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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16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日本社會出現了城市運動。日本的城市運動是日本戰國后期幕藩體制建立的結果。幕藩體制的建立形成了國家對商業和城市的統制，使城市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發展起來，成為社會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的重要載體，在幕藩體制中，以集權、分權相結合的石數制為核心的兵農、兵商分離制有力地推動著城市運動的發展，它不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農經濟，而且塑造著日本的商品經濟，使城市運動成為日本江戶時代社會歷史的重要內容，在明治維新之前成長壯大，日本的現代化也由此展開。

關鍵詞：城市；城市運動；幕藩體制

西歐的現代化是從十五、十六世紀開始的，而日本的現代化卻是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開始進行的。這容易使人產生疑問！在研究日本史過程中，筆者注意到：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后到十九世紀初,日本社會出現了城市運動。這次城市運動在日本歷史研究中受到忽視，一般情況，研究者多集中于對城市歷史特別是城下町的研究。

人類進入第三次社會大分工以后，商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不斷發展，推動和促進了城市的發展，使人類的原始居住點最終分解成城市和鄉村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社區。馬克思就已經指出：“某一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1](P.56)日本類似于中世紀時期的西歐，由于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西歐的城市完成了從“城”到“市”轉變從而使商業和工業為主的城市逐漸成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作為農村的對立物，開始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

一、日本的城市運動

日本的城市運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中世紀末期到織田政權時代，這一時期，是以港町、門前町、寺內町為標志的“市”的發達和以城下町為標志的“城”的出現為特點，使日本的城市要素開始出現。這一時期，“座”的活動反映著市場的發展狀況。它是工商業者同業組織的行會，是促進經濟活動的組織。“成熟的座以官僚、貴族、社寺為靠山，受其特別保護，擁有收購及銷售商品的壟斷權，關卡的自由通商權，是工商業者處在割據的莊園下和亂世的自由團體。”[2](P.222)這種情況以寺內町發展最為典型，通過寺內町的保護，工商業者活動開展起來，并且由于他們的活動是自由的，因而座的壟斷權是必須的。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座就會阻礙自由通商，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這樣，對座的取消體現著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反映了戰國大名在統一過程中，逐步認識到商品經濟的重要性，為了加強對城市的控制，需要解決這一問題。這樣，不僅可以加強在統一斗爭中的力量，而且掃除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障礙，加強領國內的統一。“標志著這種商品化的體制在藩一元化的控制之下。”[3](P.91)許多大名都注意到這一點，便開設免除市場稅撤消市座，允許其他商人自由出入的所謂“樂市”、“樂座”。“這實際上表現了近代精神，應該看作是明顯的近代標志。”[2](P.222)這樣，工商業者的自由經營活動，使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更加繁榮。

而城下町是隨著大名領國的形成而出現的城市，也是日本城市發展的典型，具有政治、經濟、文化等功能。因而，城下町的發展成為原城市化的重要指標。最初是地方土豪在南北朝動亂時，在山城或山城附近建設住宅，作為戰略根據地，并在其附近開設市場，以求集中物資。戰國時期，隨著領國經濟的確立，城下町逐漸成為領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于十六世紀作戰方式的改變，與過去軍事價值相比，交通要道的控制成為建造城下町的理想條件。事實上便否定了中世紀城郭的建筑思想。這些新城郭區別于山城的舊狀態在于進入平原地帶，并且從偏僻地區移入領國統治的中心、交通中心。井伊直勝離開佐和山城，于慶長9年，在琵琶湖畔建彥根城；慶長12年，崛豐俊拋開春日山城在日本海沿岸的福島建立新城；慶長13年，松平康重也拋棄了八上的山城而于筱山建筑了新城。”[4](P.44-45)戰國大名由于軍事革命的需要，由于豢養家臣的需要，同時也為統治的需要，感到有必要在平地營建居城，這樣，近世城市便出現了——讓武士集中于城郭，把大量工商業者集中于城下，城下町便形成了。

