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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綜述

凱恩斯革命之后，各經濟學流派從不同的經濟條件和研究角度出發，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至今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Miron等，1994）。綜合起來，一般認為，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有利率渠道、資產價格渠道、匯率渠道和信貸渠道等。Krugman（1979）在提出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時便指出了銀行信貸對經濟金融穩定的重要意義。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學者對貨幣政策的信貸渠道研究開始逐漸重視起來，相關理論研究也非常豐富（StiglitzJ.E和WeissA，1981；BernankeB.S和BlinderA.S，1988；Morris、Gordon等，1995）。Stiglit（z1989）在研究信貸、貨幣和商業周期時提供了一個貨幣理論的執行標準用以評判貨幣效果。他認為，信貸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效果要明顯優于利率變動的作用。就信貸的政策效果而言，OlinerS.D和RudebuschG.D（1996）以擴張和緊縮時期作對比實證研究了信貸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他們研究表明信用途徑能放大緊縮性或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應，但是在貨幣政策轉換過程中幾乎不起任何作用。國內對貨幣政策的信貸效應研究也非常豐富，王振山和王志強（2000）、李斌（2001）運用時間序列實證研究都表明中國信貸效應非常明顯，而王雪標和王志強（2001）則研究認為貨幣政策的信貸作用存在但并非十分突出。周英章和蔣振聲（2002）利用1993-2001年的數據實證分析了貨幣、信貸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指出雖然說貨幣政策信用渠道最為重要，但是信貸傳導障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至于信貸的傳導機制的差異，有從貨幣政策的區域角度研究，也有從行業和微觀企業角度加以分析。Scot（t1955）研究了美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他發現就信貸渠道而言，在貨幣從紐約向其他地方傳導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而正式開啟了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研究的先河。Carlino和DeFin（a1998）也認為一個國家則是由不同的區域所構成，因此貨幣政策可能對不同區域產生不同的政策影響。Bebchuk和Stole（1993）從信號甄別角度認為企業的管理者有加大投資增加企業規模的動機。他們認為只有加大企業投資規模這才能夠向外界傳遞積極信號，以表明本企業擁有比較多的投資機會和較強的獲利能力。這樣，銀行就可能會認為債務風險比較低，從而為它們提供更多的信貸資金。

卓凱（2005）從企業所有制性質角度研究認為，中國的信貸效率存在結構差異，更多的信貸資金流向于國有性質的企業，最有活力的民營私營企業則很難獲得銀行的信貸支持。這點也得到伍中信和李芳（2010）的研究認同。他們結合企業性質和投資效率，以2001–2008年的非金融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指出，雖然信貸對國民經濟發展十分重要，但是我國信貸配置的效率不高，這主要表現在投資程度越高的企業越容易獲得銀行貸款，因此信貸資金主要流向于國有控股企業。張敏等人（2010）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的投資效率研究了中國信貸效率的有效性。他們認為，我國的信貸效率是低下的，信貸資金主要是流向于處于過度投資狀態的企業，而那些需要投資的企業則得不到信貸支持。從行業角度來看，楊棟和郭玉清（2007）研究了農業信貸效率與農業發展的關系，他們認為雖然銀行信貸與農業缺乏互動，但是長期來看，對農業信貸的支持能夠帶動農業的增長。張兵和左平桂（2009）利用1990–2006的數據對江蘇省農村貸款效率作了實證分析后認為，從長期來看江蘇省的貸款是低效的并且不能促進江蘇的農業發展。因此他們提出規范政府行為，完善信貸有效配置。然而，我們發現他們所研究的指標選擇和研究方法都值得商榷。米運生和譚瑩（2007）從區域角度分析了信貸資本配置效率的空間差異。他們研究結論認為中國整體宏觀經濟依賴于銀行信貸，但是在區域層面的信貸效率差異顯著，甚至于各區域內的省市也存在較大差異。張曉艷和戚悅（2011）發現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投資相比，更主要在于效率的低配置，難以發揮資金投入效用。劉洪生等人（2009）在研究中國信貸效率的影響因素后從銀行競爭角度分析了提高信貸效率的途徑。

