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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成為全社會發展的主流。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改革的深入，城市居民中貧困人口與日俱增，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因此，城市貧困問題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本文從城市貧民的生活現狀和特點著手，分析其致貧原因，得出我國的城市貧困問題是轉型時期出現的暫時現象，隨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絕對的城市貧困最終將消失。

[關鍵詞]社會轉型貧困城市貧困社會保障

自工業化成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流方向后，相伴隨而來的貧困問題成為人類社會的一大隱患。世界銀行在《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對“貧困”是這樣描述的：貧困是指缺乏達到最低生活水準的能力，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絕對貧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1997》中給貧困下的定義是：貧困是指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而限制了人的選擇，即人文貧困。人文貧困一方面強調政府有義務為人們提供更好條件，以消除貧困；另一方面它更注重貧困的“質量”，即貧困可以是國民普遍幸福條件下部分人生活改善相對滯后——相對貧困。[1]2001年亞洲發展銀行的專家指出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為1480萬人。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2140.3萬人。另外學術界認為我國城鎮貧困人口的規模應在1500萬至3100萬人之間，占中國城鎮人口總數的4%—8%。總體而言，我國城鎮貧困人口的數量較大，并且穩定在一定范圍內。[2]希望本文的研究將有助于學術界加深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有助于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它也能為落實三個代表中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崇高理想提供了具體實施的途徑。

一、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產生、生活現狀及特點：

（一）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的產生。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和社會轉型時期，由于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體制、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使得我國城市社會引發了諸多經濟、社會矛盾。譬如，1993—1996年連續4年物價上漲，1993年以來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繼續下滑，等等。加上中國的社會保障安全網本身的脆弱和不足，在危機時刻難以擔當重任。于是，在短短的幾年中，就在城市中迅速形成了以失業人員、下崗職工、停產半停產企業的職工和一部分被拖欠養老金的退休人員以及他們的贍養人口為主體的城市貧困群體。城鎮絕對貧困人口連年增加，貧富差距日漸擴大，使越來越多的人陷入相對貧困之中，從而形成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并存的局面。

（二）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的生活現狀。他們收入低，入不敷出；營養水平較低；穿戴和日用品簡陋；住房條件差，有的甚至無力支付電費，晚上不敢開燈。困難職工反映最怕的是過“三關”，即生病關，子女輟學關和年節關。民政部楊衍銀副部長發表講話稱：“我國低保對象領到的低保金平均每人每月只有61元，甚至在有的地區，低保對象一個月僅僅領到10元錢，一家三口每個月就依靠30元低保金生活。我國城鎮60%以上的低保戶每月獲得低保金100元以下，近30%的低保戶每月獲得的低保金在101至200元之間，僅僅8.4%的低保戶每月獲得200元以上。”[3]

（三）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的特點

第一，我國貧困人口有著明顯的“轉型期”或“過渡期”貧困的特征。改革開放以前，我國不僅是低收入國家，也是收入分配高度均等化的國家，城鎮人均收入為316元，基尼系數為0.15，不存在城鎮貧困現象。如今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以年平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長，城市經濟發展更快，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總體實現小康。由此可見，我國近年來城市中的貧困現象是與城市經濟快速發展和城市居民收入快速提高同時發生的。因此，我國現階段城市貧困問題是在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的貧困，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城市貧困問題是在一個特殊時期出現的特殊現象。隨著整個經濟和轉型期的結束，目前城市貧困的特點也就會發生變化。

第二，轉型期內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加劇，貧富差距繼續擴大。其表現既可以為窮人更窮和富人更富，也可以為窮人小富和富人更富，或者是窮人的收入不變，而富人的收入提高。據政府測算，近年來我國居民的基尼系數迅速提高，由1996年的0.375提高到2000年的0.414，高于同期美國的0.369，日本的0.285。根據國際標準，基尼系數超過0.4為“警戒線”。[4]在“2000北京經濟論壇”會上有關人士指出：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財富是最貧窮的20%人口的11倍，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一般在6－7倍，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由此可見一斑。而且大量涌進城市尋找工作的農民工，會使轉型過程中城市貧民的生活境況更加嚴峻。

