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弱外部性農村環境問題及其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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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每個農民每年平均產生200kg的生活垃圾、500kg的糞尿和1.3t的生活污水。在傳統農業經濟條件下，農村產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通過直接還田等途徑幾乎可以達到全量循環。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同行為產生的外部性的波及范圍可能是不同的。比如一個農戶打掃了自家的庭院,可以讓周邊的鄰居獲得更好的感官,其外部性只波及了鄰居;但一個農戶減少了對農作物的農藥施用量,其外部性就影響了該農作物的所有消費者。假設c代表主體采取某種環保行為所需成本;b1表示主體采取這一行為給自身帶來的收益;b2表示主體采取這一行為,給其所在小群體(比如該主體是農戶,小群體是該農戶所在的村莊)中其他個體帶來的總收益;b3表示主體采取這一行為,給小群體以外的個體帶來的總收益。以c,b1,b2,b3這幾個因子來描述外部性波及范圍的不同類型。需注意的是,這幾個因子都綜合考慮了環保行為的環境、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綜合效用,而并不單指環境效用。
由此,依據外部性波及范圍可以把環保行為的外部性進行如下分類。1)c<b1,即主體采取某環保行為的收益大于其成本。這種是不存在外部性或外部性極弱的情況。這種情況下,主體為追求更大的收益,不必外界對其施加措施就能自發地采取這種環保行為。2)c>b1且c<b1+b2,即主體采取某環保行為的收益小于成本,但該行為產生的正外部性使該主體所在小群體的其他成員獲益,且小群體成員(包括該主體自身)獲得的總收益大于其成本。這種情況下,主體能否采取該行為,取決于小群體成員之間能否適當地再分配該行為帶來的收益,以使行為實施者的收益大于成本[4]。3)c>b1+b2且c<b1+b2+b3,即主體采取某環保行為,給自身及小群體其他成員帶來的總收益小于成本,但給全社會(包括小群體的所有成員以及小群體之外的主體)帶來的總收益大于成本。這種情況下,主體能否采取該行為,取決于小群體成員和小群體外其他所有外部性受益者之間,能否適當地再分配該行為帶來的收益[4]。理論上還存在第4種情況,即c>b1+b2+b3,即主體采取某環保行為帶來的總收益小于成本。這種情況下,主體沒有動力采取該行為,并且該行為對整個社會而言是一種損失,不應當作為政策的鼓勵對象,因而無須贅述。對于第二和第三種情況,本文分別稱相應的環保行為具有弱外部性和強外部性。某一確定環保行為對應一定的環境問題。對應的環境問題分別稱作弱外部性環境問題和強外部性環境問題。這里對強、弱外部性的劃分依據是外部性的波及范圍。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這種劃分方法并不是直接依據外部性的受影響人數進行分類的,而是針對某一確定人群,判斷在該人群中再分配是否足以解決外部性問題。這是因為外部性波及范圍與再分配的規模并不是完全對應的。即使某行為的外部性影響極廣,也不需要所有的受影響者都參與再分配才能解決該外部性問題。受影響者中的部分主體參與再分配,就足以達到促使主體采取某環保行為的目的。如果所指群體沒有界定,沒有哪種環境問題會確定地屬于弱外部性問題或強外部性問題。任何一個環境問題都可以既是前者,又是后者。當群體所指范圍足夠小,比如只包括外部性行為的實施者,那么相應的環境問題就是強外部性環境問題;如果群體擴大到足夠大,比如包括外部性行為的實施者及所有的受影響者,相應的環境問題就是弱外部性環境問題。
依據外部性波及范圍對農村環境問題進行分類對農村環境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對于農村環境問題,如果把群體界定為外部性行為實施者所在的村莊,強、弱外部性環境問題將呈現出明顯的分界。這里所說的村莊是指自然村落,即若干農戶在相鄰地域生產生活所構成的群體,是當前我國農村的主要形態。農戶以土地為生產資料進行生產,且往往依附于同樣的土地區塊生活。這就使農戶在相對穩定的空間范圍內生產生活,形成自然村落。同時,農戶的生產、生活行為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其影響范圍卻明顯呈現出兩種類型:一類是遷移性的,包括隨水、氣等的自然遷移以及隨物流等的人為遷移,這類環境問題主要影響村莊范圍外的主體;另一類是非遷移的,主要影響村莊范圍內的主體。遷移類的環境問題,其外部性主要影響村莊以外的主體,因而屬于強外部性環境問題,例如農田過量施用農藥化肥,這種問題僅僅通過村莊內的再分配是無法解決的。而非遷移性的環境問題屬于弱外部性的環境問題,因為外部性行為的實施者和受影響者都在村莊內,比如農戶的生活垃圾污染問題。
