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回族大眾精神文化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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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交往與身份認同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開放的社會關系，包括親屬關系、鄰里關系、朋友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等，復雜社會關系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社會交往基礎上。在交往中，人不僅獲得了物質利益上的幫助與支持，還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離，實現了情感的滿足與精神的追求。現代科技的發展深刻影響了社會交往的方式。手機與網絡的普及使人們在交往時更多地傾向于打電話、發短信或通過各種網絡工具聯系。在日常生活中，表示主要通過“登門拜訪”“飯館聚餐”等“面對面”的傳統方式進行交往的占30．05%，通過手機“打電話”“發短信”的占50．51%，基于“MSN”“郵件”“微博”等網絡工具的占19．44%，而對理想中的交往方式調查后發現，希望“面對面”交往的占49．74%，利用手機和網絡工具進行交往的分別占39．64%、10．62%。可見，雖然通過現代交往方式同樣可以分享信息、交流思想與感情，但其虛擬性難免使交往雙方產生距離感，真實性互動的缺乏會影響人對精神文化的追求。社區成員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交流中沒有了太多的障礙，風俗習慣也能得到彼此的尊重，但這并不意味著交往程度會隨著交往次數的增多而加深，很多時候人際交往僅限于因生活、工作或經濟等需求發生的淺層次接觸上，只有當社會交往發展到交情層次，即朋友關系時，才能涉及深層情感交流。表示在社區中僅有“1～2”個朋友的被訪者占15．98%，“3～5”個朋友的占45．53%，“6～10”個朋友的占24．68%，“10”個以上朋友的占12．66%，還有1．15%的人表示沒有朋友。朋友關系是人際關系中質量最高的，是否愿意交更多的朋友可以反映出個人的情感需要與精神追求。“愿意主動交新朋友”的被訪者占45．02%，“不主動，但愿意交新朋友”的占39．51%。這表明人們有較強烈的交友愿望，同時也反映出人們在情感與精神層面的空虛。當社會交往深入到一定程度，會形成新的社會關系或加深已有的社會關系。社會關系在形成與加深的過程中，使人對各種社會群體產生精神上的歸屬感，實現自我身份認同。社區中復雜的人際關系使人們形成了多層次交叉的自我身份認同，比如某人既有民族身份認同，也會有社區身份認同。當詢問“生活中首要的自我身份認同”時，有67．65%的被訪者將民族身份認同排在首位，而僅有20．33%的人首先想到自己是社區的一分子。對于“作為該社區的一員，你感到驕傲嗎”的提問，僅有14．58%的人作肯定回答，70．07%的人表示沒有明顯感覺。人們雖然生活在社區中，但缺乏社區主體意識，更多的是將社區作為一個居住場所，而不是精神家園。
(二)精神文化消費的情況
物質生活的富足已促進人們生活需求層次在不斷提高，實現了由過去注重物質消費向物質與精神文化消費并重的轉變。精神文化消費是指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采取不同的方式來消費精神文化產品和精神文化服務的行為［1］。曹俊文曾對精神文化消費統計指標體系做了系統探討，本文結合這一指標體系，從精神文化消費時間、消費產品、消費場所和消費支出四個方面展現寧夏城市回族社區大眾精神文化消費情況。時間是精神文化消費的基本前提。已有研究多以人的閑暇時間代替精神文化消費時間，但“處理家務”“教育孩子”等諸多活動并不屬于精神文化消費范疇。本調查以“學習進修”“休閑娛樂”“健身鍛煉”“參加社會/社區文化活動”為主要內容，考察一星期內精神文化消費時間的總和。結果表明，每星期精神文化消費時間在“1～7”個小時的被訪者占11．25%，“8～14”個小時的占49．23%，“15～21”個小時的占15．35%，“21”個小時以上的占17．26%，還有6．91%的被訪者表示“忙于工作，基本沒有精神文化消費時間”。當問及“您是否需要更多的閑暇時間用于精神文化消費”時，67．