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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眾觀的演變隨著時間和地點的轉變而演變著。特定問題的關聯性和社會參與的主體性是作為輿論主體的公眾的一般標志。在傳播日益便捷的今天，公眾觀的變化反映著一定程度上社會的變遷。本文從公眾的概念入手，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公眾的概念，通過對哈貝馬斯、李普曼以及現代對公眾這一概念的理解，深入分析在大眾傳播和群體傳播下公眾觀的樹立。最后結合現實，淺析公眾觀的發展和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

公眾觀；李普曼；傳播學

所謂傳播，即社會信息的傳遞或社會信息系統的運行。①而傳播中，傳播者、訊息、受傳者這三要素是一個基本的傳播過程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條件，也就是施拉姆所提到的信源、訊息和信宿。傳播學中的受傳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群體或組織，這就引申出了在傳播學中公眾的概念。

一、什么是公眾

探究傳播學中的公眾觀，就一定要明確公眾這個概念。“公眾”這個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交流中并不陌生，特別是在公共關系和傳播領域的理論著述中時常出現。但翻遍大大小小的學術著作可以發現，目前少有相關論述可以為其做出十分明確的界定。“公共領域”提出者哈貝馬斯曾溯源“公眾”一詞，提出“公眾在17世紀的法國指的是作為文學和藝術的接受者、消費者和批判者的讀者、觀眾和聽眾，早期的公眾離不開宮廷和‘城市’”②。但對于“公眾”這一概念在現代社會的含義，哈貝馬斯并未提出明確的含義。活躍在上世紀中期的美國新聞評論家和作家沃爾特•李普曼，提出了Publicopinion的經典概念，為傳播學效果研究確立了方向，在傳播學發展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他在學術界得到廣泛關注的三本著作《自由與新聞》《公眾輿論》《幻影公眾》，闡述了李普曼的公眾觀。但是，由于李普曼的政治背景和研究方向及樣本的不同，他對公眾的認知相對消極。而現代社會，在解釋公眾之時，結合“公民”與“大眾”雙重含義，提出了“公眾”這一概念的解釋。在《新聞大辭典》中是這樣定義的:“公眾是指現實生活中面臨共同的社會問題、具有共同的社會需要并由共同或相近的社會意識聯系起來的人員集合，是輿論的主體。”③與大眾的不同之處在于，“公眾是不經組織而具有共同意向的大眾”。公眾是以公共事務為紐帶的，只有那些與特定的公共性問題相聯系的人，才會成為特定輿論主體中的一員。各種具體的社會問題的影響所及是把社會上的人們劃分成不同的公眾類別的關鍵和標準。所以，在傳播中，公眾作為受傳者的一類，具有了新的特點。

二、大眾傳播下的公眾觀

大眾傳播的最顯著特征在于傳播者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經過“把關人”有意識的把關之后，傳遞給受眾的是已經“深加工”過的訊息。20世紀，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之后，大眾傳播發展迅速，由于李普曼經歷的特殊時期，其公眾觀在一定時期內具有代表性。在意識到公眾根本無法認識環境后，李普曼對公眾的能力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李普曼在最初的著作《自由與新聞》一書中，曾表現出對公眾的信任和民主的希望。由于李普曼的個人經歷，經歷了戰時的大眾傳播，出于戰時宣傳的特殊性，戰爭中，事實和真相會被“愛國主義”所掩藏，“把關人”在發生作用時，更多考慮的是戰時宣傳而不是新聞的規范。公眾由于無法獲得事情的真相而變得迷惑和盲從。所以，李普曼在《自由與新聞》一書中，強調了“新聞自由的最高法則是告知事實，為確保公眾能夠自由地接近真相”。只有新聞行業日益規范化，新聞從業者受到專業教育并提高新聞價值，公眾獲得信息的渠道才能更加規范，更加便捷。所以，李普曼在這本著作中指出公眾有能力根據新聞提供的事實做出合理判斷，形成公眾輿論。對公眾的認知抱有積極的希望。李普曼享有盛名的著作《公共輿論》中，則提出了更深入的觀點。對于公眾認識世界的方式是由外而內的。“外部世界”與“我們頭腦中的景象”要想完全重合是幾乎不可能的。李普曼這樣告訴他的讀者:“我們在認識我們仍然生活于其中的那個環境時是多么地迂回曲折。”外部世界的迷霧和腦中不真實的圖景，正是公眾難以認清世界的原因。公眾對于自己身處世界的認識，由于擬態環境客觀的存在，這種認識總是夾雜著各方面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李普曼有理由對作為“民主政治原動力”的民意是否可能而產生著巨大的懷疑。《自由與新聞》一書中，李普曼對公眾依然存在希望。發展至《公眾輿論》這本著作時，對于公眾的失望已經無處隱藏。而他的《幻影公眾》中，則展現出李普曼對于公眾的深深無奈和絕望。書名中這種觀點就可見一斑了。“幻影”一詞，意指無法確定的虛幻而不真實的影像，本書中李普曼直指在大眾傳播中我們所謂的“公眾”是否真實存在。所以李普曼的這種絕望開始動搖了我們一直以為的民主的根基，從而對民主產生了更大的懷疑。

