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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直接源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思想，但它的形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chǎn)黨人長期艱辛探索的結果，黨的七大對形成階段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作了全面闡述。建國后，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思想，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重大發(fā)展。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黨沿著鄧小平所開創(chuàng)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xù)不斷地探索，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思想不斷豐富和完善。黨的十七大報告既是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思想、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發(fā)展成果的系統(tǒng)總結，又是新時期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莊嚴宣言。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源流

近百年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半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世界化與民族化相統(tǒng)一的歷史進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20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一種重要表現(xiàn)形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向來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導下進行和不斷向前推進的。對于這種實際地指導和規(guī)范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我們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直接源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思想，形成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懈理論探索之中，并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的推進和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是整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的一個極其重要而又為以往的研究者們相對忽視的維度，本文擬對此作一初略探討。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之源

在國內外學術界，直到今天仍然還有一些人反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提法“不科學”、“不準確”、“應當慎用”，甚至認為它是一個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命題，其主要論據(jù)之一就是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從來都沒有說過要把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如列寧就沒有提出過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或蘇聯(lián)化。這種只重詞句而不問精神實質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tài)度，本身就是嚴重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其實，只要我們破除和超越這種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tài)度、準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未曾提出和使用過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概念，但他們卻有著非常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思想，這些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之源。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馬克思、恩格斯一貫都反對把他們的理論當成教義、教條或現(xiàn)成的公式并“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要求人們把他們的理論與各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強調“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早在青年時代，馬克思就曾表示：“我不主張我們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1842年8月下旬，馬克思在致達哥貝爾特·奧本海姆的信中說：“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并根據(jù)現(xiàn)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fā)揮”。正是基于這一原則，為了進一步“闡明和發(fā)揮”唯物史觀，馬克思晚年轉向了對相對落后的東方國家社會發(fā)展道路的研究，并由此實現(xiàn)了他關于東方社會的理論創(chuàng)造，提出了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著名論斷。在研究東方國家社會發(fā)展道路的過程中，馬克思明確反對把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fā)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反對那種認為“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的看法，強調“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而“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簡言之，在馬克思看來，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應該根據(jù)自己的特殊歷史環(huán)境來探尋自己的發(fā)展道路。

在指導歐美各國無產(chǎn)階級政黨領導的工人運動的過程中，恩格斯更為明確地指出：“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于本國的經(jīng)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俄國文學家和翻譯家阿·沃登曾回憶說：“恩格斯希望俄國人——不僅僅是俄國人——不要生搬硬套馬克思和他(恩格斯)的話，而要根據(jù)自己的情況像馬克思那樣去思考問題，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者’這個詞才有存在的理由”。在談到意大利社會黨在未來的革命中應該起什么作用的問題時，恩格斯認為：“自從1848年以來，時常為社會黨人帶來極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產(chǎn)黨宣言》的策略。”“長期以來，我已經(jīng)確信它的有效性；它從未喪失過這種有效性。但是說到怎樣把它運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狀況，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須因地制宜地作出決定，而且必須由處于事變中的人來作出決定。”針對美國的工人運動，恩格斯指出：“毫無疑問，美國工人階級的最終綱領，應該而且一定會基本上同整個戰(zhàn)斗的歐洲工人階級現(xiàn)在所采用的綱領一樣，同德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綱領一樣。在這方面，這個黨必須在運動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完全脫下它的外國服裝，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同時，恩格斯還對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運動中出現(xiàn)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傾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例如，他辛辣地諷刺德國社會內的“青年派”說：“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關于這種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曾經(jīng)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他批評法國社會黨人杰維爾說：“他把馬克思認為只在一定條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釋成絕對的原理，杰維爾刪去了這些條件，因此那些原理看來就不正確了。”他還批評那些僑居美國的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了解美國國情，不研究美國的資產(chǎn)階級，不深入到美國的工人運動中，甚至原則上是不學英語的。恩格斯說：這些人“一點不懂得把他們的理論變成推動美國群眾的杠桿；他們大部分連自己也不懂得這種理論，而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tài)度去對待它，認為只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滿足一切需要。對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