在這個時期，日本城市并沒有體現“城”與“市”的完全結合，但此時“城”和“市”本身已經很發達，這是戰國社會經濟變化的結果；同時也是大名領國制建立的結果。城下町的出現，是日本戰國大名在統一過程中，由山城轉向領內平原地帶、交通要道、江河湖海的口岸，這里不僅商品經濟發達，而且作為領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使城下町發展起來。“作為這種居城主義的大城郭，是天正以來，由于織田信長的中央集團意識的強化，在全國分國的趨勢下逐步確立的領國統治中心的形勢下，不斷地出現的，特別是慶長年間最為盛行——這些城郭的建設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特別是慶長四年，安土城的建造標志著近世城郭的出現。”[4](P.41-42)這樣，城下町的出現標志著日本城市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不僅開始了日本的“城”與“市”的結合，而且形成了國家對城市的統制，使日本的城市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第二時期：從豐臣政權時代到幕藩體制的建立，是以兵農、兵商分離為基礎的城下町的建立以及“一國一城法”為標志，反映著幕藩體制的城下町化。幕藩體制的建立推動著日本的原城市化運動，城下町在日本各藩國內開展起來了。這樣，以城下町化為內容的日本原城市化運動便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了，日本的城市發展也進入鞏固時期。豐臣秀吉繼承了織田信長時期的統一成果和政策措施，完成了日本的統一任務。在這一過程中，豐臣秀吉推行的以“石數制”為基礎的兵農分離制等政策使城下町在全國各地發展起來。豐臣秀吉的統治措施“表明在建立稱之為石數制的近世土地所有制中，在城市確立領主的土地統治的同時，和農村在法律上予以分離，從而領主對農民和工商業者分別加以控制，工商業者主要是居住于城市，按照其技能而起著特有的作用。這樣，確立了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從而帶來了都市和農村之間的負擔上的顯著差異。”[5]P.82城下町的建立標志著日本社會中城市與農村的分工確立了，這一過程，統治者不僅加強了對農民，武士的控制，而且加強了對工商業者的控制。但是由于日本城市中的工商業者擁有特權和擁有經營活動的自由，城市商品經濟開始發展起來，這樣后來“幕藩體制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對付商品經濟的增長。”[6](P.126)

元和元年（1615），德川幕府公布“一國一城令”：“命令所有幕藩領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圍──城下町，并把商人和手工業者聚集到城下，并命令折毀領內其他的城池。”[7](P.45)這樣，完全確立了日本的城下町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位。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城下町在行使其封建職能的同時，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城下町分布全國各地，把日本“城市形容為蜘蛛網的連接點是一點也不過分的。”[8](P.282)于是，城下町化運動推動著日本的原城市化，把日本城市發展推向新的歷史階段。這一時期，由于城市的發展為城市商品貨幣經濟沖擊農本經濟奠定了物質基礎，城市在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開始顯現。

第三時期：幕藩體制建立后到十九世紀初，以元祿時代（1688—1703）三大都市的繁榮特別是百萬人口城市“江戶”的出現為標志，這是城市運動的最高、最后階段。這一時期是城市發展繁榮時期，城市經濟發展壯大起來。由于江戶、京都、大阪等的中央城市和以城下町為中心的地方城市之間有機結合確定了日本國內統一市場；完善了全國性的商品流通體制；經濟一體化格局使商業不斷發展，而商業發達促進了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關于原城市化及歷史階段另成文論述)