但是正如我們之前所言，市場效率與金融效率的關系十分密切，忽視市場效率而單純研究信貸政策可能引起政策的偏差。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還表現于各個區域市場經濟程度的不一致。本文將以市場效率與信貸關系為切入點，研究不同市場經濟發展程度下中國信貸政策對經濟發展尤其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三部分為區域信貸與市場效率關系的理論分析；第四部分為以中國區域數據為基礎的實證分析；最后則是結論與相關政策建議。

理論模型的構建與分析

對李敬（2008）的模型擴展至兩個市場，以便用于分析區域經濟問題。假設全社會只有兩種類型的產品：消費品和投資品。這里的消費品既可以使用勞動投入單獨生產，也可以使用勞動和投資品共同生產（亦即勞動力和投資品兩者可以相互轉換）。從每一位社會個體來看，都是期望獲得消費品以獲得個人效用。這里假設行為人所獲得的消費品一部分來自自身資源所能提供的產品，這里以Xn表示，還有一部分消費品需求則來自于其他資源（外部資源）所能獲得的產品，以Xdw來表示。這里k1為市場交易效率，反應了市場經濟程度，其中0<k1<1。K1越大，則市場交易成本越低。消費者所獲得的消費品主要通過貨幣的購買力，因此本文假設消費者在存在市場交易的情形下，行為人主要是通過金融系統的金融貸款從市場獲得外部資源的商品。為便于統一，我們不妨假定將行為人的內部資源也表現為貨幣形式。

假設一國只有兩個地區，且兩個地區中生產者和消費者具有相同的偏好。每個地區都有一個獨立的金融系統（銀行）且每個地區都可以從不同的銀行獲得資金（貸款）。但是由于該國的發展是不平衡，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兩個區域內的金融系統效率存在差異。為便于下面的分析，我們首先假定每個地區都生產消費品和投資品，并相互交換，但任何一個地區與另外一個地區金融交易過程中存在交易成本。設從一個地區（假設為A地區）金融系統所得的貸款資金份額為ω，從另外一個地區（假設為B地區）金融系統所得的貸款資金份額為1-ω。其中，k2為A地區銀行信貸效率，反映了A地區銀行貸款的交易成本，而k3為B地區銀行金融系統的信貸效率，反應了B地區銀行貸款的交易成本，0<k2<1，0<k3<1。兩個地區的交易成本越高，則k2和k3越低。不妨假定該經濟系統的決策是在一個兩期框架內，此時行為人的總效用為：U為消費者的總效用。r是消費者主觀貼現率，而u1和u2則是消費者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效用。從生產者（供給）角度來看，生產消費品時投資品和勞動可以相互替換，但替換時要付出相應的成本。若生產者在生產消費品時的固定成本為A，在生產投資品時，要么選擇勞動進行生產，要么不生產（投資品同質）。其中，xsw為消費品的供給，y為投資品（yn為生產者自由自愿所能提供的投資品，而ysw為生產者利用外部資源所能提供的投資品）。a∈(0,1),A∈(0,l);b<1,B=l。a表示投資品對消費品的產出彈性。Lit為到t期的累積勞動量，ξ反映了勞動者在生產產品時不同工作中的勞動轉換（如果不轉換工作，ξ=0，轉換工作則ξ=1）。因此（4）和（5）式即為生產者的生產函數。若與上面分析一樣，生產者也是通過自由資源yn和外部資源yw生產投資品，且外部資源一部分來自于本區域，另外一部分則是來自于另外一個區域。其中，l為生產者在每期提供的總的勞動量（這里不妨假設生產者每期所提供的勞動量均相等），而lit為在每個時期t生產者對i種產品（這里即為消費品和投資品）所提供的勞動量，顯然lit∈[0,l]。Lit為生產者至t期投入的累積勞動量。如果用勞動時間來反應勞動量，那么（6）式和（7）式共同構成一種時間約束。首先對第一種情況進行分析，假設地區完全分割，不存在任何商品貿易。地區內部為自給自足的市場，金融系統不發揮任何作用。再做第二種情況的分析，即兩個地區存在市場交易。為便于分析，這里假設該國的兩個地區分別只從事消費品和投資品的生產（即各地區按照比較優勢從事生產），A地區專門生產消費品，B地區專門生產投資品。具有分工的市場結構內，兩個地區市場上存在投資品和消費品的交易。由于生產投資品的人需要經過學習的過程，因此在兩期模型內，在第一期B地區投資品的生產產量為零，也就意味著B地區投資品生產者在第一期內沒有貨幣收入。而A地區消費品的生產除了滿足生產者自身需求之外，還要賣給B地區投資品的生產者，從而獲得貨幣資金。這說明，B地區的投資品生產者在第一期內需要從銀行系統內借款購買A地區的消費品進行消費。需要說明的是，B地區的借款選擇是兩個地區的銀行系統。至第二期，B地區的投資品生產者開始生產投資品，賣給消費品生產者獲得貨幣收入，這部分收入一部分償還第一期的債務，另一部分則購買本期的消費品。

