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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處于經濟體制轉軌期及對宏觀環境敏感的中國旅游業。受制度結構與產業政策影響很大，一個完善的制度是保證旅游業持續發展的關鍵。本文回顧和比較了國內外制度對旅游發展影響的相關研究，國外學者比較集中于制度對遺產保護與管理、可持續旅游、旅游產業、發展中國家旅游發展影響及旅游發展宏觀政策等領域的研究，國內學者對這些領域也有涉及，但更關注的研究領域是旅游行業與企業管理體制變遷、制度對旅游飯店、旅行社與景區業發展影響以及對旅游資源與遺產的保護與開發影響等。兩者研究關注點的差異．顯示了制度因素對我國旅游業發展具有更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制度；旅游發展；影響；研究綜述；研究啟示

1引言

中國作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處于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制度變遷的深度、廣度是當今任何體制轉軌國家難以比擬的。處于經濟體制轉軌期及對宏觀環境敏感的中國旅游業，受制度結構與產業政策影響很大。中國旅游的發展實際上伴隨著許多相關制度的演變與創新，尤其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增長，明顯地與制度變遷相聯系，其釋放的能量是影響區域旅游發展水平和旅游經濟差異程度的重要原因。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和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更是認為制度是重要的，國家基礎的制度安排、制度結構、制度框架、制度環境和制度走向決定了它的經濟績效。因此，完善的制度是中國旅游業持續快速發展的保證和重要動力，而已有的研究較多地從區域旅游資源稟賦、客源市場、地理區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視角探討旅游業發展的原因，弱化了制度因素在旅游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研究成果不多。

從最普遍的意義上講，制度可以看作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諾斯，)，是社會中個人所必須遵循的一套行為規范。根據不同的劃分方法，制度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從其與旅游業的從屬關系劃分，可以分為旅游內在制度與旅游外在制度；從制度的正式性劃分，可以分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旅游內在制度，包括國家、地方政府的旅游管理體制和政策及旅游行業和企業管理制度等，旅游外在制度包括一切與旅游相關的外部制度和政策，如憲法秩序、行政區劃體制、土地制度等。本文分析的制度內涵較為寬泛，從影響旅游發展的宏觀制度環境到具體制度安排，涉及外在正式制度和內在正式制度，通過對此類相關文獻的搜索和分析，研究不同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背景下的旅游業發展情況，為我國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在制度政策制定與創新方面提供理論依據與啟示。

2國外制度與旅游發展相關研究

2.1旅游發展政策研究

這類研究主要是分析影響旅游發展的政策，以期構建適合于旅游發展的宏觀制度環境。申葆嘉(1996)較早地論述了旅游政策的研究在全球范圍內時間較短，只有通過具有開拓性的領導、創新的研究和學術探索、行業合作和政府認可，才能在世界經濟和社會政策中找到旅游政策的位置，并對20世紀90年代初期國外兩種重要的旅游政策研究著作進行了介紹：1990年埃奇爾撰寫的《國際旅游政策》與1992年約翰遜和托馬斯編輯的論文集《旅游政策透視》。在國外旅游政策研究缺乏足夠重視的背景下，1995年霍爾和詹金斯的《旅游與公共政策》和1997年埃尼奧特的《旅游：政治和公共部門管理》是論述旅游政策方面為數不多的專著，專著強調結合案例，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闡述了旅游與公共政策及政府的關系。米塞爾以英國的兩個地區為例，指出長期形成的旅游政策在面臨有競爭的市場時需要重構，指出旅游政策和制度不能單純地追尋經濟利益，而應考慮區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全面發展。愛德華多、皮爾斯、維農。從不同角度分別探討了政府在構建合理的制度模式、制定相關政策以及與企業合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政府旅游行政管理政策應根據旅游需求和市場的變化而應相應變遷。

2.2制度對可持續旅游影響研究

《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規定“評估目前關于可持續旅游的法規，并制定促進實現可持續旅游的政策”對可持續旅游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制定可持續旅游計劃的優先領域之一。可持續旅游的基本原則對旅游發展是有利的，但真正執行起來比較困難，尤其是對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背景起主導地位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圖森以發展中國家土耳其為例，指出國家對經濟發展的片面追求及公共管理制度存在的問題是旅游不可持續發展的根源，政治制度應優先考慮制定可持續旅游發展的政策，這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旅游的重要保證。布羅曼指出在旅游規劃中，需要建立一個鼓勵政府和社區積極參與的制度機制，制度創新和戰略政策應符合形勢變化和東道主社區利益，多考慮長遠利益而不能有短視行為。