“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6%—7%左右而日本則為16%—17%左右。”[9](P.116)這是日本城市發達的結果，日本的城市化率在現代化初期是世界各地所不及的，特別是江戶、大阪、京都等三個中心城市的發展。“江戶到18世紀中葉人口便超過了100萬，1650年前后大阪人口已近80萬人。”[10](P.236)“人口在五萬左右的有金澤、名古屋、廣島、長崎等；人口在萬人以上的城市大約有五十多個——這樣的人口集中，是由于城市經濟的優越性而產生的。”[5](P.86)“就整個歐洲而言，工業革命之初的1800年，超過10萬人口的城市只有23個，城市人口總數只有550萬。”[11](P.24)從城市人口的數量來看，日本的城市在十九世紀前，就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這里的城市化運動并不是產業革命的結果，原因何在？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注意到：日本的城市運動是日本戰國后期，幕藩體制建立的結果，形成了國家對商業和城市的統治，這樣，日本的城市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發展起來。城市作為社會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的重要載體成長起來。“作為世界最大城市的新江戶城的崛起標志著同以往的居住方式的決裂。”[9](P.162)本文對幕藩體制與日本城市運動關系作詳細探討。

二、幕藩體制與日本城市運動的關系

德川幕府是日本封建社會的最后階段，幕藩體制的建立標志著日本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的完成，它是日本武家政治的最強盛時期，完好地運行了近三個世紀。“幕藩體制實際上，萌芽于日本戰國時代，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通過建立城下町，樂市、樂座制，太閣檢地，沒收武器等，兵農、兵商分離政策而逐步形成的。”[12](P.328)這樣，日本的幕藩體制是以石數制為基礎的兵農、兵商分離制的身份制社會。它們決定了城下町和城市運動的發展方向

（一）集權和分權相結合的政治體制對城市運動的影響

日本的幕藩體制不是一種絕對的中央集權體制。它“與中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不同的一種特殊的政治體制，它是集權的，同時也是分權的，但又不同于歐洲中世紀徹底的分權制。”[13](P.184)德川幕府依靠自身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實行封建的中央集權政治。由于幕府支配著全國重要都市和礦山，獨占國內的主要市場（江戶、大阪）和對外貿易的利潤，集中諸藩采集的金銀銅礦石，作為鑄幣原料和重要輸出商品，由此逐步控制全國的經濟命脈。這樣，幕府的直轄都市：江戶、大阪、京都、奈良、山田、駿府、甲府、長崎等；后來兵庫、新瀉、箱館等[5](P.95)形成了以三都為中心的全國經濟中心點，成為全國性流通體制的樞紐，形成了全國性的中央市場。這是由集權獲得的。同時德川幕府不得不承認在統一的過程中，各藩分權的狀況，承認藩主對本藩國的自治權，各大名對自己的領地擁有財政、軍事、司法和行政權力。各藩以城下町為中心形成了藩的領國經濟，又由于“一國一城令”要求每一個藩國只有一個城下町，這樣，城下町成為全國性流通體制的支點，形成了全國各地的地方市場。而藩國林立的狀態在全國統一條件下，有利于形成各藩國之間的競爭與交流，推動著地方市場的繁榮。

同時，這種集權和分權的體制，又由于“參覲交代”制度的實施使其統一完善化，促進了幕府對全國的控制。在穩定統一的政權統治下，這一制度不僅促進了全國物資流通范圍的擴大，而且促進了日本社會交流的發展，建立了全國統一的經濟圈：一方面，以江戶、大阪為中心形成了全國性流通經濟體制，經濟一體化的格局開始出現；另一方面，城下町成為藩國經濟與中央的全國經濟圈進行交流的樞紐。因而，幕藩體制作為集權和分權相結合的政治體制，塑造著日本的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幕藩體制下的城下町成為日本典型的城市，它們與日本江戶時代的社會變動密不可分。城市作為國內統一市場的載體在這一時期成長起來。

