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案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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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學的病例研究
案例研究發源于醫學，其基本出發點是醫學理論研究往往是片面的、局限于某一領域的，而臨床實踐卻是復雜的，需要在理論學習的基礎上積累大量的實踐經驗。實踐經驗的取得，可以通過兩個途徑：一是長期的親身實踐，二是通過學習他人的典型案例。長期的親身實踐，一是浪費醫生本身的時間，二也是浪費病人的生命。替代親身實踐，但又能夠取得實踐經驗的，就是典型病例研究。在醫學里，典型病例是一種稀缺物品，它需要有經驗的醫生來撰寫、分析，同時也需要有得特定病的病人。如果某種病在醫學上非常有研究價值，那么該病人甚至可以得到免費的治療。案例分析在醫學里得以大量應用，其原因在于醫學理論在運用于實踐時，需要有一個理論聯系實踐的通道，只懂得醫學理論，很難保證醫療質量；有大量的臨床實踐，能夠大幅度地提高醫療質量；典型案例分析可以節約大量臨床實踐所需要費用。更為重要的是醫生本人就能夠直接接觸到大量的病例；病人對醫療質量具有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需求，并且愿意為此付出平時難以想象的費用。醫生在病人的強烈有效需求（有資金支撐的需求，非空想的無資金支撐的需求）的驅動下，也有積極性去攻克一個又一個的疑難病癥，甚至是一個又一個的絕癥。
二、法學的判例研究
法學也是一個案例研究得以廣泛運用的地方。它的基本出發點是法學理論要運用實踐，需要在系統的法律理論知識的基礎上積累大量的實踐經驗。通過典型案例的學習，律師可以提高辯護的質量，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法官也可以提高判決的質量，更好地維護公道；法學家也可以提高法學研究的質量，針對實踐中發生的問題，修正法學的理論；立法者也可以通過案例分析，來進一步明確法律的基本含義。案例分析在法學界得以流行，其原因在于：典型案例分析可以提高法律實踐的質量，尤其是提高辯護的質量，而只是法學理論，只能保證一定的質量。而更重要的是律師、法官、法學家等都可以直接接觸到大量的案例；在司法實踐中，尤其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實踐中，判例本身甚至起著法律的作用；訴訟當事人對保護自己的利益有著百分之百的強烈需求，并且愿意為此付出相當的費用。法學界的人，尤其是律師在當事人的強烈有效需求的支撐下，也非常有積極性去研究一個又一個的典型案例，從中找到更有效的保護措施。
三、工商管理的案例研究
工商管理學界可能是案例研究運用得比較廣泛的地方。重視案例分析的原因一是工商管理理論不足以使一個人成為企業家，因為企業家不是學習出來的，而是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鍛煉出來的。二是在市場經濟中要進行競爭，成為一個企業家，如果懂得工商管理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就能夠有較大的優勢。三是如果既懂工商管理理論，又懂市場競爭的實踐，那么在市場競爭中，更可能取勝。
工商管理理論是易得的，花若干年時間進行系統學習就可以了；但實踐經驗是難得的，需要極高的學習費用。案例分析能夠節約親身實踐學習費用，同時又能夠取得實踐經驗。自然，工商管理學界之所以能夠廣泛地有效地利用案例研究，其原因也在于企業管理者對高質量的工商管理有著迫切的需求，并且愿意為之付一定的費用；工商管理學界的研究人員和培訓人員，有積極性，也有資金條件，去搜集大量的案例；而在與大量企業管理人員的接解過程中，他們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案例，他們有條件在其中找到典型的案例。
四、社會科學的案例研究
社會科學的重要功能就是經世致用，這是社會科學得以生存并得以發展的重要前提。自然科學可以通過可控制的實驗來取得一手數據資料，來人工地制造案例。醫學雖然是自然科學，但由于它的對象是人，它不能對人進行可控制的實驗。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所面臨的種種社會、經濟、政治問題，這也很難進行可控制的實驗。它也許能夠進行局部的模擬，但是這種模擬只是虛擬的現實，很難反映現實世界的全部。這時，搜集既有的、已發生過的事實，來探討事物發生的機理，就成為可控制實驗的替代品。醫學、法學以及工商管理學界案例研究的成功，使得其他社會科學深受鼓舞，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也相繼開始了案例研究。其中人類學家的案例研究，做得最艱苦，對人類學自身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
一般社會科學研究與醫學、法學、工商管理學的研究有一定的區別，首先，社會科學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著很大的社會需求，但是有效需求非常不足，它缺乏直接的需求者為此來直接付費，即使有也付費強度不高，不如為醫生、律師、工商管理培訓人員付費來得那么積極。也就是說，實踐對社會科學研究需求是不確定的，而且強度不大。
其次，社會科學研究的需求只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研究者自己的投入，主要是有對社會問題有高度責任感的人、對社會問題有高度求知欲的人、想在學術界謀得學術地位的人、想取得學術高級職稱的人的投入。二是國家和社會對社會科學研究提供的不希望任何直接回報的資助。三是普通高校以及成人教育的需求，這可能是最大的、也是最現實的需求。
這些有效需求，實質上都很難促進社會科學研究者去聯系實際，因為聯系實際的費用是很高的，與只是聯系理論相比，其機會成本也很高：一方面，理論研究需要投資，但與實證研究相比，投入量相對要少得多，只要靠艱苦的努力和靈感，有所創新就可以出成果，并且在學術界的地位、職稱等個人收益方面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案例研究，理論聯系實際，費用高，不僅僅取決于個人的艱苦努力和靈感，而且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與地位、職稱的相關度也不高。
第三，社會科學研究者，尤其是政治學者和行政管理學者，都很難輕易地介入實踐，至少不如管理學者、法學家、律師那么容易。聯系理論需要嘔心瀝血，而聯系實際的費用則比聯系理論更高。
五、經濟學的案例研究
在經濟學領域里，案例研究不多，其原因是它是一門社會科學，重視理論創新和數量分析，并且現實需求不高，雖然也有政策咨詢、經濟人才培訓項目，但總體上愿意為經濟學案例研究付費的極少。
在中國國內，近些年剛剛開始有人來做案例研究，這就是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作的“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項目。該項目的主持人張曙光教授認為，在經濟學里，“一個案例就是對一個經濟問題和經濟決策的再現和描述，就是對一個經濟過程及其復雜情景的刻畫和分析。”案例研究就是實證分析的重要方法。
張曙光教授認為，案例研究和寫作掌握幾項原則：第一，真實性。一個案例必須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或一篇動人的報道。如果出于保密和其他原因，不得不進行掩飾和隱匿，可以使用假名和代號，但故事情節必須是真實的，不得隨意杜撰。
第二，案例研究提供的真實場景必須是系統的和全面的，有故事背景，有來龍去脈，有發展過程，有人物情節，最好在附錄中還有完整的圖示和數據。人們讀完案例，起碼能夠掌握所述事件的基本事實以及充分的數據和資料，從而為展開進一步的研究、分析和討論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三，一個好的案例必須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所提供的是真實的問題、矛盾和困境，存在著從各個方面進行研究、分析和解釋的可能性，因而通過個案分析所進行的實證研究不一定能夠完全證實或者證偽什么，但是卻可以有所發現。如果把案例搞成一個封閉的體系，就無法對真實的社會經濟生活及其矛盾運動過程作出恰當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甚至還會發生極大的扭曲。
案例分析有四個類型：一是說明型案例。主要用來記述和說明一個事件、一個政策和決策問題的全過程。二是政策型案例，以政策制定者為服務對象和行為主體，提供為實現某項政策目標而可能采取的政策選擇和政策配合，由于實現同一個政策目標可以有多種政策選擇和多種政策組配，因而各種選擇和組合的政策效應分析就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內容。三是決策型案例。以微觀決策者為服務對象和行為主體，提供一個決策所面臨的真實場景，以便討論如何進行決策的問題。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和作用，決策方面不存在什么最優解，只能說在某個特定的情況下，某項政策是否相對最優。四是理論發現型的案例。以提出理論假說，進行經驗檢驗為其基本內容，目的在于通過案例研究發現和提出新的理論。
