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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發展；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文化權

論文摘要：人權是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發展的手段。缺失人權精神的滋養，發展就會喪失方向，失去靈魂。發展是一個擴展人權的全面過程，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四個維度，要知悉發展的“質量”如何，就必須以人權為基點進行度量。以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四項基本人權來度量發展的四個維度，是一個“四位一體”的復雜的相互關聯體系。是一個全新的、相當重要卻長期被人忽視的評價標準模型。

發展的實質是人的發展，人類歷史發展過程就是從“以自然界為中心”、“以神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的發展過程。或者說，是人類為了生存、增進其力量和實現其價值的發展過程。長時間來，“我們的發展越來越快，但是我們卻迷失了方向。”以為總書記的黨的領導集體，根據國內外新形勢的變化，適時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很明顯，全面發展包括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四個基本維度。那么，如何使發展既全面又“以人為本、協調可持續”，衡量發展科學與否的標準是什么?如果人權可以作為衡量發展的標準，那么，怎樣運用人權來度量發展的指向和水平就成為我國理論界和發展進程中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這也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一、發展四維度與人權度量標準的多層次思路

科學發展觀的本質是“以人為本”，而在法律上，以人為本就是以人的權利為本，即以人權為本，人權成為科學發展的目標指向，也是度量發展的重要標準。發展的價值和核心就是把人的生存和發展作為最高的價值目標，把人民的利益作為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國現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突破1000億美元，到2020年將達到3000美元。世界各國發展經驗表明，這個時期是發展的關鍵時期，各種矛盾將會集中并有可能激化。所以，樹立以人權保障為發展的基本價值理念至關重要，發展不僅僅要進度，而且要有“質量”，這個“質量”的標準就是人權保障的程度。

如果缺失人權精神的滋養，發展就會喪失方向，失去靈魂。發展可分為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四個維度。其中，政治發展是制度生產活動方面的發展，經濟發展是物質生產活動方面的發展，社會發展是人自身生產活動方面的發展，而文化發展則是精神生產活動的發展。四個發展維度的發展“質量”如何，應以人權作為基本的度量標準。根據國際人權憲章，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是四大基本人權。四個維度的發展狀況反映四大人權的保障程度，建立起以人權為中心度量發展的評價標準體系，是一個重要課題。

“現代的發展迫切需要一種現性精神的支撐。”這種理性精神就是“人權”，一切發展均以“人權”為中心運轉。德沃金說：“人權的兩個基本原則就是：人人同等重要，并且負擔起特殊的責任。”發展維度里，以人權為核心，尊重每個人的發展，并且由人人負擔起責任，就是“以人為基點”的發展精神。而具體的度量標準，則是發展水平與質量的一種客觀體系，需要一種主觀價值體系的指導。

發展是一個全面的過程，而人權則是這個過程中的一根內在主線。我們建立起以人權為核心度量發展四維度的評價標準體系，以四大基本人權的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分別評價發展四維度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當然，它們不是一成不變的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一種復雜的“四位一體”的人權與發展關聯性系統，是對馬克思社會生產理論體系的繼承與發展。政治權是權利在制度上層建筑的反映；經濟權是其他權利的基礎，可以幫人創造財富和用于各種社會設施；社會權是促進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保障，起著重要的防護性作用和建設性作用；文化權是超越于物質的一種更高層次精神追求。

二、政治權：度量發展的制度生產活動維度

“在歐洲傳統的人權概念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始終處于核心地位。”政治權在人權體系中處于相當重要的地位。政治權是一項基本人權，包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和取得賠償權等。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多次提出：“人類在本性上應該是一個政治動物”西歐中世紀的神學泰斗托馬斯·阿奎宣稱：“人天然是一個社會和政治動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動物要過更多的合群生活。”我們認為，政治權的主體應該是所有的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政治文明的發展體現在政治權范圍的廣度和保護力度。設計以政治權來度量政治文明的發展是一項重要任務。

在我國，政治文明取得了廣泛而深入的發展。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二章就直接以政治權利來命名。《立法法》規定，只有法律才能設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選舉法》、《集會游行示威法》等法律以及有關出版、社團登記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規，為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提供了法制保障。《關于健全和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見》健全、完善了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促進了基層群眾民主權利的保障。《關于進一步加強律師參與涉法信訪工作的意見》組織律師參與涉法信訪工作，引導信訪群眾通過法律渠道依法解決問題。在政治權的救濟方面，《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家賠償法》等都規定了比較全面的救濟途徑。但是，如果參照國際標準，我們的政治文明發展程度還不夠，還需完善。

在國際制度方面，政治權也受到重視。這些關于政治權的國際制度，是度量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重要標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25條規定了思想、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20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任何人不得迫使隸屬于某一團體。”第21條對公民政治參與權、就任國家公職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等進行了規定。《非居住國公民個人人權宣言》以及區域性文書如《美洲人權公約》、《歐洲人權公約》等都對政治權作了規定。

