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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用溫努提(LawrenceVenuti)的“歸化習見”(domestication)概念和由麥克洛斯基(DonaldMcCloskey)提出的經濟學的措辭(economicrhetoric)，分析香港中文媒體中的一種獨特的文類——“經濟學散文”。本文一方面通過比較部分香港經濟學者的中英文著作，探討他們翻譯西方經濟理論時所采用的策略。另一方面，亦會分析他們以中文書寫的“經濟學散文”的措辭技藝，包括武俠小說比喻的應用和引用前輩和權威的書寫方式。盡管他們的文章旨在宣示嚴肅的經濟學知識或“科學事實”，但實際上“經濟學散文”卻是通俗的讀物，其書寫方式并不鼓勵讀者仔細探究文章所載信息。“經濟學散文”為讀者創造了一個經濟學的小說世界，用以說服讀者接受自由經濟的價值觀。此外，本文亦會探討香港的特殊地緣政治及歷史脈絡，指出社會主義中國的負面形象長久地被主流論述用來“證明”資本主義較為優越，使香港市民接受這種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更為容易。

自由經濟意識形態的偏見

盡管自由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看似壁壘分明，但兩派都把“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歸結為“資本主義”的支柱。他們最大的分歧是：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是百利而無一害；馬克思主義者則相信它們弊大于利。這可能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特別是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AnalyticalMarxism)的經濟學家，能夠接受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分析架構(例如一般均衡模式型及理性選擇)，卻同時也能對自由主義者所下的結論狠狠批判。

然而經濟史學者和有強烈歷史感的政治經濟學者卻指出，將資本主義混同為“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是錯誤的。例如博蘭尼(Polanyi)便指出，在十九世紀之前，資本主義的發源地歐洲，從未出現“自由市場”。布洛克(FredBlock)繼承了這個論斷，指出就算在美國這個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自由市場”也沒有充分發展。專注于研究東亞經濟發展的學者也同樣指出，“自由市場”從來不是導致這區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火車頭。

同樣，“自由貿易”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發展中，也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法國經濟史學者巴路殊(PaulBairoch)的研究，“自由貿易”的實行，至多只是一種歷史特例，而不是一種歷史常態。歐洲能被視為“自由貿易區”，充其量只是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二百年中的其中五十年，其余的一百五十多年的時間，便正如十六和十八世紀那段時期一樣，把歐洲描述為保護主義或重商主義會更為確切。這不但適用于歐洲，同樣適用于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當時美國是世界上關稅最高的國家，雖然美國自二十世紀中開始大幅降低關稅，卻依然存在其他貿易障礙，例如自愿出口限制、多纖維協定、產品標準化要求等等。與之相似的是，東亞這些所謂新興工業國家的貿易活動，也向以政府干預著稱。以研究歐洲資本主義歷史著稱的學者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更進一步指出，不但“自由市場”不同于“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本質根本就是“反市場”的。

雖然歐洲、北美以及東亞新興國家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中心，但私營企業在這些地區的總體經濟中的角色，恐怕是被高估了。舉例來說，大多數的歐洲富裕國家和東亞的經濟體都有很大比例的公營事業，包括煉鋼、造船、煉油、采煤、鐵路、航空運輸、電力、煤氣、郵政、電訊及銀行。相對于公營事業眾多的其他國家，日本和美國可能是兩個異數。但這兩個國家卻同時擁有發展完善的股票市場和大量“集體擁有”的上市公司。二次大戰后，兩國股票市場的私人持股比例便不斷下降，機構控投則持續上升，這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在日本想查出究竟誰是大企業的最終擁有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大部分的企業股票是互相把持的。

“私有化”(privatization)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1980年代世界各地的私有化浪潮，主要是由政治因素導致，就是要壓榨中下階層的收入，而非想使經濟更富效率。盡管如此，私有化在大多數歐洲富裕國家中還是不太受歡迎。

社會科學家(尤其是經濟學家)對上述世界經濟的“非私有”以及“非自由市場”特征，肯定不會一無所知。但令人驚訝的是，“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私有產權”是資本主義成功支柱的意識形態，還是在各處廣被宣示和接受，這確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歸化習見式翻譯和經濟學措辭