（二）以石數制為主體的兵農、兵商分離政策是城市運動的決定意義的前提條件

戰國時代是日本歷史的社會變革時期，由于畿內地區的商品經濟的發展，這里的大名成了后來的統一領袖不是偶然的。織豐政權由于依靠商品發達的畿內地區，并且推行適時的政策使日本社會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特別是豐臣秀吉的政策，不僅繼承了前人的成果，而且把這一時期的社會變化推向深入階段。天正16年（1588年）的《刀狩令》和天正19年的《身份統制令》明確實行兵農分離等制度，[7](P.89~90)它使日本社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第一，建立了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關系──以石數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用身份制和村請制把農民變為國家的農民，國家依靠農民的自然經濟所生產的年貢來維持收入。這樣，通過“檢地”來確定農民的社會地位。“檢地的特點是否認過去的名主領有地，承認直接生產者為領有土地的本百姓即自耕農。”[14](P.164)對農民的支配“一方反映著，直接生產者是有耕作權，占有權的原則，有貢賦負擔義務的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這些名請農民作為擁有百姓身份，被束縛在以村為單位的再生產關系的村請制的原則之中。”[5](P.45)因此，“日本具有純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組織和發達的小農經濟。”[15](P.785)這時期日本的農民各自獨立地專心從事農耕，因為這種土地所有制保障了農民的自由生產，他們免受其他中間階層的剝削，成為國家的農民。“法律上雖無明文保障他們免受武士欺凌及強加的沉重年貢和各種限制，但仍有某些安全保障。農民對農田的所有權受到保護，而在日本，有土地即有威望，德川統治時期禁止土地永久轉讓。與歐洲封建主義不同，這條法律并非保障封建領主而是為了保障每個耕作者的利益。”[16](P.45~46)同時由于德川幕府結束了戰國時代以來的兵亂，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勞動人民就可以在較為安定的環境里進行生產，“耕地面積從豐臣秀吉檢地時的150萬町步，到18世紀初達到297萬町步，1872年又擴大到358萬町步，在此基礎上，江戶時代不到300年間糧食產量增長了近80%，從1588年的1800萬石增長到1872年的3222萬石。”[17](P.35)因而，這一時期的日本社會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業勞動率的提高，出現了剩余產品，日本的農業才能夠滿足非農業人口對農產品的需要。農業為工商業發展提供重要保障，不僅刺激了農業的商品化，而且為城市的不斷發展提供物質基礎。

第二，兵農分離制——武士從農業生產中分離出來。“隨著軍事制度的革命──火器的使用和從而產生的以堅強堡壘進行防御的必要──武士都集中到了城下町因而將他們的田地交由農民去耕作。”[18](P.16)從豐臣時代的兵農分離制開始，日本武士便完全脫離農業生產，成為幕藩體制的維持力量，初期，他們由于軍事戰功而領取祿米。“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時代，這種紐帶變成經濟性的了。日本的武士與中世紀的歐洲的騎兵不一樣，既不是擁有領地和農奴的小首領，也不是有錢的士兵，他們是依靠俸祿生活的人，其俸祿額在德川初年即按其家格的高低決定了。”[16](P.44)這樣，由于武士被要求完全居住于城下町，他們便成為城市中最大的消費者階層和文化的載體之一。“促進城下町形成的政策，造成了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的過渡。這本來是為了集中統治武士而推行的政策，但由于武士階層消費的擴大，城市經濟發展起來，戰國時代的居城及要塞已喪失軍事意義成為政廳與大名的宅邸，而城下町因為人口的集中變成了城市。”[19](P.70)

第三，兵農分離過程同時伴隨著農商的分離過程。由于戰國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商人、手工業者增多了。戰國時代的畿內地區的棉紡織業的分工就已經發展起來，“要經過十四、十五道手續，提供許多的職業，養活各種家庭的人。”[20](P.13~14)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使專業化的市場出現“不久它們變為常設的市集，商人定居下來，便形成了町。”[21](P.208~209)早期市場町、門前町、寺內町等市的繁榮，有利于促進了日本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后來，由于城下町化，在武士集中于城下町過程中，武士作為消費者階層不得不依靠商人，手工業者的活動來滿足他們的需要。武士、工商業者的集中使城市中確立了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地位，使工商業者從農業分離出來，這樣便形成了日本的商人和手工業者階級。城市分工的確立以及城市商業的發達既促進了商品經濟發達也促進了工商業者的內部分工。“十七世紀由于商業的發達，商人的性質也發生變化——商品貿易額更為增多和商業趨向合理化，從而商人之間的業務分工發展起來——大量的出現了專門從事某一種商品的批發商和經紀人。”[5](P.102~103)這樣，日本商人階級的成長和壯大標志著日本完成了一次社會大分工，城市的社會分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反過來，商品貨幣經濟進一步推動著城市的發展和日本的原城市化向縱深發展。