上述表明，馬克思、恩格斯已經(jīng)明確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基本原則，即必須把馬克思主義與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列寧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偉大實踐者，而且在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實踐中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思想。

首先，列寧具體地分析和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即各國共產(chǎn)黨人根據(jù)本國的實際和本民族的特點獨立地探討和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必要性。列寧認為，“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正是基于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理解，他說：“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這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黨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個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我們認為，對于俄國社會黨人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在列寧看來，“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形態(tài)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他還認為，就是“在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專政實現(xiàn)以后”，各個民族、各個國家之間的差別也“還要保留一個很長的時間”，于是，“各國共產(chǎn)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tǒng)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樣性，消滅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運用共產(chǎn)黨人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jié)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于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地加以運用”。因此，各國共產(chǎn)黨人在通過具體的途徑來完成反對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和左傾學理主義、推翻資產(chǎn)階級、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等共同的國際任務的時候，“都必須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點和特征”。

其次，列寧深刻地揭示和指明了東方各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所面臨的特殊任務。列寧認為，與作為馬克思主義誕生地的歐洲各國相比，東方各國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這些國家中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任務也有其特殊性。他在寫于1919年的《在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chǎn)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你們面臨著全世界共產(chǎn)黨人所沒有遇到過的一個任務，就是你們必須以共產(chǎn)主義的一般理論和實踐為依據(jù)，適應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特殊條件，善于把這種理論和實踐運用于主要群眾是農民，需要解決的斗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余這樣的條件。這是一個困難而特殊的任務，但又是一個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務。”“它們的解決辦法無論在哪一部共產(chǎn)主義書本里都是找不到的”。顯然，要完成這一特殊任務，東方各國共產(chǎn)黨人就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造性地研究本國的具體實際，探索出一條有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因此，列寧后來在《論我國革命》一文中寫道：“我們的歐洲庸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的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

再次，列寧嚴肅地批評了把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特殊經(jīng)驗加以絕對化的錯誤傾向。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與各國各民族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既然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都各有其特點，既然在把馬克思主義民族化過程中必須“正確地適應于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那么，把馬克思主義與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就只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一種特殊形式，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過程中形成的俄國革命的經(jīng)驗就只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特殊經(jīng)驗。因此，列寧堅決反對把俄國革命經(jīng)驗絕對化、神圣化。在指導共產(chǎn)國際的過程中，列寧一方面注重總結和向各國共產(chǎn)黨人介紹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俄國革命的成功經(jīng)驗，一方面又反復告誡他們不要照搬俄國革命的經(jīng)驗。他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關于黨綱的報告》中特別告誡俄國共產(chǎn)黨人說，“共產(chǎn)主義是不能用暴力來灌輸?shù)摹保仨毠烙嫷狡渌麌宜叩缆返奶厥庑裕皼Q不要從莫斯科發(fā)號施令”，應該讓其他國家的共產(chǎn)黨人獨立自主地探索，使他們“把蘇維埃政權建立得比我們的好些”。后來，在共產(chǎn)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他又嚴厲批評了共產(chǎn)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完全照搬俄國革命經(jīng)驗的錯誤，說它“完全是根據(jù)俄國條件寫出來的”、“俄國味太濃了”，認為這樣做就等于“我們自己給自己切斷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它表明“我們不懂得，應該怎樣把我們俄國的經(jīng)驗介紹給外國人”。

