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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平等導致社會分層，甚至出現階層固化，阻礙了社會的正常流動。貧富差距擴大，底層群眾的基本需要都難以滿足。社會保障制度再分配的特征理論上應體現為減緩不平等，促進社會流動，維護社會正義。但實際上社會保障制度呈現的城鄉碎片化特征不僅沒能促進社會流動性，反而造成了福利分層的現象。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社會資源是有限的，難以滿足所有階層的需求。本文意在說明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避免因社會資源分配導致的福利分層現象，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的過程中，堅持怎樣的理念指導，進而實現其社會公平的目標。

【關鍵詞】不平等；社會分層；社會保障

一、不平等與社會分層

不平等的現象由來已久，最早社會不平等的出現是由于人的生理體質和自然能力決定的。如原始社會共同進行狩獵活動，能力強、體力好的人獲得更多的食物，便出現了不平等現象。當時的不平等現象是小規模的，偶然的且不會代際傳遞。當私有制出現以后，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有了制度的基礎，社會財富增多為社會的不平等提供了物質性基礎，于是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有了繼承的可能性。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中，君臣父子、富商貧民的社會地位就有了定型，逐步形成了一種制度化的體系。古代的人注重血統，清朝時滿漢不允許通婚，這一系列的現象無不體現著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有句俗話“龍生龍，鳳生鳳”體現的就是社會不平等的現象。這一現象持續至今，并且呈越演愈烈的趨勢。雖然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正在走向全面的小康，但我們仍不能否認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一社會現象。不平等出現的原因主要在于社會的分配制度。社會分配制度的不平等會帶來人們收入的不平等，進而造成人們社會地位的差異，就會帶來社會的不平等。雖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制度，但畢竟除了按勞分配，我國還存在許多的分配方式，如按貢獻分配、按財產分配等。按財產分配，富人就會憑借資本增值更快地獲得更大量的財富。并且，即使是按勞分配，在不同的企業，按勞分配的標準也有所不同，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相比，工作量較輕且福利待遇較高，這也是大多數人對于國營企業有如此高的熱情，而私營企業在這方面就顯得不具有明顯優勢。長期的社會不平等就會產生社會分層。初次分配領域的不平等需要再分配來糾正。社會保障具有明顯的再分配功能，所以通過繳納社會保障稅以及給付可以縮小階層間的收入分配差距。

二、社會保障與社會分層

（一）社會分層理論簡述

社會分層指不同社會群體或社會成員依據占有的經濟、社會或政治資源的不同被區分為不同的階層，導致社會中具有差異性的階層結構現象[1]。關于社會分層理論，影響最為深遠的是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和韋伯的多元社會分層理論。馬克思從生產資料占有方式和社會成員與物質資料關系出發開始其對階級的研究。他得出的結論是根據是否占有生產資料來劃分階級。馬克思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造成了不平等的勞資關系，而實現社會平等的唯一途徑就是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社會。韋伯認為階層是由經濟、政治、社會因素共同決定的，也據此提出了多元社會分層理論。韋伯根據社會成員所擁有財富、權力、聲望的不同劃分為不同的階層。韋伯還指出不同階層間可能存在“社會封閉”問題，是特定社會階層的群體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避免自身階層利益的分割，通過相應手段人為設置一定的障礙以防止其他社會成員侵犯其階層利益，而形成的階層區隔現象[2]。雖然韋伯沒有明確地提出社會流動，但是從韋伯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封閉是不利于社會流動的。雖然馬克思和韋伯對社會不平等以及階層劃分標準的認識不同，但是他們都承認社會分層現象的客觀性和社會流動的問題。社會學理論認為社會分層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是不能任由其分化。適度的社會分層有助于激發各個階層間的競爭與流動，但是過度的社會分層則會激化階層間矛盾，不利于社會穩定，影響社會功能發揮。社會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應，以及互助共濟的特征，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緩解不平等，減小階層分化的程度。社會保障制度是對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其與社會分層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

