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建構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現實可能性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正文】

一

馬克思并不是本來意義上的人類學家。他在自己的全部理論遺產中并沒有給我們留下專門的人類學著作。雖說他對人類學的興趣在他整個一生中都以不同的方式持續著，但似乎沒有跡象表明，他的長期而多方面的努力，是矢志于一門與其他人類學相區別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建設。

同時，誰也不能否認這樣一條客觀現實：馬克思全部的理論活動都與人類學傳統及其發展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思想淵源聯系。比如，早在大學時代，他就在斯特芬斯教授講授的人類學課程的正規訓練下，接受過康德、黑格爾哲學人類學思想的傳統教育。后來，他又在費爾巴哈哲學人本學的強烈影響下，向一切舊傳統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在創立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過程中，他一刻也沒有忽視過從人類學的經驗材料中吸取有益的思想營養?！顿Y本論》第一卷問世以后，他幾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人類學研究，寫下了閱讀摩爾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和菲爾等人所著人類學著作的大量筆記，而把他當時作為最主要任務的《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寫作，修訂和出版工作放到次要或第二的位置上，直至生命的終點。

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前提問題。它迫使我們似乎不得不處于非此即彼的兩難境地：要么堅持肯定說，首先解決名與實相統一的問題，也就是說，這種人類學必須是馬克思本人的，或者起碼是以馬克思為根據的，而不是徒有馬克思的空名，更不是隨意強加的；要么堅持否定說，首先對馬克思與人類學傳統的淵源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客觀后果作出總體的合乎邏輯的解釋。

然而，我們卻在這種互不相容的對立關系中，看到了二者互相聯系的統一關系。正因為馬克思沒有人類學著作，當現實呼喚它的時候，建構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才成為必要。又因為馬克思與傳統人類學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關系，建構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才出現可能。

事實上，外在的、經過改造的人類因素實際上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內部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誰也無法將它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大廈中排除出去。馬克思大量使用人類學材料，一方面在于為《資本論》的研究和寫作服務，系統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源和發展過程；另一方面則在于補充和發展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這兩點，恩格斯都作過明確的說明，而且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中作過出色的發揮。據此，人們常常把《起源》當作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代表作。應當說，這個觀點在當時的條件下，不是沒有道理的?？墒窃诂F在，在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發表后，還要堅持這一觀點，就不那么合乎時宜了。

首先，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中寫有重要的批注480多條，而《起源》中則僅僅使用了13條，說明《起源》遠遠沒有囊括筆記中的豐富思想。用恩格斯自己的話說，《起源》只是“稍稍補償”了亡友的遺愿。其次，馬克思在其人類學筆記中第一次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多線論原則，從而完成了單線論與多線論的有機統一；而恩格斯在《起源》中則仍然堅持原有的單線論理想。再次，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一般指的是他在1879——1882年閱讀摩爾根等人所寫的摘要和批注，一共五個筆記。事實上并不止這五個，至少還應該包括閱讀毛勒、哈克斯特豪森、莫尼等人同類著作所寫的大量筆記。請看以下統計資料：

1868年，馬克思開始研究毛勒的《馬爾克制度、農戶制度、鄉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權史概論》。

1873年，馬克思著手考察了俄國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歷史，閱讀了尼·卡拉喬夫的《古代和當代俄國的勞動組合》以及其他相關著作和專論。

1876年，馬克思又閱讀了毛勒的《德國馬爾制史》、《德國領主莊園制度史》和《德國鄉村制度史》。

1876——1878年間，馬克思還閱讀了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國土地制度》、烏蒂塞諾維奇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卡爾德納斯關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歷史的著作以及克雷馬齊的《印度法和法國法比較》、索柯洛夫斯基的《俄國北部農村公社史概要》等。

1879年，馬克思仔細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第一冊。

1880年，馬克思潛心研究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

1881——1882年間，馬克思又搜集和閱讀了大量的人類學著作，其中包括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講演錄》、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莫尼的《爪哇，怎樣管理一個殖民地》和菲爾的《印度和錫蘭的雅利安人村社》等等。

寬而言之，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還應該包括他在50年代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所寫的片斷、70年代中期寫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以及寫給女革命家查蘇利奇的信等。

僅就這些決非完善的統計資料看，馬克思人類學筆記所涉及的內容，無論從時空方面，還是從基本理論傾向方面，都是《起源》所不能比擬的。雖說《起源》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但它永遠也不會成為阻礙建構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事實根據。

