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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根本，高舉抗日民族斗爭的大旗，與國民黨進行了艱難復雜的協商和談判，實現了國共兩黨的攜手合作，促成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我黨在延安時期國共談判中積累的談判斗爭經驗及取得的顯著成就，為促進當今海峽兩岸關系的發展，提供了歷史借鑒和有益啟示。

關鍵詞：延安時期；國共談判；歷史經驗；啟示

HistoricalExperienceandImplicationsforCCP-KMTTalksintheYAN’ANPeriod

(ThePoliticalInstituteofLiberationArmyofXi’an,Xi’an710068,China)

Abstract:IntheYan’anperiod,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akesthenationalinterestsasafundamentalone,andholdshighthebanneroftheAnti-Japanesenationalstruggle.TheCCPandKMTworktogetherandactindifficultandcomplexconsultationsandnegotiations,whichcontributedtotheAnti-JapaneseNationalUnitedFrontandtoachievethevictoryoverJapan.RichexperienceandremarkableachievementsthroughthosetalksprovidethehistoricalreferenceandusefulinsightstopromoteCross-Staitrelations.

Keywords：Yan’anPeriod;CCP-KMTtalks;historicalexperience;insights

延安時期①，中國革命的歷史方位發生了重要變化，中國革命由國內革命戰爭轉變為民族革命戰爭?！熬拧ひ话恕笔伦兒蟮闹袊鐣?，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運動成為中國的政治重心。在此背景下，國共兩黨都比較清醒地認識到攜手合作的重要性，彼此調整政策，為接近和談判創造了條件。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上的日漸成熟，為談判指明了正確方向。面對中國革命的嚴峻形勢，國共兩黨以民族利益為根本，捐棄前嫌，坐在談判桌前商討抗日大計。筆者梳理了延安時期我黨與國民黨的談判實踐，旨在從中得到幾點有益啟示。

一、延安時期的國共兩黨談判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國共兩黨能夠以民族利益為重，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民族大義，拋棄成見，進行了艱難曲折的談判，實現了兩黨合作抗日，保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順利發展，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

（一）早期的秘密接觸

1935年12月，南京政府駐蘇武官鄧文儀向提交了一份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的發言摘要，由此了解到中共關于建立統一戰線的政策，指示鄧文儀回莫斯科與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接觸。國共兩黨在莫斯科秘密接觸的同時，陳立夫、陳果夫指派親信曾養甫尋找與中共聯系的渠道。曾養甫找到他早年同學、國民政府鐵道部勞工科長諶小岑，通過與時任國民政府司法院覃振副院長秘書的翦伯贊商議，給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去信聯系。呂振羽在諶小岑陪同下與曾養甫會面后，及時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作以匯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在北方局聯絡部工作的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初抵南京，向呂振羽傳達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談判條件。經過商談，第一次達成了由雙方代表簽字認可的談話草案。但經過陳立夫修改后的“協定”，要求毫無保留地取消蘇維埃政權，并將紅軍置于南京政權的統一指揮之下，中國共產黨沒有簽署同意。

（二）扭轉時局的談判

西安事變后，根據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率領的中共代表團與張學良和楊虎城多次商談，雙方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上基本取得一致意見。1936年12月23日，南京方面與張學良、楊虎城、中共舉行正式談判。權衡利害關系后，暗示愿改組政府，改組國民黨，并同意聯俄聯共開始采取合作態度。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

（三）協商合作抗日的談判

1.氣氛緩和的杭州談判。1937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第一次公開表明了對于國共合作的政治立場，即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1］1937年3月，攜帶中共中央擬定的談判方案，抵達杭州同進行會談。重申了陜甘寧邊區不能分割、紅軍改編后的人數須達4萬余人等六項議題。中共中央對這次談判比較滿意，并于4月20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為廬山談判作了準備。

