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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文化產業發展概況

（一）基礎理論研究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文化工業”理論中指出，文化產業的最終產品就是迎合大眾消費需要的各類產品，也就是大眾文化（非同今天所指“大眾文化”）。按照機械化流程生產出來的文化產品，同其他普通商品一樣進行流通和消費，同一性代替了異質性，產業化的文化成為了不可感知的同質文化。在被同質化過程中，作為文化商品的文化多樣性和內涵豐富性蕩然無存，同一性降低了思想深度，泯滅了藝術個性，限制了文化的自由和批判精神，由此淪為國家進行思想控制的工具。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哀嘆這同一邏輯，堅持對“文化工業”進行猛烈的價值批判，試圖喚回傳統時代文化藝術的精英文化，而非當代遍存各個領域的大眾文化。在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斯科特?拉什看來，20世紀中期，在上層建筑的統治領域，文化以強調符號表征和意識形態（representation）的形式較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文化產品較少見于日常生活，更多的是經濟商品。這種情形從1945年一直持續到1975年。然而到了2005年，以信息、旅游、體育和建筑等為代表形式的文化產品隨處可見。拉什認為“文化產品不再是稀有物品，而是橫行天下。文化無處不在，它仿佛從上層建筑中滲透出來，又滲入并掌控了經濟基礎，開始對經濟運行和日常生活體驗兩者進行統治”。同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本雅明在其《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認為，復制技術使“藝術品從少數人壟斷和欣賞中解放出來，為多數人所共享，給文化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不同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批判態度，而是給出了理性判斷。法蘭克福學派作為開創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的先鋒，其開辟作用是“難以繞過的理論高峰”。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原始的資本積累是文化工業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大多數文化產品生產者都以實現利潤最大化作為自己的行為目標，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因而，一味迎合消費者需要就成了文化工業不加改造無需創意的流水線生產。這樣，缺乏自由創造的文化產品就在現代機器化批量生產的流水線上就被格式化為同一性商品。1963年，晚年的阿多諾在《文化產業的再思考》一文中總結道：“我們用‘文化產業’代替了‘大眾文化’……文化產業是把人們熟悉的傳統文化融入了新特質，為大眾消費而量身定做的文化產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消費的性質并且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原定計劃而制造的。”與阿多諾對文化工業理論的批判立場不同，本雅明則對文化產業和文化工業持樂觀態度，承認大眾文化的積極價值和歷史意義，認為藝術品的復制可以把藝術從宗教儀式的古老傳統中解放出來。由此引起了后來法蘭克福學派內部及二戰后其他學派圍繞大眾文化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的論爭，經過長期的嬗變和演進，文化產業的內容日益豐富，理論研究也日漸成熟。文化產業概念和文化產業理論的發展演變過程恰恰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文化產業認知的不同見解。繼法蘭克福學派之后，西方文化產業理論出現了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兩條研究路線。肇始于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產業的基礎理論認為，文化產品中所包含的具體內容即影視、音像、動漫、出版等作為其主要研究對象，側重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化理論思考。該學派以辯證眼光看待文化產業，對發展文化產業持肯定態度，給予文化產業更多的理性思考，對文化產業內涵進行了重新定位，對文化的本質做出了新的詮釋，肯定了文化產業在推動工業化進程、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對文化產業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通過對文化產業的符號生產機制和原則的系統研究，雷蒙德?威廉姆斯在他的《文化與社會》中鮮明指出，不能只關注和理解部分文化，要積極拓展文化定義，將完整的文化生產納入研究的視野。斯圖亞特•霍爾認為大眾對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并非一個既定意義上的簡單接受過程，同時還應當包括對于文化產品消費所具有的意義選擇和復雜重構的過程。這一結論標志著傳統的文化批判理論已經不應該繼續成為阻礙文化產業發展的障礙。

