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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民族倫理文化自覺普世倫理

論文摘要:民族倫理在“世界歷史時代”的處境可謂是形格勢禁,其世代傳承的完備體系頻頻招致外來倫理文化的侵襲。本研究討論了倫理同質化的困厄和倫理異質化的消長,在文化自覺理念的感召下尋求倫理藩籬的沖破與普世倫理的建立。

民族倫理如何避開形格勢禁而獲致外源性的生長?民族倫理是該頑固堅守邊緣的孤單態勢,還是順應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的現代經濟制度的理論改向?是委身于新型文明類型在價值地位之上的優越性,還是立足于本土化的植根而促成民族共同體在保全自身的內在規定性上的凝聚力重構?這些疑問有助于考察在文明演進的歷史斷裂中制約倫理發展的障礙,并翼望獲致強勁有力的辯辭。本研究把脈民族倫理的診斷方式,源于對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時代”中的文化思想的尋根,將此作為可資運用的方法論。馬克思認定每個民族在世界文化的創建中均有各自的角色擔綱。[1]的確,各民族的倫理文化越來越成為可以共同分享的精神實質,它既是一種經驗事實,又是一種發展趨勢。

民族倫理文化的自覺自識應當置身到世界交往中去尋索。民族倫理的獨立性固然不是依附于外族文化,尤其是外族強勢文化。此種獨立性亦是不可分離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獨立,獨立不等于自我孤立。在世界性交往的過程中,倫理普世化賦予民族倫理簇新的內涵,并使其獲得時代的規定性。因而,一個民族欲求自身倫理文化的保全,必須經由與外族的世界性交往中不斷提高自身的文化競爭力,惟其如此,才具有在華夏民族的倫理重建中獲得操持話語權力的可能。

一、倫理同質化的困厄

湯因比曾謂,一個民族的倫理文化原型是該民族對其所背靠的環境挑戰的一種回應。[2]此處所言之“環境”不是窄幅意義上的地域生態,而是生態時空之上的物質前提。而此物質前提正是馬克思所言之社會存在,馬克思認定“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3]因此民族倫理文化作為觀念形式的上層建筑,可以由社會存在的現實基礎來得以充分的說明。物質生活決定精神生活,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就決定著民族倫理文化的個性發展。各不相同的現實基礎形成的是突兀的地方個性,倫理個性的各不相同促成了相互交往的必要。此交往是跨越時空的實踐基礎上的相互吐納。具體而言,各民族不斷突破本民族倫理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敞開胸襟,不斷突破本民族倫理文化的族屬身份在異族的批判與取舍中獲得文化的認同,不斷將本民族倫理文化的資源轉變為華夏民族所共享共有的資源。因此,民族倫理文化實則是諸民族倫理的磨合與整合、兼收與并蓄的結果使然。

中國正在發生的社會轉型,肇始于對現代化追逐的全然覺醒,此轉型為工業文明所引發的倫理困境的消弭帶來生機,民族倫理寄望在這樣的契機中保全自己突兀的個性。然而事實恰好相反,現代化所產生的負性因素使得民族倫理的內在精神似乎有動搖之勢,其在規范社會與個體的行為中的作用力亦有所抵消。在共時性的生境中,民族倫理的知識地圖既呈現了抵牾之勢,又出現了認同障礙。倫理文化在整合與磨合的趨同中,決定倫理文化競爭力的關鍵不僅僅在于是否具有互助參與意識,更重要的是歸屬認同意識。就中國的現實而言,主流民族掌控有倫理文化輸出的主導權利,可以將自身所認同的倫理觀念(如儒家倫理思想)視為一種優勢地位的倫理價值而傳輸給話語權力相對弱勢的兄弟民族,社會生產力與經濟競爭力的弱勢使得少數民族只有受動可言。許多少數民族原生的倫理范式面臨傳統失傳的威脅和母語失聲的尷尬,倫理道德模式頻頻變動以回避同質化的困厄。