（二）社會保障與社會分層的關系

艾斯平•安德森在對三種福利體制的研究中指出，福利國家本身也是一種社會分層體系，福利國家的制度安排、組織特征等決定社會階級分化和地位差異，如自由主義體制下窮人和富人階層的二元對立局面；保守主義體制下的職業差異和性別差異[3]。他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保障與社會分層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一方面，社會分層對原有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戰和新的需求。社會保障的功能是縮小貧富差距，緩解不平等。階層分化的擴大加劇了貧富差距和不平等的程度，對社會保障制度提出嚴峻挑戰，要求必須調整社會保障制度以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同時，社會分化所產生的新階層對原有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這些要求也需要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來滿足。另一方面，社會保障會糾正，但也可能加劇已有的社會分層。社會保障制度可以防止階層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價值理念是公平，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縮小社會不平等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天然使命[4]。社會分層的擴大會引起貧富差距懸殊和社會不平等，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社會保險項目因其覆蓋面最廣，可以在最大范圍內實現互助共濟，縮小不同階層的貧富差距及階層間差距，緩解階層間不平等，以期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但是設計不當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可能會加劇階層固化。社會分層在社會保障領域中體現為福利分層。設計不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按照既有的社會階層進行再分配，即社會保障標準與社會分層標準重疊，就會導致福利分層的現象。福利分層的出現，不僅無法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和縮小階層差距的目標，反而會因其產生的“逆再分配效應”導致社會階層的嚴重固化[5]。比如美國的社會保險項目就體現出了這一點：由于高收入階層比低收入階層在醫療保險方面享有更多、更好地服務，所以平均壽命更長，這實際上就產生了低收入階層向高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逆再分配效應”。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根據職業、戶籍設計（如長期存在的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國家機關人員和私企人員實行不同標準的制度）呈現出碎片化特征，這些都會使不同行業，不同群體之間的正常社會流動通道受阻。

三、社會保障改革理念

中國的社會保障大致可以以改革開放為界劃分為兩個時期，在不同的時期內，社會保障制度對于社會分層的影響是不同的。但是本部分的分析重點不在于社會保障制度是如何影響社會分層的，而是在于從引起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原因出發，結合社會保障改革對社會分層的影響，深入分析在社會保障改革的過程中應當遵循的理念。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伴隨著經濟體制轉型開始的，1978年前后，中國社會經歷了經濟體制的巨大轉型，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社會保障制度也伴隨著經濟社會體制轉型開始轉變。

（一）改革開放前社會保障制度與社會分層

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概括為“國家——單位”模式，由國家包辦提供全面的保障，單位或集體負責保障待遇的給付，但城鄉之間、不同單位和所有制之間的社會保障制度板塊分割、封閉運行[6]。這一時期的社會階層結構具有按戶籍身份、單位體制、所有制身份、干部身份等標準劃分不同社會群體的特點[7]，可以看出，社會保障制度呈現的“板塊分割”特征是與社會階層的特點相一致的。從1951年開始，國家相繼出臺多項法律法規，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職處理暫行辦法》等，更是強化了基于干部身份的不同保障待遇。同時，農村缺乏制度化的養老保障，更多的還是通過家庭和土地來發揮保障作用。總之，計劃經濟時期這種板塊化、封閉的社會保障制度阻礙了社會的正常流動。

（二）改革開放后社會保障制度與社會分層

改革開放之后，市場機制的引入改變了原來的社會結構，政治因素在社會分層中的作用大大弱化，使得底層群體有了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社會保障制度也打破了之前的“國家——單位”模式，走向社會化。自1991年開始國家出臺一系列法律法規，實行統一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2003年開始建立新農合來彌補因喪失經濟基礎而消失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而后又建立了農村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更加完善。