2.3制度變遷對旅游發展影響研究

從旅游外在制度變遷的角度，開展制度對旅游業影響的研究具有較高的實證意義。杰克森研究了蘇聯解體后形成的各個新的獨立國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制度變遷對旅游發展產生的影響，并以蘇聯的愛沙尼亞市為例，指出類似愛沙尼亞的地區應盡快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削除制度變遷對旅游發展的負面效應。阿里鮑等分析了基本制度和國家組織在旅游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探討了塞浦路斯被分成北塞浦路斯和南塞浦路斯兩個獨立的政治和經濟實體后，制度等內在因素是北塞浦路斯旅游發展滯后南塞浦路斯的主要原因，試圖從制度角度解釋那些不發達國家存在的問題，也希望通過制度的分析，有助于對類似塞浦路斯這樣島國的經濟復興和發展。

2.4制度對遺產保護影響研究

國外遺產的管理和保護是學者研究的一個熱點。國外遺產旅游與遺產管理的研究非常重視制度和政策的保障作用，這些研究為實際管理中理順和協調相關利益主體關系提供了理論依據。霍爾等研究了近南極圈自然遺產旅游的管理，指出旅游管理政策的制定對實現該地可持續旅游至關重要。布瑞恩等對特爾斐歷史遺產長期管理的主要限制和相關政策問題進行了研究，對遺產旅游發展的潛在策略進行了評估，討論了制度有利于遺產的保護和管理。

2.5制度對中國旅游發展影響研究

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變遷具有典型性，因此，發展中國家制度變遷對旅游發展的影響引起了國外學者研究的興趣，旅游政策及相關制度研究是國外學者開展中國旅游研究的熱點。鄒分析了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粵港旅游發展的新形勢和政策推動因素，許多問題與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制度轉軌的大背景不可分。張等利用霍爾的旅游政策制定演進模型，從需求、決定、輸出和影響4個方面演示了1978年以后中國政府在發展入境旅游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是旅游產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斯菲爾德等以西方學者的眼光，系統地分析了中國文化政策與旅游業發展的脈絡相關性。劉等撰寫了《中國旅游》，該書從政治、經濟、地理等多方面視角回顧了中國旅游發展進程，涉及1978年改革開放前后制度和政策的變遷對中國旅游業發展的影響。曲等研究了政府管理與所有權結構對中國旅游業市場導向的影響，結果表明政府管制對市場導向形成的影響非常重要。

3國內制度與旅游發展相關研究

中國旅游類學術期刊《旅游學刊》是研究旅游經濟與管理方面的權威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制度對旅游發展影響的研究成果：自1986年創刊至1999年14年間，與“政策、法規與制度管理”相關的文獻是60篇；1994－2005年12年期間《旅游學刊》發表的文獻，涉及制度與政策領域的研究文獻增多，共有90篇。這12年期間的研究文獻特征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研究數量上，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將制度作為影響旅游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受到重視，從制度角度研究旅游逐漸引起學者關注，涉及領域也日益增多，2000年以后，與制度相關的研究文獻快速增長，后6年的研究文獻占總數量的比例約為73％。研究內容上，制度與旅行社、旅游飯店、旅游景區等旅游行業發展關系(40篇)研究文獻占據了約44％的文獻數量，旅游企業和行業管理研究文獻也達到13篇，從制度變遷與創新角度，研究旅游企業與行業體制改革一直是研究熱點，這有助于分析和揭示行業制度變遷對旅游業演化規律和發展方向的影響，為制定旅游行業和企業管理政策及制度創新提供理論依據，余潔等也指出2000年以后中國旅游研究對旅游行業體制方面的關注明顯增加；從宏觀制度環境角度研究制度因素在旅游業發展中作用的文獻數量也較多(10篇)，我國旅游業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外在制度誘導和激勵下的結果，分析政策環境對旅游業發展影響，對引導旅游產業健康發展和制定適應國家制度環境的政策有重要意義；隨著旅游可持續發展觀的興起，旅游資源與遺產的保護與開發關系迫在眉睫，從交易費用、產權等基礎理論方面，研究制度對旅游資源及遺產的保護與開發影響的研究文獻逐漸增多(14篇)；在制度與區域旅游發展方面的研究文獻數量較少，但通過對區域旅游制度變遷的實證考察，剖析制度變遷對實地旅游業發展的影響，具有較強的實踐意義。