2.由晴轉陰的廬山談判。1937年6月，抵達廬山，將中共中央指示內容并《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交與。但態度發生逆轉，另外提出一個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實質是要徹底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違背杭州談判中的諾言，堅持“三個師以上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之”，提出“請朱、毛出洋”。［1］195而在邊區政府問題、釋放政治犯問題、國防會議和國民大會問題上，雙方分歧較大。此次廬山談判的爭論焦點是紅軍指揮機關和邊區人事安排問題，反復協商仍未能解決。

3.促成最終合作的南京談判。1937年7月，平津淪陷。急于擺脫陷入戰爭被動局面的，通過張沖等人聯電中共中央，邀請、、到南京共商國防大計。中共代表、、同、何應欽就紅軍改編及其對日作戰方針進行反復談判，最終同意八路軍充當戰略游擊支隊，還任命、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并答應南京政府只向八路軍總部及3個師各派一名聯絡參謀，軍隊中其他一切職務包括各級副職都由中共自行選派，終將爭執已久的軍事指揮人事問題解決。這一次南京談判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紅軍改編問題上達成協議。接下來的第二次南京談判，在雙方讓步和協商下，終于達成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發表的協議，實際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四）美國介入下的國共談判

抗戰勝利前后，美國從其戰后利益出發，在中國開始公開推行扶蔣反共的政策，以所謂“中立”、“調?！睘槊槿雵矁牲h的談判。1945年8月，戰局發生急劇變化，國共兩黨領導人都將目光轉向戰后，重新審視和處理兩黨關系。在分析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并確定了關于重慶談判的策略和方針。商談伊始，國共雙方就政治、軍事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共產黨以談話要點的方式，向國民黨正式遞交了一份兩黨談判方案，表明了共產黨的原則，即主張以和平、民主、團結為統一的基礎，各黨派以平等地位長期合作、和平建國。在后續談判中，國共兩黨對于解放區政權和軍隊問題的意見極為相左。在國民黨提交復案后，雙方又舉行了四次會談，采取求同存異的方法后，雙方意見基本接近，爭執明顯減少，分歧最大的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問題也取得了進展。10月10日，國共雙方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重慶談判及《雙十協定》的簽訂，推進了全國和平民主發展的進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在1946年1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前后，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代表和美方代表圍繞停戰、整軍等問題，舉行了多次談判，最終達成了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及整軍方案，使中國一度出現了和平民主的曙光。1946年6月，國民黨挑起全面內戰，戰爭成為國共兩黨斗爭的主要形式，但兩黨的談判仍在進行著。1946年11月，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的召開，標志著國民黨徹底撕毀政協協議，關閉了和談大門。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至此，延安時期長達10年之久的國共兩黨談判徹底破裂。這一時期，我黨還通過談判積極爭取地方實力派，如1936年紅軍代表彭雪楓同傅作義的會談，1937年中共代表、同閻錫山的談判等，為國共兩黨高層間的談判起到推動作用，促進了全國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

二、延安時期國共兩黨談判的成就和經驗

（一）主要成就

縱觀延安時期國共兩黨的談判，主要成就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促成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為了維護民族利益，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引導和推動著抗日救亡運動向縱深發展。我黨倡導并堅持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充分發揮抗戰力量的保證。在我黨的倡議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國共兩黨由談判實現合作，調動和激發了各階級、各階層、各黨派的愛國熱情，全國出現了全民族團結抗戰的新局面，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二是體現了我黨在政治上的逐漸成熟。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成功運用黨的統一戰線理論指導國共談判，完成共同抗戰的歷史使命?！爸袊伯a黨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成為引導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的一面旗幟。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促成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全國軍民共同抗戰，成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組織者和鼓舞者?！保?］由于我黨在政治上的逐漸成熟，所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符合中國實際，并為以后黨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三是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積極做好各階級、各階層的爭取工作。、等領導人或訪問會晤，或書信往來，廣泛會見婦女、青年、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并同外國友人斯諾、史沫特萊等積極接觸，主動宣傳介紹我黨的政治主張和基本政策，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

