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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先進生產力代表/馬克思/鄧小平

【正文】

關于先進生產力代表的理論（以下簡稱“代表理論”），是馬克思的一個重要理論，它關涉社會歷史發展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而對這一理論的發展，則構成鄧小平理論的主線。本文擬對此作一個初步的探討。

一

馬克思“代表理論”的實質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來揭示人類歷史的發展，其主旨是揭示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使命，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必須在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中，來把握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實現機制。馬克思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結構和矛盾運動中來考察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的。在馬克思看來，要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就必須成為先進生產關系的承擔者；同時，還必須使社會上層建筑適合經濟基礎的發展要求，使上層建筑具有排除生產力發展中的制度性及體制性障礙的功能。

其次，要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必須成為先進生產方式的代表。馬克思對“生產方式”有多種用法，需要從它所處的語境中判別其涵義，但其基本用法是指生產的方法和樣式，既包括物質的方式，即馬克思所講的“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資本論》，第1卷，P204），也包括社會的方式，如生產的專業化、社會化程度，分工與協作的程度等。一定的生產方式是一定的社會生產力在物質技術和生產組織形式方面的展開，因此，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必須能代表生產方式的發展方向。

再次，在階級社會中必須從一定的階級關系中來確定先進生產力的實際代表。馬克思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主體總是與一定的階級或集團相關聯的，只有與先進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相關聯的進步階級或集團，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中，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它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產力；但他同時認為，無產階級才代表著人類社會的未來，因此他斷言：“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P261）

第四，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也是無產階級在遵循社會歷史客觀規律基礎上的自覺能動過程。馬克思是在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兩種意義上來使用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一是在“自在”的意義上，是指無產階級同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同上），它作為資本主義的否定方面，是未來新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的代表。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最早表達了這一思想，第一次從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結構”來揭示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P45）二是在“自為”的意義上，是特指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自覺地通過社會革命變革舊的生產關系以解放生產力，并在取得政權后利用新的生產關系組織、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達了這一思想，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然后，“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P272）這種區分的理論功能在于，作為第一種意義上的“代表”所表達的是，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一個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的歷史過程”，它只有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使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生產方式產生的物質基礎不斷成熟，才能最終實現；而作為第二種意義的“代表”所表達的是，無產階級實現其代表作用又是一個“自覺的歷史過程”，它必須由“自在階級”上升為“自為階級”，并通過其政黨的正確領導來實現。二者的統一說明無產階級實現其代表作用是一個合乎規律的能動的歷史過程。

馬克思“代表理論”的基本框架，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基本形成。在《宣言》中，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法克服的結構性矛盾，宣告了現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必然滅亡，而無產階級則需要通過階級斗爭成為這一歷史進程的推動者和完成者。《宣言》中所包含的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分析和無產階級能動的革命實踐這兩個基本方面，在后來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極其系統而嚴謹的方式揭示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結構性矛盾，從邏輯上論證了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并對未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作了如下的描述：“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資本論》，第3卷，P926～927）但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及其所引發的危機，僅僅是資本主義滅亡的客觀條件，還必須有無產階級能動的階級斗爭。他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并且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中揭示了無產階級革命必須首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明確地將共產主義社會分為兩個階段，并論述了兩個階段的基本特征，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理論依據。

通過革命解放生產力，取得政權后自覺地組織發展生產力，是無產階級實現其代表作用的前后相繼的兩種基本形式。由于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和面臨的任務，他更為關注的是無產階級革命。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馬克思“代表理論”的基本模式，都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的，他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歐洲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認為只有這些國家才為革命奠定了成熟的物質條件。一旦革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取得成功，無產階級就可以在直接繼承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創造出高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然而，在19世紀70年代后期，馬克思改變了自己原有的理論模式，在1877年11月，他在給俄國《祖國記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否定了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設想。（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9卷，P130）在對當時東西方革命形勢的估量中，1881年3月8日，馬克思在給俄國女革命家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中，提出了俄國在各方面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有可能跳躍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馬克思提出這一設想的動機是為了使東方國家免遭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和災難，“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同上書，P431）。但不可或缺的條件是必須“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同上書，P451）。直到1882年馬克思還希望東西方革命能互為信號，互相補充。（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P261）馬克思的許多具體設想和希望并沒有成為現實，但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必須通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已被后來的歷史所證實。