在經濟理論的發展中，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是樣本意義，一個案例描述的場景和過程并不是簡單的和孤立的，而是大量同類現象中的一個，如果取極值的話，其結果是一樣的。二是檢驗意義，對已有的假設和命題進行檢驗，提供一個證明或者作出一個否證，雖然不能完全證明或者證偽，因為在現代科學的發展中，反復證偽而能夠成立的事件說明了一次性檢驗的局限性。三是發現意義，通過案例分析，發現一些新的問題，提出一個新的假說，然后自己去或者讓別人去檢驗。四是哲學意義。現實世界是復雜的，現實的社會經濟生活是非常復雜的，從總體上進行演繹是很難把握的，而通過一些點的刻畫，從各個方面去認識和把握整體，卻是可能的。人們只能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而不能做自己無法做的事情，否則我們只能處于模模糊糊、空空洞洞、大而化之、不著邊際的尷尬境地，而在認知的道路上是無法前進的。
經濟學獲得知識的途徑有三，一是干中學，費時費力，風險大，成本高，而且很多事情根本不允許人們都采取這種方法。二是計量分析，構造計量模型來計算各種參數，用以估計一項變革或者政策可能的定量結果，相當于計算機的模擬。三是案例分析，通過剖析一個個的個案，從各個方面進行觀察和描述，探尋其發展變化的各種可能的條件和途徑，從中找到一個比較滿意的結果。它可以起到一個實驗室的作用。通過案例研究，通過對經濟過程真實場景或故事的思想實驗，就能夠解釋和預測社會經濟生活過程中實際發生的變化。
公共管理屬于管理類的，因此對于案例教學的需求應該類似于工商管理。但是，由于工商管理的教學對象是企業經理，他們需要經受市場競爭的考驗，更多的理論知識、更多的實踐經驗，尤其是更多的介于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案例操練，對他們來說是競爭的優勢所在。因此，愿意為此而付費，也愿意為此花錢。
公共管理的教學對象卻是政府官員，他們雖然也經受官場競爭的考驗，更多的理論知識、更多的實踐經驗，尤其是更多的介于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案例操練，也是競爭的優勢所在。但是，官場的競爭和市場競爭，其激烈程度有別，而且性質有別。政治競爭雖然有時候比經濟競爭還要激烈，還要殘酷，但是對于案例的需求卻很難確定。其中最重要的區別是，企業競爭是多頭的，每個競爭者的權力都是完整的，付費都是自費的，是自己的努力賺來的；而政治競爭多是一元的，或者全得或者全失，每個競爭者的權力都不是完整的，而且付費都是公費的，是靠國家財政撥款的。
由于這些原因，對公共管理的案例需求實際上類似于人們對經濟研究的案例需求，與醫學、法學、管理學有很大的區別。這種區別在政治競爭公開化程度不高的社會里，更為明顯。在高校公共管理研究和培訓中表現得最為典型。因為高校的教師，很難接觸政府官員，尤其是高層的政府官員。而政府活動本身的保密性質，使得教師去接觸實踐更增添了一層障礙。
但是，公共管理學依然是一門實踐性的社會科學，而不是理論性的。它依然需要案例研究，對學生進行案例教學，以提高公共管理的理論研究水平，同時也提高教學水平。
因此現在的問題是，在很少有人付費，同時理論研究的比較收益高于純案例研究的比較收益的情況下，如何搞好公共管理學的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學呢？
我們認為，首先可以盡我們的力量，搜集各種已經有的案例，以彌補自己搜集、編寫案例之苦，同時也可以節約這些方面的費用。
這些案例我們可以分成三個類別：一是說明型的案例，主要用來記述和說明公共管理實踐中發生的事件、政策和決策的全過程。這些案例強調它的真實性、系統性、全面性，并且是完全開放性的。
二是政策咨詢性的案例。以政府決策者為服務對象，為特定的問題，提供一個真實的故事，主要是突出問題的來龍去脈，給出一些不同的解，并對不同的解進行評估。
三是理論發現型的案例，主要是提出理論假說，進行經驗檢驗為其基本的內容，目的是通過案例研究發現和提出新的理論，發展公共管理的理論。
然后，在可能的情況下，要大力重視案例的直接采寫、編寫等工作，并在學術研究上多運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案例分析的規范，一是客觀描述，二是進行問題解決式的政策咨詢和政策建議研究，三是進行理論創新。
七、個人進行案例研究的心得
在最近若干年里，我們非常關心個案研究。主要做了如下幾項工作：
一是市政府管理和省政府管理的案例研究。對廊坊市政府、山西省政府進行了個案調查，主要是在統一的框架內描述廊坊市和山西省政府的歷史沿革、現實環境、法律地位和管理權限、機構設置與職能配置、政府決策過程、政府執行機制、政府改革和政府發展。這一案例研究主要是說明型的，它不針對某一事件，也不針對政策和決策的全過程，也不專門為廊坊市和山西省政府的決策者提供政策咨詢和政策評估，也沒有刻意去追求政府理論的創新并進行經驗檢驗。當然，這并不排除在整個案例研究中在局部范圍里進行政策咨詢性的、理論發現型的、事件說明型的研究。它的需求首先來自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八·五”規劃重點項目的無償投資，其次來自各地方政府的資助；第三是來自社會的資助；第四是對此感興趣的研究者的努力。
完整的說明型的案例研究，在中國公共管理學界實際上依然是一個開頭，而對某一個地級市、省級政府進行說明型的案例研究，據我們所知，也是第一例。由于資源的限制，也由于現實需求的不確定性，更限于研究起點的高度不夠，該案例的研究者對這兩個案例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依然非常不滿意，可能連讓人比較完整地了解廊坊市政府管理和山西省政府管理這一起碼的需求都難以絕對滿足。也就是說哪怕是說明方面，也很難做到案例研究的真實性、系統性、全面性、完全開放性等要求。政策咨詢、理論發現，雖然在局部也有所體現，但從整體上來看，并沒有達到較高的水準。這說明，我們依然可以進行進一步的艱苦的努力。希望下一步能夠做得更好一點。
二是對中國政府公共政策決策和執行進行了案例研究。主要是搜集了三個案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案例、北京市禁放煙花爆竹的案例、北京市增收城市容納費的案例。其用意是在法律形式研究的基礎上，為中國公共決策和執行的結構狀況增添一點案例色彩。這一工作既無國家課題投資，也無社會資助，全憑個人興趣以及自己賺得的資金投入。對這一問題，目前依然在進行之中。主要問題是兩個方面的努力，一是使案例研究適合于理論研究的目的，二是選擇更為典型的案例、更多的案例來說明中國公共政策決策和執行的結構現狀，并指出其中的問題，提供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三是中國政府職能轉變案例研究。主要是以1993—1996年中國政府職能轉變為總案例，選取國務院、民政部、山西省政府、廊坊市政府、萊蕪市政府以及其他基層地方政府的改革實踐為分案例，說明改革的過程和遭遇的問題，并進行分析、判斷，一是記述和說明中國政府職能轉變改革中發生的事件，而且強調它的真實性、系統性、全面性；二是以政府決策者為服務對象，就中國政府職能轉變這一問題，在提供事實、突出問題的來龍去脈的基礎上，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三是進行政府職能轉變研究的理論創新，在政府職能理論上有所突破。
四是與國家863高科技項目CIMS主題專家組和國家科委高科技司聘請的CIMS單元技術工程實驗室評估專家組組長合作接受了一個“863／CIMS單元技術工程實驗室評估體系和運行體制研究”的課題，其目的是搞清楚單元技術工程實驗室的運行機制問題，并給國家科委高科技司提供一套合理的評估體系，并提出管理方面的政策建議。這一項目實際上也是公共管理理論運用于實踐的案例研究。它要求在事求實上說明單元技術實驗室的運行情況以及面臨的問題，然后對之進行分析，以良性運行為目標提供評估體系和相應的政策建議。該項目目前正在進行之中。
五是進行過一些簡單的“例子性”的案例研究，主要運用于教學方面。其功能主要是幫助學生理解理論原則，同時也豐富理論原則，說明公共管理理論原則在實踐中的力量。同時也進行過一些“問題解決”的案例研究，給出一些場景，然后提出問題，要求培訓對象進行分析、并提出解決的辦法。這都是培訓性質的案例。例子性的案例，主要是幫助培訓對象理解理論；問題解決的案例，主要是要求培訓對象在系統的理論學習的基礎上，綜合運用所學到的理論，去分析、解決特定的問題。
在公共管理研究和教學中，“例子性”的案例是非常普遍的；“問題解決”式的案例則正在開展，并且為各種培訓所采納。但是研究性的案例研究實際上依然是非常稀缺的。認為案例教學就是例子性的案例教學，只要舉了例，就進行了案例教學，這是片面的；認為案例教學就是問題解決式的案例分析，不需要學習理論，沒有理論學習，只通過案例分析就可以獲得公共管理的技能，也是片面的。久病也許能夠成良醫，只看判例也許能夠成為律師，從實踐中也許能夠悟出理論，但這都是初淺的，都只能是細枝末節的。在例子性的理論學習的基礎上，進行問題解決式的案例研究，可以事半而功倍。最后，認為案例分析只是教學的事，研究不需要進行案例分析，這也是片面的。案例教學的水平離不開高水平的案例研究，只有在高水平的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案例教學才能有真正的高水平。
公共行政民主責任取向論文
【內容提要】民主和責任，是現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動所必須奉行的兩項基本原則，也是支配政府行為的內在價值取向。二者既有區別，更有聯系，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本文從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政府內部間的關系等兩個層面，分析了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責任取向的內涵和意蘊，對中西方公共行政實踐中若干問題進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公共行政/民主/責任/價值取向