根據分析可知，在第一期內，B地區的投資品的自給量、供給量和需求量y1n、ys1w、yd1w都為零，消費品的自給量和供應量x1n和xs1w也都為零。第二期，B地區投資品的自給量、需求量y2n、yd2w以及消費品的自給量、供給兒x2n和xs2w都為零。另外，兩期里對消費品的投入時間lx1和lx2也都為零。此時可以發現，（12）的左邊之所以大于右式，主要在于左式的市場交易效率k1和區域金融系統效率k2和k3共同作用。也就是說，區域市場效率、區域金融系統的信貸帶動了區域經濟發展，也導致了不同區域間的個人效用的差異，從而引起各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可以得到下面結論：結論1：市場經濟程度和銀行金融信貸共同作用推進經濟發展了，也導致了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對市場經濟效率和銀行信貸進行深入研究我們還可以發現下面的結論：結論2：當市場經濟程度較低時，信貸促進經濟發展效果很弱。信貸政策是以市場經濟程度為前提，只有在市場交易水平較高的情況下，銀行金融信貸才能顯著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對結論2的證明如下。

實證分析——基于中國區域經濟的證據

本文對區域市場效率、金融信貸以及經濟發展進行了理論分析，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了貨幣政策信貸渠道的區域經濟效應及其前提條件。下面將對理論分析的結果進行實證檢驗，以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尤其是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背后實質。

（一）變量的選擇與模型的設定

根據本文模型的分析思路，我們將首先選擇反應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市場交易效率和區域金融信貸的指標。Yang（1991）以交通條件來反映市場交易效率。李敬（2008）在Yang的分析基礎上運用因子分析法，將公路密集度和鐵路密集度合并成交通條件指數用以表示市場交易效率。趙紅軍等（2006）對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程度、銀行的競爭性、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交通狀況和教育現狀等指標運用因素分析方法以提取市場商品交易效率的指標。本文認為用交通條件指標是一種間接反應市場效率的方法，在反映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時有很強的合理性。但是在比較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間的市場交易效率時，這個指標有很大的缺陷（尤其是電子商務的發展，使得交通條件在反映市場效率時問題更加突出）。而綜合其他相關指標處理起來則較為復雜。一般而言，市場效率條件越高，批發和零售業生產總值將越高。不少研究用批發和零售業人均產值作為分工程度指標，借鑒這個方法，用各地區的批發和零售業實際生產總值與地區實際生產總值占比來表示市場經濟交易程度的交易效率，我們用k來表示。