馬克思晚年的這一重要思想是其“代表理論”的一個重大變化。在此之前，它的邏輯前提是：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物質條件成熟的基礎上的。而后來的設想則變換了邏輯前提：無產階級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一定要等到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以后，而是在革命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可以先取得政權，然后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下依靠人民群眾自己來發展生產力，在吸取資本主義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前提下，逐步創造出高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

二

馬克思晚年沒有來得及修復其調整后的“代表理論”，但的確為后人提出了一個他有生之年尚無法實踐和解答的重大的歷史課題，即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如何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這一歷史性課題的解答對于20世紀相繼產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則是生死攸關的，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進行了不懈的探索。鄧小平在繼承前人和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在新的實踐探索中，比較全面系統地回答了這一歷史性課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鄧小平對馬克思晚年問題的回答，構成鄧小平理論產生、形成和確立的邏輯前提。

然而，真正理解這種“回答”的實質，必須首先清理馬克思“代表理論”的話語，其次還要把握一個世紀所帶來的語境變化。

根據前面的分析，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實際上講到了兩種情況：其一，馬克思最初根據其歷史理論的分析，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的社會化程度的提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不能容納日益發展起來的新的生產力，這時無產階級將成為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從而也成為更為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所作的結論，是這一話語的經典表述。其二，馬克思晚年關于“跳躍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實際上又進一步認為，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并不一定要等到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而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條件下，仍然可以依靠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來更合理、更符合人類本性地發展生產力。如何解讀馬克思的這兩種話語，二者是否存在悖論，對此人們有不同的看法。

筆者認為，馬克思所講的兩種話語的確有明顯區別，第一種情況是對無產階級實現其代表作用的條件性分析，既包括“最終實現”也包括“能夠實現”的條件性分析。而第二種情況則改變了最初設定的起始條件，認為無產階級實現其代表作用有可能是一個在與資本主義共存下的歷史過程，但馬克思始終沒有改變無產階級最終實現其代表作用必須依靠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這一思想。后來的發展證明，馬克思的兩種話語，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如果正確解讀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同樣可以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是最終實現這一任務則必須依靠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無產階級不可能脫離和超越這種歷史制約性去體現其代表作用，而只能在歷史發展中逐步實現。后來人們對馬克思“代表理論”的誤讀、誤解，均與沒有看到這兩種話語的內在相關性有關，這也是產生“左”和右的錯誤的認識根源。

我們還應當看到，馬克思晚年問題和鄧小平的回答，整整相隔了一個世紀，其語境有了很大的不同。鄧小平認為：“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3卷，P291）僅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而言，馬克思以后的世界歷史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現實，由一國實踐變為多國實踐，但率先進入社會主義的都是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社會主義在其初期經歷了較快發展后，都面臨著進一步發展的體制性障礙；而經濟發達的國家則在不斷克服危機中把資本主義制度推向了更加成熟的階段，由自由競爭到壟斷，由私人壟斷到國家壟斷乃至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仍在世界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后來的發展證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生產力程度估計過低。在他生前和去世后的百多年里，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的發展，但資本主義社會仍然在不斷調整中得以生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于生產力的適應和調節能力仍富有彈性。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P83）。因此，合理的結論只能是：無產階級試圖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不能容納的更為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這種生產力還沒有達到，同時無產階級作為馬克思所設想的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的物質條件還不成熟；經濟落后的社會主義與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將長期共存，在這種格局中，馬克思主義政黨如何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將始終是一個嚴肅的話題。鄧小平對時代主題的科學判斷，對社會主義的深刻反思，對資本主義的冷靜觀察，對科技進步以及由此所推動的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變化的細微洞察，均構成理解鄧小平話語的重要背景。