2外部性問題的兩種解決方式及其成本
2.1外部性問題的兩種解決方式：協議與監督根據制度經濟學,解決外部性問題的途徑是使外部性內部化,即通過制度安排,使主體某種經濟活動所產生的社會收益或社會成本轉為私人收益或私人成本[5]。外部性內部化的實質是在外部性行為的實施者和受影響者之間進行資源的再分配。解決外部性問題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協議方式,即在外部性行為的實施者和受影響者之間搭建平臺,使雙方基于一定規則達成妥協,從而解決外部性帶來的利益糾紛,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比如在明確產權的基礎上通過協商或司法裁決解決外部性帶來的利益糾紛問題,都可視為協議方式。協議方式下,被管理者是外部性行為的實施者和部分或全部受影響者。另一種是監督方式,即某主體(比如政府)對外部性行為的潛在實施者進行監督,并對外部性行為的實施者進行“額外獎勵”(補貼)或“額外限制”(處罰)[6],比如排污收費制度下對排污者實施處罰。監督方式下,被管理者是外部性行為的實施者或者潛在實施者。
2.2兩種方式所需成本無論以怎樣的管理方式來解決外部性問題,都是需要成本的。這里所指的成本主要是管理成本,即為使被管理者采取某種行為(或不采取某種行為)而付出的制度實施的成本。在外部性問題的不同解決方式間進行選擇時,必須考慮各種方式的成本[7]。成本高低極大地影響著管理方式的實施效果[8]。因此,對于同一外部性問題,如果協議方式或監督方式都能夠解決,那么管理方式的優勢可以從成本上進行衡量,成本較低的一種可視為較優。
2.2.1協議方式所需成本協議方式下,管理成本主要包括協議主體為達成合作而付出的交易成本。實現這種合作的前提是,行為實施者與部分或全部受影響者共同承擔達成合作所需的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為0且產權明確,那么一個經濟體內的各主體將自發地相互協商,無論初始產權歸誰,最終都能達到資源最優配置;但現實中交易成本不會為0,從而阻礙主體間的合作[5]。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和談判成本[9]。交易成本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就是交易的數量[10],即在多大范圍內進行資源的再分配。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變,再分配的覆蓋范圍越大,交易成本也越大。在協議方式下,合作群體中每增加一人,不僅新增的主體需要為參與合作而付出交易成本,原來已經處于合作中的主體也需要了解并預測新增主體的行為,付出相應的交易成本。假設再分配范圍包括k個主體;且為簡化起見,假設這些主體都是近似的,即任意主體為了解、預測其他任意主體并與之談判所付出的交易成本為ε,那么該波及范圍內的所有主體達成合作所需的總交易成本為M1(k)=(k1)kε。在考慮協議方式的交易成本時,外部性的波及范圍是一個關鍵因素。外部性的波及范圍決定了外部性問題的解決所涉及的范圍,即在多大范圍內進行資源再分配,也就決定了函數M1(k)中自變量k的大小,從而影響了以協議方式解決外部性問題所需的成本M1(k)。
2.2.2監督方式所需成本對于監督方式,再分配的成本主要包括監督者為了解被監督者行為而付出的信息成本,以及為實施相應的獎懲而付出的成本。其中,信息成本的高低極大地影響著監督的效果[11]。在監督方式下,假設監督者面臨n個被監督者,即有n個主體具有潛在可能實施監督者試圖阻止的外部性行為;且假設這些主體都是近似的,即監督者為了解任意被監督者主體所付出的信息成本都為λ,那么所有主體被有效監督所需的總信息成本為M2(n)=nλ。
3強弱外部性農村環境問題的管理成本分析及案例分析
強、弱外部性環境問題的解決應采用協議方式還是監督方式,取決于兩種管理方式的成本,成本較低的管理方式較優。
