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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隨著逐漸加快的社會轉型速度，與群體利益息息相關的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其牽涉面廣、參與人數眾多、誘發因素復雜多變，對社會規范和社會秩序帶來沖擊。基于社會學視角的研究發現，群體性事件的社會學屬性是社會沖突，不僅具有負功能更具正功能，可通過提高社會認同、關注社會公正、暢通溝通機制，盡量減少矛盾沖突，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關鍵詞：社會沖突；矛盾；群體性事件；功能

當前，伴隨著逐漸加快的社會轉型速度，社會關系、利益格局、階層關系、財富分配等都發生了重大變革，在改革中利益受損者以及相對受損者，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不僅會采取合法途徑來維護權益，而且也會采取一些越軌行為來引起社會關注和表達自身訴求，尤其是與此相關的群體性事件，由于其牽涉面廣、參與人數眾多以及誘發因素復雜多變，并且處置化解難度大，已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王金豹（2008）從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歷史經驗[1]，張世勇、楊華等（2014）從農民和政府的不同邏輯[2]，趙波（2015）從成因和防治路徑方面對社會沖突及群體性事件作了討論[3]，張旭坤等（2013）從經濟學的視角分析了沖突的產生機制與化解辦法[4]，孫夢云、謝元君（2008）提出了應對群體性事件的疏通引導、利益公平、及時有效、長效機制等原則[5]。文章在對前人研究進行分析梳理的基礎上，試圖從社會學視角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探索。

一群體性事件的主要特征

社會轉型過程中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通常以實現具體利益訴求為目標、參與人員眾多、具有較大規模，以集體上訪、封門堵路、非法游行、罷工罷運、沖擊黨政機關等形式出現，打破原有社會規范和秩序，對正常的社會運行帶來影響。盡管每一起群體性事件的形成背景產生原因、目標訴求以及表現形式等都各有不同，但一般來講也都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在發生的時間上，具有不確定性

任何一次事件的形成和發生，基本上要經歷量的積累到質的轉變過程，群體性事件也是如此，它有一個初步形成、逐漸發展和不斷累積的過程，盡管在初始階段會有一些征兆和表現，但具體會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以哪種方式發生或者到底是否能夠發生，這些都不容易做到準確預測，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二）在事件的規模上，人數一般較多

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群體性事件以利益受損、訴求無法實現者居多。在事件形成的初始階段，可能只有少數人參與，而且大多與自身利益緊密相關，參與者的規模和人數并不一定太多，但隨著事件的逐步發展，很快就會有其他利益相關者甚者行人等與事件毫無關系的人，由于受到參與者情緒的影響和感染，自覺不自覺地加入到群體中去或者僅僅是圍觀，人員便會越聚越多、規模越來越大。

（三）在具體的形式上，具有對抗性

由矛盾無法有效化解而導致的群體性事件，參與者參加群體之后，受匿名、感染、模仿、順從以及法不責眾等從眾心理影響，丟失個人理性、不顧社會責任，采取封門堵路、打砸搶燒等具有攻擊和暴力性質的過激行為，宣泄心中的不滿情緒，做出個體在單獨情況下難以做出的越軌行為。

（四）在參與的態度上，具有能動性

利益受損或相對受損的群體性事件參與者，相互之間有所聯系或者分布區域相對集中，一般有著較大的利益關聯，一旦有人組織和號召，便會有人積極響應和主動加入，在自身參加的同時還會組織和吸引更多的人參與進來，因而在短時間內很容易聚集較多人員。