翻譯一向被當作是跨語言的踐行，對一些被認為是已經存在的意義的一種透明和流暢的再現。但自1980年代開始，那種把翻譯只當作是不同語言間的一種互換過程，而譯者的角色完全是隱形的觀念，逐漸受到挑戰。

溫努提是眾多批評這種對翻譯的傳統理解的評論家之一。溫努提指出，對“透明”和“流暢”這兩個傳統翻譯理論標準的追求，就是“歸化習見”的翻譯策略。這種策略所提倡的，“是以流行的用法，保持習以為常的語法結構，使詞句的意思固定下來等方式進行翻譯，使文章通俗易懂”。

根據溫努提的研究，英美兩國的翻譯實踐長期以來受到歸化習見式翻譯策略的影響。編輯、出版商和評論家都是鼓勵這種做法，因為流暢的翻譯作品“可讀性高，因此能保證市場的銷量，使作品成功地商品化”。

溫努提認為：“英文中所謂的流暢翻譯，是以當下(‘現代’)語言來代替古語，用廣泛使用的語言而不選用專門化的語言(‘術語’)，采取標準語言而舍棄俚俗方言，避用外來語(洋涇濱語)……流暢的翻譯也有賴于不盡忠于‘不太地道的’外國語法結構。”

盡管語言學面向的確是理解歸化習見式翻譯策略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溫努提的“歸化習見”概念并不局限于分析翻譯的語言。歸化習見式翻譯的另一個面向，也許是更為重要的，是其政治的性質。用溫努提自己的話來說，歸化習見翻譯是“即時便能被辨認和理解的，是‘習以為常’和‘地道’的，而不是‘使人不舒服的’異外(策略)，能夠使讀者無阻礙地‘接觸偉大的思想’和吸收‘存在于原著的內容’”。換句話說，歸化習見式翻譯能把思想和概念轉化為讀者熟悉的東西，從而使閱讀變得舒服。這種“舒服的閱讀經驗”不但來自流暢的語言，而且來自翻譯的文本采用了被認可的主流教條和主導意識形態。對大多數的譯入語的讀者來說，這些教條和意識形態是很容易接受和消化的。簡而言之，“歸化習見”的其中一個結果是更加鞏固了主流的意識形態。一如森古達(Sengupta)指出：“……翻譯常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其中包括對權力關系的操弄，目的在于建構源文化(sourceculture)的‘形象’，以保持和鞏固主導群體的霸權統識(hegemony)。事實上，這些‘形象’建構了‘他者’，為源文化創造了一種身份，使譯入文化能夠把它辨認為源文化的再現，作為對譯入文化自身而言遙遠和不可達的那個世界的‘真實’標本。”

因此，歸化習見式翻譯讓讀者舒適地消費“外國文化”之余，也同時化解了外國文本潛在的顛覆性。與歸化習見的翻譯策略相比，溫努提提出了“異外化”(foreignization)的翻譯策略，作為進行翻譯時的另一種選擇，他說：“異外化的翻譯強調要表現外國文本的不同之處，而這只有透過打亂譯入語中的文化符號才能做到……例如選擇翻譯被本地的文學典律(canon)所排拒的外國文本，或以一種被邊緣化的論述從事翻譯，也就是說，盡量偏離本土的規范，以達到一種新奇意外的閱讀經驗。”可見，異外化的概念和與它相對的歸化習見式翻譯，應該從(文化)政治方面，而非僅僅從語言學方面去理解。

1980年代期間，對社會科學的措辭研究如日方中。至今措辭分析已被廣泛運用于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各類社會科學。在眾多的研究者當中，經濟學家麥克洛斯基最先運用措辭方法去分析經濟學家的著作。通過仔細檢視經濟學文章所用的語言和研究社會科學家如何說服讀者，措辭分析方法確實能夠使我們更深入了解社會科學的性質。

麥克洛斯基指出，措辭并非純粹是“文字的游戲”。相反，正如保夫(WayneBooth)所定義的那樣，措辭是“尋找好的理據的藝術”，又或是“像古代意義上所指的說服性的論詰(persuasivediscourse)”。麥克洛斯基認為，經濟學家的主要問題是對自身所運用的措辭手法不自覺。

