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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個性”，從未直接明確地以定義的形式作過界定。然而，仔細研究對人性、人格、自我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等與個性相關的問題論述時，便不難發現的個性觀極具深邃、豐富的內涵。且由此可以發現他的個性觀是如何伴隨著他世界觀的形成、變化和發展，而逐漸成熟，并升華到更加完整、更加科學的高度的基本軌跡。

的個性觀萌發于他早期對人性、人的價值和“自我實現”的研究，轉變并形成于他對中國封建專制文化教育的認識和批判之中，成熟于他傾畢生精力領導中華民族走向獨立、富強之路的整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活動中。

一、青年對個性解放的吶喊

“五四”前后，時代的大潮把西方文化卷到了人們面前。有識之士面臨著文化吸收、選擇和創造的機會。青年在楊昌濟、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對人的個性解放，對關系到中國命運的大事產生了極大興趣。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朋友和我只樂于談論大事——人的性質，人類社會的性質，中國的性質、世界、宇宙！”

早期關于人的性質的看法，一方面受到康德人性觀點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國傳統的人是氣的“聚散”觀點的影響，因此，基本上持自然本性和精神本性的二元論觀點。他在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寫到，我認為：人是肉體與靈魂或精神與物質的結合，“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滅，物質不滅為基礎”（注：：《“倫理學原理”批語》）。人是自然的產物，具有一種自然的本性或自然的沖動，“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發達，皆賴于自然之沖動”，“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書所謂自然之沖動”。但人與動物有本質的區別，即在于“人者，有理性的動物也”，“夫知識則誠可貴矣，人之所以異于動物者此耳”）。所以人應當“文明其精神”，注重精神修養，必須“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達到一種使“精神之我”擴充為“宇宙一大我”。進而，又通過研究個人與封建社會的關系引申出了他關于人的價值和個性解放的觀點。

關于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系，認為，有生命的個人即自然人先于國民即社會人，個人一旦組成國家社會之后，就必須位于國家社會中方能生存，“國家社會之組織既成，各人位于其中不可離解”（注：：《“倫理學原理”批語》）。但是，由于青年正處于“五四”前后反傳統、反封建、反強權的時代氛圍之中，加之他對中國封建專制文化壓制人性、蔑視人的價值的現實極端厭惡，認為中國幾千年來不是個性多了，而是個性太少。因此，就舊中國個性與群體、個體與國家社會的關系而言，他更重視強調個人的價值和人的個性解放。他在《批語》中說：“個人有無上之價值，有百般之價值……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價值大于宇宙之價值”（注：：《“倫理學原理”批語》）。是否尊重個人的價值，有利于個性的解放，理所當然也就成了青年衡量國家社會是否合理、有無存在意義的價值尺度。何謂個人價值呢？直接了當地指出，個人價值即在于“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最高之謂”（注：：《“倫理學原理”批語》）?！肮沤裰⒆印⒘覌D、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注：：《“倫理學原理”批語》），就是為了充分表現自己的崇高人格價值。于是直言不諱地說，這就是我提倡的有別于那種只講滿足個人私欲、不顧他人死活的庸俗的狹隘的個人主義的“精神之個人主義”。因此，“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注：：《“倫理學原理”批語》）。在這里首次使用“個性”這個概念表達了他反對封建統治、君主專制和資本主義，呼喚個性解放的強烈革命愿望。

1919年7月21日發表《健學會成立及進行》一文，再次使用了“個性”一詞，表達了他反對封建專制的決心。他認為西方“現代學術的發展，大半為個人獨到所創獲。最重要的是‘我’，是‘個性’，和中國的習慣，非死人不加議論，著述不引今人言論，恰成一反比例”（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中國封建社會的所謂“‘師嚴而后道尊’、‘師說’、‘道統’、‘宗派’，都是害了‘獨斷態度’的大病”（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皇帝當家的時候，是不準我們練習能力的?！保ㄗⅲ海骸睹癖姷拇舐摵稀罚┊斀裆鐣y治者的“政治、學術、社會，等等，都是不準我們有思想，有組織，有練習的”（注：：《民眾的大聯合》）。這無疑是在扼殺人性，箝制人民的自由和人的個性發展。于是他大聲疾呼“著書之時，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未來者，振筆疾書”（注：：《“倫理學原理”批語》），“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注：：《“倫理學原理”批語》），打碎封建社會強加于人民頭上的精神枷鎖?！肮沤裾娲_之學理，偉大之事業，就是由這種被加著狂妄名號的狂人所發明創造的?！保ㄗⅲ海骸丁皞惱韺W原理”批語》）這就是“吾人須以實踐至善的義務”。（注：：《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

通過對早期個性思想的分析，不難看出，在那里，“個性”概念確有其豐富明了的內涵。從心理學方面認識“個性”是他所稱道的“幾種可愛的特性：艱苦、奮發、勇敢、團結心”（注：：《“全自治”與“半自治”》）、理想、意志、情感、性格、能力，也包括強固的體魄和勇氣等心理和生理的因素，“是個體身體與精神能力達到最高境界”的特殊表征。（注：參見《“倫理學原理”批語》、《體育之研究》等文）但是更注重從哲學倫理學的角度使用“個性”一詞，把它看作是人的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是個人對待自身和社會現實的態度的獨特性表現的總和。“個性解放”即人們沖決封建社會專制網羅，爭取自由發展、自我實現，完善人格的社會行為過程。

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的青年，在當時轟轟烈烈的政治和社會大革命中，從對中國與西方文化的反思里引申出一個屬于主體自我意識的“個性”問題，吶喊尊重人的價值，解放人的個性，把斗爭矛頭直接指向封建君主專制，這的確是一種難能可貴的革命壯舉，也反映了他本身思想的鮮明個性。盡管他當時的思想還不及陳獨秀、等早期的共產主義思想宣傳者那樣深刻，從思想體系上看還屬于激進民主主義的范疇，但是，他一心一意尋求救國救民真理、關心中國人民的命運和前途的愛國主義精神、革命的戰斗意志和實際行為，無疑為他實現世界觀的根本轉變和科學個性觀的形成與成熟奠定了思想和實踐經驗的基礎。

二、發展廣大人民群眾共同生活中的個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的個體發展的歷史”，是由人民群眾和他們的“活動家的個性作用所組成”，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事業需要發展人的個性，因為它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但是“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無產階級成員的個性正是在這樣的斗爭中得到發展的。建黨后，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揚棄了他早期的“精神個人主義”個性觀，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個性觀。

首先，以鐵的事實駁斥了地主資產階級攻擊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講人的自由民主的責難。他旗幟鮮明地說：“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發展人民共同生活中的個性。然而中國的封建專制“箝制人民自由數千年之久，使個性發展絲毫沒有”，扼殺人性、限制自由和束縛個性發展的不是共產黨人，而是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區域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國解放區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為了“幾萬萬人民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為了“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為此而英勇奮斗了二十四年”。這難道不足以證明共產黨人贊成發展人的個性的誠意嗎？

其次，深刻地論述了個性解放與社會解放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一方面，非?？隙ㄈ嗣袢罕姷膫€性在社會解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4年8月在修改秦邦憲為《解放日報》起草的社論時，特意增加了解放個性的問題，指出“被束縛的個性如不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個性是人的社會主體性，即個人認識和改造社會的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發展狀況。只有肯定和重視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解放被舊制度束縛的個性，才可能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性，去打破舊世界、創造新世界。正因為這樣，不僅把反對封建專制對個性的壓抑和束縛，作為民主革命的任務之一，也把發展人的個性看作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功的重要條件。

新中國建立以后，也多次闡述了發展人民群眾的個性、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