對同質化的聲討事出有因。本土倫理文化的偏狹必然導致它在技術理性的擴張與倫理道德的交互中難以保全自身的純粹結構,倫理原型亦遭致不同程度的解構,而與此民族倫理文化消解相伴生的是相對統一的倫理文化的生成。

為了與同質化相區分,我們將相對統一的倫理文化歸諸于普世倫理。其生成的正面因素要歸因于物質產品的流動、信息技術的交互、社會交往的普遍,它們為普世倫理的生成創設了現實條件與物質基礎。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中面向共同的未來,此客觀上的相互依賴與主觀上的協助意識需要認同更多的行為準則,遵從更多的價值規范。如此種種,是否就意味著倫理文化的最終結果就是同質化?為更好地領會同質化,我們將它放置到更大的“世界性視鏡”中去考量。

馬克思認為世界文化并不是一種脫離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形態,而實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結果。據此獲得的啟示是,民族倫理有如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物種一樣,惟有千姿百態方能保持生態的平衡,世界文化的正常發展亦有賴于各種文化模式、多種智慧類型的存在及其相互的熏影。普世倫理的生成并非是倫理文化的同質,此是兩個迥然不同的概念。倫理同質即性質屬性上的絕對相同,普世倫理則表明人類在價值取向、價值追求及內容規定上的共同性;就普世倫理的創建而言,它是一種相互取悅、互惠互利,共同朝著某個方向的動態過程。如果要追溯現代倫理文化交互的根本起源,則要回望到技術世界化的取向那里去。技術的世界化使各地域本土的相互理喻成為可能之事,當然相互抵消亦不可避免,比如根源性的倫理傳統習俗最先遭致相互交往的沖擊而漸次消解。

二、倫理異質化的消長

民族倫理是天生的本土派,它與現代倫理精神相抵牾而顯現弱勢。此弱勢表明它偏離居于正統軸心的華夏民族倫理文化,其非主流態勢顯示出倫理價值取向的難以契合、理論模型成就的難以周全、邏輯論證結構的難以順延,這是倫理異質化的困頓。提示倫理同質化與倫理異質化的張力的保持,說明民族倫理文化確有同質化的一部分與異質化的一部分。然而這是否就說明倫理文化的前路黯淡而終將全然的走向同質化?作為相互矛盾的兩極的同質化與異質化并存在“世界歷史時代”,可謂是一個經驗事實。倫理文化如果充斥同質化,滿足于形式上的規范單一,表面上倒是適合了穩定和效率的需要,實質上卻喪失了自我否定、自我發展的動力源泉。

同質化的趨勢實質上束縛和扼殺了民族否定性和創造性思維方式的生成條件,導致民族懷疑和批判精神的缺失。而此否定性和創造性思維方式是一切社會意識促進社會存在發展功能得以實現的基礎。“世界歷史時代”對于普遍性要求的過度張揚,資本和技術的密集滲透,強勢民族與弱勢民族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往,客觀上促進了異質倫理文化的廣泛交流。因此,普世倫理的創建有助于弱勢民族共同體吸取和借鑒一切異質文化中有助于自身發展的養料,現代倫理文化的異質交流正是有賴于一種建立在普遍認同的價值觀之上的交往原則。不過,在一定時期存在著相對意義上的本土倫理文化,這種倫理文化雖然融合了多種文化,但已經為一定的群體所認同,并自視為自身的一部分。

關注民族倫理并非只是強調它的異質性,純粹的異質性即是對民族性的取消。少數民族的倫理文化因其作為人類文化的一部分,總是可以被其他民族所理解或部分地理解,而溝通彼此間的橋梁正是異質性中的那些屬于諸民族的共相性存在。共相因素中也只有那些能夠代表人類現實和未來發展方向或潮流的東西,才能真正促進趨同性的發展。[4]如果說后軸心時代的人類世界存在一種道德秩序,那么這種道德秩序應是由多元化的異質多樣性方式所構成。當人們形成一種人類存在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意識時,就有可能和必要達成全球性價值立場的相對一致,從而形成某種程度上共同分享的人類全體的道德觀。這種人類全體的道德觀正是我們確立普世倫理的“世界性視鏡”。三、倫理藩籬的沖破