總之，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本性和內在要求而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基本原則，那么，列寧則結合東方各國的特點、特別是俄國革命的實際系統(tǒng)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思想，它們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理論泉源。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形成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形式之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思想在中國的具體運用。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最基本的含義是指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chuàng)造并不斷發(fā)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任何時候，中國的具體實際都既包括中國的現(xiàn)實實際、特別是中國的當前實踐，也包括中國的歷史實際、特別是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與之相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包括兩大基本內容：一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現(xiàn)實實際相結合，即運用馬克思主義考察和分析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指導中國的當前實踐，并通過對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研究、對中國當前實踐經(jīng)驗的總結來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二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相結合，即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審視、反思和改造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推動和促進中國先進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同時又吸取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粹，用以豐富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和強化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特色。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達到了上述水平，或者說人們賦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以上述意涵，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形成的基本標志。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fā)展的歷史看，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下子實現(xiàn)的，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長期艱辛探索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的過程中開始孕育的。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是在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的。正如所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chǎn)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是因為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受到十月革命偉大勝利的鼓舞，認識到應該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因此，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已根本不同于此前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零星介紹，人們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并意識到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例如，最早在中國系統(tǒng)傳播馬克思主義，也最早倡導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早在1919年8月，針對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改良主義觀點，發(fā)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明確提出了“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思想的主義”的見解，認為中國的問題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作“一個根本解決”。他說：“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fā)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huán)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xiàn)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乎于現(xiàn)在需要的企圖。”與此大約同時，陳獨秀也強調，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輸入中國，我們之所以鼓吹它，就是因為中國社會需要它。他還認為馬克思具有“實際研究”和“實際活動”兩大精神，號召人們“以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研究社會上各種情形，最重要的是現(xiàn)社會的政治及經(jīng)濟狀況，不要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所有這些表明，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已經(jīng)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孕育。

不過，在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孕育尚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xiàn)實相結合的理解還極為粗淺。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還不深刻，對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研究還不深入，在這種情況下，盡管他們也力求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現(xiàn)實相結合，但他們并沒有傾力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分析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特殊性，而是試圖從中國社會現(xiàn)實中尋找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因素。出現(xiàn)這種傾向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它卻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孕育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第二，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對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還缺乏應有的自覺意識。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速傳播，既是十月革命偉大勝利感召的結果，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極大推動。高舉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準備了重要的思想條件，而、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也成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有它的歷史局限性，那就是它只看到了思想文化的時代性和變革性而忽視了思想文化的民族性和繼承性，只看到了新舊文化的對立而沒有認識到新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離不開對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吸收，因而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采取了形式主義的簡單否定態(tài)度，這一點必然不利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孕育。事實上，、陳獨秀等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曾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完全對立起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了激烈批判和根本否定，因而也不可能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的問題。如果上述問題得不到解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孕育是不可能有結果的。

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真正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難探索。黨的二大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提出了第一個符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開創(chuàng)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實踐。此后，中國共產(chǎn)黨繼續(xù)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不斷向前推進。在國民革命時期，黨提出了無產(chǎn)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并初步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在土地革命時期，黨找到并確立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為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但是，中國共產(chǎn)黨也為取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上述成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特別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都曾使中國革命遭受慘痛的損失，并曾使孕育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幾近于流產(chǎn)。而無論是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還是王明的左傾錯誤，其根源都在于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tài)度。例如，在大革命時期，陳獨秀之所以提出“二次革命論”、主張當前的革命只能是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革命，就是因為他對馬克思關于歐洲革命的論述作了教條式的理解，認為當時中國不具備馬克思在談到歐洲革命時所說的那種無產(chǎn)階級革命力量，中國工人“質量上數(shù)量上都還幼稚”，“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爭斗之需要與可能”。而在土地革命時期，王明之所以頑固地堅持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也是因為他無視中國的實際，生吞活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照抄照搬俄國革命的經(jīng)驗和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所有這些，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基礎和寶貴的經(jīng)驗教訓。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強占了中國東北三省。國難當頭之際，國民的民族意識普遍高漲，文化的民族性問題也日益凸顯。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又發(fā)動了“華北事變”，民族危機進一步加劇。為了挽救民族危亡、激發(fā)國民的愛國熱情，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發(fā)起了新啟蒙運動。新啟蒙運動不僅秉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崇尚科學、理性、民主、自由的精神，而且還強調文化的民族性，強調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內容的繼承，從而糾正了新文化運動簡單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錯誤。雖然新啟蒙運動只持續(xù)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但它對于延安革命文化運動的發(fā)展、并由此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形成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延安的革命文化運動在正確總結“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的基礎上迅速發(fā)展。1937年11月，延安《解放》周刊第23期發(fā)表了署名從賢的長篇文章《現(xiàn)階段的文化工作》，強調現(xiàn)階段的文化應該是民族的、民主的和大眾的。該文認為，民族的文化是能夠激發(fā)民眾的民族意識的東西，我們要繼承中華民族五千余年所積累下來的優(yōu)秀成果，要用歷史辯證法的觀點把它發(fā)揚光大，用以激發(fā)民眾抗戰(zhàn)的偉大力量。該文還指出，過去的新文化運動，外國的氣味實在太重了，這是它不能成為大眾文化的一個重要原因；而要使文化運動真正成為廣大民眾的文化運動，就要使我們的文化運動中國化[20](第23期)。同年《解放》周刊第24期又發(fā)表了李初梨的《十年來新文化運動的檢討》一文，對1927年至1937年間的文化運動進行了總結。李初梨在該文中認為，在過去的幾年里，馬列主義的具體化有了進步，馬列主義的通俗化工作也取得了相當?shù)某煽儯R列主義的具體化與通俗化仍然不夠。他提出，現(xiàn)階段文化運動的重要任務之一，是使馬列主義更具體化中國化，同時更廣泛地深入地進行通俗化大眾化的工作。雖然李初梨只是把“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視為當時文化工作的一項具體任務，同時也沒有具體闡述“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的內涵，但他明確地提出“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的問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鋪墊。