政府作為“一以公民的自愿聯合或本質上的強制性為基礎的組織”（注：參見斯蒂格利茨等《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頁。）其產生源于人民的公意達成和公意授權，其功能在于運用其他社會組織所不具備的強制性公共權威，承擔起無可替代的社會責任，這內在地決定了民主取向和責任取向，必然是現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動所必須奉行的兩項基本原則，以及支配政府行為的內在價值準則。二者既有區別，更有聯系，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一
在迄今為止的各種類型國家中，擁有行政權力、履行行政職能的主體無疑都是政府，但對現代民主制國家而言，政府的這種行政主體地位又是有限的、有條件的，它必然受制于社會、公民或立法機關，由此決定了現代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加以說明。
（一）政府與公民的關系
從終極根源上看，政府及其公共權力產生于人民的直接或間接授權，這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所確定的一項根本的憲政原則。雖然人民授權的具體方式和過程在政府體制不同的國家會有所不同，但這并不影響它們本質上的一致性，那就是人民對政府直接或間接的授權，不僅是現代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惟一來源和公共行政運作的前提，而且也是現代民主的一種典型形式。這就從根本和實質上決定了政府的公共行政活動必須遵循和體現民主原則和民主精神。有悖于此的政府必然喪失其存在的基本依據。
若從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人民與政府的這種授權與被授權關系，實際上是一種契約關系，它規定著政府與公民間在權力與義務方面的雙向依存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就公民而言，一是通過同意（選舉）或遵從使政府獲得合法性行使權力的基礎，二是通過納稅給予政府經濟支持。同時，公民也自然期望能從政府那里得到相應的回報，包括以服務對象的身份獲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務。就政府而言，它在獲得公民的政治和經濟支持的同時，必須按契約要求提供令后者滿意的服務。顯然，政府的合法性和權威性與政府所提供的服務的質量、數量、效率和有效性存在著緊密的正相關關系。這里，顯然不存在著自上而下的、單方面的“恩賜”，而是體現著一種資源交換關系和互利行為。
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政府是公共行政權的直接掌握和行使者，是各類重要社會資源的實際擁有者，又擁有龐大的官僚體制和內在的權力膨脹和擴展欲望；而作為授權者一方的民眾，卻大都處于獨立無援的分散狀態，他們在與政府的契約關系中往往處于相對弱者的地位，這就使得政府極易違背其初衷，偏離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要知道，政府并不是“天使”的化身，公共選擇學派把政府官員視作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這一假設，固然有失之偏頗之處，但現實中的政府的確不總是那么高尚，政府機構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內在效應”(interalities)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元”政治中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在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機構的“內在效應”的可能性，在實踐中，少數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更時有發生。其典型表現就是所謂的“尋租”現象，其主要危害在于“不僅使生產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地耗費于尋租活動，并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注：V.奧斯特羅姆等編：《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IV頁。）從而成為導致政府腐敗的一個重要根源。
為了避免和遏制這種現象的發生和加劇，世界各國從制度上、法律上、倫理道德和意識形態上做了長期不懈的努力。其中，當以下述幾方面最為有效，也最能體現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
其一，建立和健全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對政府的權力制約機制。這里，問題的關鍵是通過一套復雜的機制，既能防止政府的權力膨脹到難以控制而有害公民和社會的地步，又能避免損害政府的權威而以犧牲公共行政效率為代價。在這方面西方國家分權制衡構架以及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各具特色。前者的特點在于各個國家機構各有各的職權，但彼此之間互相制約。這意味著每一個部門特別是行政部門行使權力的時候，都受到其他部門的監督和制約，都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不得不慎重行事。盡管如此，西方國家仍普遍出現了以行政權力膨脹為主要特征的所謂“行政專橫”現象。
中國的民主集中制至少從形式上看，不同于西方國家循環型的分權制衡機制，因為最高國家權力可以追溯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其他國家機關包括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都由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而它則不受其他國家機關的制約。但中國的全國人大其最高國家權力地位是僅就國家機構系統內部而言的，它表現的是憲政結構；若著眼于實際的政治過程，國家的最高權力的擁有者是作為惟一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它表現的是黨政結構。憲政結構與黨政結構相結合，并以黨政結構為核心，構成了中國政治系統的主體部分，這是其一。其二，無論是憲政結構還是黨政結構又都通過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在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上取得了根本的一致，從而體現了執政黨和國家機關的人民性質。這是中國民主集中制本質上不同于西方分權制衡體制之所在。但從操作層面上看，中國的直線型權力結構仍然缺乏必要的分權和制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現象還普遍存在，人大的權力得不到充分保障，這必然影響對行政權力的有效控制，降低了公共行政的民主化水準。為此，應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和健全權力之間的內部制約機制，當務之急是從法律制度和程序上保證人大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權力機關，特別是確保人大切實履行重大事項的決定權和對由它產生的政府的監督權。（注：參見張惠敏等《健全我國人大監督制約制度的框架設計》，載《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8年第4期。）。包括加強人大的法律監督、工作監督和人事監督機制，建立或健全相應的組織機構。
其二，實現行政權力同經濟權力的二元化分離，政府權力背離民主取向的經濟基礎本質在于行政權力與經濟權力的融合。要保證公共行政的民主性，核心要解決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明確產權，真正確立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作為獨立市場主體的地位，使經濟組織擺脫行政附屬物的地位。行政權力不再直接干預經濟組織的權力，使企業在市場上行使自己的權力。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目前應著重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以政企分開為突破口，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放權讓利”為主線的“漸進式”改革思路的確立，中央將大部分部屬企業下放地方管理，目的是減少行政干預，增強企業活力，但在政企不分的體制沒有根本改變的條件下，這實際上只是將企業從中央的附屬物變成了地方的附屬物，造成了政企關系的地方化，使本來應該直接下放給企業的權力滯留在地方政府手中，企業仍未能真正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另一方面，在新舊體制交替的過程中，由于市場發育不全，企業在資金籌措、物資配置、能源供給等關鍵環節均遇到困難，又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給予照顧或解決。針對上述狀況，當前最緊迫的工作是要加快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轉變各級政府經濟職能，切實貫徹政企分開的原則，明晰企業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把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權力切實還原給企業，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同時，實現政府行政權力與國家所有權的分離，并把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經營職能分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系統和運營機制。