三

與其他社會歷史理論相比，馬克思主義是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的理論。然而，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卻在相當長的時期忽視了生產力的發展，違背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在理論和實踐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反差。對此進行批判性的反思，是鄧小平發展馬克思“代表理論”的切入點。

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并沒有把造成中國社會“停滯和徘徊”的錯誤歸結為主觀上的動機，而是對其深層原因進行了認真分析。他認為，我們的失誤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政治路線上的偏離，即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二是“方法”上的誤用，即“沒有按照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辦事”，“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產生這兩個方面錯誤的根源，則是沒有準確把握社會主義的普遍本質和我國的特殊國情，因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在我國社會主義應有的先進性和現實落后的生產力之間存在尖銳矛盾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政黨應當如何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在深刻反思的基礎上，鄧小平依據馬克思“代表理論”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對無產階級政黨在取得執政地位后，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條件下，如何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進行了深入探討，其理論的著力點包括“基點論”、“主體論”和“戰略論”三個方面。

第一，所謂“基點論”，就是把握“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點是什么。鄧小平以生產力為基點，確立了以發展生產力為主線的社會主義社會全面發展模式，以生產力為重心的制度和體制的建構原則，以生產力標準為核心的社會評價尺度，以科學技術為第一生產力的新型發展觀，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實現其代表作用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找到了基本立足點。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鄧小平統觀我國社會的矛盾全局和主要矛盾，認為社會主義要完成的任務很多，但“中心任務”、“最根本任務”則是發展生產力，其他各項工作都必須圍繞、服務于這個根本任務來開展。只有緊緊抓住這個中心，處理好中心與整體的關系，才能推動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事業全面發展。在制度和體制的安排上，鄧小平轉換了以生產關系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為中心的傳統視角，確立了以發展生產力為重心的制度、體制建構原則，認為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和體制的選擇設計和實現形式都必須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實踐理性上，鄧小平堅持的價值標準是以是否適合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作為根本依據。在如何發展生產力上，鄧小平根據科學技術發展的新趨勢及其對當代生產力增長的決定作用，得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新論斷，為發展生產力確定了符合當今時展趨勢的新的生長點和突破口。

如何將鄧小平社會主義觀與以蘇聯模式為表現形式的傳統社會主義觀相比較的話，不難看出二者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們立論的基點不同，前者以“生產力”為標準，后者以“生產關系”為尺度。從表面上看，傳統社會主義觀似乎承襲了前人的思想，但它對前人話語的解讀僅僅停留在表層上，而在實質上則背離了馬克思理論的最基本原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則相反，從表面上看它與前人的話語有很大的不同，但卻真正把握了馬克思理論的真諦。在馬克思看來，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并使這種生產力成為每個人最全面發展的保證，始終是社會主義追求的兩大價值目標，而后者的實現又必須以前者的發展為依托。鄧小平理論是與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相吻合的，注重生產力的發展，始終是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然而，在傳統社會主義觀中，“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這一理論特征，長期處于被遮蔽的狀態，從而導致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空想論。

第二，所謂“主體論”，就是“代表者”自身建設與發展問題，它包括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自身建設和工人階級的自身發展兩個方面。鄧小平認為，黨必須加強自身建設，保持其先進性，這是無產階級實現其代表作用的關鍵；工人階級必須提高自身的科學文化水平，這是無產階級在當今時代成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必然要求。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要通過其政黨的正確領導來實現，因此，黨的先進性始終是無產階級實現其代表作用的關鍵所在。對于如何保持執政黨的先進性，提出并探索了黨在取得國家政權后，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這一課題。鄧小平則提出并探索了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的時代課題。在我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條件下，保持黨的先進性主要面臨“歷史的”和“現實的”兩方面的困難：一是在生產力比較落后、封建主義影響較深的條件下，陳腐污濁的東西容易死灰復燃；二是實行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必然要面臨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面對“多樣化”的社會生活和由此產生的“多樣化”的社會意識和思想觀念。在這種條件下，保持黨的先進性將是一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的歷史課題。