第三，貧困人口的分布行業、區域比較集中。由于產業結構的調整、科技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貧困人口多來源于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采掘、制造、建筑和商業等行業。國家統計局2000年的最新數據顯示：貧困發生率從高到低依次為社會服務業（6.01%）、建筑業（5.52%）、批發零售貿易餐飲（3.52%）、煤炭等采掘業（3.51%）。[5]我國貧困人口多在內陸地區、"三線"地區、計劃經濟色彩仍然較濃的地區。有數據顯示，中部地區的貧困發生率為4.42%，西部為3.03%，而東部沿海地區則只有1.54%。二、貧困群體的致貧原因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曾指出：造成貧困人口的原因是他們獲取收入能力受到剝奪以及機會的喪失；低收入是導致貧困人口獲取收入能力喪失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疾病、人力資本不足、社會保障系統的軟弱無力、社會歧視等都是造成人們收入能力喪失的不可忽視的因素。[5]由此可見，導致城市貧困的因素并不是單一的，它是由一系列的因素綜合作用而形成的。因此我們對貧困原因的闡釋不能局限于單一因素的作用，而應力求使分析全面、綜合。

（一）轉型時期企業結構調整，經濟效益下降，下崗職工增多。造成失業或半失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當前正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的高峰期，勞動力供給量大于需求量，根據有關部門測算，“九五”期間全社會剩余勞動力平均每年為1200萬人，今后10年將增至每年1800多萬人，城鎮實際失業率將由6%增至7%左右；[6]二是新技術的應運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就業機會相對減少；三是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給城鎮就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四是體制性原因，國企改革進行結構性調整，必然要修改過去長期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大量富余人員；五是企業經營管理不善、經濟效益下降。后兩種為主要原因。2000年我國仍有1.9萬多戶虧損國有企業。根據全國總工會統計，2000年減發工資涉及職工有1393萬人，拖欠金額367億元，人均拖欠2635元，有393萬人因此而成為需救濟的貧困職工。

（二）轉型時期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根據國家統計局城調隊1999年對13.7萬戶城鎮居民的調查，只有36.6%的居民參加了養老保險，11.8%的人參加了失業保險，13.9%的人參加了醫療保險，由于保險基金的嚴重短缺，使參保者領不到足額的保險金，如養老保險由于企業累計欠繳達370多億元，個人帳戶空帳運行，嚴重影響養老金的正常發放。2000年拖欠養老金72億元，人均拖欠1800多元。參加醫療保險的參保率只有50%，經濟效益不佳的企業，拖欠醫療費的情況更為普遍。據估算有40%的參保者因社會保險金不能足額按時發放而缺乏社會安全感。國務院民政部救濟司司長王振躍指出：過去由于投入不足，到2001年初，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條件的人有1580萬，而實際得到保障的貧困人口只有382萬，

此外，福利政策還存在平均主義傾向，目前各項社會保險基本上是按職務分配，職務越高福利越高，反之越低。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養老、醫療、住房、實物福利等幾項人均福利收入，富裕戶比貧困戶高87%，其中養老金高4.2倍，醫療保險高62%，住房補貼高61%，實物福利高38%。由于社會福利政策沒有向貧困戶傾斜，因而拉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

（三）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城市貧困的影響。目前我國面臨兩方面的國際競爭：一是與其它發展中國家在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二是與發達國家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的競爭。從全球范圍看，在前一種競爭中，各發展中國家將盡最大可能利用其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由于勞動力的低價格成為了一種國際競爭的手段，因此導致各國競相降低勞動力成本。這種競爭被稱為“探底競爭”，即它將可能導致將各國普通勞動者的工資福利水平壓到最低。相比之下，第二種競爭中最有用的資源是稀缺供應的高級專業技術人才。這種競爭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國競相以高工資吸引高級人才，從而形成一種“探頂競爭”局面。這兩種競爭同時存在的后果就是擴大國內的社會不平等，并使相對貧困長期存在。但是，從總體和長期發展來看，加入WTO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和提高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及收入水平有好處，對中國的發展利大于弊。

（四）貧困人口的文化技術素質偏低、年齡偏大。其文化程度大都在初中以下，沒有技術專長，原來多為生產一線的操作工人。另外，其年齡偏大，一般在40—50歲之間（一些媒體把他們稱為“4050部隊”）。貧困戶家庭人口多，就業少。根據2002年住戶調查，5%的最低收入戶每戶家庭人口為3.6人，就業者就業負擔為2.34人，分別比最高收入戶的2.66人和1.67人高35%和40%。還有相當一部分因病殘致貧，醫療費沒有保障，處于絕對貧困狀態。