結合《旅游學刊》和其他資料文獻，選擇以下幾個有代表性的研究領域，對制度與旅游發展的相關研究進行一個大致梳理：

3.1制度對旅游產業發展影響研究

旅游業是綜合性很強的產業，旅游業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需要國家宏觀發展政策的引導和保證，一個完整的旅游產業政策必須同國家總體產業政策相融合。何光日韋系統地梳理了從1949年到1999年中國旅游50年的旅游管理體制與旅游法制建設的歷史發展過程；賈生華論述了我國旅游產業的成長可以視作政府主導下的旅游管理體制演變史，形成了一種明顯的“權力下放、企業激活、市場強化”的制度演變與旅游產業成長的模式。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模式和市場主導型旅游發展模式的爭論凸顯了制度因素對我國旅游發展的重要作用，從我國旅游發展的歷程而言，制度的安排、體制的創新和政府的作用是推動國家和地區旅游持續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旅游制度不完善和市場競爭機制還不能完全建立的前提下，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市場主導將是我國旅游業未來發展模式的必然選擇。

3.2旅游行業和企業管理體制研究

旅游行業管理體制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動因，是國家宏觀制度環境與旅游微觀企業管理的中間調適器，適應并利用國家政策，準確定位國家和區域旅游行業地位和功能，制定正確的行業和企業管理制度，為旅游產業發展保駕護航。賈生華分析了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九五”時期我國旅游管理體制變遷的主要特征。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張俐俐將中國旅游行業管理體制改革分為起步、發展、深化和創新4個階段。鐘新民等分析了行業管理主體——旅游局的作用和局限，提出隨著旅游行業管理內容的變化，應建設旅游“大管理”的觀點和思路。王大悟、郝索分別以上海、陜西為例，提出建立適合區域旅游管理體制的思路和構想。旅游企業績效與制度變革有著直接的關系，制度變革促進產權的多元化，有利于旅游企業績效的提高，同時，旅游企業應充分利用公共制度提供的有利條件，提高自身的績效水平。在中國經濟制度的轉軌期，旅游企業的成長模式是動態的，旅游企業的發展與制度改革不斷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變化中發展，旅游企業在一定的體制環境中改革、發展創新，實現企業的成長；企業的成長又推動經濟體制發展進入新的階段。

3.3制度對旅游具體行業發展影響研究

(1)旅游飯店業研究。中國飯店業的發展受到我國總體經濟發展水平和體制轉軌因素的雙重制約，在我國旅游行業中，飯店業是最早向外資開放的領域，其管理理念、手段和方法也是最早與國際進行接軌的行業部門，相應地從制度角度研究旅游飯店業的成果較多。秦宇分析了我國飯店集團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出現了過分強調資產紐帶的重要性，忽略市場制度環境對飯店集團成長過程的制約和影響，在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大背景下的中國飯店業中，我國飯店集團的發展軌跡沒有體現出隨產業規模擴大、層次提高而出現的內在組織結構變動要求，而是更多地隨著政府產業政策的變化而變化。戴斌、樓嘉軍等、吳三忙等學者結合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的變化，系統研究了轉軌時期國有飯店的績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產權不清、管理體制落后等制度因素是中資飯店競爭力弱于外資的原因，國有飯店從飯店產業中退出具有客觀必然性。