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學的現(xiàn)狀和任務》一文中提出：“過去的哲學只做了一個通俗化的運動，把高深的哲學用通俗的詞句加以解釋”；為了“適應這激變的抗戰(zhàn)形勢”，“現(xiàn)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xiàn)實化的運動”。同年7月，胡繩在名為《辯證法唯物論入門》的小冊子中認為，辯證唯物論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有兩方面的內涵：一是“用現(xiàn)實的中國的具體事實來闡明理論”；二是“在理論的敘述中隨時述及中國哲學史的遺產(chǎn)以及近三十年來中國的思想斗爭”。誠然，正如一些論者所指出，艾思奇和胡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解尚存在著重要缺陷，例如，艾思奇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主要是指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xiàn)實的革命運動相結合，并沒有涉及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相結合的問題；而胡繩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解比較粗淺，只是強調在講述馬克思主義哲學時要舉一些中國現(xiàn)實或中國哲學史的例子。但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闡述事實上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形成的前奏。

正是在上述基礎上，1938年10月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他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fā)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ǎn)。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共產(chǎn)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xiàn)。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lián)系的。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huán)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lián)的共產(chǎn)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xiàn)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待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這里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個方面的內容作了當時最全面的概括和闡釋，它立即在當時的思想理論界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并得到了黨內其他領導人的贊同。不過，在后來編輯《選集》時，親筆將上述引文中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改成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對于作此更改的原因，學術界有不少人作過這樣那樣的考證和解釋。在我看來，撇開其他的歷史原因不談，這一更改倒是與其上下文的表述更相契合。也就是說，在《新階段》原稿中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還不是他最終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它原本就是指“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huán)境”。關于這一點，從六屆六中全會上黨的其他領導人的發(fā)言、這次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以及會后至1941年7月間、彭真、劉少奇、艾思奇、楊松、張如心等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的理解和闡釋可以清楚地看出來。1941年9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講話又進一步拓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他說：“我們反對主觀主義，是為著提高理論，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我們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至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才真正完善起來，它既包括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又包括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既包括“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又包括“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也只有到這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才得以形成。此后，這一思想又日趨完善和系統(tǒng)化，人們相繼提出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等重要概念。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既已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進行了系統(tǒng)的總結，并提出“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tǒng)一的理論，就是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它“是中國的東西，又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的論斷。

上述可見，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既是“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新文化建設和發(fā)展的最積極成果，也是對中國共產(chǎn)黨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艱難探索中所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經(jīng)驗的最深刻總結。正是在這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指導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創(chuàng)造了思想這一偉大理論成果，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發(fā)展