（二）應用理論研究

基于文化產業基礎理論的前期研究，文化產業應用理論側重研究文化產業在現實發展進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發展動力、發展優勢和劣勢、制約因素、發展戰略等較為具體的內容。20世紀末，隨著經濟學和管理學等學科的發展和相關知識體系的豐富完善，增進了文化產業的發展和研究，其研究內容涵蓋了概念界定、行業劃分、運行機制、產業政策、品牌戰略、文化園區、產業價值鏈和發展戰略等多個方面。主張把文化產業推向市場，不但要按照文化藝術規律進行創造，還要按照一般商品的生產模式進行生產。英國著名的媒體理論家尼古拉斯•加納姆(Gan-hamNicholas，1983)從經濟學角度對文化產業作了深入研究并對其進行了深刻闡釋。他認為文化產業采用了特有的生產方式進行符號化的生產和傳播，這些符號化的表現形式就是文化產品和服務。文化產業是指那些“使用工業化大企業的組織和生產模式，生產和傳播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社會化機構。如報刊、音像制品出版部門和商業性體育機構等”。“價值鏈分析法”最早由查爾斯•蘭蒂（CharlesLandry）在20世紀末引入文化產業研究領域中，強調指出由創意形成、文化產品生產、文化產品流通、文化產品傳播和消費者接受這五個基本環節構成了產業價值的整個鏈條，其開創價值不言而喻。20世紀中期，阿芒德•馬特拉特和赫伯特•席勒一致認為，要打破觀念，大膽將傳統文化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進而實現創新發展。1968年德國作家恩澤斯伯格（Enzensberger）在其出版的《意識工業》一書中認為文化產業是以創意為核心的產業形式。隨后，斯坦福大學研究人員也提出了“信息工業”這一概念。隨著高新科技的飛速發展，以內容產業、創意產業、文化旅游業為代表的與文化產業相關聯的新興產業相繼出現，大大拓展了文化產業的研究領域，進一步豐富了文化產業的門類，逐步加深了學術界對文化產業的認識，并進入到理性的發展軌道上，克服了非是即否的極端思想認識，人們對大眾文化的認識和判斷從激烈批判到辯證看待，從拒絕排斥到寬容接納，從大眾文化的單一概念到文化產業的豐富內涵，都直接導致了在后現代社會文化視域下，不能孤立地把文化產業與經濟、社會等其他領域隔開，要聯系起來分析其間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尤其注重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社會帶來的根本性變化，要深入分析經濟社會進步對文化產業的可喜轉變，這種轉變進一步拓展并繁榮了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當文化被視為整個社會經濟政策的一部分時，被阿多諾賦予否定性色彩的文化產業開始獲得了新的積極的含義”。縱觀國外研究成果，西方文化產業理論研究側重從文化產業運營的角度深入研究文化產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并由此帶動產生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影響。從研究對象看，尚未形成統一的文化產業概念和權威的界定。世界文化產業的全球發展不平衡源于世界各國不同的發展目標，因研究視角的差異而導致對文化產業概念、分類、內涵等諸多方面存在極大不同。從研究取向看，突破了政府對民間私營企業和公共公益事業采取不同政策的限制，開始重視發展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文化，把提高人們精神文化水平、滿足群眾文化消費需求、提高文化影響力作為今后文化產業的重點發展方向。從研究領域看，隨著文化與科技深度融合，數字新媒體技術為傳統文化產業注入了活力，一方面使得傳統文化產業必須改造升級才能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另一方面催生了許多不同于傳統形式的新興文化業態，文化產業逐漸成為涵蓋影視、美術、音樂、舞蹈等傳統行業和旅游、建筑、體育等新興業態的“大文化產業”，門類更為齊全，內容更為豐富，日益呈現出高知識高文化的新技術特征。從研究方法來看，研究方法較為單一，注重文化產業的一般共性和概念總結，沒有充分擴展到國際文化產業發展的空間，缺乏經典案例分析，對各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差異和經驗得失的總結分析研究較少。

二、中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

文化產業理論研究是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支撐。十多年來，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都將文化產業作為國家發展戰略重點，著力提升本國文化軟實力。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起步雖晚，產業規模和發展水平較低，但文化市場廣闊，文化消費需求不斷擴大，在國家文化強國戰略的推動下和國家文化產業政策的引導下，文化產業增加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正在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逐漸成為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志。特別是黨的十七大以來，文化產業呈現蓬勃發展的強勁勢頭，這為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同時也為我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帶來了重要的發展契機。