二群體性事件的社會學屬性：社會沖突

結構功能主義認為，任何社會都具有一定功能的結構，這些互相支持的功能結構保障了社會的正常運轉，但是對社會沖突卻是刻意回避和不重視，也正因如此，使其在進入1960年代后，無法從理論上對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做出合適的解釋，而受到來自其他學派的批判，尤其是社會沖突論者的批判。社會沖突論者認為，沖突是社會的基本表現形式，不僅無法避免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一定會導致原有社會系統的崩潰，一定程度和范圍內的沖突，會促使社會重新達到均衡從而實現穩定。從社會學意義上說，群體性事件是人類需求無限性與社會資源稀缺性之間矛盾的必然結果。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原有利益格局被打破，資源得已重新分配，當社會出現分配不公時，就會激起人們由于爭奪財富、權力等稀缺資源而產生的沖突。但是，社會沖突理論認為，社會結構內部的不同部分之間相互聯系，在相互聯系和互動過程中，不同部分對社會整體的適應性會有所偏差，從而產生緊張、矛盾、沖突等現象，這些矛盾與沖突是無法避免和正常的，它們不僅具有消極作用，而且在一定條件下也會提高群體的韌性和適應性，從而促進群體整合。由此可見，作為社會沖突具體表現的群體性事件，也同樣是不可避免和具有雙重性的。正確認識和有效化解群體性事件，使群體性事件能夠在現有體制機制內得以妥善解決，就必須全面、客觀分析其社會功能。認識到同一群體的內部以及不同群體的相互之間，既有和諧與穩定，也有矛盾和沖突。因此，群體性事件既有不利于社會穩定和運行的負功能，也有促進社會整合和進步的正功能。群體性事件的負功能主要包括：一是打破了原有社會秩序和規范，影響了民眾的正常生活，是對現有法律制度和社會規范的直接挑戰；二是對民眾的社會心理造成沖擊，群體性事件參與者做出的“打、砸、搶、燒”等行為，會減少民眾安全感；三是誘發新的問題。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極易引起利益相關者以及其他人員的效仿和模仿，從而誘發一些其他矛盾的發生，使得群體性事件的規模不斷擴大。科塞指出：“我們所關心的是社會沖突的正功能，而不是它的反功能。也就是說，關心的是社會沖突增強特定社會關系或群體的適應和調適能力的結果，而不是降低這種能力的結果。”[6]127群體性事件的正功能包括：一是釋放不穩定因素。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通過沖突的形式，直接表達出自己的利益訴求和不滿情緒，對于消除社會沖突的根源和重構社會穩定機制具有重要意義；二是重構社會規范。社會沖突的發生必然引起沖突雙方的緊張，沖突一方尤其是政府為了盡快化解矛盾，通常會采取妥協退讓的辦法，對原有的社會規范、議事規則和制度等進行適度調整，促使不適應現有社會條件的規范和制度得以調整，激發形成新的社會規范和制度；三是釋放社會壓力。對于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而言，通過參加行動可以宣泄不良情緒、釋放自身壓力，使負面的情緒得以釋放并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從而有助于社會的長期穩定；反之，如果人們長期壓抑的不滿情緒由于被壓制而不斷積聚且無法釋放，那么一旦爆發，不僅劇烈程度更高，而且給社會規范和秩序造成更大的影響；四是具有警示社會的作用。群體性事件對于社會而言，具有著“晴雨表”的作用，能夠體現民眾訴求以及社會體制機制存在的問題，客觀反映出社會運行和治理情況。

三社會學視角的原因分析

關于群體性事件發生原因的研究，既有從社會環境、社會制度以及群體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分析，也有從個人訴求、個人心理及個人行為等方面的分析。文章將以社會學的視角，從群體性事件參與主體和處置主體兩個維度，分析群體性事件的生成原因。

（一）群體性事件參與主體

1.訴求表達渠道不暢。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利益相對受損群體會對現有的分配方式和格局不滿，對轉型獲益群體抱有仇恨或者敵視的心理，當這種不滿和敵視情緒被放大，并且通過體制內合法的途徑無法有效表達和化解時，會將個人遭遇的不幸逐漸轉化為對社會的不滿，他們既缺乏歸屬感又要求改變現狀，從而在行為上產生群體性事件。

2.法制意識淡薄。

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深入實施，民眾法治思維逐步形成、法制意識有所增強，但總體而言，還沒有形成健全的法制環境。一些人遇到問題，不是去想如何以法律手段來保障自身的權益，而是片面地采用非法的手段或者行為，來爭取或者實現自身的利益。

3.缺乏基本信任。

群體性事件的主體通常認為合法途徑難以實現自身訴求，再加上對官員腐敗、決策失誤、承諾落空等方面的不信任，會將這種不信任逐漸演化為敵對情緒，不信任和敵對情緒一旦不斷加劇并發展成具體的行動，尤其是再影響和吸引其他人參與之后就很容易誘發群體性事件。

4.借機發泄心理。

在快速轉型的社會中，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社會階層重新劃分，必然會使許多人的社會地位發生縱向變動，那些沒有獲取利益或者利益受損的人就會產生不滿情緒，并且在心理上產生一種相對被剝奪感，任何一件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導致群體性事件，并且借此機會發泄情緒、釋放不滿。