貨幣政策的信貸指標我們用金融信貸效率來衡量。對金融信貸效率指標的選擇，本文與一般的研究也有較大差異。一般認為，銀行的存貸之差即可反映銀行的貸款效率，但是我們認為存貸差僅為信貸金融效率的一個方面，簡單的存貸之差并不能準確反映各地區實際金融信貸效率。盧盛榮（2008）在由于沒有各地區貨幣供應量的統計數據時，用每個區域的各年度現金投放量或回籠數加上全部金融機構各項存款構筑了各個區域的廣義貨幣供給量。在這個思路下，本文將采用各區域的金融機構人民幣實際貸款額占比全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實際貸款總額來表示金融信貸效率，這里用rxd來表示。本文不直接采用各個區域金融信貸指標，這主要是因為區域信貸效率相對值總和接近1，可以比較各個區域在利用國家信貸資源下的不同效果①。與其他研究一致，我們用各地區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表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另外，我們選取各個省市固定資產投資額和勞動投入數量作為實證研究的控制變量，分別記作FK和L。為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選取各區域GDP平減指數和CPI作為價格指標，將各個名義變量轉化為實際變量。重慶1997年后成為直轄市，故我們將1997年后重慶和四川的數據合并。除山東省的批發和零售業生產總值指標之外，本文的所有數據時間跨度都為1978—2008②。文中涉及的數據來源于CEIC數據庫、《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以及部分省市的統計年鑒。實證方程（14）中各變量下標i表示每一個區域，t則表示時間，cit為常數項，uit為隨機誤差。lnFK、lnL為實證模型的控制變量。另外，對模型中的變量國內產出總值GDP和控制變量FK、L取對數形式。根據截距項c和各變量的系數的不同，又可以將模型分為無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模型和含有個體影響的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

（二）變量的描述統計和模型協整檢驗

從表1可以看出，所有變量中lnGDP、lnL和lnFK，東部地區的變動低于西部地區，相比較而言，中部地區的變動最小。rxd和k的兩個變量西部地區的變動卻低于東部地區。從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來看，lnGDP、lnFK、rxd和k自東向西依次遞減。對面板數據實證檢驗時，為避免偽回歸的可能性，我們也需要對各個變量作平穩性檢驗。對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方法不同于單獨的時間序列數據檢驗。本文對各個變量的原始數據以及滯后一階數據用五種方法做單位根檢驗（LLC、Breitung、IPS、ADF-Fisher和PP-Fisher等五種檢驗方法）。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各變量的原始數據五種檢驗方法都基本顯示為非平穩數據，但是其滯后一階的數據則都是平穩性數據，這樣初步保證了下面所作實證的合理性。采用KAO殘差協整檢驗方法對lnGDP、lnL、lnFK、rxd和k進行面板協整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實證模型在全樣本、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都拒絕不存在面板協整關系的假定。

（三）實證結果和分析

對全樣本數據、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按照實證方程的設定，在控制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基礎上回歸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對于全國而言，信貸效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大概約為1.63%，而市場經濟效率對經濟促進影響大約為5.11%。就東部地區，信貸效率的促進作用為1.37%，市場經濟效率對經濟促進作用約為3.42%。在中部地區，信貸效率對經濟彈性約為0.88%，市場經濟效率的作用為9.76%。西部地區信貸效率的作用為2.41%，市場經濟效率作用則為10.99%。模型估計的各個系數均顯著。很顯然，就信貸的作用而言，西部地區最為明顯，而中部地區最低，東部居中。市場交易效率的經濟影響作用則自東向西依次提高。通過實證檢驗，我們發現東中西的信貸效率和市場經濟效率共同促進了經濟發展，也驗證了模型結論（1），信貸與市場化所導致的區域差異也很明顯。但是對于中國區域發展而言，市場化程度的深入對經濟發展作用意義更為重要。實證結果顯示市場化效率的提高對西部地區影響最大，而東部影響則最小。這恰好說明當前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中市場化差異因素。從數據來看，西部地區的市場化的總體程度最低，因此市場效率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經濟發展，相反東部地區市場化程度最高，市場效率此時對東部地區的經濟影響最小。然而，信貸作用與市場經濟效率則不一樣。模型估計結果顯示信貸的作用在西部最為明顯，而中部的效果卻最弱。至于其中原因，主要是與區域市場化程度有關。下面，我們來分析市場化程度與信貸作用之間的相互關系。