三、解困對策

（一）促進就業是解決貧困的根本措施。應把就業問題列入國家宏觀調控的戰略目標之一，通過宏觀政策的調整增加就業機會，堅定不移的開放市場，除引進外資外，應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要發展吸納勞動力較多的社區服務業，并落實各項優惠政策。[7]要鼓勵下崗職工和失業者改變觀念、自主擇業，政府在促進就業方面應作好組織協調工作，加強職業介紹、職業指導、職業培訓等。在就業中，采取靈活的用人制度，組織失業和下崗人員以臨時工、小時工、彈性工時等靈活就業形式搞勞務承包，并解決好從業人員的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等問題。就業扶持要向貧困群體傾斜，對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政府應從財力、物力上支援，振興當地經濟，為失業者創造就業機會。提高貧困人口的文化素質，是反貧困的重要手段。除了對失業人員進行職業技術培訓、增強就業能力外，還應以其子女的教育費用進行資助或采取減免特困生的學雜費、建立貸學金制度等，以保證貧困學生受教育的機會。

（二）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調整社會福利制度，使其向貧困者傾斜。第一，今后應加大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構成的三條保障線的扶持力度，繼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8]2002國家財政將社會保障性支出提高到860億元，按可比口徑計算，比上年增長28％；為解決城市低收入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國務院對這部分人口的補助，在2001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46億元。此外，企業養老金補貼支出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補貼支出達512億元。第二，應逐步調整現有社會福利政策，在住房補貼、退休金、醫療保險、義務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傾斜，通過社會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第三，要建立和健全覆蓋全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各種經濟類型的勞動者覆蓋在安全網內，這不僅能增強勞動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勞動者的合理流動。2001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蓋人數，由年初的400多萬人擴大到年末的1120多萬人，中央財政當年用于社會保障性支出的金額是1998年的5.18倍。第四，解決社會保障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如養老金，由于過去老職工的隱性繳款未能得到補償，使企業不堪重負，致使企業欠繳和拒絕保險金。為解決此項難題，政府應從國有資產中劃出一部分用作養老金。第五，要加快社會保障的立法進程，盡快出臺有關社會保險的法律法規，明確國家、企業和職工的權利和義務，使社會保障制度有法可依。盡快制定《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和《社會福利法》等法律，使解決城市貧民問題最終走上法治的軌道。

（三）建立城鎮扶貧的檢測體系。為了社會穩定，應把解決失業問題和城鎮扶貧納入宏觀調控之內，應準確掌握失業率，下崗職工的動態情況和勞動爭議、勞動關系的緊張程度等，有必要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建立一套監測指標體系和預警制度，以便及時調控和采取對策。并在此基礎上，由政府牽頭形成統一的城鎮扶貧管理體系，使扶貧工作制度化、社會化。

四、小結

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與經濟高速發展伴隨而來的城市貧困現象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必經階段，城市貧困是市場經濟的產物。[9]發達國家親歷的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化、再向后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由于產業結構轉化、城市郊區化的原因同樣甚至更嚴重地、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大量的城市失業和城市貧困，經過其多年的努力有了很大的緩解。目前發達國家的城市貧困問題主要是由于其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所致。中共十六大提出我們要在本世紀的頭20年，集中精力，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10]正如沒有農民的脫貧就沒有全面小康一樣，沒有城市貧困人口的脫貧也不可能建設全面小康。“轉型”本身就意味著一種“過渡性”和不穩定狀態，隨著我國經濟的繼續發展、社會轉型時期的結束、各項法律法規的完善我國城市的絕對貧困現象最終將消失，貧富差距也將大大縮小，真正實現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全面小康社會。[參考文獻]

[1][2]王有捐.城鎮貧困：中國發展的新挑戰[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

[3]尹世洪.當前中國城市貧困問題[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4]唐忠新.貧富分化的社會學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8年8月

[5]夏英.貧困與發展[C].人民出版社.1995

[6]樊平.中國城鎮的低收入群[J].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四期

[7]孫立平.斷裂社會[M].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03年10月

[8]李強，季羨林.裂變與整和[J].蘭州大學出版社.北京：2002年3月

[9]唐均.中國城市貧困與反貧困報告[M].華夏出版社2003年1月

[10].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R]200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