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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選擇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產生于美國的一個學派，是布坎南從政治制度的角度出發，根據“控制官僚主義特權的蔓延滋長”的需要而創立的。它是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和分析工具來研究政治制度結構和運行效率的一個新政治經濟學分支。公共選擇理論的出現，不僅對現代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研究都具有一定創新和方法論意義，而且對我國政府如何更好地進行管理具有重要的啟發。

一、公共選擇理論的三個基本出發點

（一）“經濟人”假設

公共選擇理論把人的行為納入一個統一的“經濟人”的分析框架。假定每一個活動于經濟過程中的個人都是以追求個人的經濟利益為動機，面臨選擇時總是傾向于選擇能給自己帶來最大收益的機會，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動。個人在參與政治活動時也是以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的，也以成本——收益分析為依據。即當個人由市場中買者或賣者轉為政治過程中的投票者、納稅人、收益者、政治家或官員時，他們的品性不會發生變化。

（二）個人主義的方法論

所謂個人主義，是指確定個人為感知的基本單位，從而是判斷成本和收益的基本單位；社會的成本和收益以個人的成本和收益為基礎；進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以個人福利的最大化為前提。公共選擇學派的經濟學家堅持了這一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他們認為與市場過程稍有區別的是，政治過程是人們為獲得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產品或服務而進行的集體決策。但與對私人物品的價值判斷一樣，對公共物品的價值判斷也是源于每個個人的效用函數。正由于對公共物品的價值判斷各有不同，才需要集體決策過程。所以說，個人是政治決策的基本單位，個人是集體決策的最終承受者。

（三）交換經濟學的方法論

公共選擇理論的另一個出發點是交換經濟學，認為政治領域中的基本活動是交換過程。公共選擇學派把交易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用于研究政治學的問題，它通過對不同民主制度下的公眾選擇在結果上的差異的較深入研究，發現“一致通過”和“多數通過”等不同的投票規則對決策質量產生了不同的影響，使得公共選擇理論非常注重規則及規則選擇，認為政治的功能就在于建立起人們都能遵守的規則以協調沖突。

二、公共選擇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分析

（一）從“經濟人”出發的國家公務員利益選擇分析

作為一門介于經濟學和政治學之間的綜合學科，公共選擇理論的經濟人假設很好地解釋了公共經濟低效運行的根本原因。由于公共經濟在運行的同時不能像市場經濟那樣一味地追求效率，它必須要考慮大量的諸如社會公平之類的非經濟因素。其非市場決策的一面同私人經濟相比更為突出，因而不可能將它與私人經濟完全等同對待。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由兩個市場組成，即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躍著的是消費者和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躍著的是選民、利益集團、政治家和官員。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認為，在這兩個市場上活躍著兩種不同類型的人：在經濟市場上，人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而是利己的；在政治市場上，人們追求社會價值最大化，因而是利他的。但公共選擇理論對此采取否定態度，它認為，在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上活躍著的是同一類人，沒有根據表明同一個人在兩種不同的場合中會為自己設立完全不同的兩種目標并努力去實現。這樣，公共選擇理論將豎立在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的隔墻拆除了。然而，“公仆范式”與“經濟人”范式在我國的公務員身上形成了矛盾的統一體。他們處于傳統道德的約束之下努力地想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但是處于個人利益最大化動機，他們又面臨了矛盾的選擇。由此看來，把政府公務員作為經濟人看待是謀求公共經濟良性運行的一個前提。

（二）我國政治決策與政府失靈分析

通過對個人在其資源配置活動中的選擇行為分析，公共選擇理論把個人選擇分為私人選擇和公共選擇。私人選擇是要通過市場決策過程選擇資源在私人物品間的配置，對應市場決策過程；公共選擇是通過政治決策過程決定資源在公共物品間的配置，對應政治決策過程。研究表明，通過市場決策過程的私人物品選擇是有效率的，但公共物品的市場選擇卻是無效的，彌補方法就只能借助于通過政治決策過程的公共選擇。由于私人選擇和公共選擇都是個人選擇，從而建立在個人自由選擇基礎上的經濟學分析方法既可以用來分析私人選擇的市場決策過程，也可以用來分析公共選擇的政治決策過程。至此，公共選擇論者就從市場決策過程的特點去理解政治決策過程，在分析了選民、政治家以及由行政官員組成的政府等政治主體的行為特征和集體決策的規則之后，公共選擇論者進而得出政府失靈的結論。