三、群體傳播下的公眾觀

上文提到，公眾是不經組織而具有共同意向的大眾，而群體傳播的本質特征有兩個，一是目標取向具有共同性，這點和公眾的特點相似，另一個特點是具有以“我們”意識為代表的主體共同性。④這就潛藏著“我們某某”的特點，比如“我們研究生”，這種群體的互動機制和使這種共同性得到保障的機制體現為一種組織性，而這種組織性恰恰就是我們一般所指的公眾所不太具備的。相比較李普曼在大眾傳播下對于公眾、對于輿論、關于民主制度的深刻思考，在群體傳播中的公眾目標就會明確得多，目的性也會強很多。群體傳播中的公眾，無論是初級群體還是次級群體或者是組織群體，都屬于社會生活中較為穩定的群體。當然，還有一種特殊的情況存在，就是集合行為，這里我們不做考量。群體傳播中，要想獲得理想的效果，那么對待這個群體也就是我們所研究的公眾，起重要作用的就是群體意識，這種意識體現在對成員個人的態度和行為的制約上。同時由于群體規范的存在，成員間彼此協調的目標更加明確，使得在傳播過程中更容易有的放矢。

四、公眾觀的發展及存在的問題

公眾觀說到底，是社會看待傳播中受傳者的一種態度，而這種態度隨著傳播者的不同也在隨之變化。我們應該歷史地、辯證地去看待。上個世紀，大眾傳播配合著各種政治目的的達成而突飛猛進，新聞產業的崛起讓公眾獲知訊息的方式更加便捷，當然也帶來了很多問題。隨著21世紀信息社會和風險社會的到來，信息爆炸已經是十分現實的問題，但是信息便捷傳播的今天，大環境下不可避免的流言和謠言也讓我們無從辨別。簡單來說，公眾更容易受別有用心者的煽動而做出不理智、不符合客觀現實的舉動。事實也是，普通的公眾是沒有能力對無限大的社會環境進行全面的認知和深刻的認識，更不能基于此，做出明智的判斷。而這些由于外界傳播者的“把關人”作用，擬態環境的鏡像化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就越發難以實現。所以，信息時代對于公眾篩選信息的要求就更加高標準了。對于公眾在民主中所起到的作用，還應該理智對待。由于信息的不對等，階層的重組，利益群體的沖突，精英群體和大眾群體的劃分，都為公眾與信息之間拉大了鴻溝。但是，李普曼對這個時代的不滿，是對理想和現實之間巨大的差異的一種反叛，以一種極端的失望呈現了他的公眾觀。而作為新世紀的傳播者，我們可以從這種態度中引發出新的思考，對于風險、信息、網絡，李普曼的公眾觀帶給我們的，不是關于公眾有無能力、有無理性地準確判斷，而是由此引發的關于公眾、關于輿論、關于民主和制度的深刻思考。希望公眾在社會后續的發展中可以起到更加積極的作用。

注釋:

①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4．

②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社會結構．汪暉，陳燕谷．文化與公共性(第2版)［C］．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137－138．

③蔡幗芬，郭之恩．李普曼新聞思想變遷［J］．國際新聞界，2007(3):36－39頁

④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79．

參考文獻:

［1］陳紅梅．網絡傳播與公眾表達［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

［2］劉海龍．大眾傳播理論:范式與流派［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3］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4］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M］．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蔡幗芬，郭之恩．李普曼新聞思想變遷［J］．國際新聞界，2007(3)．

［6］林牧茵:重塑民主理論之公眾形象———李普曼的重要著作《幻影公眾》［J］．美國問題研究，2009(2)．

作者:劉亞男 單位:國際關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