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私營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私營企業走過了一段漫長、曲折、艱難的路程，也必將迎來一個高速、持續、健康發展的高峰。據世界銀行的調查資料顯示，現在我國私營經濟已經占全國GDP總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我國私營企業在經濟投資方面的比重也越來越大，據研究，我國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投資來自私營企業。另據亞洲開發銀行委托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執行并撰寫的《中國私營企業的發展》調查報告顯示：“2002年，非國有經濟產值占中國GDP的份額超過2/3，而其中由真正私營企業完成的份額占1/2以上。”私營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已經撐起了我國經濟的半壁江山。但是，在看到私營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一些私營企業在發展上正頻頻陷入困境，舉步維艱，這其中不乏一些昔日的明星企業：“巨人”、“三株”、“飛龍”、“愛多”……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知名私企的紛紛落馬呢？學術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當前我國私營企業的產權制度存在隱患。“產權制度妨礙私企做大作強。”這似乎已經成為國內私營企業界和學術界的一個共識。而又由于我國私營企業產權制度多采用家族制模式，故學術界對私營企業產權制度的討論多集中于家族制，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大致有以下三派：一派觀點認為，家族制是一種“傳統的”、“落后的”、“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產權制度模式，正是家族制模式導致了一些私營企業的失敗，使私營企業永遠跳不出“長不大”、“富不過三代”的歷史周期率的束縛，所以，中國私營企業的出路就是廢除家族制，轉變為現代公司制，這也是目前學術界的主流觀點；第二派與之相對立的觀點認為，家族制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不宜用現代公司制去取代家族制，私營企業應保持家族制的本色；還有一派觀點比較折衷，認為目前我國私營企業規模還比較小，實行家族制是可行的，但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家族制還是要過渡到現代公司制，換言之，現代公司制還是我國私營企業產權制度的長期總趨勢。以上幾派觀點雖針鋒相對，卻有一個共性：就產權制度本身的“優劣”來論證私營企業產權制度的選擇。這就好比拿著兩個事先定做好的產權制度模子，不加分析地去往私營企業身上套，也不間這模子是否一定適用于不同私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特點。這在理論上似乎是缺乏說服力的，實踐中恐怕也是行不通的。

本文在借鑒前人的基礎上，試圖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私營企業產權制度變遷。

二、我國私營企業概念的界定

必須加以明確界定的幾個概念：“私營企業”、“民營企業”、“非公有制企業”。

當前學術界在討論私營企業間題時，經常出現“私營企業”、“民營企業”、“非公有制企業”三個詞相互套用的現象。筆者認為這是不妥的，其實這三個概念無論是從內涵上還是外延上看，都是有差別的。為下文論述不致引起歧義，在此將三個概念稍作剖析：

多數學者認為，“民營企業”是針對中國轉型時期的經濟管理體制而提出來的概念，它相對應的概念是“官營”。民營不是所有制屬性的范疇，非公有制企業可以民營，公有制企業也可以實行民營。民營企業大致可定義為：政府沒有所有權或不被政府控股的盈利性經濟組織。這種經濟組織在經營管理上不受政府控制，能自主經營，有較完整的財產權、投資權、剩余權、人事權等。主要包括：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鄉鎮企業、民營科技企業、集體企業、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企業、外資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等。

對于“非公有制企業”，國內學術界尚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但綜合各方觀點來看，其大致包括個體私營企業、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私有成分占主導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等等。

關于“私營企業”的定義，已經成文的有兩個，一個是國務院1988年頒布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中的規定：“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經濟組織。”此規定一產生，就在理論界和實際工作中存在著爭議，如，用雇工八人以上作為劃分標準，是否科學？雇工八人以下的或不以雇傭勞動為主的私人投資設立的企業，能否叫做私營企業呢？筆者認為，只要是私人投資設立的企業，無論其雇用多少幫手、雇工，是否達八人以上，都應劃為私營企業。因此，筆者更傾向于國家統計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8年聯合頒布的《關于劃分企業登記注冊類型的規定》中對私營企業的定義：“私營企業是指由自然人投資設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營利性經濟組織。”這個定義包含的范圍更廣一些，也比較符合我國私營企業的自身特點和發展的實際情況。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民營企業”、“非公有制企業”相對“私營企業”來說，概念的外延更大一些，兩者都包括了私營企業。本文所要論述的是私營企業的產權制度變遷間題。1三、私營企業產權制度變革的決定性因素分析