正如結論（2）所述，雖然信貸對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但是信貸支持應當與市場化程度相配合。當市場化程度較低時，信貸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并不能充分發揮。因此，各個區域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如果只追求信貸的擴張，而放緩市場化改革與推進，信貸的經濟效應則可能受到制約難以充分顯現。更進一步而言，不發達地區忽略改革而僅依靠信貸的力量也難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為驗證這一結論，我們對全樣本進行變系數面板模型的估計。實證結果如表5所示，當各個省市的市場經濟效率都不發生變動的情況下，信貸在各省市的作用明顯呈現區域差異。信貸效率作用在東中西在整體趨勢上明顯呈現遞減趨勢。表6則是當各省市貸款不變時市場經濟效率對經濟影響。對比表5也顯示出市場效率在東中西的作用，雖然在東中西區域內部不同省市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但總的趨勢上市場效率對經濟影響與信貸恰好相反，東中西區域內呈現遞增趨勢，這也證明了信貸作用與市場效率之間的對應關系。當各區域市場經濟效率固定不變，就東部地區而言，信貸的作用除個別省份如河北、福建和海南之外（河北、福建地區的系數顯著性較差，而海南則顯著為負），在其余各個省市都具有促進作用。比較這些省市還可以發現，除廣東外，信貸作用不明顯的地區其市場效率在東部地區內部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而市場效率較高的地區，如北京、天津和長三角，信貸促進作用則非常明顯。至于信貸在廣東地區的作用不明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本文不做深入研究，但是可能合理的解釋是由于廣東發展的經濟結構所導致的。中部地區除安徽、河南和湖南地區之外，其余省市信貸作用明顯，但是一般都低于東部地區大部分省市（其中中部地區江西省最高，約為2.17%）。而西部地區除四川省之外，在其余各省市信貸作用卻為負。

當各區域信貸固定不變，從表6的估計結果來看，中西部的各省市市場經濟效率的作用更為明顯，并且對西部的影響要高于中部。通過分析我認為，信貸作用的充分發揮必須要以市場經濟程度為前提，市場經濟效率越高的省份，信貸作用的效果越明顯，而在市場經濟程度較低的地區，信貸作用則難以發揮，長期而言甚至不利于經濟增長。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指出雖然信貸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揭示了信貸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需要保證市場經濟效率的改善與提高，推動市場經濟改革。對于中國各個區域而言，信貸和市場經濟兩者共同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同時對于東中西區域而言，也存在著區域經濟效應。其中，信貸的作用在西部地區最為明顯，其次是東部，而中部地區最低。市場交易效率的經濟影響作用則是自東向西依次提高。然而，如果不顧區域市場經濟發展程度，貨幣政策的信貸渠道則難以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甚至將有礙于經濟發展，信貸必須與市場經濟程度相配合。我們用變系數模型在各省市的市場效率加以控制后發現各區域信貸效率對經濟影響存在著較大差異。其中，信貸作用在東部絕大部分省市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在中部和西部的絕大部分省市卻作用下降或者不明顯甚至于不利于經濟發展。而控制信貸后，雖然市場效率對經濟有顯著促進作用，就區域內各個省市而言，市場效率的作用恰好與信貸作用基本相反。

根據本文的分析，我們認為制定貨幣政策，發揮信貸傳導作用需要推進市場經濟的改革。在當前東部地區絕大部分省市市場經濟程度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的現狀下，西部地區首先要加大推進市場經濟的力度，其次才是增加西部地區的信貸規模。東部地區在市場經濟發展到當前階段需要加大要素的投入（信貸資本、人力資源等）以發揮市場效率，提高市場經濟層次。中部地區在市場經濟改革和信貸支持力度方面介于東部和西部地區。今年正值鄧小平南巡講話二十周年，中國經濟的奇跡來源于市場經濟的改革。協調區域經濟發展，調整經濟結構，需要加大地區市場經濟改革力度，只有改革才能保證各項政策的有效性。

作者：曹海軍王福嶺單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濟南市人民政府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