政治發展是發展的重要維度之一，度量政治發展程度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同國家有著不同標準，但是如普適性政治權一樣，度量政治發展也應該有普適性標準。《發展權利宣言》第1條規定：“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于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各國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并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第6條規定：“各國應采取步

驟以掃除由于不遵守公民和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而產生的阻礙發展的障礙。”

政治發展作為發展的維度，其必然有好壞或完善之分，至于度量這種好壞的尺度有其社會性。剔除意識形態，從人權視角出發，度量政治發展的標準可分為：(一)政治權主體范圍標準。政治權是由統治階級享有還是由所有“人”享有，是政治文明發達與否的一個重要度量標準。(二)政治權保障力度標準。包括政治權的救濟途徑的寬窄、救濟效率的高低、救濟客體對象和救濟強度等。(三)政治權客體范圍標準。政治權權利范圍是一個重要的標準，一個國家加入的國際公約規定的政治權是最低政治文明標準。(四)政治權與其他權利的和諧度標準。這是一個整體視角，政治權是同經濟權、社會權、文化權組成的整體，它們間的和諧發展才能真正組成“人權”，組成權利整體。

三、經濟權：度量發展的物質生產活動維度

在當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公民權衰退了”，但在我國仍是一項重要人權。從廣義說，經濟權包括財產權和工作權，但狹義上的經濟權只包括工作權。根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6～8條的規定，工作權可以分為狹義的工作權和廣義的工作權。狹義的工作權僅指人人獲得職業的權利，或說就業權。廣義的工作權可以表述為“工作權和就業中的權利”，即將工作權視為一權利群，具體包括與工作有關的權利；由工作權派生的權利；非歧視和平等就業權；輔助性權利等四個方面。工作權和就業中的權利不僅構成經濟權利的核心內容，也是基本人權。按它們的目的和內容，與工作相關的標準主要是“勞動”(工作)。在傳統意義上說，勞動是一種經濟生存的手段，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兩種更加人性的觀點得到廣泛發展。第一種觀點強調勞動條件、社會公正和普遍和平之間的相互依存。第二種現代視角強化了勞動作為人的價值、社會需求以及自我實現和人格發展的方法概念。

經濟權作為經濟發展的度量標準，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理解。第一，從人自身方面看，經濟權意味著人在自然界的生存和發展是逐漸擺脫自然界物質約束，增強自身生產能力的過程，也即阿馬蒂亞·森說的“可行能力”：即通過物質生產活動從自然界獲得基本生存資料的能力。是此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的組合。第二，從工作權本身看，度量的標準是基本的就業權利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就業率的高低是最基本的、最低的道德度量底線。第三，從社會價值和人性尊嚴發展來看，工作權不僅要求比較優越的勞動條件，在社會公正與和平的環境中工作，而且是作為人的價值、自我實現和人格發展的一種自由與要求。《費城宣言》在關鍵和鼓舞人心的標注中恰到好處地闡述了勞動，稱為“勞動不是商品”，“人人——均有權在自由和尊嚴的環境中追求自己的物質福利和精神發展，追求經濟安全和平等機會。”這是經濟發展一個較高的境界，是從人的尊嚴和人格發展方面的度量。

經典的人權理論訴諸人性和人格尊嚴，人權被表述為人依其本性所應享有的權利。人權作為一種價值，是人類道德發展的產物，人權的來源是人的道德性。這種道德性直接起源于人的各種屬性。“人們并不是為了生活而需要人權，而是為了一種有尊嚴的生活而需要人權。”經濟權從人的自然屬性看，表現為人的謀生手段和方式，是物質生產活動能力的外現，是人的內在道德與本能，是經濟發展最低的度量標準。而經濟發展從人的發展角度看，不應僅局限于物質生產活動能力，更應以人的尊嚴和人格發展需要來度量，這種標準是最高的度量標準。

作為經濟發展的制度性回應，我國《憲法》對勞動權作了根本性規定，《民法通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等對工作權做了較全面的規定。但是，從國際人權憲章的標準看，我國還存在權利種類規定不全和權利保障不足。國際人權憲章的規定的工作權主要有四類：與工作有關的權利(主要有免受奴役的自由、免于強迫和強制勞動、免費就業服務權、就業保障權和免于失業權)，由工作權派生的權利(工作時間、公正工作條件權、安全和衛生的工作環境權、就業培訓權等)，非歧視和平等就業權以及輔助性權利(結社自由和組織工會的權利、集體談判權、罷工權等)。其中每一項權利都是經濟發展的度量標準，我國評價體系的建立應以人的尊嚴為根本出發點，以國際標準為參考。