我國當前的政府模式正在向民主型、服務型轉變。公共選擇理論中所提到的政策失誤的因素仍然存在，科學決策和決策的有效實施還困難重重。以公共選擇理論來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沒有一套完善的決策制度。由于我國沒有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制化，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嚴格的決策制度和決策程序，沒有完善的決策支持系統、咨詢系統、評價系統、監督系統和反饋系統。在這種不完善的決策制度下就有可能會出現決策中的“一言堂”，從而造成決策的失誤。

2.決策缺乏公開性和民主性。我國政府的決策一直被認為是少數人的事情，而似乎與廣大人民群眾不相干。政府的決策管理往往是一種精英決策，只是少數的政府官員或專家在展示其所謂的“精英管理才華”，盡管近年來群眾參與程度有所提高，但類似聽證制度等群眾參與的渠道還僅限于很小的范圍內，或者說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政府管理領域沒有發揮群眾的力量。

3.決策易受某些利益集團影響而損傷了公眾利益。

三、公共選擇理論對我國行政管理的啟示

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所提出的許多思想和見解對于正處于經濟轉型中的中國進一步完善政府管理體制，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一個國家政府權威的確立，是以其政治的廉潔和行政運轉的高效能為前提的

要塑造廉潔政府，使行政運轉高效，就必須建立健全權力制衡機制，通過行政的或法律的程序，完善公務員選拔錄用制度、任職考核制度、權力制約機制、監督機制等,使公務員的行政管理行為，如行政管理程序、行政管理方式、行政管理時限等，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具體措施如下：

1.建立健全嚴格的人事管理制度，選拔、任用德才兼備的優秀公務員。有必要建立嚴格的人事管理制度，當條件成熟時，可實行人事立法，促進人事管理規范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權力運作制度和社會監督約束機制，防止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應科學制定權力運作制度，使所有辦事過程都有規范可循。首先，加快完善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制度，根據現實情況增減其內容。其次，根據現實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規，例如，行政程序法、行政管理公示制,這是使行政過程有序、行政運轉高效的必要條件之一。與此同時，加大人民政協和派的監督、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新聞輿論的監督等。通過一定的立法，將三者的監督權力增大，使所有的辦事程序和法律法規得到保障。另外，公務員內部的自我監督，即行政監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首先，賦予紀檢部門、行政監察部門在同一組織內的特殊的檢查、監督權力,既對同級黨委、政府負責,又對直屬紀檢、監察部門負責,涉及到一些重大案件,可以直接上報上級機關,而不受同級黨委、政府的制約。其次，加強上、中、下監督機關的工作溝通與聯系，針對具有普遍性的被監督客體存在的問題進行磋商，采取有力措施盡快解決問題。對于特殊的問題，由于內部溝通渠道暢通，便于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及時有效的指導。最后，加強社會監督系統對監督機關、被監督機關的監督。

3.建立健全嚴格的獎罰制度。就我國政府改革而言，不應忽視公務員的現實的物質需求，而應將其定位為“經濟人”，進而設法健全和完善對其進行制度約束和制度激勵，獎罰明晰，將公務員的自律與他律結合起來。選擇性激勵機制的建立是組織效率的基本前提，選擇性激勵機制中的個體顯然是會計算個人利益的經濟人，而不是一心為他的道德人。所以，我們應該從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是否“有利于經濟建設”等方面對公務員進行考評，獎優罰劣，獎勤罰懶，使公務員真正做到嚴明紀律、照章辦事、令行禁止。

（二）公共選擇理論對政府失敗的分析，其邏輯結果是必須通過社會制度的改革,約束和限制政府權力

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一書中提出了避免政府失敗的一項根本措施,即改造現有的民主政體。一是進行立憲改革。二是對政府的財政過程尤其是公共支出加以約束。三是創立一種新政治技術,提高社會民主程度。由此我們受到啟發：

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將政府行為納入法制軌道，努力實現依法行政，特別是要實現公共決策的法制化及公共政策執行的法制化，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行為的任意性和隨意性，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質量。我國政府部門決策制定的制度化應該包括公共部門決策體制的合理化和公共部門決策制定的法制化。

1.實現公共部門決策體制的改革。當前政府最迫切的任務就是黨必須把應屬于政府的權力還給政府，政府必須把本應屬于其他準公共部門的權力還給這些部門。同時，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實行人民參政，人民參與決策。在重大決策問題上，應由黨組織、政府、人民代表大會共同組成決策中心，共同參與決策，同時又必須分工負責、互相制約，并把最后決策權交給人民代表大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決策的民主化。

2.必須建立和完善有關公共部門決策的法律。明文規定各組織在公共部門決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應負的責任；公共部門決策中的哪些方面內容可以公開研究、討論，采取怎樣的方式研究、討論；公共部門決策應按怎樣的程序進行等等。只有這樣，公共部門決策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決策，公共部門決策的民主化才有了法律上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