二

談到建構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有必要首先提到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怎樣立論的問題。因為他不僅通過艱苦努力，按照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收藏的原件，于1972年編輯出版了《卡爾·馬克思文化人類學筆記》一書，而且在該書的長篇序言中第一次從人類學的角度描述了馬克思的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他寫道：

馬克思在1841——1846年間闡述了一系列哲學人類學的觀點，其中與晚年文化人類學筆記密切相關的論點有：關于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相互關系（《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關于人在社會和自然中的異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于人通過自己的勞動和在社會中的各種關系生產人本身（《德意志意識形態》和《神圣家族》），以及用人的具體化反對人的抽象化（《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隨后，由于他的著作愈益對具體問題的研究，他在1848年期間的革命活動，以及他關于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談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的結論，使得他對人類學的研究從哲學方面轉到了經濟學方面。于是，他在不列顛博物館里對人進行了純經驗的研究。在19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他始終不渝地回顧這個主題，特別是在1879——1882年間，他更加緊了這方面的研究。盡管馬克思在其思想發展進程中發生了從哲學人類學向經驗人類學的轉變，但他研究的人類學主題一直沒有變；他晚年的文化人類學筆記不僅是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有關論點的補充，同時也是對他在1843——1845年期間所持觀點的發展。

克拉德這段不足500字的精彩文字，至少包括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豐富內容：第一，他鄭重地提出了馬克思整個理論活動中人類學主題的一貫性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講，這一論點是應該肯定的，因為它基本符合馬克思理論活動的事實。較之前蘇聯理論界長期對這一問題所采取的回避態度，就更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應當說，前蘇聯學者最有條件首先提出這一問題。早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年，列寧就派梁贊諾夫到國外搜集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手稿，其中就有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梁贊諾夫當時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些筆記的巨大理論價值，只是從馬克思嚴謹的治學態度方面作了肯定的評價。時過20年即1941年，蘇聯人才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9卷中第一次用俄文公并發表了關于摩爾根著作的摘要。之后，1958——1962年間，他們又先后在《蘇聯東方學》雜志上發表了關于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摘要。1964——1966年間，他們又用俄文在《亞非人民》雜志上發表了關于菲爾著作的摘要。至此為止，他們中不只是少數專家，甚至一般學者都可以根據上述材料研究馬克思理論活動中的人類學主題了，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直至1975年，當他們逐步認識到過去那種孤立地研究筆記的做法已經越來越脫離從總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潮流時，他們才在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收進了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為全面把握這個主題及其在總體中的地位提供了現實條件。

不可否認，在馬克思的理論活動中，除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政治學說等主題之外，的確還存在一個人類學主題問題。考察這個主題，對于從總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對于在現代條件下批判“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對于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都具有深遠的意義。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對克拉德是相當贊許的。

第二，克拉德把馬克思的哲學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其他理論全部歸結為人類學，即把馬克思主義全部人類學化的做法，我是不贊成的。因為違反了起碼的常識。試想，一個思想家，他的理論研究如果僅僅局限于一個主題，那么，他的思想必定是貧乏的。更何況，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知識的百科全書呢！

第三，克拉德在這里所使用的偷天換日、李代桃僵的方法，也是我不能贊成的。眾所周知，克拉德所列舉的馬克思在1841——1846年間闡述的哲學人類學的若干觀點，正是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過程的重要觀點；克拉德所列舉的馬克思關于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的結論，使他對人類學的研究從哲學方面轉到了經驗方面，正是馬克思自己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講的從哲學研究的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關節點；克拉德所列舉的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里對人進行純經驗的研究，似乎表明馬克思進行的就是純粹經驗人類學的研究?；蛘哒f，馬克思當時的理論創造，不是人人皆知的《資本論》，而是經驗人類學了?？梢姡瑒趥愃埂た死掠脧埞诶畲鞯氖址ň幙棾鰜淼娜祟悓W故事是多么難以服眾啊！

同勞倫斯·克拉德一樣，其同胞斯利坦·戴蒙德也把整個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人類學，只不過是一種具有革命良知的人類學。進而，他又把它同哲學人本學混為一談，再也顧不上偽裝冠冕堂皇，甭管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非馬克思主義了。

法國學者M·戈德里埃、E·特勒、C·梅雅蘇等人力圖把馬克思主義和人類學“結合”起來，要么用人類學去填補馬克思主義的“空白”，要么為人類學提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其實，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是馬克思理論體系中本來就有的組成部分，這里根本談不上什么“結合”，只是有一個返樸歸真的問題罷了。