“經濟權利對于公民權利的發展來說既是基礎性的，也是核心性的。”經濟發展的度量標準以工作權度量為核心，工作權作為一種生存的手段，具有強烈的物質性，是物質生產活動的發展。從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度量發展的維度之一的物質生產活動的標準可以分為各個具體的小的度量標準，如基本就業率度量標準、工作環境度量標準、工作條件度量標準、工作自由度標準、就業平等度標準、失業保障程度標準、人的尊嚴和人格發展要求下的工作標準、退休保障標準等。各種小的標準蘊含在發展的各個方面以及其發展程度上，構成經濟權度量經濟發展的評價標準體系。

四、社會權：度量發展的人類自身活動維度

如果經濟權是人的物質權利，是人得以存在和延續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條件，那么社會權作為度量發展一個維度標準，則是人作為人在社會存在中，促進社會制度建立、和諧社會秩序形成的必要途徑和基本手段，是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達成的社會契約。依據霍菲爾德權利分類，他把權利劃分為自由權、要求權、支配權和豁免權。社會權屬于要求權，直接依賴于其他人為建立失業和公共援助福利金而交付的稅金。社會權主要包括適當生活水準權、社會保障權和健康權。

以社會權度量社會發展，其度量的標準在國際公約中有著明顯的制度性表現。《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第1款：“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及其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11條也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在住房權方面，《歐洲社會憲章》第31條、《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第1款、《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第1款等都有明確規定；社會保障方面，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社會保障公約》圍繞社會保障中的醫療保健、疾病福利、失業福利、老年福利、就業工傷福利、家庭福利、孕產福利等九個方面構建。非統組織在1971年簽署了《社會保障一般公約》，中北美地區國家也形成了《社會保障條約》，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對環境權做了規定。

社會發展程度與社會權的保障程度成正比例關系。社會權作為度量社會發展的標準，是最基礎、最直接、最明顯的一項度量標準。“權利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是互動的。盡管我們可以堅信每個人在作為人的意義上都享有或都應該享有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但是每個人對權利的感知、要求和獲享以及道德法律和體制對這種感知要求和獲享的承認與支持，都取決于每個人所在的社會，并且唯有通過該社會的發展才能得以增進。”根據國際公約規定的社會權標準，我們認為度量社會發展的評價標準包括醫療衛生標

準、公民生活水平標準、社會公正標準、社會結構標準、社會環境標準、人口健康標準、人口年齡結構標準等。

以社會權度量發展的人類自身活動維度，發展狀況對應各種度量標準。人的社會性語境中的社會權得到發展和完善，并且就人作為整體的人所享有的人權來看，我國“人權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過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同時，國家高度重視通過憲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人權在立法、執法、司法等各個環節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得到切實尊重和全面保障。”

社會權從人的社會屬性看，是人在社會中產生的，以人自身為基點，通過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達成契約形成的各種利益關系。“基礎性的社會契約滲透于市民社會、市場、家庭等領域中，同時每一個領域又都有著特殊的關系形態(如雇傭關系、婚姻關系等各自所包含的不同的契約形式。)”根據《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社會權的基本單位可以分為人和家庭，家庭和諧與否，家庭成員社會權保護程度，是社會發展程度最客觀的表現。社會權在以人和家庭為單位的度量基點下可以量化，不再是一個抽象的度量標準。

將人權作為發展的度量標準，是一個新的視角。人自身活動是強調人本身，人自身活動是發展的組成部分。它與發展的關聯性，不需要通過復雜的論證，而發展的內涵不僅包括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也包括人的發展，并且人的全面發展才是發展的最終價值取向。把人的自身活動，即人作為整體與社會、國家以及人作為個體與個人、社會所達成的契約所涉及的利益關系定為社會權，對社會發展的深度和廣度進行度量。以人的自身活動來度量社會發展是恰當的也是相當有力度的，因為，人在社會所享有的活動自由度和得到保障的程度，是社會秩序和諧與否，社會制度完備與否，人際關系是否協調的反映。

五、文化權：度量發展的精神生產活動維度

托比·米勒說，“文化公民權關注的是通過教育、習俗、語言、宗教而維護和發展文化的譜系，以及主流社會差異的正面承認。”人權不僅是人最可貴的本質，還是各種文化的普遍特質。文化權對應的是發展第四個維度文化發展，它是人作為一種精神存在超越物質存在的一種較高的追求目標，也是社會可持續協調科學發展的永恒動力和理性保障。要設計文化權來度量文化發展是一較大的難題，因為這是對人類抽象的精神層次把握。但還是可以從教育發展水平、娛樂設施和發展水平、文化機會公平度、文化產品質量和占物質產品的比重、語言文化的多樣性和純度性比率、宗教信仰自由度、文化政策法規及管理制度完善度等方面來度量。各種標準又可分為更小更具體的度量標準，下面將舉兩個例子進行說明。