（一）文化產業理論體系形成初期

我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起步較晚，對文化產業概念和基礎理論的理解，多停留在借鑒和轉述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沒有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缺乏原創性和針對性，對文化產業的概念界定也有多種看法。為了加強我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以理論研究帶動實踐應用，加快文化產業全面發展，1998年文化部增設文化產業司，分別與上海交通大學和北京大學合作設立了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2006年，又分別與清華大學、南京大學、中國海洋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云南大學等六所高校合作共建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旨在通過廣泛調研和組織，進行文化產業基礎理論和重大課題研究，一方面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另一方面為國家和各級政府部門決策提供智力支持，進一步拓寬理論研究視野，從學術研究和產業實踐等方面加強了與國內外文化產業理論研究團體和文化產業實體的聯系與合作。隨著我國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和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化，文化領域研究成果獲得突破性進展，文化產業理論體系逐步形成，發展文化產業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學術界通過理論研究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提供了有益的決策咨詢，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研究日漸呈現出開放性、綜合性、應用性和戰略性的特點。總體上看，我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工作者立足于中國實際，在嘗試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基本理論方面也取得了重要進展，能夠客觀分析當前國內文化產業理論研究和產業實踐的發展現狀，體現出研究者從實際出發做出的理性判斷。但是，由于我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起步比較晚，在理論突破和理論創新方面嚴重落后于實踐的發展，在認識上也有一些模糊不清之處，理論應用于實踐往往捉襟見肘，前瞻性研究較少。具體來說，對于文化產業及相關概念的研究，我國學界引用最多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文化產業的定義。此外，一些發達國家如英國對創意產業概念的表述以及韓國關于內容產業、美國和日本關于版權產業的提法等，都對我國形成文化產業概念和基礎理論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文化產業的定義最早被界定為“從事文化產品生產和提供文化服務的經營性行業”。在文化產業性質的闡釋上有兩種代表觀點，一種將重心放在產業上，側重其經濟屬性，另一種是側重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科學認識和正確把握文化產業的雙重屬性在當前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形勢下顯得至關重要。既有產業屬性，又有意識形態屬性的文化產業，因其自身具備的戰略資源以及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力量而具有高度的戰略價值，文化產業發展戰略一直是理論研究關注的焦點。戰略研究關涉文化產業發展宏觀全局的重大問題。政策戰略、市場戰略、人才戰略和產品戰略等根本性問題都構成了戰略研究的中心內容。因此，文化產業戰略研究成為我國在社會關鍵轉型期優化產業布局、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新興戰略產業的重要選擇。胡惠林指出文化發展戰略確定應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利益，在這樣的戰略前提下發展文化產業，才能確保國家文化的安全，他對綜述研究方法上的研究以及在全面分析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等方面的一系列思考，都為中國文化產業理論和應用研究探索出了新的范式。其他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祁述裕主編的《中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報告》從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為切入點，通過案例分析和對比研究，全面總結了我國同外國文化產業競爭力的差異和提高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發展戰略。由文化部和上海交通大學聯合編著的系列論文集《中國文化產業評論》則站在時代前沿集中展示了特定歷史時期我國學術界專家學者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文化產業偏向“應用型”研究

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通過不同視角對我國文化產業的重大發展戰略問題以報告、專著、論文集和舉辦論壇等形式進行了動態追蹤研究。《中國文化市場發展報告》《文化藍皮書：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和《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年度報告》等都是這一領域的代表作，另外也有以北京、廣州、江蘇等各省市為研究主體的區域《文化產業發展藍皮書》也相繼出版，形成了獨特“皮書”現象。從2001年開始中國《文化藍皮書》每年發行一次，至今已整整12年了。文化藍皮書通過對東西部地區不均衡的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和每年動態的發展數據進行量化分析和數據挖掘，在綜合調研的基礎上提出的一些戰略預測和決策建議，受到文化部等相關政府部門的密切關注，為中央決策層和當地政府制定相應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另外，自2003年開始，由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出版的《中國文化產業年度發展報告》，至今已整整10年，緊扣當年形勢，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進行年度盤點，全面回顧了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歷程，總結了每個歷史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特征，并對國家和政府頒布的一系列產業政策進行了詳細歸納，總結其中的經驗得失，在此基礎上對文化產業的未來發展趨勢做出了政策預測和價值判斷。十多年來，不管是“文化藍皮書”系列，還是“年度發展報告”系列，都見證了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歷程，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遠景規劃起到了一定的政策咨詢和學術支持。細致梳理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歷程，深刻分析其基本理論研究的現狀，可以清晰窺見文化產業的演進路徑。伴隨著中國加入WTO之后迅速興起的文化危機意識和文化民族主義情感，為了應對危機和挑戰而提出新的發展戰略，成為誘發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的最直接動因。新世紀十多年來，中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文章急劇增多，圍繞著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與WTO，從產業概念到發展目標，從文化需求到產品供給，從文化強國到走出去戰略，從創意產品到品牌塑造等，涵蓋了文化產業及相關產業的多個領域，研究內容不斷豐富，研究方法日益多樣，這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以“應對”研究和“戰略對策研究”為主要特征的研究范式。

作者：常凌翀單位：西藏民族學院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