2.切斷政府部門與其主管的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連帶關系。在實現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兩個根本轉變的過程中，計劃體制下政府部門主管經濟主體的職能趨于萎縮，但并未完全消失，而且政府部門與其主管的經濟主體歷史上形成的利益連帶關系也仍然存在，因此應在撤并專業經濟部門的基礎上，加快變政府機關直接管理所屬經濟主體為行業管理的步伐，從而切斷政府部門與其主管的經濟主體的利益連帶關系，從體制上消除政府職能錯位的根源。
其三，健全公民對政府的民主監督機制，擴大公民對公共行政的參與。民主監督的關鍵是政府公共行政活動的公開性，即確保政府的透明度和人民對政府公共行政活動的知情權。包括公開機關工作計劃、工作總結、人員管理和經費開支等情況。如果政府缺乏透明度，公民就缺乏必要的相關信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公民和社會就很難對政府進行有效的監督。在中國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也開始實施“公示制”，即政府行政機關通過向社會公開明示自己的職責范圍、行政內容、行政標準、行政程序、行政時限和違示懲戒辦法的方式，增強政府公共行政過程的透明度，自覺接受社會監督，提高政府為社會提供優質高效服務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擴大公民對公共行政的參與，主要是指公民不通過代議機關，直接參與公共行政活動。公民對公共行政的直接參與既是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的突出表現，也是其重要保障，特別是對于以普遍性和后及性為特點的公共決策來說，沒有公民的直接參與，公共政策往往缺乏對公民需求的了解以及對公民利益的整合，難以達成與廣大公民的事前共識，在實施中必將遇到種種阻力。這樣一方面有可能直接損害公民的合法權益，背離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另一方面還會造成行政成本高而行政效率低的后果，即使該項行為本身正確，也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政府應當為公民直接參與公共行政活動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渠道，并且不僅在實體法上而且也在程序法上保證公民參與公共行政的權利，使公民在政府制定和實施與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政策時，能夠比較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愿。近些年來，國際公共行政領域出現了倡揚公民參與的“社區主義”潮流：不少國家對政府與社區的角色重新定位，特別是把傳統政治學、行政學很少討論的“社區”概念，視為設計未來公共事務治理模式的關鍵因素。因為，政府難以解決的無數繁難公共問題，“社區”在這方面卻具有獨到的優勢。例如，傳統處理公共政策議題的層級常常是在中央或省級政府，社區主義治理的模式則強調自下而上地參與，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能符合民眾最直接的需求。由此“社區主義”在歐美國家成為拓展公共行政領域的重要手段。在新加坡，李光耀致力于建立“新加坡人的社區主義”，（注：汪明生等：《海峽兩岸公共行政與跨世紀發展研討會論文集》，1999年，第145、161頁。），以使社區所有成員包括政府、民意代表、市民等，在公共論壇中都能理性地表達己方的意見，耐心地傾聽他方的意見，并在社會系統中彼此增加充分的理解。這既有利于重建政府與民間的信任關系，又有利于整合國家與社會的總體資源以創造“雙贏”的局面。
（二）政府的內部關系
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不僅體現在政府與公眾的關系中，而且也體現在政府內部。后者恰恰為傳統的公共行政所忽視，在以首長負責制為內在體制、以金字塔結構為外在形態的行政科層體系中，權力自上而下呈單向輻射狀，組織結構趨于呆板、僵硬。這一狀況與當代靈活快捷的信息社會以及不斷變化的公民需求形成巨大反差，使行政組織無法對社會和公民需求的變化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應。最近20年來，公共行政改革成為一個世界性潮流，其中至少有兩項內容以政府內部關系的民主化為主要取向。
一是權力下放。即將原來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權力下放到地方和基層的行政組織單位。這些權力包括提供各種服務的行動方案、行動程序以及相配套的人事、預算管理。權力下放使得公共行政能夠面對公民需求，迅速調整行動方案，實現既定目標，解決社會存在的問題，并在與公眾的互動過程中，建立相互信任、合作的社會關系。此外，由于地方和基層行政組織一般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它們與其選民有更直接、更公開的接觸和聯系。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權力，就會使選民感到他們所選舉的政府是真正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其公共行政活動也就帶有更鮮明的民主色彩。正因為有上述優越性，世界各國公共行政改革的一個共同內容就是權力下放。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開放其一條主線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權力下放。1978年以來中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以“放權讓利”為主線的重大改革措施，初步建立了旨在盡可能充分體現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一“互動”原則的機制。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原有體制下中央集中過多，管得過死的狀況，以及地方政府權力與責任長期相背離的不合理運行狀態已有較大改觀，大大激發和增強了地方經濟活力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自覺性和責任心，同時也在許多方面分擔了中央政府的調控壓力和增加了宏觀協調的深度與廣度，促進了中央關于地方發展目標和總體協調目標的實現。
二是賦予低層員工以更大的決策參與權。即全體行政人員包括低層人員都有對行政組織和個人目標的確立，對行政工作計劃和程序的設計，以及對工作成果的評價發表意見的權利和義務。其實施途徑主要有：①團體決策。即行政方針的決定，重要問題的解決，都由組織成員本著民主參與的原則，以團體決策的途徑來制定或者抉擇。這樣可以博采眾長，以保證決策方向的正確性。②咨詢制度。即行政領導在對一項政策或事務作出決定之前，主動征詢下屬或有關方面人士的意見，從而使各項工作更加完善。③建議制度。即行政領導允許并鼓勵工作人員對行政事務，自由提供意見，以便作決定時參考。通過建議制度可以廣開言路，以不斷改進各方面的工作。
二
權力的授予必然伴隨著責任的規定，政府在獲得人民直接或間接授權的同時，也就承擔了相應的責任。與政府的民主取向一樣，政府的責任取向也是政府的內在價值標準。這主要表現在政府對社會（公民）的責任以及政府內部的責任等兩個層面。
（一）政府對于公民的責任
政府的責任首先表現為對國家權力主體的公民或代議機構負責，從根本上說，政府的一切公共行政行為，都必須符合和有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都必須對公民承擔責任。政府所承擔的這種責任實質上是“公仆的責任”。它并非是空洞的政治口號，在公共行政實踐中，它應具有可操作的標準和程序。經合組織最新出版物《負責任的政府》(1996)對政府提供的服務作了具體的質量規定：①讓公民或企業參與決定政府應該提供什么水準、什么類型的服務，或者征求他們對這方面的意見；②告訴公民或企業，政府將提供什么水準、什么類型的服務；③公民或企業能夠合理地期待得到這種水準的服務；④如果不想提供適當水準的服務，公民或企業就有權利申訴并要求賠償；⑤提供服務的辦事機構應該建立服務質量目標體系，并且對照目標向公眾匯報服務結果。