意大利學者德·馬爾丁諾和阿·西勒斯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是一種相互翻譯的關系，他們力圖建構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是當代文化人類學和葛蘭西的“實踐哲學”的混合體。這種打著馬克思的旗號，實則遠離馬克思的所謂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我們見得還少嗎？因此，我們不能不處處同它劃清界限，防止它從內部擾亂我們陣線。至于那種通過馬克思、恩格斯人類學思想的比較研究而制造“馬恩對立論”的努力，其目的和意圖，人們就會看得清楚多了。

我們同時也看到，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贊同勞倫斯·克拉德的觀點：

英國學者莫里斯·布洛赫就不贊成關于筆記的人本主義“復歸論”解釋。他在《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一書中分析馬克思對人類學所抱濃厚興趣的原因時說：第一，他想從人類學中得到一些確實的證據，證明他們發現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起作用的那些一般歷史原則是自古以來一直起作用的原則；第二，他希望人類學為他們提供一些與19世紀資本主義的習俗制度形成鮮明對照、甚至完全對立的例子。布洛赫認為，馬克思轉向人類學研究，與其說是要關心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不如說是要對資本主義進行分析，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都在設法證明資本主義大廈所賴以建立起來的那些概念（國家、財產、婚姻家庭、勞動、貿易乃至資本本身等等）并不是基于人性、邏輯或上帝這類非歷史現象的不可動搖的東西；他轉向人類學，就是要證明這些概念的隨意性、暫時性和相對性，只有在這些概念及其虛偽的永恒性被揭穿之后，才有可能作出令人滿意的政治分析。

前蘇聯學者伊·列·安德烈也夫運用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世界歷史過程規律性的原理來分析這些筆記，更多地強調這些筆記所勾勒的原始社會理論的現實意義。他認為，這些筆記與《資本論》及其他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社會規律和矛盾的著作截然不同，這是馬克思一生創作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馬克思晚年的學術興趣發生了轉變，開始專門研究原始社會的社會結構，這些結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特別是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對它們的摧殘和破壞，以及實現對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主客條件的過程和前景。他指出，在人類歷史上看起來好像早已成為過去的階段，對人類某些特殊地區來說，卻正是極為現實的東西，是現代政治和社會經濟過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筆記堅持把世界歷史的規律性運用于根本不同于西歐的歷史條件，這就擴大了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的具體應用范圍，尤其是使它的方法論原則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具體化。

美國學者唐納德·凱利指出，馬克思從大學時代起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保持著對人類學的興趣，這種興趣在晚年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最后十年左右的時間里，馬克思加強了對前西方和超西方的各種社會制度的研究，并把注意力從政治經濟學轉到了一種甚至可能更大的計劃上來，這一計劃的基礎就是英美人類學家們所開創的人類學這門新學科。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未能或許從未打算完成他的《資本論》。最令人感興趣的是，他似乎正在超越一種僅限于經濟分析和階級分析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馬克思晚年筆記中的思想，透露了向更大的范疇，尤其是向部落、血緣關系和性特征這些范疇敞開大門的信息；一旦達到這一點，則不僅要把資產階級所有制問題轉向悠久的家庭問題，而且也要把注意力從階級斗爭問題轉到兩性配偶的終極辯證法。嚴格地說，即轉到新人類學自身研究的問題上來。這決非想表明，晚年馬克思是向青年馬克思的唯心主義復歸，而是想說明，晚年馬克思是對中年馬克思相對狹窄的、經典的和最容易被庸俗化的唯物主義的超越。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我們還可以列舉若干實例。僅從以上幾位學者的觀點，就可以看出建構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難度了。試問，作為建構基礎的馬克思晚年筆記是面向歷史還是面向現實？是對以往觀點的補充和發展還是對以往觀點的突破和超越？是向早期觀點的復歸還是對早、中期觀點的修正？是新的歷史唯物主義還是新的人類學？