14%的被訪者明確表示“需要”。關于被訪者主要采用何種消費方式，有45．52%的人選擇“休閑娛樂”，其次分別是“健身鍛煉”(24．04%)、“參加社會/社區文化活動”(17．65%)、“學習進修”(12．79%)。從精神文化消費產品①的擁有量可以看出人的精神文化消費物質條件的豐富程度。數據顯示，多數人擁有多種耐用的消費品，其中電視的擁有率最高，達到了97．06%，其余依次是音響(49．36%)、影碟機(49．23%)、電腦(33．89%)、mp3等便攜式影音設備(30．31%)和收音機(9．59%)。這表明電腦、電視及其附屬設備已成為人們享受生活、獲取知識的主要媒介。另外，對各種影音制品和出版物擁有情況的調查顯示，擁有“51～75”冊/張的被訪者比例最高，占41．68%，其次分別是“26～50”冊/張(27．62%)、“76～100”冊/張(15．22%)、“100”冊/張以上(8．06%)、“1～25”冊/張(7．42%)。雖然人們擁有較多的書刊雜志等消費品，但用于學習進修的發展性消費品比重較小。現階段寧夏城市中以休閑娛樂型場所數量居多，體育鍛煉型場所次之。通過對人們最常去的精神文化消費場所的調查顯示，49．23%的被訪者選擇酒吧、KTV、電影院、棋牌室等休閑娛樂型場所，其次是體育館、社區健身室等體育鍛煉型場所(28．65%)，再次是展覽館、社區文化室等文化活動型場所(14．19%)和圖書館(室)、學習班等學習進修型場所(7．93%)。被訪者對精神文化消費場所的選擇與其對精神文化消費時間的分配具有較強的一致性。當問及“您覺得目前急需增加哪類精神文化消費場所”時，42．07%的被訪者認為是體育鍛煉型場所，其余分別是文化活動型場所(27．24%)、休閑娛樂型場所(20．46%)和學習進修型場所(10．23%)。可見，精神文化消費場所的需求與供給仍有一定差距。精神文化消費支出是指人們購買精神文化產品和服務①所付出的費用。調查數據表明，2011年個人精神文化消費支出占生活消費總支出比例基本在50%以下，其中選擇“1%～25%”的被訪者占66．88%，“26%～50%”的占28．13%。可見，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重視程度有待提高。而且精神消費支出中各種類型消費支出差別較大，72．63%的被訪者將這一支出主要用于“休閑娛樂”，其次是“學習進修”(15．85%)。“健身鍛煉”和“參加社會/社區文化活動”的部分花費已被納入政府公共文化服務中，所以，現階段“休閑娛樂”和“學習進修”成為人們精神文化消費支出的兩大方面。
(三)價值觀念與理想追求
價值觀念是一個人對周圍的人、事、物的總體評價和看法，它決定了人的言行、習慣、性格，也是影響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心理基礎。調查中我們設定“知識和真理”“權力和地位”“宗教信仰”“為他人服務”“物質和金錢”五個人生追求的目標，以被訪者對這些目標在他們心中主次、輕重的排列次序，考察決定他們精神文化需求的價值觀念。選擇“宗教信仰”的被訪者比例最高，占28．39%，其余依次是“知識和真理”(25．32%)、“物質和金錢”(18．03%)、“權力和地位”(15．73%)和“為他人服務”(12．53%)。“宗教信仰”作為信教群眾的精神支柱，是勸人向善的，它與“知識和真理”和“為他人服務”同樣是正確的價值觀念，可以提升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層次，然而仍有33．76%的被訪者為金錢和權力所支配，缺乏正確的人生價值引導。理想是支配人前進的精神動力。調查顯示，選擇“身體健康”“事業進步”“家庭美滿”“社會和諧”“國家繁榮”的被訪者分別占23．66%、30．05%、15．73%、16．37%和14．19%。人要獲得更大的成功，就必須突破個人的局限，將理想上升到更高層次。從調查數據可見，69．44%的被訪者的理想仍未突破較低層次的束縛，無法獲得自身的超越和生命的精神。
(四)社會公德與責任
社區是各種社會群體的集合，雖然每個人都以某種方式在某一社會關系下生活，但他們與所屬社會群體外的人基本上不是結合在一起的。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社會公德能否在維護公眾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會穩定方面起到應有的作用，成為社區成員個人道德修養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現，我們從被訪者角度考察社區成員的整體社會公德素質，認為社區居民能夠做到“文明禮貌”的被訪者占75．32%、“助人為樂”的占45．01%、“愛護公物”的占79．41%、“保護環境”的占67．14%、“遵紀守法”的占96．16%。總體看來，社區成員個人道德修養和社區整體精神文明程度較高。當詢問“您是否愿意幫助社區內的陌生人”時，71．74%的人表示“愿意”。對有需求的陌生人進行幫助不僅體現了施助者的人文關懷，還滿足了他們對社會責任感的精神追求。