當然，政府在對公民負責的同時，公民也承擔應盡的責任（義務），如主動、自覺納稅，服從法律，支持和配合政府工作，這實際上體現了政府與公民的雙向責任關系。
（二）政府內部的責任
現代國家行政組織規模龐大、部門橫生、人員眾多、分工細致、職能復雜，由此產生了行政組織體系內部中央與地方、各個層級、各個部門以及各個行政人員之間的、與行政權力的再分配相一致的行政職責分解問題，這就需要通過行政組織內部具體化的責任制度，以保證公共行政行為的規范化，克服隨意性，減少行政失誤，提高行政人員的積極性和行政效率，使各級行政機關和行政人員既分工又合作，既嚴肅又靈活，從而有效實現公共行政的既定職能。
首先，從宏觀上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和責任劃分，構成了政府內部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縱向權責關系。能否正確處理這兩者關系，合理配置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職責權限，直接關系到政府能否在整體上履行其應盡的職能和責任。就現階段的我國而言，雖然經過近20年的改革和調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權責關系已趨于合理，而且憲法和有關法律對這種關系已經有了一些明確規定，但這些規定大都過于原則化，比較籠統、寬泛，不易操作，使得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對它的調整帶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行為，造成中央與地方互相掣肘、互相侵權現象較為普遍。此外，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權責劃分不夠明確具體，且缺乏規范性，由此產生的相互扯皮的現象時有發生。為了克服這一狀況，就需要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職責權限，為此，有人提出首先應區分中央政府專有權力、地方政府專有權力以及中央與地方共有的權力三大類（注：參見謝慶奎等《中國政府體制分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頁。）；也有人強調要從人事權、財權、產權、立法權、經濟調控權等方面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職責權限（注：參見施九青等《當代中國政治運行機制》，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頁。）；還有人認為，凡沒有劃給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原則上應歸地方所有（注：參見張文壽《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研究與思考》，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頁。），等等。我們認為，最根本的舉措應是按照全面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要求，實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級管理，做到兩級管理的權利和責任的統一。具體地說，凡屬全國性的事務，即涉及國家整體利益的事務由中央政府決定；凡屬地方事務，即涉及行政區域利益的事務由地方政府決定。同時根據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國家行政體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來確定各自的核心領域，進而配備相應的職權。在配備職權時應遵循事務同類和職責權相稱原則，盡可能將職權作整體劃分，使它們各自有專門的管轄領域，并在各自的管轄領域內擁有較為完整的權力（注：參見潘小娟《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若干思考》，載《政治學研究》1997年第3期。），同時承擔相應的責任。在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職權的基礎上，使中央與地方權力責任關系規范化、法制化，也就是說，中央與地方應在法治基礎上形成新型的權力責任關系。為此，我國應以現行憲法的有關規定為依據，制定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與地方關系法》，以法律規范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職責權限的劃分原則、各?緣鬧叭ǚ段А⒅叭ɑ值氖侄巍⒅醒攵緣胤郊嘍降某絳頡⒎絞膠褪侄蔚鵲齲員3種醒胗氳胤餃ㄔ鴯叵檔南嚶ξ榷ㄐ裕岣咧醒胗氳胤餃ㄔ鴯叵檔髡難纖嘈院凸娣緞浴?/P>
其次，從微觀上看，在政府組織內部，權力一般是自上而下層層授予的，相應地責任則是自下而上層層負責。從實際情況看，行政首長責任制是世界通行的政府管理體制，當代世界各國政府80%以上實行首長責任制。在這種體制下，一方面，行政下級對行政上級最終對行政首長承擔忠于職守、努力工作、提高效率、遵紀守法的責任；另一方面，一切行政行為不管是否行政首長所為，行政首長都有連帶責任。這種連帶責任關系是為了強化行政首長的授權責任和管理壓力，使行政首長不僅嚴于律己，正確授權，而且也要嚴于律他，善于監督。可見，在行政組織中，行政首長和行政下級實際上存在著一種雙向責任關系。它要求經法定程序進入行政體系中的公職人員，一經確立行政職務關系，必須履行職務，不失職；必須遵循權限，不越權；必須符合法定目標，不濫用職權；必須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避免行政失當。它賦予公職人員與所處職位和職務相符合的職權和責任，從而建立職位、職務、職權、職責相一致的工作責任制度。這種責任制度保證了政府整體的權威性和公共行政的高效率。相反，如果在政府內部、機關各部門之間、工作人員之間缺乏這種明確、細致、穩定、長期的工作責任制度，權大責小造成膽大妄為、專橫跋扈?ㄐ≡鶇笤蛟斐山饜∩魑ⅰ⑺跏炙踅牛災掠誥嚀宓男姓鶉緯3D：磺澹鼓承┮蚯秩ā⑹е靶形男姓鶉撾侍庖蛟鶉沃魈宀磺宥薹ㄗ肪浚喚鏨撕π姓睪托姓嗽鋇墓ぷ骰裕漣姓吐傻鬧蔥幸約靶姓實奶岣擼乙不嵊跋煺男卸怨竇捌浯砘氐腦鶉巍?/P>
除了行政首長負責制外，行政組織內部針對某項任務，上下級之間進行授權分工，經常用“責任書”的形式來確定責任的歸屬。這種“責任書”一般用于行政系統內的上下級行政機關之間、行政委托與被委托人之間。它是一種典型的責任制，起著行政權力的再調整、行政責任的落實和行政后果的明確等作用。主要的類型有：行政授權合同、行政委托合同、行政責任合同等等。這些形形色色的行政責任制有利于克服人浮于事、推諉塞責等官僚主義現象，有利于解決“有權不管事，干事卻無權”等問題，有利于上級對下級的控制和管理，有利于理順行政內部關系，整合行政資源，提高行政效能和效率。它們一般局限于行政系統內部，是行政管理制度的具體化和變通方式，包括權力、責任、利益及獎懲等調控機制，是行政上級進行動員和控制以保證行政實施效果的有效方法。
三
由上述可見，公共行政的責任與民主取向，固然有側重點的不同，但兩者的相關性是非常密切的。
1.公共行政的責任取向是民主取向的必然要求。政府的公共行政權力來自人民主權的讓渡，公共行政向人民負責是這一主權原則的合乎邏輯的發展。而只有將政府對人民以及政府內部各層級、各部門、各職位之間的嚴格、明確、具體的責任關系落實到位，人民主權原則才能從理想變為現實，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也才能真正確立。
2.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是責任取向的內在推動力量。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意味著政府必須以人民的同意和支持為合法性依據，意味著政府的一切行為必須符合公民的利益和意愿，意味著公共行政過程的公開化以便接受公民的監督，意味著公民不斷擴展著的對公共行政的參與，還意味著公共行政不僅要充分地反映和實現各階層公民的利益要求，也要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和部門以及廣大行政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些無疑構成了強化政府責任的強大的動力和壓力，迫使政府強化為公民負責的“責任心”，并通過嚴密高效的內部權力—責任體系來履行好自己的責任。
3.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和責任取向借助于法律、法規而得以統一。“民主的政府”和“負責任的政府”首先是由憲法加以確認的根本憲政原則，然后再由各種程序性行政法規和規章制度加以細化。就政府而言，憲法和有關法規、規章不僅涉及到公共行政基本價值準則——民主行政和責任行政，而且還涉及到公共行政運作方式和常規性行政事務的處理方式，它對外把公共行政對社會對公民的責任具體化和可操作化，對內則規定政府內部每個機構、部門和職位所應承擔的行政責任；就公民而言，它規定了公民實現自身權利和履行義務的方式和程序。因此，它在確定政府與公民的“公仆—主人”或“委托—承諾”關系的同時，也確定了政府與公民的“命令—服從”關系，它規定政府必須以高質量的服務滿足公民的需求，來換取公民的服從，來確立政府的權威。