從度量教育發展水平的受育權標準來看。主要可分為教育質量、受教育人數(尤其高等教育)占國民比率、教育機會公正度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認為：“人人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鼓勵人的個性和尊嚴的充分發展，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應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參加自由社會，促進各民族之間和各種族、人種或宗教團體之間的了解、容忍和友誼，和促進聯合國維護和平的各項活動。”我國目前正在探索中國特色的教育制度，和諧教育與市場相結合，解決市場與教育的矛盾，使國民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權。但是，依然存在教育水平不高，教育資源分布不均，教育不公平等不足，“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的目標還遠未實現。”

從度量娛樂文化發展的娛樂文化權標準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參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所產生的利益；對其本人的任何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產生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利益享受被保護之利。”據統計，我國共有藝術表演團體2766個，文化館2889個，公共圖書館2767個，博物館1593個。廣播電臺267座，電視臺296座，教育臺46個。全國有線電視用戶13862萬戶。具體度量娛樂文化發展標準有：文化娛樂業數量規模和增加值、娛樂文化產品讀者和觀眾、占個人時間比率和收入比重等。但是，我國文化發展還存在許多問題，如文化供給公共部門壟斷，效率低下；市場準入壁壘，資金流向單一；尋租廣泛，公共福利較少；文化機會不均等；農民工群體具有文化封閉性，文化邊緣化，期望值低；等等。

文化權作為度量文化發展的一個標準，有其價值基礎。“公民權利具有明確的，可分析的文化維度，與此相關聯，還存在相應的文化制度和義務。自19世紀以來，文化維度可以說一直存在于公民權的政治和發展中，盡管是在民族國家單一的文化形態下。事實上，文化制度既作為民族國家的教育和傳播體制而發展，也作為與這種教育和傳播體制相聯系的公民權利而發展，這本身顯示了公民權利文化維度的存在。”文化權無疑作為最基本的一項人權而存在，并且文化權是度量文化發展程度的可行性標準。文化發展的唯一目的就是促進文化權的進步與完善。

文化是人類爭取自由過程中的集體創造。文化體現人和社會共同的發展水平。阿馬蒂亞·森在論及文化和人權的時候，認為“人權已經成了發展文獻的一部門。”支持基本自由以及與此相關聯的關于權利闡述理由在于：(1)它們自身固有的重要性；(2)它們在提供實現經濟保障的政治激勵因素上的后果性作用；(3)它們在價值觀和優先主次的產生、形成上的建設性作用。權利的享有以社會發展為基礎。正像馬克思所說：“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文化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文化權享有程度和保障力度，本身就體現出文化發展的水平，作為文化發展的度量標準具有廣容性和便捷性。

六、結語：“四位一體”度量模型的尚存難題

我們以人權為核心建立起以經濟權、社會權、政治權和文化權度量發展四個維度即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四位一體”評價標準體系。但是，這種對應不是簡單的一對一的線性關系，而是一個“四位一體”復雜的多重關聯體系。這種度量模型的建立是一個復雜的工程，存在眾多的難題。

第一，人權既是發展的根本目標，又是發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在選取標準進行度量時，哪些具有“建構性”人權意義，哪些具有“工具性”人權意義，往往難以甄別。并且，在對發展進行度量時，難以權衡二者之間的比重。人權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我們把人權進行分層，就是把“根本目的”進行不同的分層，這種分層的依據難以把握。況且“建構性”人權和“工具性”人權是相互關聯、難以分離的，把這種本身難以分離的二者分別開來作為發展四個維度的度量標準，是一個很大的技術性難題。

第二，作為人權四個層面的經濟權、社會權、政治權和文化權，相關的國際公約和國內法律沒有具體界定，在實際中如何把握區分彼此的界限也是一個理論和技術的難題。因為四者在很多方面存在著相互交叉、重疊。更重要的是這四種人權還是分別作為發展的四個緯度即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度量標準，而四種人權本身界限模糊，發展的四個維度區分也不明確，度量標準和度量客體都不清晰，要十分明確地加以對應更是難上加難。

盡管有如此眾多的難題，但是以人權為核心度量發展的標準體系模型是一個全新的又相當重要、長久以來被人忽視的課題。我們提出并進行初步探討，以期引起理論界的重視。人權是發展的目的，也是發展的重要手段；人權也是度量發展的各個維度的終極標準。以人權度量發展，糾正了長久以來“以物為本”、“以權力為本”的錯誤，是“以人為本”、“以人權為本”的必然結果。以人權度量發展，糾正了長久以來用經濟發展代替社會的全面發展、用單純的GDP增長代替人的幸福指數的錯誤發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