(五)精神信仰方面
信仰是人們在對某種思想或事物的一定認識基礎上確立的堅信不疑的心理態度和精神狀態，是指導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根本觀點和終極追求。調查顯示，城市回族社區中有52．69%的人有宗教信仰，3．32%的人信仰馬克思主義，7．16%的人有民間信仰(如拜關公)，還有36．83%的人表示沒有任何信仰，可見宗教信仰已成為城市回族社區大眾精神信仰的最主要形式。通過對有宗教信仰的人的深入調查發現，回族被訪者全部信仰伊斯蘭教，還有東鄉族和極少數漢族被訪者也信仰伊斯蘭教，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占信教被訪者總數的85．68%，信仰其他宗教的分別有基督教3．64%、佛教8．25%、道教2．43%。當問及信教原因時，雖然僅有13．59%的人選擇“精神寄托”，但因回族宗教信仰是與生俱來的，不可否認在80．58%選擇“與生俱來”的被訪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信仰伊斯蘭教也是“精神寄托”。即使有宗教信仰，也不代表人們能夠通過宗教滿足精神文化需求，還要看他是否身體力行盡到宗教的義務。對于參加宗教活動的頻繁程度，表示“每天至少一次”的被訪者占14．08%，“每星期至少一次”的占52．18%，“每月至少一次”的占23．79%，“每年至少一次”的占8．74%，還有1．21%的人表示未參加過任何宗教活動。除了參與宗教活動外，還可以通過“閱讀宗教書籍/觀看影像資料”來彌補參與宗教活動的不足，以此來豐富精神信仰。表示“經常閱讀宗教書籍/觀看影像資料”的有37．86%，相比參加宗教活動，被訪者自我進行宗教知識學習和信仰鞏固的力度還不夠。信仰意愿預示著人對精神信仰和宗教文化的需求，對沒有信仰的被訪者，我們考察了他們的信仰意愿。當問到:“您認為信仰在您的生活中重要嗎?”做肯定回答的僅占30．54%;“您將來會尋求某種信仰嗎?”多達78．65%的被訪者表示“絕不會”，表示“肯定會”的僅占6．76%。對于絕大部分漢族人而言，他們一貫追求的是務實的生活作風，而現實中又缺乏一種可以深入人心的簡單可行的信仰作為選擇，這是人們信仰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通過以上對寧夏城市回族社區大眾精神文化生活與需求現狀的分析，從而得出以下主要結論。1．“現代化”科技手段深刻影響了人的交往方式，人與人的交往更加方便、快捷，但傳統交往方式依然在社會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2．多數人缺乏社區歸屬感，社區主體意識不強。3．人的精神文化消費方式趨于多樣化和個性化，消費支出比例逐漸提高，但消費結構不合理，重休閑娛樂型消費，輕學習進修型消費，人們在滿足基本性消費后，偏愛享受性消費，忽視發展性消費。4．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長，需求對象與供給手段日益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品味、層次和質量不斷提升，但極少數人也有“灰色”“黃色”等低級趣味的消費。5．多數人擁有正確的價值觀念，但理想多局限于個人和家庭層面，沒有形成共同的社會理想。6．多數人社會公德素質較高，社會責任感較強。7．各種精神信仰普遍存在，但多流于表面，未能深入人心。宗教信仰在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伊斯蘭教在回族民眾心目中不可或缺。
二、影響寧夏城市回族社區大眾精神文化需求發展的因素