事物的發展總是遵循著一定的客觀規律，這個規律可能不被我們明確的表述，但是卻實際地存在著并在某種程度上為我們所感知。從哲學角度來講，事物的變遷趨勢是由其內生性的因素所決定的，而其趨勢的實現則是受到外生性因素的制約，故又表現出多種多樣的形式。因此，我們在討論私營企業產權制度變遷過程中認為，私營企業的變遷是遵循著某種規律的，這種規律是內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相互作用的表現；這樣我們將分別從私營企業變遷的內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兩方面來探討。

上個世紀90年代，在管理學領域興起的企業生命周期理論認為，企業是有生命的，和人一樣經歷生老病死的過程。受其啟發，我們認為企業同自然界的萬事萬物一樣，也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諾斯的理論認為，從歷史的長河中看制度總是不斷發展演進的，在一般情況下，制度變遷是一個漸進的連續的演變過程，是通過制度在邊際上的不斷調整實現的。但是，諾斯在論述這個間題的時候是從宏觀上著手的，具體到單個的企業，我們認為其演變歷程依然是有跡可循并且受其內生的因素支配。所不同的是，微觀層面上的企業在演進過程中是存在著“躍遷”的，即并不是宏觀上表現出來的連續的、邊際上的調整。所謂“躍遷”是指企業在演進過程的某個時點上無規律的、非連續的變化。由此，微觀層面上的企業在演進過程中的選擇應該是自由的，在現實中的反映就是企業變革初期的多樣性。但是，我們應該注意，“躍遷”雖然是自由的，但卻未必穩定。“躍遷”后的穩定態是由內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之間的適應與平衡所造成。這也是宏觀上表現出漸進的、邊際上的變革的微觀原因。具體到現實中的反映就是變革完成時的統一性。因而我們可以得出，在企業的演進過程中，其趨勢是受其某種內生性的規律所決定和支配的，在宏觀上表現為漸進的、邊際上的變革；同時這種趨勢在微觀上又是自由的、偶然的。因此，我們在探討私營企業產權制度演進過程中，固然可以設計一個理想的結果，但是卻無法設計一個理想的過程。因為企業的內生性因素是隱蔽的或者說時無法明確表述的，我們無法完全掌握。正如我們雖然繪制出了基因圖譜，卻不能保證我們的基因工程較之自然進化是更加合理而有效的。

所以，在對私營企業產權制度演進的討論中，我們所能做的積極工作就是通過變革企業的外生性因素來引導和約束其演進路徑。通過對外生性因素的變革，使企業的生存環境發生改變，從而在微觀上引起企業的“躍遷”，進而達到宏觀上的整體提升。影響私營企業變遷的外生性因素很多，我們不可能一一論述將其窮盡，所以擇其要者三論述如下：

1．文化傳統

此處的文化傳統是指那些深入我們意識、指引我們行動而又不為我們所自覺的、不成文的內在約束力量。每個民族由于其所經歷的遷徙變化，所處的地域環境、氣候狀況等等，會逐步的形成自身所獨有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等。因此，任何處于這種文化傳統中的事物，都難免不受其制約與規范。所以我們在討論家族制變遷的時候，就不能僅僅從家族制自身的內在規律出發來討論其變遷過程。我們必須注意，不同的文化傳統中的家族制企業固然存在相同的內在規律，但是受不同的傳統文化之制約與規范，其表現形式必然呈現多樣化。因而，對于處于不同民族的企業而言，往往同名而異質。比如歐美的家族制企業與日本的家族制企業，雖然同為家族制，但具體到企業內部往往存在較大差異。