日本的城市運動在這樣的條件下向縱深發展——商品經濟發達起來。原來作為農本經濟的附屬物的商品經濟漸漸地成長為農本經濟的對立物。因而，日本工商業者地位的確定反映了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22](P.161)日本的商品經濟的繁榮反映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商品經濟促進了城市和城市化的發展，而城市的繁榮又促進了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促進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發展。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促進著日本的城市發展。馬克思曾指出：“城市工業本身一旦和農業分離，它的產品一開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產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業作為媒介，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商業依賴于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許要以商業為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23](P.371)

第四，所有變化又以實施石數制為基礎，而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入和發展。“石數制是以米的商品化為前提的，石數制首先實施于經濟先進地區，即日本中央地帶的近畿地方，后來普及全國。”[5](P.46)石數制是以年貢為主的實物地租作為封建的地租形式。通過石數制，日本所有的村、郡、國，均稱之為若干石的村，若干石的郡或國，這并不是以其地域的耕地面積，而是以稻米的生產量來表示的，全國各地的經濟實力便可一目了然了。“在原則上，實物地租至少要以一定程度的商品經濟為前提，并包含著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幕藩體制的不可缺少的構成要素，城下町的形成和諸侯以租米支付俸祿的一般化，都是以它為前提的。封建領主早就開始把收到的租米商品化，三都和城下町的商品流通，就是領主和特權商人以米為中心開展的。被商品化了的米，是人們當作村社體制下的貢品而生產的。只就這點來說，米的商品化并不會破壞農村的自然經濟。但是都市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卻使農村不能老停留在自然經濟的中心這種位置上。”[20](P.4)由于幕藩體制對城市的統制，封建財政不僅從農村中以年貢制獲得收入而且從城市工商業獲取利益。商品經濟使日本的封建統治階級不斷地改變統治政策，而不是固守一成不變的經濟政策，由此來適應著江戶時代商品經濟特別是貨幣經濟發達的狀況。因而，這時期“商業的昌盛使幕藩體制得以建立在石數制的基礎上；幕藩體制的制度結構又決定了商業的面貌。”[5](P.99)日本城市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不斷發展。這樣，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商品經濟和城市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城市商品經濟便在封建社會中成長起來了。城市中的“工商業者由此擺脫了中世紀座的束縛，能夠進行自由的經營生產。但是，從社會歷史角度來說，城市從農村中分離出來便成為工商業的壟斷地域，信長就曾詔令，安士城擁有壟斷作為軍需品一部分的馬的買賣特權。在近世時期，城市由于工商業更重要的是對工商業的壟斷而發展起來。”[24](P.137)這樣，以石數制為基礎的幕藩體制不僅有利于自然經濟的發展，而且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由于城下町的存在而使領主、武士和農民都卷入了商業社會之中。

綜上所述，日本幕藩領主在幕藩體制的建立中對城下町的推進政策，不僅使日本的城市具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且進行了一場全國性的城市化運動，形成了對農村和城市的雙重統制。井上清曾指出：“幕藩體制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農業和以商品經濟發達為基礎的工商業為前提而建立起來的。”[25](P.3)這樣，幕藩體制不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農經濟——日本進入封建社會的最高階段，而且塑造了日本社會的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一過程，以戰國時代的商品經濟發展為基礎，確立了市集的地位；以城下町化過程中的統一政策為契機，人為地促使了日本的“城”與“市”的結合，不僅建立了近代意義的城市而且推動著日本的城市運動。因而，日本的城市在幕藩體制下發展起來。城市運動即原城市化也就成為日本江戶時代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內容。在1550－1800年期間，日本的城市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經成長壯大起來，日本的現代化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正式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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