精神文化需求作為大眾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客觀現象，它的發展不僅受到需求受眾自身條件的制約，還受到他們居住社區文化建設情況及周邊社會發展現狀的影響。在調查中我們給出3個一級指標、14個二級指標影響因素，詢問被訪者“您認為以下14個因素對精神文化需求的影響如何”，并將影響程度劃分為重要、一般和不太重要三個層次。在原始問卷結果基礎上，對影響程度的三個層次進行賦值，重要的是3分，一般的是2分，不太重要的是1分，最終計算出每個影響因素得分的均值。如表2所示，得分在2．5以上的依次有經濟收入(2．77)和消費觀念(2．68)，我們稱之為非常顯著的影響因素，得分在2～2．5的依次有文化素質(2．44)、閑暇時間(2．41)，文娛設施(2．39)，精神文明導向(2．36)、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2．25)，我們稱之為比較顯著的影響因素。需求受眾自身條件是影響大眾精神文化需求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其中經濟收入對大眾精神文化需求發展的影響最為顯著。這表明，當經濟收入有限時，滿足物質需求仍是相當部分需求受眾首要考慮的問題，這也促使“節儉”消費觀念的形成。另一種消費觀念的形成也與經濟收入密切相關，但與“節儉”消費觀念不同，豐厚的經濟收入在滿足人的基本物質消費需求后，被用于奢侈品的消費，這同樣不利于大眾精神文化需求的發展。所以，要促進大眾精神文化需求，必須同時滿足較豐厚的經濟收入和正確的消費觀念。調查表明，當精神文化消費的費用及場所條件都滿足時，“忙于工作、沒有閑暇時間”是阻礙精神文化消費的重要原因。閑暇時間雖不能完全用于精神文化消費，但它是精神文化消費的必要前提之一。文化素質與精神文化需求的關系一直為學界關注。一種觀點認為，文化素質的高低決定了人的物質和精神消費力，較高的文化素質有助于消費者擴大消費領域，提升消費層次和質量;而另一種觀點認為，精神文化消費過程，也是人的文化素質提升的過程，通過精神文化消費，消費者可以成為高素質的人。被訪者普遍認為，文化素質對精神文化消費產生了較大影響，反過來，精神文化消費又促進了人的文化素質的提高，而在這一過程中，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費觀念起著關鍵作用。文化建設一直是寧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議題。隨著文化建設資金的投入、文化組織體系的健全和文化娛樂設施的普及，在全社會范圍內已形成了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圍。但在調查中，被訪者認為，文娛設施結構不合理、某些文娛設施嚴重缺乏仍是當前社區文化建設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為休閑娛樂型場所與學習進修型場所比例的嚴重失衡。“供求理論”表明，有需求才會有供給，眾多休閑娛樂場所的出現，是享受型發展需求的推動，也是經濟利益驅使的結果。但這一理論同樣告訴我們，需求也能靠供給來引導，特別是這種供給作為一種國家行為。這又導致另一現象的產生，我們稱之為“需求自立”。即當精神文化需求無法從外界得到有效滿足時，人們會通過各種手段自我解決。這一過程的關鍵問題在于缺乏外界正確的消費引導，精神文化需求導向可能會發生偏離。雖然在表2中沒有明顯表現，但社區文化組織建設也存在上述問題，這也表明大部分精神文化消費行為是缺乏組織的、自發的。精神文明作為物質文明的發展動力和智力支持，歷來受到寧夏政府的高度重視，尤其是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兩方面在全社會范圍內得到廣泛宣傳，對提高人的文化道德素質，引導人們對自己的精神世界進行自覺改造起到了積極作用。但調查發現，一些不法商人以大眾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長為契機，假借精神文化消費的合法方式，做著低級庸俗的勾當。如茶館里的“黃色交易”、棋牌室里的“聚賭”、還有披著民間信仰外衣的“封建迷信”等，諸如此類的文化垃圾和精神糟粕，變相地存在于大眾精神文化生活里，多數人對此深惡痛絕，但也有極少數人樂在其中。究其原因，是一些人對精神文明缺乏認知能力，對一些誘惑缺乏抵抗能力，但更為重要的是，不法商人為社會生產提供了大量不健康的精神文化產品和服務。而這些不健康的產品和服務之所以能夠侵入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以隱蔽的形式長期存在，其根本在于精神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單一性，無法滿足不同群體的差異化需求，而一些有強烈精神文化需求卻找不到適合項目的人，極容易被不法商人引入歧途。