（二）談判斗爭經驗

延安時期，既是我黨由弱變強、轉敗為勝的關鍵時期，也是我黨運用談判手段開展斗爭的成熟階段?？偟膩砜矗谘影矔r期國共談判實踐中，我黨主要創造積累了三個方面的談判斗爭經驗。

1.必須堅持黨的統一戰線的正確領導。我黨積極倡導和推動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制定和實施了全面的抗戰路線。我黨把獨立自主作為處理延安時期統戰關系的根本指導原則，這就是：堅持又斗爭又團結、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團結不否認斗爭，斗爭有理有利有節，“磨而不裂”，既迅猛發展進步勢力，又努力爭取中間勢力，堅決孤立頑固勢力；在戰爭前途問題上，我黨把爭取民族斗爭的勝利放在首位，但又不忘記爭取階級的政治、經濟權利，把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很好地結合起來。

2.必須堅持正確的談判策略?！盀榱碎L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薄啊兴粸槎罂梢杂袨椤沁@種情形。讓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極的步驟達到了積極的目的?！疄榱烁玫囊卉S而后退’，正是列寧主義。”［3］沒有妥協就無所謂談判，只有互相諒解，互相讓步，才能達成協議。在原則問題上，在涉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是絕對不能讓步的。正是由于我黨必要的讓步，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最終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正是由于我黨的必要妥協，使國民黨承認我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和邊區的合法地位，使人民的軍隊和政權不斷發展壯大。

3.必須要有素質全面、政治堅定、作風過硬的談判領袖和骨干隊伍。在延安時期國共兩黨進行的多次談判斗爭中，、李克農、潘漢年等談判大師忠誠于黨，立場堅定，意志堅強，政治敏銳，機智勇敢，巧言善辯，在談判戰場上表現出崇高的革命精神風范，超群的膽識,高超的斗爭藝術以及一心為國、無私忘我的品格贏得了談判對手的尊重和贊譽。在他們的領導和影響下，通過多次談判斗爭實踐，我黨培養和鍛煉出一大批諳熟談判藝術的優秀干部，為后來的中蘇、中美、中日、中英等談判，培養了人才，積累了斗爭經驗。

三、延安時期國共兩黨談判的現實借鑒與啟示

延安時期國共兩黨協商談判、共同攜手抗日的史實，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性。我黨通過國共和談，推動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進程的發展，并為我們提供了現實借鑒與啟示。

（一）以民族利益為根本，國共兩黨攜手合作，共同完成國家統一的歷史使命

國土作為一個民族的生存空間，關系著整個民族的根本利益。國家的統一，是從維護國家生存空間方面產生的國家利益，它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生存，是國家最為重大的利益?？v覽中國歷史，分裂從來都是暫時的，在分合治亂的歷史循環中，國家的統一始終是歷史發展的主旋律。近代歷史上，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為保家衛國、光復失地、反對分裂，同外國侵略者和分裂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為祖國的統一譜寫了光輝而壯麗的篇章。歷史昭示著未來：民族利益是增強民族自尊心、自強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利于一個國家凝聚民心民力，營造自強不息、團結一心、同仇敵愾、同心同德的社會氛圍，是增強國力、促進國家繁榮富強不可缺少的。國家的繁榮發展總與統一相伴，戰亂衰敗總與分裂相隨，這是歷史的必然邏輯。統一，是國家利益之所在、民族命運之所系。進入21世紀，中華民族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無論是大陸人民，還是臺灣同胞，都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責任。振興中華既是共同的民族利益，也是處理兩岸關系的最高價值追求。