華夏族群主體對周邊民族的歸附有何牽引力?這就是被各個族群視其為親和標準的共同心理基礎。此基礎又源何而來?那就是不僅僅依尋暴力征戰迫使少數民族臣服。而是經過持續的用功在文化統治與文化認同上面。中華民族的“體”的開放性激發了各處“元”的活力。后來從三代到明清,雖然“公天下”的傳統被破壞,但是朝廷的更替,帝王的變換均沒有使每一代“家天下”忘卻自我認同為中華民族的正宗,這個各家各族均不見外的“天下”胸懷正好表明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的認同高于宗姓種族的認同。這可稱為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最早的文化自覺。[5]

對文化自覺的追思,自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到費孝通一九八八年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均顯示出學人的智識。華夏族群主體形成之時,其四周已經實際存有與華夏族群相異的“四夷”的存在。四夷是對少數民族的統稱,即按方位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現在幾乎所有省區都挖掘出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遺跡,此考古進展充分表明少數民族的源發性分布。[6]中華民族在訴諸戰爭的過程中亦同時在進行著兼容并蓄的文化創建。比如,黃帝的文明功績、漢武帝定儒家于一尊、宋明理學的光大傳揚,直至今天國人對市場經濟觀念、人權觀念和可持續發展觀念的認同,均在文化創建之列。

文化自覺是在“世界歷史時代”的“和而不同”的文化綱領的具體表述,而“和而不同”是世界上成功的文明體系的主要特征。倫理文化之間的“和而不同”即是充分關注本土化知識的展示,既有接納他族的先進倫理文化的胸襟,更有重視他族倫理進步的眼光。將自己的優秀倫理道德觀念輸送給他族,立足自身的民族性,在確保道德知識本土性維護的基礎上,為普世倫理的構建產出合理的倫理因子。因此,我們在未來的精神文化領域需要創建的是一套促進相互理解、寬容和共存的體系。這套體系主觀上激起了民族個體對所歸屬的民族的自覺自識,客觀上促進了本土化知識的伸展。此自覺自識不單單是指“自知之明”,更多地表述了他族文化與本族文化的切身關系。

民族倫理如果固守自己的道德傳統,不但是無可公度的道德可言,倫理道德所依附的民族亦會因守成而固步自封。民族倫理門戶洞開的緣由在何?各民族面臨共同的道德新問題,已經不可能經由單一的模式來提供有效的解決辦法。而只能是借助門檻拆除以后在交往中尋求共識,相互取長補短,各自發揮優勢,在求同存異的前提下、在公共理性的基礎上謀求普遍的可接受的道德規范。對民族倫理藩籬的沖破意識,應該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同步。相互間的交往使對方發現自身的羸弱與不足,遂生發趕超意識;對陳腐倫理觀念在共時性生境中的窘境,又激發了民族的憂患意識。此兩種意識提示,固守門戶之見,秉持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拒絕對趨同性價值的邁進,必然會使自己落入停滯不前的窠臼。

倫理傳統的封閉性被破壞以后,作為倫理傳統本身己經沒有獨立性可言。盡管倫理傳統的排他性依然存在,有時甚至還很頑固,但各種倫理傳統相互吸納和滲透的趨勢己經不可阻擋。這實際上是倫理具有時代性的一個實用道理。它關乎的是人的思想意識、行為標準和價值尺度的問題,經由漫長的歷史過程而堆積起來,具有相當穩定的思想因素,如中國儒家文化中的和合觀念作為儒家有代表性的思想觀念,在時代的更替中有新義析出,這就要求倫理不斷更新和改造。在世界性文化發展潮流的大趨勢之下,任何文化要想在自我圓成中生存都不太可能。因此,民族倫理在現代雖然面臨困境,實際已從藩籬沖破后的交往中獲得了發展的生機。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

[2][英]湯因比.歷史研究(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109.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4]柴文華.重鑄民族魂——中國倫理文化闡釋和重建[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

[5]單純.多元一體和文化認同——論中華民族的主體開放特征[J].文化中國(加拿大),2002,2:64-72.

[6]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