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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倫理政治型文化的特點

在階級社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組織更多的是以宗法制度表現出來的，而宗法制度又是倫理道德形成的根基。中國人之所以重視社會倫理道德，是因為我們對血緣關系格外的關注。中國人常常懷有強烈的尊親、孝親的深厚情感，歷來講求孝道，所謂“百善孝為先”。即使佛教傳入中國以后，也是在孝與忠這兩個倫理觀念有所修正，獲得人民的理解，才得以順利發展的。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結構，把家庭與國家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家庭關系是國家關系的縮小，國家關系是家庭關系的放大，對家庭成員的要求和對國家子民的要求是一樣的，即既忠又孝，“忠”服從于國君，“孝”服從于家長，其本質都是對權力的絕對服從，出現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絕對忠孝觀念。儒家思想主張推己及人，將處理家庭關系的原則推廣到社會關系中，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在調整人際關系方面提出“仁”、“德”、“禮”等思想，希望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和諧相處，這也恰恰符合統治者的社會理想，為統治者所用，于是就把把對家庭的管理和國家的治理有機統一起來，形成了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型社會。封建倫理政治思想就其實質而言反映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旨在調節君臣、君民、官民之間的關系，維護封建的社會秩序，鞏固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

二、倫理政治型文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1、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一直以來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整個封建王朝占據著主導地位，這與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專制制度是基本相適應的。中國古代統治者重農抑商，十分重視農業的發展，興修水利設施，獎勵農耕，通過土地私有制把農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承襲下去，使子民安于現狀，實現社會穩定，有利于鞏固自己的階級統治。與此同時，這也給經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中國是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可是一直到近代也沒有建立起發達的貨幣經濟；我國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出現了繁華的都市，可是一直處于軟弱的狀態，沒有大的發展……這一切的一切無不是受制于封建倫理綱常思想的畸形產物。在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不重視物質利益，而是以道德的手段作用于經濟發展。這就導致在封建社會中后期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水平，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時，我國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剛剛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就被扼殺在搖籃之中，繼續墨守成規，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它所倡導的“禮”、“和”、“信”等道德觀念對于維持經濟秩序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直到今天對于我們仍有指導意義。

2、對政治發展的影響在封建社會中儒家思想提倡“三綱五常”（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三從四德”（三從：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德、言、容、功）等一系列倫理規范，這其中只有絕對的服從，沒有個人權利而言，在其中毫無民主可言。其實在當時君臣之間、官民之間根本不存在民主，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是實行人治而非法治，雖然歷朝歷代都有自己的法律，但不是為臣民所用的法律，這種法律只是掩蓋專制統治的幌子而已，儒家的理論成為了論證君主政治秩序合理性、合法性的工具。直至今日，由于傳統思想在人們頭腦中仍舊存留著或多或少的殘余，為官者一旦擁有權力就牢牢不放，公民身上缺乏民主素養，在推動現代民主化的進程中任重道遠。科舉制度在政治發展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科舉制作為一種選官制度與政治制度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國家開科舉士為各階層人士進入仕途鋪平了道路，保證了選拔官員的公正、公平，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這一現象的真實寫照。科舉制的價值取向根本上是為了維護和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把讀書與做官緊密結合在一起，把知識分子培養成甘心為統治者效力的奴才，擴大統治基礎。由于平民可以通過讀書躋身于仕途，改變自己的命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社會當中蔚然成風，然而實際大多數人一心只想“唯有做官高”，致使一些無才無德的等閑之輩進入政治社會。統治者為了籠絡人才，鞏固統治，擴大了科舉制的錄取人數，還造成了冗官現象。

3、對文化發展的影響在中國倫理型文化中最講究道德，并以此作為人們精神層面的支柱。要求統治者“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要求個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不僅對普通各人有道德的要求，而且對上層社會也有明確的道德要求，從上到下都生活在倫理規范當中，在調整人際關系、協調人際關系、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方面一直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當今社會中提倡的“以德治國”、“以人為本”等都是對儒家倫理思想的繼承發展，對思想道德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意義深遠。古代社會講求重義輕利，重視精神發展，忽視物質利益，思想道德極大發展，而科學技術的進步受到極大的阻礙。科技受抑制是長期普遍的現象，各種思想都誘惑知識分子熱衷于科舉，壓抑從事科技發明的工匠。儒家有鄙視生產勞動的傳統，孔子的學生攆遲請如何種莊稼，孔子就指責攆遲為小人。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歷來重視儒家經典和偏愛文學，主張文以載道，崇尚立德、立功、立言，對科技知識或無所用心，或斥之為淫技奇巧，致使發明者遭受不公正待遇，比如蔡倫、華佗、沈括等。中國古代科技發明主要集中在數學、天文學、農學等與農業生產相關的領域，是為了生產的需要而產生的，不像西方那些科技發明大都在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有著嚴密的推理和抽象思維。在等級森嚴、專制封閉的文化圈里，直觀思維單調，抽象思維乏力，倍受壓制，中國科技難以成就大的氣候。

4、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為了規范倫理，鞏固統治，中國人在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中歷來重視“穩”，即中庸之道。中庸適應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要求，人家種地，你也種地，人家澆水，你也澆水，縱然使天下無造反之心，滿足統治者的需要。滿足統治者需要的不一定就是正義的，然而正是這種中庸思想使人們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缺乏創新，每天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整個社會雖然表現出一片祥和的場面，然而卻毫無生機活力，社會發展速度極為緩慢，在某些方面幾乎處于停滯狀態，結果只能步人后塵甚至固步自封。“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一個沒有創新意識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中國封建社會深受中庸之道毒瘤的影響，最后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堅船利炮打開。直到當代我們還或多或少的受到該思想的束縛，在創新領域表現的不夠突出，在世界競爭中處于被動的地位。

三、結論

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型文化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對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阻礙作用。經濟上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難以解體，阻礙了商品經濟發展和市民階層的發育；政治上專制獨裁，嚴重缺乏民主要素；文化上遵循封建禮教，思想封閉；社會中死氣沉沉，沒有激情與活力。文化在社會中一旦形成，可謂影響深遠，不是十幾年、幾十年就能夠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這得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在當今的社會主義新文化中還存在著倫理政治型文化的殘余，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它的不利因素，引以為戒，保證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沿著正確的道路平穩較快發展。

作者：高國濤單位：燕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