（二）堅持正確的對臺方針，以最大誠意和胸懷積極協商，鞏固兩岸交流成果

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通過對話與談判解決雙方分歧，實現海峽兩岸和平統一，是大陸方面的一貫主張。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對臺方針政策經歷了由“以武力解放臺灣為主，同時輔以和平爭取工作”到“和平解放臺灣”的過程。1956年提出“和為貴”、“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的思想，確定了我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原則。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講話，提出實現國家統一的“九條意見”，標志著我黨和平統一祖國方針的具體化。1983年6月，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了解決臺灣問題的“六條辦法”。這以后，鄧小平多次強調“一國兩制”方針，并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它標志著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基本形成。1995年1月，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講話，提出“八項主張”，賦予“一國兩制”以新內涵。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對于臺灣問題和“一國兩制”進行了詳盡闡述。2007年10月，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今后一個時期對臺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總體要求：“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兩岸同胞理應攜手維護好、建設好我們的共同家園。臺灣任何政黨，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我們都愿意同他們交流對話、協商談判，什么問題都可以談。我們鄭重呼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新局面?！保?］在正確對臺方針的基礎上，我黨以最大誠意和胸懷提出了新思路：“國家主張通過臺灣海峽兩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協商和談判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以靈活多樣?！保?］

（三）掌握并運用靈活的談判策略，積極化解難題與歧見

隨著海峽兩岸關系的長足發展，經濟、教育、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的交流機制化，推動著海峽兩岸以積極務實的態度處理事務，通過平等協商，逐步破解各種難題。

1.審時度勢，放眼全局。熟悉形勢，把握時機，不僅是打勝仗的前提和基礎，也是促成談判的前提和基礎。要通過談判推動兩岸關系發展，必須以戰略眼光對國內外形勢發展趨勢作出正確的分析判斷，把握談判時機，做到求大同、存小異、向前看。

2.必要妥協讓步，以退為進。任何談判要出成果，都需要談判雙方做出妥協和讓步。如今海峽兩岸重啟談判，重開交流后，讓步是為了更廣大的受眾群體。海峽兩岸有著共同的文化傳承、互補互利的經濟關系及共存共榮的安全利益，兩岸都需要也有可能通過妥協讓步找到共同點，達成默契。

3.提升實力，掌握談判主動。強大的實力是解決臺灣問題的根本基礎。當前大陸的政局穩定和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牢牢掌握兩岸關系的主導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鍵因素，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基礎。軍事實力，既是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根本保證，也是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前提條件。只有通過必要的軍事打擊和適度的軍事威懾，才能有力地配合政治斗爭，于國家統一而言，才能達到“以武制武，以武扼獨”的目的。強大的軍事力量不僅是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根本保證，而且一旦出現和平方式不可能或久拖不決的局面，也是制止分裂、完成統一的唯一手段。

（四）充分發揮辦事機構的獨特作用，架構海峽兩岸聯系的紐帶

海協、?；皟蓵背闪⒑螅蛢砂督涣髦械氖聞招詥栴}進行及時溝通和商談，妥善處理兩岸交往中衍生的各種具體問題，維護了海峽兩岸同胞的正當權益，有力地推動了海峽兩岸關系的良性發展。1993年舉行的“汪辜會談”，是海峽兩岸授權的民間團體最高負責人之間首次進行的功能性會談，打破了海峽兩岸幾十年來的相互隔絕和對抗的格局，正式開啟了兩岸接觸和談的序幕。2008年6月，“兩會”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重啟協商，開局順利，抓住兩岸同胞迫切關注的大陸居民赴臺旅游和兩岸周末包機事宜，簽署了《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和《海峽兩岸關于大陸居民赴臺旅游協議》，標志著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有了新的良好開端。隨著“兩會”協商的進展，海峽兩岸商簽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兩岸經貿關系機制化、規范化的框架基本形成。2010年9月12日，《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正式生效，標志著兩岸經濟關系由此跨入了互利雙贏、合作發展的新時代，將為臺灣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活力和機遇。據島內有關機構測算，臺灣從ECFA直接獲得的整體經濟效益包括：GDP增長1.65％－1.72％，就業增加約26萬人。這些成就的實現，確確實實離不開“兩會”為主的辦事協調機構的參與。除了“兩會”以外，黃埔軍校同學會、中國統一促進會等機構也起著特殊的作用，為海峽兩岸正式對話談判做著溝通和交流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