獲獎時有少量獎金外，幾乎得不到什么獎勵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回報，推廣效益與自身效益基本脫節，影響了廣大農技人員的積極性；二是缺乏動力機制，“喂入式”的純政府推廣行為與市場機制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業經營模式的內在要求不協調，現行推廣服務體系是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模式，推廣行為基本上是純政府行為，是一種“喂入式”的推廣方式，而現行農業經營體系又是分戶經營，規模小且效益不明顯。再加上農業本身的比較效益低，農民缺乏學科技、用科技的原動力，普及新技術難以成為農民的自身要求和自覺行動，沒有產生拉力，形成了一種推而不拉、喂而不吃的尷尬局面；三是缺乏市場機制，由于農業科技人員和農民的市場意識不強，也沒有建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市場機制，科研與推廣，推廣與生產之間也就沒有完全按市場規律運行，行政計劃還占有較大比重，導致成果與生產脫節，生產與市場脫節，成果轉化率低，難以產生高效。

（四）人才培訓體系不完善?，F有培訓機構都在推廣體系內，各級沒有專門的培訓機構，培訓的形式也是以短期為主，這樣的培訓體系不利于整個農技隊伍的專業培訓和全員勞動者素質的提高。

二、農業科技投入效益分析理論綜述

農業科技投入的效益問題一直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農業科技投入的效益直接關系到是否進行農業科技投入以及農業科技投入量的大小，因此國內外很多學者對農業科技投入的效益進行了大量的實證分析。國外學者Griliches（1958），Akino，MasakatsuandYujiroHayami（1975）的研究將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公共農業科研的回報及其在生產者的分配問題上。Griliches（1958）發現，美國的雜交玉米技術具有很高的社會回報率；Akino，MasakatsuandYujiroHayam（i1975）發現即使在發達國家，例如日本和美國，品種改良研究（比如水稻育種、家禽育種等）的社會回報率相當高，更不用說在發展中國家了。從農業科研投入回報率的國際比較來看，學者Evenson（1997）對全世界375項農業科研投入回報率的研究結果的考察，得出農業科研投入的回報率高達49%。盡管這種結果存在高估或低估的可能，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農業科研投入有較高的投資回報率是世界上各國存在的普遍現象。此外，有些研究意識到了市場扭曲對農業科研回報的作用。

Alston，EdwardsandFreebairn（1988）注意到政府干預對農業科研投入回報的數量和利益分配的影響，他們認為，既然生產者從農業科研中得到的剩余會因政府的干預而改變，生產者也可能直接投資于農業科研或積極游說對政府農業科研提供資助，也就是說政府用于農業科研的財政支出受到生產者利益的影響。國內學者將更多精力集中在對農業科研投入回報率的研究上，樊勝根（1997）分別采用可變系數模型和固定系數模型對中國農業科研投入的效益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中國農業科研投入的年收益率很高，為44%～169%。黃季焜、胡瑞法（2000）采用CAPSIM模型對農業科研投入的效率進行模擬推算得出：在市場開放條件下，中國農業科研投入回報率達到59.6%，而在市場不開放的條件下，農業科研投入回報率也達到55.8%。趙芝俊、張社梅（2005）采用CD生產函數計算了農業科研投入的總收益、邊際收益和長期邊際收益，計算表明，中國農業科研投入帶來的總收益呈逐年遞增趨勢，但是邊際收益和長期的邊際收益在1998年達到最高值之后，一直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同時，在1994～2003年間，中國農業科研投入的內部邊際利潤率為76.22%。以上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統計口徑的不同，其研究結論有所差異，但農業科研投入的效益遠遠高于其他投資領域的預期收益是不爭的事實。在農業技術推廣投入的效益方面，高啟杰（2002）對19年來政府財政農技推廣支出同農業產出間的關系以及不同時期推廣支出同科技進步貢獻率的關系進行了分析，表明農業推廣活動與投入的影響在總體上是比較顯著的。