黨的先進性從根本上講，就在于它能否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要做到這一點，一是要保持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正確性，不斷提高執政水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發展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P28）。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還要堅持實現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這一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目標。二是要在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特別要把黨的思想建設放在首位，不斷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鄧小平把黨作為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代表，與黨必須始終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不斷用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先進思想來武裝有機地統一起來，為黨的建設規定了基本方向。

馬克思把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從它所處的經濟地位和承擔的歷史使命得出的結論。但工人作為生產力中人的要素，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產業結構、勞動結構的變化，其內部結構也會發生變化。在當代生產力結構中，知識、科技的作用日益重要。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以信息和知識為主體的高新技術產業日益發展并取代傳統產業成為主導產業，勞動中的智力支出大大超過體力支出。隨著產業結構、勞動方式的變化，工人的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腦力勞動者日益擴大成為主要勞動者。馬克思創立其理論時所特別關注的產業工人階級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應當如何應對時代的這種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是否還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對此，鄧小平依據時代的發展作出了回答。他始終反對把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早在1975年，他就得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同上書，第2卷，P34）的結論。1977年他提出：“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同上，P41）1978年他又號召：“工人階級要用最大的努力來掌握現代化的技術知識和現代化的管理知識。”（同上，P136）鄧小平的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無產階級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體，其自身的狀況和結構也是在不斷變化的，在科技迅猛發展的當今時代，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科學文化水平，擴大工人階級中知識分子的數量和比重，“造就宏大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同上，P104），是無產階級成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必然要求。鄧小平關于“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思想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不僅規定了日益擴大的科技人員和知識分子的階級歸屬和政治地位，也揭示了工人階級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

第三，所謂“戰略論”，就是在當今世界格局中，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發達的資本主義長期共存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何在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方針政策的層面上實現其代表作用。

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過去我們對無產階級實現其代表作用的條件制約性認識不足，試圖超越階段，在理論和實踐上陷入了空想。也有人根據社會主義經歷的挫折特別是蘇東劇變，對社會主義道路、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能否代表先進生產力表示懷疑。其實，這種“左”和右的錯誤都在于，沒有看到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鄧小平的貢獻就在于他糾正了我們過去的錯誤認識，既反對社會主義建設上的“空想論”，也反對“懷疑論”，確立了我們黨實現其代表作用的基本戰略。這就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統一起來，把我國社會主義與富強、民主、文明三大現代化目標結合起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條基本路線揭示了我們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

鄧小平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膽吸收和借鑒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內的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這是社會主義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恩格斯把社會主義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P443）。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但沒有找到解決矛盾的正確方法和途徑。鄧小平則提出了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為生產力的發展排除體制性障礙的思想，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自身發展的內在機制。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已經預見到資本主義通過世界市場的擴大和深化，必然帶來生產、消費和文明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他晚年提出“跳躍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思想，但其前提條件是必須“吸收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這些思想的當代意義在于，社會主義不能脫離人類文明的大道，只有在與世界的普遍交往中得到發展。鄧小平找到了馬克思當年提出這一課題的實現形式和基本途徑，這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大膽進行改革開放，把社會主義納入國際化、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中，在與人類文明的直接交流和對話中發展社會主義。而市場經濟則是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的有效手段，也是與世界文明接轉的體制保證。把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最大創新，也是吸納資本主義“肯定成果”的最主要方面。

總之，如何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始終要解決的歷史性課題，鄧小平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主題，回答了馬克思晚年提出的重大歷史課題，共理論成果構成馬克思“代表理論”的當代形式，從而也確立了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不可取代的重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