早在1939年12月，就曾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不能說馬克思主義早已中國化了。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的東西，中國有特殊情況，不能一下子就完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必然隨著中國具體實際的變化而不斷向前推進。而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也必然不斷發(fā)展。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是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形成的，那時，中國民主革命就是中國最大的具體實際。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中國最大的具體實際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建設的轉變，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chǎn)黨人又開始了對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懈探索。

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問題。建國初期，面對大規(guī)模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全新的重大課題，要求全黨要“認真學習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要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學習蘇聯(lián)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但是，反對照搬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的經(jīng)驗，主張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結合中國的國情探索“有自己的獨創(chuàng)”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956年4月，強調，我們要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此，他向全黨發(fā)出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的號召。他指出，“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fā)，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chuàng)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黨的八大期間，又一再強調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并強調說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也正是在這一思想原則指導下，在黨的八大前后寫作和發(fā)表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論著，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實際的、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有重要指導意義的論斷。雖然只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并沒有完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歷史任務，但他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重大發(fā)展，為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帶領全黨對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新的偉大探索，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推進到了一個全新的發(fā)展階段。雖然鄧小平未曾直接使用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但他的各種報告和講話中通篇都貫穿著對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一原則的強調和高超運用。他說：“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取得勝利?就是以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獨立思考，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十月革命的勝利也是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同俄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結果。所以，一個國家的革命要取得勝利，最根本的一條經(jīng)驗就是，各國共產(chǎn)黨應該根據(jù)自己國家的情況，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我們多次重申，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搞的現(xiàn)代化，是中國式的現(xiàn)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jīng)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不僅強調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而且也特別重視根據(jù)時代特征和中國實際情況的變化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發(fā)展。我們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而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出自己的方針，所以才取得勝利。過去我們以農村包圍城市，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這一點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本里是沒有的。現(xiàn)在我們還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這里有繼承的部分，有發(fā)展的部分。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準確地說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樣才是真正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我們歷來主張世界各國共產(chǎn)黨根據(jù)自己的特點去繼承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離開自己國家的實際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要求人們根據(jù)它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索解決新問題的答案，從而也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正是由于堅持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所以鄧小平帶領全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作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回答，創(chuàng)立了鄧小平理論，開創(chuàng)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而成功地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黨始終沿著鄧小平所開創(chuàng)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xù)不斷地探索，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思想不斷豐富和完善。1992年，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即民主革命時期“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勝利”；三中全會后“找到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開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1992年，黨的十四大又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chǎn)物，是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1997年，黨的十五大正式把鄧小平首創(chuàng)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命名為鄧小平理論，指出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fā)展的新階段”。200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八十年的實踐啟示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科學理論的指導，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思想、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既體現(xiàn)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思想和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實踐經(jīng)驗”；“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關鍵是要堅持用鄧小平理論去觀察當今世界，觀察當代中國，不斷總結實踐經(jīng)驗，不斷作出新的理論概括，不斷開拓前進”。在此基礎上，針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個基本問題”，向全黨提出了“‘三個代表’要求”，指出它“是我們黨保持先進性、始終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強領導核心的基本要求，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致的”。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必須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fā)展，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fā)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

在改革開放30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發(fā)展過程中，黨的十七大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200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大，不僅是在黨的七大召開半個多世紀后首次明確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的黨的代表大會，而且是歷次黨的代表大會中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頻率最高的。十七大報告在概括和系統(tǒng)闡述黨的十六大以后最終形成的科學發(fā)展觀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成果的同時指出：“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不斷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xiàn)什么樣的發(fā)展、怎樣發(fā)展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并豐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jīng)驗。”“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fā)展觀等重大戰(zhàn)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堅持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chǎn)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斷發(fā)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共產(chǎn)黨宣言》發(fā)表以來近一百六十年的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同命運，才能煥發(fā)出強大的生命力、創(chuàng)造力、感召力。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十七大報告還號召全黨“大力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宣傳普及活動，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著力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如果說黨的七大對民主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一次結合的思想即形成階段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進行了全面闡述，那么，黨的十七大報告則既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思想、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發(fā)展成果的系統(tǒng)總結，又是新時期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莊嚴宣言，它必將開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新的光輝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