通過重新引入措辭分析，麥克洛斯基嘗試說服他的經濟學界同事要對自身的書寫技巧更加自覺，以避免使經濟學掉進現代主義和科學主義的陷阱。然而麥克洛斯基并不是想用“措辭”來取代“科學”，相反，他相信措辭是任何嚴肅的科學研究不可分割的部分。對他來說，“藝術一如科學般包含科學的性質，科學正像藝術一樣帶有藝術的元素”。然而對措辭敏銳一點又有什么好處呢?麥克洛斯基的回答是：為了寫作得更好，導致更好的教學效果，更能改善經濟學與外界的關系，使科學更加為人接受。

經濟學家之間是怎樣互相說服的呢?麥氏認為是根據經濟學者社群判斷為好的經濟學論斷。通過“科學的對話”，經濟學者斷定“什么是事實，什么是邏輯，什么是故事”。但是經濟學家們又是如何作出判斷的呢?

麥氏宣稱經濟學社群內復疊的對話為判斷提供了準則，也就是說，麥氏所提出的是一個“市場的”論證。“毋需建立哲學的規律和方法論上的規則，知識的供求經濟自身便能良好地運行”。換言之，麥氏指出好的科學論斷是在市場競爭的過程中被創造出來的，這和市場上其他的商品競爭情況沒有兩樣。然而，正好在歷史資本主義中“自由市場”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個神話，這對于“買賣科學論斷”的市場大抵也適用。事實上，斯突勒(MichaelStettler)就批評麥氏的市場“比喻”只是在支持一種關于經濟論述的“自由放任”式理論，在公平的外衣下鞏固主流經濟學范式的地位。

但是對麥氏的批評不應被解讀為措辭分析方法一無是處。事實上他的分析對理解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論證的方式甚有幫助。正如布恩(Brown)指出，視說理為措辭有兩方面的優點：第一，這會使人容易將社會和政治組織，當作社群建構的產物來研究；其次，它提供了一種對理性的另類了解，包括對理據形成所隱含的利益前提的意覺和反省。

香港經濟學家的翻譯與措辭策略

張五常和雷鼎鳴均是在香港以鼓吹“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而著稱的經濟學家。雷氏在批評設立中央公積金的計劃時寫道“……(中央公積金)違背了經濟學的常識——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張五常也曾指出：“唯一沒有經濟浪費的競爭準則是市場價值。這種準則只有在私有產權下才可以有效運用。”盡管他們的學術文章多是用英文寫成，本文仍主要選取他們的中文文章進行研究，因為他們的英文文章的讀者主要是國際經濟學科社群內的專家，但是他們的中文作品的對象則是香港(或中國內地)的一般讀者，因此較為普及，對促進“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等意識形態的傳播亦遠為重要。由于中英文的讀者屬于不同的群體，這些經濟學家用中文和英文寫作的方式也截然不同。一般來說，他們用中文寫作的文章比他們的英文學術文章更淺白通俗，因為大多數的本地讀者并非經濟學專家，而是來自五湖四海的“行外人”。

狹義地說，大部分由香港經濟學家所寫的中文文章不能算作翻譯。其實，一如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經濟學是看不起翻譯活動的。翻譯經濟學文章充其量只被視為次等的學術活動，不會被認為對專業有什么貢獻。盡管如是，經濟學者還是經常進行翻譯：他們或是翻譯自己的作品，或是翻譯一些他們引用的文章。一種更為普遍的做法是以本地的文字，“引用”、“間接引用”或“重寫”其他經濟學家以別國文字所寫的概念。然而假若接納一種較為廣義的定義，也就是把翻譯理解為一種擾亂、一種錯位，是生產創作而不是簡單再現，(根據Niranjana的研究，“翻譯”在拉丁和希臘文中都解作移動、擾亂和移位；而“翻譯往往是一種生產，而非僅僅是對‘原文’的反映或模仿。”)那么許多由香港經濟學者用中文寫成的文章，都可算作翻譯。