4.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和責任取向是協調發展的。在公共行政實踐中，在處理政府與公民以及政府內部間的關系時，只有把民主和責任有機結合起來，才能較好地實現政府的應有職能。單純強調一面而忽視另一面，只會造成政府整體功能的受損。就處理政府內部間的關系而言，因忽視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和責任取向的協調而造成的政府失誤屢見不鮮。例如，在民主取向的權力下放過程中，地方政府或基層單位或行政下級在獲得更多權力的同時，若沒有承擔相應的更多的職責，中央政府或下級放松了對其的監控，結果很可能造成行政效率的下降、腐敗的叢生，最終制約公共行政的民主化發展。再如行政首長負責制的實行，偏重責任的明確和令行禁止，而忽視對下級的民主；就政府與公民關系而言，如何把民主和責任結合起來，或許更為困難和復雜。西方國家往往過分強調了政府機構對公眾所負的責任，在政府機構不平等地對待各社會群體和階級方面，卻忽視了“公眾”本身的構成。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在美國的情況是，“政府官僚機構都是負責任的，如果說這種負責任不是針對民主理論中所指的公民，那就是指對資本主義實踐中的公司利益負責……美國國家體制的實質問題不是不負責任的官僚機構，而是這些官僚機構通常對哪個階級服務或負責任。”（注：M.沙姆斯·哈克：《市場傾向的發展中國的官僚責任制悖論》，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0年第1期。）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責任制內涵著的民主精神也正在以市場為意識形態的情形下被逐漸邊緣化。這對正處于市場化進程中的中國無疑具有預警和啟迪意義
現代企業經營管理新理念
一、知識經濟與“懶”管理
懶即懶惰的懶。大家也許對勤奮管理、勤勞管理比較熟悉。那么，為什么提出知識經濟與懶管理呢？所以就這個問題，展開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第一個問題：懶螞蟻與懶管理
懶螞蟻現象是有關生物學．即昆蟲學上的一個問題。生物學家經過觀察發現，在螞蟻王國里一種很不公平的現象，就是其中有20％的螞蟻不干活．別的螞蟻在忙碌著，它們則東走走，西逛逛．好象無所事事。為什么呢？生物學家發現：如果螞蟻群中所需的面包渣兒、肉骨頭、茶葉子沒了，比如在一個賓館找不到新的食物了，但隔壁的賓館還有，勤勞的螞蟻就暈頭轉向，找不到“北”了，不知道新的食物來源，找不到新的增長點。這時，那些“懶”螞蟻站了起來，很有自信地說；“跟我走！”。噢！生物學家明白了，所謂懶螞蟻，不是“懶”，而是在思考、動腦。其實，這個現象與知識經濟時代動企業管理是相通的，在知識經濟時代，尤其需要大量的“懶”螞蟻，“懶”管理。這是因為：知識經濟時代對于全球人類，無論是中華民族、美國人、歐洲人，都在發生著三個很大的變化。
第一個特產、是變化“快”。科學技術發展得快，企業的產品變化得快，市場也在不斷地變化。比如說20年前的世界前100強或50強，今天還剩下幾家？今年所排得上的也不過十幾家，這種世界大企業的平均壽命為人的一半，38歲。那么，中小企業就更不用講，可以說每天有新的企業在建立，舊的企業在破產、倒閉，因而變化非常快。而這些數字是近50年或20年的數字，是工業經濟時代的數字，試想，在知識經濟時代．變化無疑就更快；
第二個特點是變化“大”。如果說“快”是指時間的話；那么“大”則指空間。信息化社會，信息經濟化就是全球經濟化，你所使用的電腦網絡上的Interl網絡，這些變化是全球性的。你設計的東西是全球性的。過去，中國沒有進行改革開放．可以將自己封閉起來，現在能封閉得住嗎？信息時代的變化，涉及面之廣，全球大大小小的角落都要卷進來。
第三個特點是變化“多”。如果變化僅是單純的、簡單的大、快，也沒有什么可怕。可以講，世界上有多少人，也就有多少人在變。現代人強調的是消費個性化。人們的思想、知識、觀念都在變化。去過北京的賽特、燕莎友誼商城去看過的人，也許感到商品種類之多、變化特大，而若到過香港、日本、美國高檔商廈觀光之后．就感覺到北京與之比，就是小巫見大巫。在日本或美國的大商廈，單說到我們密切相關的照相機，就有幾千種，同樣一種相機，各種顏色，同樣顏色又有不同的款式。
面臨“變化快”、“變化大”、“變化多”；就企業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戰略問題。有句通俗的話講：“做對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對要重要得多。”一種情況是做對的事情，另外一種情況則為把事情做對。做每件產品．從其本身來講，沒有什么挑剔的，工人很勤奮、努力、日加班，夜加點．非常辛苦。把事情做得很對，那么即使你的產品再完美、價格再便宜，但不適應市場的需求，照樣堆積在倉庫中。這是將事情做對。反之，我如果做對的事情，我開發出來的產品適應市場的沈求．適應企業的發展戰略．即使產品的價位比較高．甚至還不很完美。試問大家，哪一種做法好？！這是一個戰略問題．戰略問題由誰思考呢？不是由“勤螞蟻”，而是由“懶螞蟻”來思考。在知識經濟時代，需要有高度的知識文化水平、高度的科學技術水平、高度的科學技術素質的人才能成為“懶螞蟻”。懶螞蟻，他的腦不“懶”。
在20年代，生產一部汽車，其85％的財富是由投資者與工人創造出來的，因為那個年代的汽車技術含量低，管理比較少，比較簡單。但到90年代，比如生產一部價值百萬以上的奔馳車，投資者與工人在這里創造的財富是多少呢？不足10％．而90％以上是由工程師、管理人員、總經理、營銷家、廣告商、戰略家，這些“懶”螞蟻創造出來的，為什么呢？現代汽車不僅要考慮環保問題，還要考慮節能，跑得快，美觀、價格低廉等等，這些問題是一般投資者與生產工人能解決得了的嗎？這是知識的含量，知識的力量的具體表現。所以說，我所分析的第一個問題是懶螞蟻、懶管理。是知識型管理。“懶”管理；并非懶。
第二個問題：增長點
我們的企業、大學、科研機構所經營的領域．所開發的產品，所組織的項目．其增長點在何處？這是跨入90年代，大家所談論頻率較高的話題。在知識經濟時代，用句很普通的套話講，增長點就是開發高附加值的產品。就中國目前為止，所有的報刊，論點對“高附加值”比較傾向的理解是“高科技、高投入”，才有“高附加值”。我個人的理解則不盡一樣。這就是把“高附加值”解剖了。
首先，談“高”。高科技、高投入，對！但我的企業就是簡單生產，產品是杯子、夾子，怎么能夠產生高附加值？那么，我說可以．這就是高水平的生產管理。通過高水平的管理，降低其生產成本，提高其產品質量；通過高水平的營銷來打開市場。這不是一樣能產生高附加值嗎！試想一下。同樣生產一種款式的服裝，我的服裝可能在布料、成本跟他的差不多，但是我的是中國名牌、知名度比他的要大，就能產生高附加值。當然，高水平的管理。高水平的營銷，高知名度的品牌，都能產生高附加值。那么，高信譽度能否產生高附加值呢？我的企業在眾多競爭對手之間，什么優勢都不占，但我的產品售后服務好、信譽高，照樣能產生附加值。還有一個高，就是企業領導人素質高；有高知識水平的領導人，高質量水平的員工。在知識經濟時代，高附加值；不一定就意味著必須是高科技、高投入。這些都是狹義概念。
第二點，談“附加”。我們一般認為，“附加”，即是要知識含量增加，“加”，確實能產生高附加值，反過來，我們思考一下，“減”能不能產生“高附加值”？海爾“大地瓜”洗衣機就充分利用了“加法”和“減法”的辯證關系，并受益匪淺。西方有些企業的管理采用簡化管理。不要想“加”，其實“減”的管理照樣產生高的附加值，大家思考一下，你們在企業管理各項工作，環節上是否需要減掉，你的產品有些復雜多余的功能是否可以減掉一些。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認可這個觀點，“減”能產生高附加值．很簡單的一句話：減人增效，那不就產生高附加值了嗎！另外，“乘法”也一樣能產生高附加值。1+1+1”加…，10個1相加不就是10乘1等10。乘法就是組合，組合同樣能產生高附加值．舉例說，北京電視臺有一少兒欄目，叫“七色光”。可以設想他們出了一套叫“七色光”的圖書。包括許多內容，如兒童童話，少兒民間故事，少兒詩歌，散文等。但是對于這套叢書，如果只買一本，那只會是紅顏色、綠顏色或者黃顏色的。如果把這套書全買來，擺在一起特別好看，這就是六色光，這也是乘法，不斷地相加。西安的兵馬俑；轟動世界，但是你只有到西安身臨其境地去看兵馬俑，你才能看到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才能看到那威武、壯麗的宏大場面。這是組合。如果，我把幾個兵馬俑，拿到北京，拿到海外去展覽。看，單個地看兵馬俑，好看嗎？也好看。但是能看出那種陣勢，那種氣勢，那種精神．那種力量嗎？大家也有不少看過西安兵馬俑，我想都有這種體會與感受，這就是“乘法”問題。所以說，“高附加值”產品不要僅想到“附加”，你要想到“乘法”或“減法”，也能產生高附加值，這是第二個解剖點。
第三，點：談“值”。說到“值”，顧名思義，即“價值”，高附加值就是要講“價值”。還有人說不僅是價值，而且包括使用價值。這個問題，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古典經濟學中早就論證：商品有二重性——價值與使用價值。但僅限于這些方面還是不夠的。把思維的空間再拓展開，我們的“高附加值”是怎樣來的？試問；時間有沒有價值？有價值。元旦、春節期間，你的商品零售額大增，美國圣誕節之前的一些時段，所銷售的商品占全年總見的三分之一。這個很簡單，衣服、時裝要趕季節，這個時間是價值。趕時間．趕季節這個固然很重要。我們中國的商品，尤其是出口商品，在這方面就比別人慢，交貨遲，拖拖拉拉的，最后這個時間價值丟失了。但我還想談另外一個方面。你找一些時間的點，比如說北大百年校慶有沒有價值？溫州、廣州一些地區，有不少企業家一年掏十幾萬元來學習，這些人在北大沒有白學，一方面學習，一方面捕捉信息、抓住北大百年校慶之際，制作紀念表、校慶紀念徽章、領帶之類，大賺其錢。所以說，時間能產生價值。