農林牧漁業總產值與農業科技推廣支出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93；同時，不同時期政府農技推廣投入增長率同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密切相關，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農業技術推廣投入對農業增長的貢獻是顯著的。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對如何提高農業科技投入效益進行了分析，朱晶（2003）提出了一種優化公共投資配置的方法，她認為，根據邊際收益相等的原理配置公共科研投入可以使總收益極大化，優化公共投入不僅可以提高有限的公共資源的經濟效益，還可以提高私人投入的經濟效益，從而提高中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朱亮（2006）認為，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優化是保障農業科研投入高效的關鍵，將政府計劃指導為主的農業科研資源分配模式同市場發展目標相結合，可以有效地提高農業科技投入效益。劉艷（2004）指出，要使農業科研投入產生經濟效率，必須完善農業科研部門和科研管理部門的科研經費管理制度，提高科研經費的運作效率。

三、稅費改革后河南農技創新體系建設對策

（一）制度創新與機制創新共同推進。一方面要通過深化農業科技制度改革，科學設置各方面的科技機構，進一步明確公益性和經營性職能，優化結構；同時，加快科技機構內部的機制轉變，改革人事管理和收入分配制度，調動科技人員創新積極性，擴大知識、勞動、資本等科技資源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建立現代、高效的管理機制和運行機制，切實提高科技工作的效率。

（二）國辦科技與民辦科技多元化發展。農業科技成果研發周期長、投資風險大、回報率低，歸屬于公益類事業。一方面需要由國家建立一個精干穩定的農業科技創新機構；另一方面必須注重利用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通過制定科技產業政策，大力發展民辦科研，充分發揮農業企業、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民營科研機構等社會力量的科技作用，逐步形成符合市場競爭需要的多元化的科技創新主體。

（三）拓寬農技推廣經費籌措渠道。現階段，農技推廣要繼續堅持以政府支持的無償服務為主，并適當開展多種形式的有償服務，推進花錢買服務的市場化改革由管理轉向服務，并通過服務提高農技系統的服務能力。政府通過實行轉移支付，重點用于彌補地方財政因稅費改革造成的缺口，強化對農技推廣一線人員的經費補貼，保障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部門正常運轉所需之人頭事業經費。要保證推廣事業的長期穩定發展，就必須逐步實行共擔費用的農技推廣方式，使農技推廣經費在各受益者之間合理分攤，除了進一步加大政府對農技推廣的投入力度外，可以通過建立科技推廣服務網絡，對農民采用無償與有償相結合的服務方式，入網的農民可以免費參加各種技術培訓、技術咨詢，無償使用網絡提供的技術資料和技術信息，優惠享受網絡提供的生產資料，對一些經濟效益大、技術要求高的服務項目實行有償服務，根據各地生產實際和經濟發展水平對服務項目和服務內容制定公開、合理的收費標準，在農民自愿的前提下，通過村鎮政府中介組織、專業生產組織等收取有償服務費用。

（四）將農技推廣經費編列政府財政預算。針對稅費改革后縣鄉財政困難的實際情況，公共財政應該將農技推廣經費列入政府預算，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農技系統。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從政策法律上明確規定，公益性農技推廣體系的經費由財政保障，主要包括人員工資和必要的工作經費，由推廣機構統籌使用。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的發展離不開先進技術的推廣應用，必須有一個完善的推廣體系，但政府投入不足，經費不能保障，由此造成農技推廣體系的萎縮和農技人員的流失，與目前農業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因此，應將農技推廣經費列入各級地方政府預算，以保障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的正常運轉。

（五）不斷推進農技推廣方式創新。在農業技術推廣的方式、方法上可以采取向農民發放農技推廣培訓券等做法吸引農民參加培訓，克服行政性推廣模式的弊端。農技推廣是經濟問題，其實也是教育問題，推廣有沒有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是否真正了解和接受推廣培訓。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論述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時，提出了學券制，建議把競爭引入公立學校體系，在學券的流動中實現優勝劣汰，醫治公立學校的集權過度癥，適當遏制教育官僚主義的滋長。稅費改革后，許多對農業生產有較高積極性的農民卻苦于培訓費用高、培訓效果差。我國政府如果能向農民發放數額不等的農技推廣培訓券，持培訓券人員就可自主選擇農技推廣站點培訓項目，并接受培訓，根據培訓券面值抵扣培訓費用；同時，政府撥出與所發放的培訓券總額大致相當的經費用于支付農民參加農技培訓的優惠。具有資質的各類農技推廣站點，都可到當地政府提出申請，為持培訓優惠券的農民提供培訓，并從政府手中領取到與培訓券所等值的費用，農民的自主選擇將促使農技推廣站點努力完善自身的教育培訓功能，辦成農民所喜愛的培訓技術實用見效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