（三）社會保障改革中的理念

之前簡要說明了社會保障改革的原因，即經濟社會體制轉型與社會結構出現了巨大變化。而后以改革開放為界，分析了開放前與開放后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分層的影響。在這一部分，筆者想探討一下，社會保障改革背后所堅持的理念，以及堅持理念的不同對于改革效果的影響。社會保障是由國家和政府負責，在人們遭受風險時向其提供收入或物質資料的保障，以維持人們的基本生活的措施和制度的總稱。這里包含了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提供社會保障的主體是國家和政府；第二，社會保障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社會保障的概念和功能隨著時間的發展而不斷完善，一般人們認為社會保障具有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其中，維護社會穩定，就包括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促進社會流動的意義。社會保障制度從產生、發展、改革，經歷數百年的時間，當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也不再把社會保障當成一種“補助性”措施，而是作為一種“制度性”措施加以建設。社會保障的目標之一就是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但是作為一項社會政策，一個社會保障制度的產生必須還要滿足政策制定者的眾多目標，如政治目標等，才能順利出臺。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從建立到改革，體現著政策制定者的不同意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措施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導向下進行的，一種是技術導向，另一種是價值導向。從改革最開始，盡管制度的條塊化，分割現象很嚴重，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更多的改革措施是價值導向的，比如說在農村因喪失集體經濟基礎，合作醫療制度消失時，國家建立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目的就是在于維護農村居民的健康，而后建立了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維持其基本生活水平，這些改革措施都體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價值取向。隨著社會保障項目的完善，覆蓋面的擴大，社會保障改革措施更多的體現出技術導向，如對養老金給付水平的調整，就更多的考慮到了經濟發展情況。還有延遲退休政策，雖說也考慮到了人均壽命增長的因素，但更多的是要減少基金的支付壓力，維持制度的財務可持續性。以及推動養老基金入市保值增值，均是技術導向的改革措施。客觀來說，類似于最低生活保障的給付水平，實際上并不能達到維持最低生活需要的標準。長期以來的碎片化保障制度的負面效應逐漸顯現，福利分層的現象也已出現，必須進行更深入的改革。可喜的是，2014年2月，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養老保險制度并軌，以及2017年開始試點的合并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建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等價值導向的措施，體現了社會保障制度逐漸突破基于戶籍的障礙，促進了社會成員的城鄉流動，更好地體現了社會保障追求公平的價值目標。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一個開放的社會是一個具有較高流動性的社會，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也是社會主義社會優越性的體現，但一項社會政策的頒布與改革，絕不是僅僅考慮到社會因素的，還有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等。正如之前進行的大部分改革措施是技術導向的那樣，更多的就是考慮到了經濟因素。我國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以及后來進行的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更多的是隨著經濟建設而變動的。現代化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它不僅僅包括經濟現代化，城市化，還包括政治現代化。政治的發展不全是和經濟發展相同步的，它有著自身的發展規律，社會政策的出臺也不僅是經濟因素，還要考慮到它的政治影響，社會保障制度也不例外。一直以來，關于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大都是從經濟的角度進行的，不可避免的忽視了社會保障制度對于政治的影響。由于社會保障追求的是公平與正義，追求機會平等，進而促進社會流動，建設具有強流動性的社會。從這里可以看出，社會保障所追求的目標，是一個階層流動性較強的社會，也是一個階層界限較為模糊的社會。從政治領域來講，一個階層界限不明顯的社會，是一個更容易發生動蕩的社會，這就產生了矛盾。尤其是當政治現代化程度不高，即政治程序化和制度化水平較低時，這種矛盾就尤為明顯。所以筆者認為，社會保障在追求其目標時，應該分階段進行：第一，保證底層階層內的流動性，促進階層內公平。即使在同一階層，也存在高低之分，促進階層內流動性，可以縮小整個階層與其他階層之間的差距，同時也不會產生過多的動蕩；第二，促進階層間流動性。這種方式會更加和緩，對政治現代化進程的壓力較小；第三，實現包括全部階層在內的廣義的社會福利。分階段實現社會保障所追求的目標，集中有限的社會資源有重點、分階段地實現公平的目標，同時對政治的壓力較小，改革也會更加順利。

四、結論

社會保障制度與社會分層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雙向互動關系，社會分層對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同時社會保障制度也會糾正或加固過度的社會分化。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作用在于保證人們的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但客觀來看，在保證基本生活水平方面還有一些不足。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社會保障追求的目標與政治的穩定之間可能存在矛盾。作為一項社會政策，若對政治目標產生不良影響，那么這項社會政策的推行和改革就會變得比較困難。現在的大部分研究均是從經濟的角度對社會保障改革進行指導，考慮到社會保障改革的政治影響較少，且政治改革本身都是以經濟改革為指導的。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忽略政府是社會保障制度的主體，政治影響是必須考慮在內的。考慮到政治影響，以及社會保障作用的發揮，筆者認為，尋求追求社會流動性與政治秩序之間的平衡，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逐步達成其目標：第一，保證底層階層內的流動性，促進階層內公平；第二，促進階層間流動性；第三，實現包括全部階層在內的廣義的社會福利。本論文集中大量篇幅對社會保障與社會分層的關系進行探討，以及結合現實說明社會保障的效果，旨在說明社會保障改革中所堅持理念對于改革措施和改革效果的影響。不足之處在于，雖然指出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政治影響，以及其所追求目標與政治現代化之間潛在的矛盾，但是對于這一問題的解釋不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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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未來發展[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0(5):2-14.

[5]宋娟.社會分層視角下社會保障質量提升研究[J].社會保障研究,2012(6):75-81. 

[6]鄭功成.從國家—單位保障制走向國家—社會保障制——30年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與制度變遷[J].社會保障研究,2008(2):1-21.

[7]李路路.社會結構階層化和利益關系市場化——中國社會管理面臨的新挑戰[J].社會學研究,2012(2):1-20.

作者:陳奕男 單位: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