還有，“數量”能產生高附加值嗎？這還用說，物美價廉。我價格賣得便宜，數量賣得比你多，這不賺得就比你多嗎？反之，難道賣的多就產生附加值嗎？物以稀為貴。賣的越少，賺錢越多！因而說，產生高附加值．有時多能賺錢，有時少則更能賺錢！在全聚德舉辦135周年店慶活動中，他們在德國葡萄酒商那里訂購葡萄酒，有干紅、干白，專門出1350瓶或13500瓶。限制數量，產生價值。還有，地名能不能產生高附加值呢？哈爾濱的冰燈節、桂林的山水、黃山的景色等很多地方、名人、名勝、古跡都能產生高附加值。最后說“商品”，比如杯子、話筒、夾子、鋼材、家電、汽車都是有形的，這是在一般人看來，但在“懶”螞蟻眼中，不僅是有形的，還看到無形的。所以對高附加值來講，尤其在知識經濟時代，你要不僅看到有形的東西，還要看到無形的東西有多少！服務，能產生價值．是無形的。但同樣是服務，我這種服務能產生高附加值，而你的則產生不了。做個對比實驗，三家空調器生產廠家都說他們的服務是第一流的，國際五星級的。好，晚上，打一個電話，給第一家講，家里的空調壞了。回答說：噢，后天馬上派人到你家去修。因為明天是星期天。得到這個回答，已經感到很滿意了。周為在中國，消費者很少能坐到上帝的位置上去。明天也就湊和著到商場避一下暑。再打電話到第二家，回答說：好！明天早上去給你修或調。第三家，回答：“我立刻去給你修！”評比一下，今后你還會買哪一家的空調呢？因而，在知識經濟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講，你的企業，你的產品，不僅是質量競爭、價格之爭，很重耍的是服務的競爭。
“文化”能不能產生價值。海爾品牌價值超過百億元，正因為文化含量大，文化產生價值。金利來領帶、皮爾·卡丹服裝、耐克運動鞋．因為其文化含量高，所以產生高價值。也就是說，你的企業，如果是同樣資金、技術、生產水平，若注入了無形的文化含量．則能推動商品價值的實現。如果說你這個人沒文化，很不高興，但說你的企業沒文化，你不在乎，企業產品還需要文化嗎？錯了！企業、產品不僅需要文化，而且要大大增加文化含量。
總之，企業發展尋找增長點，就是要產生高附加值商品，我將這個問題解剖。我認為，對于所有人、企業都適應，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去理解并應用。可以將它分解開，也可以重新組合起來，產生無窮的變化因素。那么，你還發愁你的企業、你的產品不能產生高附加值嗎？這是第二個問題，也是“懶”螞蟻思考的戰略問題。
第三個問題：“四眼”與“四化”
做人要有千只眼，做企業家要有四只眼。
一般講，國外的企業家、領導做企業僅需兩只眼就夠了。一只眼睛看市場，企業外部，另一只眼睛看企業內部。大家都明白，不管做任何企業，都要看市場的，所以講第一只眼睛看市場，那么第二只眼看什么呢？看企業內部的員工，你的員工素質怎么樣，有沒有凝聚力，有沒有向心力，這是外國企業要看的。中國的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領導者一樣要看，這是跟外國的一樣，但中國的還需要有第三只眼睛，那么第三只眼睛看什么呢？看政府。為什么要看政府？鄉鎮企業要盯著縣委、縣政府有什么主政策要出臺，包括我們省里有什么宏觀政策要調控等。因為這個政府里有很多職能部門，什么稅務局、工商局、衛生局等。就連計劃生育部門你都要看。如果忽略計劃生育，你的員工超生，你的企業就要受罰款。還有什么清潔衛生、植樹造林都要你參與。第三只眼睛更重要是要看到我們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市場的政策，消費及水平，如何擴大內需，如何啟動、拓展農村市場等。這些都要看。那么還有第四只眼睛，看什么？
第四只眼睛看世界。為什么要提出來，因為我們中國的企業領導者大多沒有這個體驗。在外國企業，看市場，本身就包括世界市場、國際市場。那么有人提出：我的企業產品只需在本地區銷售，連中國市場都不用看了，更不需顧及世界市場。此言差矣！要看！東南亞的經濟、金融危機對中國的企業有沒有影響，多多少少有影響吧？所以說不能忽視看世界。還有，今后我國加入世界關貿組織，國門打開，外國企業的產品更多，更快地進入中國市場，你不要看世界嗎？即使你不需要，不主動看世界．那么就在你的家門口，就逼著你看國際市場。柯達、富士、麥當勞、肯德基都是哪個國家的？我有一句話：現在市場一方面是國際競爭國內化。大家也許置疑？國際競爭不就是國家之間的競爭？那么，你說柯達與富士的競爭是國際競爭還是國內競爭？麥當勞、肯德與上海的榮華雞、中國的一些快餐業之間的競爭是國際競爭還是國內競爭？國內的海爾、長虹，還有我們的洗衣機、冰箱、彩電、VCD在國內市場的競爭中，沒有遇到德國、美國、日本等企業的競爭嗎？另一個方面；國內市場國際化。如何解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眾多的國際品牌已進入中國市場，你到商場去看一看，你的商品所處于的市場僅僅是國內市場嗎？你的產品在國內本上的銷售、競爭已不但是與國內品牌的競爭，而且是與國外品牌的競爭，已經國際化了。因而，國際競爭國內化，國內市場國際化，逼著我們的企業、大學、科研院所要去看世界，需要有第四只眼睛。
那么，這四只眼睛的核心是什么呢？一句話“四化”。這“四化”不同于“四個現代化”，而是專指對于企業管理、產品營用的“四化”。
第一點，精確化
你看市場，一定要準，要精確。否則等于白看。如果你要上一個項目，上一條生產線，在此之前，看市場看花了眼或看走了眼。社會不斷重復生產項目，就會有很多的庫存商品征滯銷。為什么有的商場或商廈開了沒多久就關張倒閉了呢？那是因為他的眼睛沒有看清市場。
第二點，細分化
市場細分是市場營銷學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現在有的企業經營者號稱全中國都是他們的市場，全國人民都是其產品的消費者。怎么可能呢？地區差異、文化差異、性別差異、年齡差異、收入差異，都不存在了？我們開發產品，必須確定產品的具體消費對象，我們的產品是針對哪個地區、哪個年齡段、哪種收入水平的消費群體，否則注定要失敗。“奔馳”車有奔馳車的消費群體，“捷達車”、“紅旗車”也各有相應的消費群體。這就是市場鋼分化。
第三點，深入化
僅僅精確化、細分化還不夠，還必須做到深人化。什么是深入化？尤其在研究市場時，必須要注重研究消費者動機。目前有關市場營銷的一般消費者動機．無外乎求美、求廉、求“名（名牌）”、求奇、求新、求異、求同等等。這是目前各類市場營銷教科書的普遍說法。但是我們在思路上應更深入一些，做得跟別人不一樣。比如說，別人求廉，我們難道不可以求貴嗎？一般商品確實是價格低廉一些比較暢銷。但是如果我們開發出的商品別人沒有．迎合一部分人“便宜無好貨，好貨不便宜”的消費心理，我們反別人之道而行之——“求貴”。這種“農貴”的成功案例很多。
我們還可以反“求美”之道，轉而“求丑”。有些商品別人“求美”，我可以“求丑”，比如不倒翁、哈哈鏡，顯得可愛，丑得逗人樂，電影、戲劇中的丑角，特別受觀眾歡迎，就是這個道理。
再就“求新”來說，別人求新，我可以求舊。古董、郵票等．越舊越有價值。還有服裝行業，時新雖然受歡迎，但傳統服裝也有其獨特的魅力，如旗袍、中山裝．開發得好，一定很有市場。而現在很多古跡．整舊如新，反而失去其價值。
第四點，模糊化
有時研究市場應該稍微模糊一點。產品定位很多時候不要太準確。現在男性服裝和女性服裝并不一定嚴格區分開，比如牛仔褲，以前是男性服裝，現在發展到許多年輕姑娘也愛穿，而且消費量相當大，這就是市場定位的中性化、模糊化。所以說，有時候，市場定位時模糊一點比精確好。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市與郊區的界線并不一定什么時候都那么精確，該精確時就精確，該模糊時一定要模糊。
二、知識經濟與軟管理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作為一個生產要素，它對經濟發展的直接頁獻，超過了其它生產要素的總和。如果說以前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資本，那么，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的發展則主要依靠“智本”。與作為物的生產要素不同；知識作為一種生產要五是以多為貴，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發展，企業的擴張，企業的營銷，企業的管理，都需要“軟”的運作。
第一個問題；軟擴張
任何一個企業．要實現發展，實現擴張僅在內部積累是不行的，永遠成不了大氣候．必須要通過外部的擴張、外部的兼并和外部的發展。通觀全世界大的企業，無一不是通過外部擴張而發展起來的。關于外部的、軟的擴張，我提出了“魚論”。擴張的進程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類型，“大魚”吃“小魚”。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硬的擴張，它是通過實力和資金實現的，靠的是硬件。
第二類型．“快魚”吃“慢魚”。現在企業界有不少“小魚”吃“大魚”的現象．即小企業吞并大企業。這種現象的實質是“快魚”吃“慢魚”，這里的“快魚”，靠的是技術，是管理。這是一種軟擴張。
第三類型，“鯊魚”吃“鯊魚”，即強強相并，如麥道與波音合并。這是一種優勢互補的合并，現在這種例子很多，特別是在金融界。當然，這種合并嚴格上來說是～種聯合，不存在誰吃掉誰的問題。
第四類型，吃“休克魚”。這是很重要的一種軟擴張的形式。這里的“休克魚”，指的是這樣一種企業，這種企業的機體并沒有腐爛，其廠房、機器設備、人員素質都不錯，但是企業管理機制、運行機制、企業文化、市場銷售不行。有實力的大企業可以通過對這種企業輸入新的管理模式、新的管理機制、新的文化去刺激它。這種擴張是一種低成本的擴張。海爾兼并紅星電器廠就是這樣一種擴張．這次兼并已被騙人哈佛案例。海爾兼并企業時，先派去的不是財務人員．也不是技術人員，而是文化人員和管理人員。海爾專門有個企業文化中心，專門研究海爾的企業文化和管理模式。這些人員先去激活“休克魚”的文化、管理和機制，之后再派財務人員、技術人員。但是這種擴張短時期內是低成本的，但從長期來看，則很可能是高成本的，是包袱，甚至可能被這個包袱拖垮。所以吃“休克魚”一定要小心，不要吃到“死魚”、“爛魚”。