三、有關寧夏城市回族社區大眾精神文化發展的若干建議
寧夏要實現文化強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有效發揮大眾精神文化的作用，從政府層面、需求受眾和生產供給者三方面采取多種措施，提供優良的精神文化消費條件，樹立正確的精神文化消費觀念，培育良好的精神文化產品供給環境，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大眾精神文化需求。
(一)政府層面
政府作為公共文化事業建設的主體，在引導大眾精神文化需求中起主導作用。首先，針對社會分化導致的民眾收入差距，政府需深入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普通民眾收入，增強民眾精神文化消費能力;同時，加大財政投入，降低消費門檻，以政府公共供給的形式提供精神文化產品和服務。通過“一高一低”的措施提供更多精神文化消費的機會。第二，在國家文化政策允許范圍內，鼓勵社會力量以股份制等多種形式投資興辦文化企業和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引導社會力量興辦公益性文化事業，實現文化建設資金的多渠道、多元化投入，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大眾精神文化建設格局。第三，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重視文化產品經濟效益，通過建立文化基金，提供稅收優惠、產業扶持等文化經濟政策，滿足商人對經濟效益的追求，為更多優秀的、積極的、高雅的精神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生產供給提供必要的物質保障和政策支持。第四，將各類精神文化消費場所規劃納入城市文化建設的內容，適當控制此類場所的數量與規模，并進行合理的布局安排。此外，強化各種精神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監督，對涉及“黃”“賭”“毒”等低級、不健康的產品和服務予以堅決打擊，培育良好的精神文化消費環境。
(二)需求受眾
對城市需求受眾而言，關鍵在于樹立“合理、健康、有節”的精神文化價值觀念與消費方式。首先，要根據需求受眾自身條件，合理安排精神文化消費的時間和結構，促進多種消費方式全面發展，通過多元化消費方式，既提高自身的素養，又獲得身心的放松;其次，精神文化消費要區分健康消費與不健康或病態消費，后者如“灰色消費”“黃色消費”等，不僅無益，實則有害［2］。通過抵制這些低級下流的、危害身心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費，提升自身消費層次和質量。再次，不管是物質消費還是精神文化消費，都要秉著“節制”的消費態度，根據自身經濟能力和真實需求進行消費，避免“盲目消費”和“大款式消費”。還可以通過參加各種社區公共文化活動，節省消費開支，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三)生產供給者
調查發現，需求受眾在民族歸屬、經濟收入、消費觀念、文化素質、個人信仰、從事職業、閑暇時間方面存在較大差異，而個人差異造就了不同的精神文化需求。生產供給者要針對受眾的不同需求，在精神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開發與推廣上，重視對受眾特點的研究和需求的細分，努力提供多樣化的產品與服務應用，以滿足不同需求群體的個性化需求。在構建能被需求受眾普遍接受的、柔性的載體與平臺基礎上，尊重人們對精神文化產品與服務選擇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實現精神文化消費需求領域里的“各美其美，天下大同”。另一方面，生產供給者要從自身長遠發展出發，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間尋求一種平衡，摒棄“一切向錢看”“經濟效益第一”“唯利是圖”的扭曲價值觀，重視社會效益，負起應有的社會道義和責任，在社會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雙重引導下，產出更多精神文化的精品，服務于社會大眾。
作者：田宏印聶君單位：北方民族大學教學質量監控與評價處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