盡管研究者們意見紛呈，各執一端，但有一點似乎是相同的：他們都試圖把馬克思晚年的筆記放在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總進程中來考察。邁出這一步是必要的、重要的。如果僅就筆記本身而談論筆記，那就會犯梁贊諾夫那樣的錯誤，認為馬克思在垂暮之年還摘錄他人的著作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學究氣”。在這里，梁贊諾夫不僅忽視了筆記在馬克思理論活動中的現實意義，而且拋棄了馬克思理論活動的自身的整體性原則。眾所周知，馬克思在其思想發展進程中各種豐富多彩的思想觀點、政治觀點和理論觀點相互交織、相互融合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個整體包括如下三個方面：(1)馬克思的筆記、手稿和論著的有機統一；(2)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政治學和人類學等多種主題的有機統一；(3)馬克思早期、中期和晚年思想的有機統一。在這個整體中，人們不難看出，馬克思人類學筆記所闡發或所蘊含的極其深邃的思想肯定不是整體本身。無論怎樣說，它也只能說是整體的一部分。同時，它也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如同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政治學說筆記那樣，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生長點。

三

那么，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呢？這里首先有必要涉及人類學一般。也就是說，要從人類學的總體上來把握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內涵。

傳統觀點認為，人類學就是研究人的科學。據說，這個定義源于希臘文“人類學”，是“人”加“科學”的意思。從表面上看，它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什么人類學都可以說是研究人的科學。事實上，它只是研究人的科學之一。許多門類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譬如考古學、醫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倫理學、文學等等，都可以說是研究人的科學。因此，我們說，這個過于寬泛的定義在建構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場合是不適用的，因為這個定義本身就不科學。

當人們真正把人類學當作一門科學來對待時，就不再局限于詞的構成意義，而是根據它的對象、內容和范圍來給它下定義了。由于人類學在各個國家發展的歷史狀況不同，又由于眾多的人類學學派所強調的重點不同，于是，人們對人類學的內涵和外延的描述也必然會出現一定的差別。這種差別大致表現為三種不同的基本規定。

第一種，認為人類學是研究人的體質的科學，屬于自然科學，一般稱呼它為體質人類學。只是由于人是社會的動物，因而又強調人類學與社會科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二種，認為人類學是從自然科學向社會科學過渡的過渡科學，這種觀點常常引證恩格斯的橋梁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5頁）。

第三種，堅持廣義人類學的觀點，認為它既是自然科學，又是社會科學，它是研究人和人類最全的科學群。譬如有的學者首先把人類學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又把廣義文化人類學分為狹義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史前考古學；再把狹義文化人類學分為民族學和社會人類學。

在以上三種不同的基本規定中，我以為第三種無疑具有非常積極的現實意義，因為它基本準確地描述了現代人類學發展的趨向。

根據這種分類法的基本規定，我們就可以用排除法比較容易地確定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基本方位了。首先，馬克思主義人類學不是體質人類學；其次，馬克思主義人類學也不是廣義的文化人類學；第三，馬克思在其畢生的理論活動中曾經涉及到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的若干問題，但這些并沒有成為他的人類學思想的主流；第四，從事實上講，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只是一門社會人類學，或者準確地說，它只是社會人類學之一種，與其他社會人類學相比較，譬如泰勒、馬林諾夫斯基等人的社會人類學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它是以實踐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其理論基礎，以人類社會的原生形態、次生形態、再次生形態的相繼發展為其研究對象，以現實的人的自由發展為其終極目標的真正全面的科學的社會人類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一段話可以視為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研究對象的最初規定。他們寫道：“歷史可以兩個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個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自然史，即所謂自然科學，我們在這里不談；我們所需要研究的是人類史，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態不是曲解人類史，就是完全撇開人類史?！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頁）在這里，“自然史”被規定為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人類史”顯然就成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進一步，從這部著作所著重闡述的人類社會五種所有制形式的演變和更替這一事實來看，這里的“人類史”并不是什么別的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而恰恰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盡管這個研究對象后來被事實證明并沒有包括原始公社及其變體在特殊情況下的同期發展，但自從他在晚年提出社會發展的原生形態、次生形態、再次生形態和未來形態作為補充后，就表明，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不是某一種或某幾種社會形態，而是要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整個歷史進程，即重寫一部全新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史。后來，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把問題表述得更為明確：費爾巴哈反對“撇開”人的宗教神學，力圖創立一門唯物主義的人類學，但他沒有做到，而是用“抽象的人”把人類史歪曲了。“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費爾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須由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4頁）。這門科學就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

總之，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公開發表和廣泛研究；現實社會生活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長期共存；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促進因素和滯后因素的長期共存；生產發展過程中的高增長因素和種種制約因素的長期共存；人類發展過程中的高度文明因素和種種愚昧落后因素的長期共存等等，對諸如此類問題的科學解答，為建構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提供了現實可能性。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人類學，馬克思主義人類學也絕對離不開它的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