關于“魚”論方面，我還提出一個主張；要吃“生猛海鮮”。這種“生猛海鮮”的市場占有單，企業機制各方面都不錯、但有可能有資金不足等困難。所以我們可以“吃’它，這也是一種優勢互補。不僅海爾如此，中國的很多企業都在進行軟擴張。軟擴張的特點是什么？相對于“硬擴張”來說，它更強調“軟”的一面。強調知識，包括管理的知識、技術的知識、文化的知識。比如說三九集團總結其款擴張的特點是借雞（機）下蛋，情網打魚和借牌發展。這里的“雞”是機制；“網”指營銷網絡；“牌”是名牌。在軟擴張中，品牌是旗幟；資金是基礎；文化是靈魂；制度是保障；人才是后盾。這是軟擴張的五個要素。
第二個問題：軟營銷
營銷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要打動消費者的眼，這是60分的標準。現在很多企業，尤其是VCD廠家．紛紛瞄準中央臺新聞聯播后的“黃金時刻”，爭“標王”。結果是紛紛擾擾，哪一個也不能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不能打動觀眾的眼。第二個層次是要打動消費對象的腦，這是80分的標準。在紛繁復雜的現代市場，打動消費者的眼已不是易事，要想打動消費者的腦，則更有難度。通過消費對象的大腦思考之后，有可能產生積極的正面的印象，也可能產生消極的負面的印象。1996、1997年中央臺“標王”都是山東泰池酒廠。N96年花了6000萬，成功了；N97年則要花3億多做這個“標王”，這時消費者可以想一想：平均每天近100萬的廣告費要打入酒的成本里．每買一瓶秦池酒，其中要花多少廣告費。而且一個酒廠，哪有這么大的產量，所以很多酒肯定是外來的，勾兌成的。這就造成了負面的印象。第三個層次，95分以上的，是打動消費者的心，軍事上有“攻心為上”一說．營銷也是如此。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我們可以從一個反面案例來得到某些啟示。1997年，柯受良飛越黃河，贊助單位是哪家企業？很多人都認為是長虹，而實際上是彩虹集團。彩虹花了幾百萬的贊助費，結果卻為長虹作了廣告。為什么？主要是缺乏三點：
第一點是缺乏延伸性。延伸有前延伸和后延伸。戲劇演出中的前奏音樂，橋梁的引橋都屬前延伸之列。黃河飛渡作為活動的中心和高潮，之前一定要有大量的宣傳工作作為前延伸。活動之后，一定還要留給別人思考和回味，“余音繞梁，三日不絕”。彩虹的這次活動有前延伸，但是做得不夠。有“后延伸”，就是召集一批專家、記者總結活動失敗的原因。以總結失敗作為其后延伸，實在可悲。
第二點是缺乏系統性。彩虹集團雖然在電視、廣播、報紙上做了廣告，但缺乏配合、缺乏呼應、缺乏系統性。沒有造成一定的“勢”，就象手里拿著一度手榴彈，東奶一顆，西扔一顆，殺傷力有限。如果相成一束，作集束爆炸，則能摧毀一座堡壘。而且彩虹集團沒有充分利用旅謝系統和當地政府的力量，這是其系統性上的一大缺陷。
第三點是缺乏深刻性。飛渡黃河定的主題是“振興中華”。深刻不深刻？太大太空。這個口號是十幾年前北京大學的學生喊出來的。80年代國門初開。看到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中華民族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時代的緊迫感壓在中國人的心上。所以那時候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會令人熱血沸騰。而在今天喊出，雖然也會激動人心，但已沒有自己的特色和獨創性，不會給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好的營銷工作一定要有延伸性、系統性、深刻性，三者要有機地結合起來。
三、知識經濟與創新管理
為什么講知識經濟與創新管理？因為知識經濟的核心是創新。今后一個企業的發展，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不僅僅取決于資金、資源，更重要的是擁有知識。但這個知識不是原有的；而是創新的知識——不斷創造、提高、改善、升華的知識。因此，在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過程中，企業的創新力度要不斷加強、提高。這里包括人力、物力、財力。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創新的形式要多樣化。第三點，創新的步伐要加快。這三點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第一點：創新的內涵
應該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富有創造、發明，有悠久歷史和巨大智慧的民族。但縱觀我們民族的發展，可以說創新不足。這跟我國很長的封建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有關。總的講，整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是簡單的小農經濟，根本談不上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這些年代，人們的思想、觀念都比較保守。從春秋戰國到大清帝國最后滅亡的整個幾千年歷史，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基本沒有什么變化、發展，若有一些，也僅是量變而非質變，這樣造成他們的思想、觀念上也不會有更新。因為你的實踐沒有創新，你的思想、理論根本不可能創新。比如拿先秦孔子來講，多少年來將孔子的思想、文化、幾部經典著作作為指導人們思想、行為的準則。可以說孔子的幾部經典著作統治了幾十代乃至上百代人的思想、頭腦。這漫長的期間，沒有創新。另外，在這些年代，沒有搞商品經濟。人與人之間也沒有競爭。因而講，中國人一直以勤奮、吃苦、耐勞作為美德．而引以為家，但為什么不用創新改變這些吃苦耐勞的局面呢？為什么不能夠吃一點香、喝一點甜呢！從這點講，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也包含著保守的一面。西方一位哲人馬克斯·韋伯，曾經講過，資本主義能在西方產生．而不能在東方產生，根本原因，東方民族比較保守、傳統。這個觀點，我認為不完全正確。比如說，近幾十年來，亞洲的經濟飛速發展，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崛起。但總的評價，是創新不足。
那么在西方是誰是先提出創新呢？是一位很知名的經濟學家叫熊彼特，他在幾十年前提出了創新的概念。他認為：世界的發展，經濟的飛躍是要通過企業家的。因為企業家能夠創新。他的創新理論包括以下五個方面：新市場、新產品、新技術、新原料、新組織。比如說，新市場，你要開創，北方市場不夠，開拓南方，國內市場不能滿足，打國際市場。而組織創新：其實就是企業制度的創新，不管怎么講，這些創新是指在工業經濟時代的創新。后來．這個理論家指出，你的創新不但是要適應環境，而且還要創造環境，需求也同樣，不僅要適應需求，而且要創造環境，創造需求。現在人都是在抱怨：現在市場疲軟、需求不大。那么你能不扔在大環境是買方市場中創造出一個賣方市場的小環境來。總體上需求不足，為什么不創造出一個小的需求環境呢？你不僅要適應需求，還要創造需求，領導需求，吊著老百姓的胃口。老百姓還不知有什么東西的時候，你創造出來了，他就跟著你走。總之，作為企業家，你要不斷地主動地去創造需求，而不是消極地去適應需求，這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創新的含義。
第二點：創新的外延
知識經濟時代，創新歸根結底書的是人的思想。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均由理論、思想引發出來的。新的技術、市場、方法、制度等產生，首先要有新的思想。眾所周知，有新思路，才有新出路，進一步講，要創新思想，創新經營，企業才會有新的出路。有新的觀念，才有新的發展。在企業界，不論是搞服裝的、象電的，還是做食品的、造汽車的，表面上看是在經營產品，實質上是經營資本。一般認為．資本的運營，包括土地。人才、品牌、金融、資產等，但我認為還不夠。一個企業家在知識經濟時代；你不僅要經營以上所包括的內容，很重要一點還要經營“思想”，作為“懶”螞蟻，你要整天琢磨如何經營你的思想。如何長遠地、戰略地、全面地發展你的新思路。要率領手下人走對的道路，做對的事情。不要凡事都做，凡事都問，應做到“將軍趕路，不追小兔”。作為一個帥才，主領千軍萬馬，你要占領制高點、主陣地。抓住大方向，不為諸事所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很多類似思想，比如，孔子所講：君子不器。這個“器”是指具體工作。作為企業的高層領導，不應去做電工、修理工、生產第一線之類的具體事情。作為一家之主，戰略家，你要做附加值高的、知識含量高的東西，要經營思想。有一比喻說得好；一頭獅子可以帶活一群綿羊；而一頭綿羊則會帶死一群獅子。比如說，你的企業。科研院所里的員工，素質水平不太高，暫稱為一群“綿羊”，而你的企業領導是一頭獅子，具有高素質水平、高戰略思想的經營者，那么他定會可以帶活這群“綿羊”。反過來，你的員工素質水平比較高，競爭力也比較強，是一群活氣生生的“獅子”，而你的企業領導是一頭“綿羊”，各方面都很差，是個窩囊廢，那么他會把這群有朝氣的獅子給帶死，使企業走向窮途末路。因此，要做好“懶”螞蟻，你要經營“思想”。常言道：兩軍相逢，勇者勝；兩員相逢，強者勝；兩強相逢．智者勝。不言而喻：知識經濟時代，就是智者制勝，智者領先的時代。
總之，我們的管理，要創新管理。作為企業的領導，要做“懶”螞蟻，實施“懶”管理，要做創新的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