讓我們首先看一看他們的一些直譯的例子。張五常一篇被廣泛談論的長文《中國會走資本主義嗎?》，原文是英文，譯者以及兩個協助潤飾中文譯文的人，都是張的好朋友。雖然張自己沒有直接翻譯，但是他對這篇在1985年被重新收集出版的“翻譯文章”的文字，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以下的討論是根據張氏于1985年修改和編輯出版的版本進行的。

首先，張氏的中英文文章中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他在中文版中加了兩篇序言。這兩篇序言的調子(特別是第一篇)，比英文版的序言遠為“大膽”。例如在解釋為什么他要用中文發表這篇長文時，張氏援引諾貝爾得獎者科斯(RonaldCoase)的說法，以提高他的文章的重要性：

科斯在看完初稿后，多次和我研討，大致上全部同意我文內引用科斯定律所演變出來的理論。科斯對經濟制度運作理解的深入，前無古人，且對中國的經濟前途常深表關懷。他既然對這篇論文有偏愛，我又怎能令他失望呢?第二個原因，就是我一向喜歡將初稿寄給朋友們批評。但沒想到這次投石問路，幾間大學竟將此稿列入課程讀物，而一家石油公司甚至復印一批，分發給職員。既已成為公眾讀物，我又怎能不發表呢?

為什么張氏不在他的英文序言中這樣說呢?可能的原因是，這樣會使得西方學術界覺得很古怪，認為他的話欠缺了西方學術界一般要求的謙遜。

在中文版的論文中，我們不難發現像這樣相對英文版夸張的書寫方式。以下是一些例子：

…ImusthereproffermyownworkinghypothesisfortheChinesecase,makingnoclaimthatitrepresentsadefinitivetheoryofinstitutionalchange.

……所以我唯有提出自己的理論。〖HTF〗我得聲明，這不是有關制度轉變的唯一理論。

……Butthecoststoproducer(underCommunalPropertyRights)ofdiscoveringconsumerpreferences,orthosetothesupervisorofmonitoringperformance,willbehigherthanunderprivateenterprise.

……可是，(在集體所有產權制度下的)生產者要探索消費者的喜好，或督導從屬的費用，卻遠比在私有企業下的高。

…ProfessorR.H.Coase(anEnglishmanwhotaughtatChicagoandotherUSuniversities)establishedthat,intheabsenceoftransactioncosts,acleardelineationofprivatepropertyrightswouldleadtotheidenticalallocationofresourcesregardlessofhowtherightswereassignedordistributed.Hisanalysisgavebirthtothewell-known“CoaseTheorem”whichstates,inessence,thatifallscarceresourcesareviewedfromthestandpointofrights,andifallrightsarecostlesslydelineatedordefinedasprivateorexclusive,thenintheabsenceoftransactioncoststhestandardtheoremofexchangewilloperatetobringaboutthemostvaluableuseofresources.

……科斯教授(ProfessorR.H.Coase，在芝加哥及其他美國大學任教的英國人)指出，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不管產權誰屬，只要清楚界定產權是私有，結果必然是導致最高效益的資源運用情況。他的分析，創立了著名的“科斯定律”。這個理論的要點，是指出從產權的觀點來觀察資源的運用，倘若將產權劃分或界定為私有是不需費用的，那么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交易取利可保證資源必定會作最有效的運用。

在第一個例子中“有待論證的假設”(workinghypothesis)變成了“理論”，權威性的理論變成了“唯一理論”。第二個例子是“高于”(higherthan)在中文中變成了“遠比”。而更值得討論的是第三個例子，英文版是“intheabsenceoftransactioncosts,acleardelineationofprivatepropertyrightswouldleadtotheidenticalallocationofresourcesregardlessofhowtherightswereassignedordistributed.”而在中文版中則變成了“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不管產權誰屬，只要清楚界定產權是私有，結果必然是導致最高效益的資源運用情況”，identical在他們筆下竟然變成了“最高效益”。

此外，在英文版中他提到只有在“標準交易定理”(thestandardtheoremofexchange)的架構下，才會導致“資源最有價值地利用”。但是中文版就不再提“標準交易定理”，而變成了“交易取利可保證資源必定會作最有效的運用”。這種差別是巨大的，因為只有滿足幾個非常特定的、通常是不甚現實的假定和公理后，“標準交易定理”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