（二）群體性事件處置主體

1.政府公信力弱化。

一些政府部門只注重本部門自身利益，對民眾意見不認真聽取、對民眾訴求推諉扯皮，不正面回應和面對民眾質疑，把民眾正當的意見表達和利益訴求，視為影響和諧的不穩定因素或者對自身權威的挑戰，將民眾和自身置于對立。但當矛盾長期積聚無法化解而產生過激行為時，一些政府部門又不敢積極應對、解決問題，只能妥協退讓改變政策或者“花錢買平安”，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對于越軌行為不能有效遏制，民眾也就認可了采取過激行為實現訴求的行為模式，使得政府公信力不斷弱化。

2.職能部門的越位和錯位。

現代社會已不存在“全能政府”，不同政府部門之間都根據各自的權限劃分行使職能。也正因如此，每一個部門都應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旦部門的行政權力配置不科學，發生越位或者錯位現象，比如政府擅用職權干預市場主體，不但不利于經濟發展，而且將自身置于具體事務之中，使得市場主體將企業運行的矛盾或者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都轉嫁到政府部門。

3.應對機制不健全。

一是預警機制不健全。相關職能部門沒有構建完善的自下而上的信息反映機制，在對社會運行情況的信息收集方面不夠及時主動，對一些具有預警性、前瞻性的信息抱有僥幸心理，對民眾訴求不夠重視或者視而不見，因而不能及時有效的對群體性事件做出預判。二是處置機制不健全。一方面，部門之間各自為戰、信息難以共享、資源缺乏整合、工作合力難以形成，容易錯過事件初始階段的最佳處置時間節點；另一方面，不采取有效措施聽取群眾訴求，做好溝通化解工作，輕易使用警力強制應對，容易導致局面進一步惡化和對立升級。三是善后工作不到位。對于群眾關心的問題不能及時采取有力舉措加以解決，對于群眾的疑惑不能給予正面回應，對群眾沒有進行必要的安撫，沒有將在同群眾溝通中承諾的事項落到實處，對于群眾訴求重在聽取、輕視化解，使群眾感到被欺騙、被應付。

四社會學視角的對策思考

（一）提高社會認同

較高的社會認同，能夠讓個體對社會產生感情依賴，這種情感價值能夠促進提高社會的凝聚力。通過減少利益相對受損者的挫折感，形成更多社會共識，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們對社會轉型的認可度和社會成員的整合力。就我國目前的發展實際來看，在全社會大力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價值理念，以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深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全力縮小貧富差距，有效化解轉型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不斷提高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關注社會公正

社會成員對于社會價值判斷的首要標準就是其是否“公正”，而這一標準也直接關系著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以及是否自覺自愿遵守社會規范和既有的社會制度。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原有的社會格局已經改變，新的社會規范正在重建，規范和約束社會成員之間行為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通過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機制，創造合理有效的競爭環境，以起點和過程公正為重點，努力解決機會、分配、就業、司法、教育等方面的不公問題，從源頭上釋放風險、緩解矛盾。

（三）暢通溝通機制

安全閥機制是一種社會安全機制，通過可控、合法、制度化的機制，排泄敵對和進攻性的情緒，釋放對立沖突，減少社會對抗，保持社會系統的韌性穩定。一是創新群眾工作體制機制和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充分發揮職能部門作用，搭建群眾訴求反映平臺，及時掌握群眾的訴求和社會矛盾，確保政府與民眾聯系的渠道暢通。二是建立健全有效的社會應對機制，如預警、風險評估、矛盾綜合調處、應急處理等機制，通過及時有效的發現、化解、處理矛盾，既及時有效解決群眾合理訴求，又避免矛盾激化。三是培育和完善社會組織，一方面通過社會組織及時掌握社情民意，了解民意動態，疏導不良情緒；另一方面協調、化解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沖突，避免群體性事件的形成、擴大和升級，從而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和長遠發展。

參考文獻：

[1]王金豹.中國共產黨處理群體性事件的歷史經驗與面臨問題[J].嶺南學刊,2008,(1):34-37.

[2]張世勇,楊華.農民“鬧大”與政府“兜底”:當前農村社會沖突管理的邏輯構建[J].中國農村觀察,2014,(1):81-88.

[3]趙波.群體性事件的成因分析與防治路徑研究[J].理論月刊,2015,(2):168-172.

[4]張旭坤,朱誠.收入分配、產權保護與社會沖突:現代經濟學視角下的沖突管理與和諧社會構建[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1):197-207.

[5]孫夢云,謝元君.處理我國經濟型群體性事件的基本原則[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8,(11):95-97.

[6][美]L•科塞.社會沖突的功能[M].孫立平,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作者：田旭 單位：西北大學 哲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