3.1弱外部性環境問題的管理成本分析如果通過協議方式解決弱外部性農村環境問題,由于外部性的實施者與受影響者集中在村莊內,在村莊范圍內進行再分配即可,因此管理的相對方人數為村莊的農戶數。假設村莊的農戶數為n,那么協議方式所需交易成本為M1(n)=(n1)nε。如果通過監督方式解決弱外部性農村環境問題,由于村莊內的所有農戶都是外部性行為的潛在實施者,管理的相對方人數為村莊農戶數n,監督方式所需信息成本為M2(n)=nλ。兩種方式所需管理成本都與村莊的農戶數密切相關。如圖1所示,M1(k)和M2(k)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管理方式下,隨著村莊農戶數增加,管理成本的變化情況。求解變量為k的方程:M1(k)=c2(k),即(k1)kε=kλ,可得到唯一的解:k0=1+λ/ε。無論λ與ε的相對大小如何,方程的解都會存在。且當k>k0時,M1(k)>M2(k);當k<k0時,M1(k)<M2(k)。上述推導表明,當村莊農戶數小于一定數量,即n<k0時,采取協議方式更為有效;而當村莊農戶數大于一定數量,即n>k0時,采取監督方式更為有效。
3.2強外部性環境問題的管理成本分析如果通過協議方式解決強外部性農村環境問題,那么外部性的實施者集中在村莊內,但受影響者主要在村莊外,假設至少要將村莊外的m個主體納入再分配才能解決外部性問題,村莊的農戶數仍為n,那么協議方式所需的交易成本為M1(n+m)=(n+m1)(n+m)ε。如果通過監督方式解決強外部性農村環境問題,那么外部性行為的潛在實施者仍然是村莊內的所有農戶。被監督者人數為村莊農戶數為n,監督方式所需信息成本為M2(n)=nλ。可以證明,如果n+m>k0,則M1(n+m)>M2(n)恒成立。證明如下:當n+m>k0時,M1(n+m)>M2(n+m);且由于M2(k)為增函數,所以M2(n+m)>M2(n);所以M1(n+m)>M2(n)。上述推導表明,當外部性波及范圍大于一定規模,即n+m>k0時,采取監督方式更為有效。
3.3案例分析我們于2012年6月開展了一組關于農村環保的調研,其中湖南省長沙縣果園鎮和四川省蒼溪縣云峰鎮的案例較為典型,可說明強、弱外部性農村環境問題的適用管理方式。果園鎮通過協議方式較好地解決了生活垃圾問題。其協議方式的具體形式是:各村所有農戶在自愿基礎上共同簽訂書面契約,承諾將自家的生活垃圾清運到指定的垃圾投放點;農戶中產生一名保潔員,負責公共區域保潔以及將垃圾投放點的垃圾清運到鄉鎮垃圾收集站點,保潔員的勞務費及清運成本由農戶們共同承擔。該方式通過契約,明確農戶有義務采取環保行為并承擔相應成本(農戶采取環保行為付出的閑暇、支付保潔員的勞務費都屬于該成本),同時獲得其他農戶采取環保行為帶來的環境效用;農戶們依據契約相互監督,避免有農戶不采取環保行為卻享有他人提供的環境效用。由此實現了村莊內的再分配,有效調動了農戶采取環保行為。Olson[12]指出,只有在群體規模較小的情況下,交易成本低,群體成員才可能自發地達成合作。上述案例中,村莊正是這樣的小群體,自發達成合作,以協議方式解決了生活垃圾問題。可見,弱外部性農村環境問題的外部性波及范圍往往足夠小,滿足n<k0,適宜采取協議方式解決。云峰鎮通過監督方式較好地解決了農藥化肥減量化的問題。其監督方式的具體形式是:該鎮的農戶組建了名為“云峰雪梨協會”的合作組織,為當地產出的雪梨注冊商標,對外推銷無公害雪梨,對內推廣無公害種植工藝。該案例中,消費者替代政府對農村環境質量實施監督,依據所了解的農村環境信息,決定是否購買相應村莊的農產品。環境良好的村莊,其農產品更具競爭優勢,易于占據市場,并能以較高的價格出售。因此,環境質量成為農產品銷售量即農戶市場收益的重要決定因素,賦予農戶足夠的動力以維護和改善農村環境。英國、瑞典、荷蘭等國也有類似案例[13–15]。上述案例中,通過市場監督方式,實現了農戶與消費者之間的再分配,有效調動了農戶采取環保行為。可見,強外部性農村環境問題的外部性波及范圍往往足夠大,滿足n+m>k0,適宜采取監督方式解決。
4結論
外部性的波及范圍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對于農村環境問題,依據外部性波及范圍的不同進行分類,對不同類型的環境問題采用適當的管理方式,才能有效地引導主體采取環保行為。對于弱外部性農村環境問題,通過協議方式,即村莊內部實施合作是解決環境問題的較優方式。對于強外部性農村環境問題,監督方式是解決環境問題的較優方式。
作者：胡璇李麗麗欒勝基沈忱單位：北京大學環境與能源學院北京大學人居環境科學與技術重點實驗室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