2．法律制度

較之傳統文化，法律制度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文的外在約束力量。他脫胎于傳統文化，但其約束力明確而有力，是規范和制約社會成員日常行為的圭臬。因而不同法律制度之下的企業，由于其所受制約與規范不盡相同，其發展變遷路徑亦必不相同。

另外，法律制度的完善與否也會影響企業在發展變遷過程中的路徑選擇。企業的逐利性會促使企業尋找法律制度的漏洞以獲得額外或超額的利益。如果法律制度不完善，必然會使企業的發展變遷循著漏洞而去，比如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的各種倒買倒賣行為，極大的損壞了企業變遷的健康路徑。所以，要形成健康的企業發展變遷機制，必須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在此基礎上才能生長與之相適應的企業。

3．政府行為

文化傳統、法律制度都是既有的，不能在短期內發生變化，因而其制約與規范也是在長期內發生。短期內能對社會進行調節、并且影響力巨大的就是政府行為。政府行為能夠對社會變化作出能動的反應，能夠選擇優先發展的目標。所以，在企業發展變遷的過程中，短期內影響力最大、最明顯的就是政府行為。政府通過其行為約束規范企業的行為，使之為政府的行政目標服務。所以，政府行為的效果往往十分明顯，而且見效也快。前蘇聯的優先發展重工業就是一例。但是，政府行為的短期性往往只為眼前的目標服務，忽略了事物發展變遷的內在規律，從而極其容易造成社會發展的失衡。

綜上所述，我國私營企業的產權制度變遷必須在遵循其自身發展規律的前提下，結合我國特有的文化傳統、法律制度及其構建情況、政府行為等外在的約束因素綜合討論。通過對文化傳統的深入理解、對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對政府行為的規范等等措施，為私營企業的發展變遷營造一個良好氛圍，從而使之按照自身的規律逐步創新，發展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私營企業。

四、我國私營企業產權制度的總特征及其實際變遷軌跡

1．我國私營企業多為中小企業且普遍采用了家族制產權模式，即所謂的家族制企業。據有關專家統計分析，在我國私營企業中90%以上是家族制企業，絕大部分實行家族式管理。

那么什么是家族制企業呢？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給出了家族制企業的經典定義：企業創始者及其最親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握有大部分股權，他們與經理人員維持親密的私人關系，且保留高層管理的主要決策權，特別是在有關財務決策，資源分配和高層人員的選拔方面。

我國私營企業產權制度的這種家族制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股權結構比較單一，高度集中在家族手中；

（2）家族成員之間的產權界定不很清晰；

（3）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高度統一于企業所有者手中；

（4）企業領導人的傳承總是在家族內部進行。

2．我國的私營企業最早產生于中國近代社會，其產權特征主要表現為家族制。其間由于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其發展進程遭到了中斷。我國現階段的私營企業產生于上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市場取向的改革而發展，其產權模式如上文所述大多為家族制。這一點單從企業制度角度來看，我國家族制私營企業同西方家族制企業產生的市場背景是頗為相似的，即都是產生于市場經濟的初創階段。因此，采取家族制形式應該是私營企業在市場經濟初創階段，市場功能和結構上存在著諸多不完善的情況下共同的也是最優的選擇。這也正是內生性因素與外生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其他一些外在條件的改變，我國私營企業的產權制度必然會隨之發生相應的變革；正如當前一些私營企業（如希望集團等）所進行的嘗試。但是，無論企業如何變遷，他所遵循的規律必然是我們上文所分析的那樣，即內生性因素與外生性因素共同決定。

五、結論

我們在上述的論述與分析中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討論了我國私營企業產權制度變遷的決定性因素。這一決定性因素表明我國私營企業的產權改革視野不能僅僅局限于企業本身，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國家的經驗，而應當結合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建立既符合企業發展規律，又遵循我國客觀實際的私營企業產權制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