(2)旅行社業研究。中國旅行社業發展歷史，從早期的政府機關附屬機構到事業化編制、企業化管理，再從政府支持下的寡頭壟斷到目前市場條件下的壟斷競爭市場，以及水平分工體系的形成，這一系列的變遷過程帶著歷史和舊體制的深深烙印，因此，中國旅行社業的市場化進程是政府主導下的強制性與誘致性混合變遷的過程，在此背景下，較多學者意識到制度因素在旅行社業發展中占有重要作用，研究時間較早，成果較多。杜江對中國旅行社業發展歷程進行了梳理，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進程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重要的標志性事件一般為旅行社宏觀制度環境的變遷和旅行社行業重大的制度安排，并通過系統比較中外旅行社發展的制度環境，對中國旅行社制度環境建設提出了對策與建議。姚延波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研究我國旅行社行業分類制度形成和變遷的原因，指出旅行社行業分工制度應當以漸進的方式由水平分工體系向垂直分工體系過渡，而張凌云通過國旅集團體制改革失利和二類社的取消來說明在政府行政直接主導下，建立垂直分工體系的不可操作性，有效率的分工只能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形成，因此，我國旅行社業應盡快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市場化制度，制定出全面開放市場的制度安排。楊軍也分析了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市場有效性的根本保證。

(3)旅游景區管理研究。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組織結構對激勵和行為具有不同的影響，從制度角度研究風景區管理體制改革與創新的文獻也較多。葉紅指出我國風景名勝區開發與管理存在3個制度“霧區”，應進行相應的制度創新。彭德成研究了整體租賃模式、股份制企業經營模式、上市公司模式等不同的景區制度設計與安排是影響旅游資源利用效率，實現景區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鄭向敏以福建省旅游景區(點)經營權轉讓的5種模式為例，研究了旅游景區經營權轉讓模式中存在的問題，指出旅游景區(點)經營權轉讓亟待科學合理的制度安排。

3.4制度對旅游資源及遺產保護與開發影響研究

不同的制度安排對旅游資源與遺產保護產生不同的績效。

制度安排與旅游資源保護與開發我國旅游可持續發展面臨著資源衰減和生態環境惡化的障礙，制度失誤是導致旅游資源不合理開發的主要因素之一，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關鍵在于制度建設，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齊子鵬等分析了我國目前的制度安排在旅游資源保護方面留下的缺口。較多學者將產權制度理論運用到旅游資源的保護與開發研究上。產權制度安排與旅游資源配置和開發利用效率關系密切，現有的旅游資源產權制度安排在某種程度上已束縛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和旅游資源的持續利用，變革旅游資源產權制度成為必然的趨勢。旅游資源的保護與開發應著眼于建立有效率的、多元化的旅游資源產權制度，保持旅游資源的真實性與完整性，保證旅游資源可持續利用。

制度安排與旅游遺產保護與管理關于我國遺產經營制度安排的爭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主張移植美國的國家公園管理體制；另一種是提出遺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王興斌(2002)提出遺產所有權歸國家，管理權歸行政主管部門，經營權由市場運行，并建立監督保護體系，實行“四權分離”，其實質就是經營權轉移。但是徐嵩齡從遺產的價值特性和權屬特性以及遺產事業使命出發，評論了“四權分離與制衡”主張的不合理性，中國遺產旅游業經營制度應體現“中國特色”。張朝枝等認為遺產管理是由政府管理還是由市場經營的兩種觀點并不是對立的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解決問題的兩種途徑，其關鍵在于合適的制度安排。

3.5制度變遷與創新對區域旅游發展影響研究

以區域為載體，從制度變遷與創新角度研究旅游發展尚少見，少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杭州、黃山、桂林等著名旅游城市和景區。郭魯芳通過對杭州地區兩縣市旅游經濟制度變遷的實證考察，剖析了改革開放后我國縣域旅游經濟制度變遷情況，兩縣市的旅游發展是兩條不同的制度變遷軌跡，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性，初始的制度安排、社會文化制度及產權清晰的旅游經濟制度對于路徑依賴的方向起到關鍵作用。徐嵩齡指出黃山對于遺產應按“非營利”制度經營，對于非遺產類活動，則按市場體制經營；黃山應妥善地解決有關行政區劃問題，進行區劃體制創新。余鳳龍等通過比較江西井岡山市和安徽黃山市行政區劃調整對旅游發展的影響，指出區劃體制調整對旅游業有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井岡山市正效應明顯，黃山市應深化體制調整。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制約區域旅游業進一步發展的結構性、體制性方面的制度矛盾逐漸凸顯，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必須進行新一輪制度創新。

3.6其他領域研究

在旅游其他研究領域，也有不少學者分析制度對旅游某些方面的影響，但研究相對零散。當一個新制度的潛在凈收益大于現行制度的凈收益，即存在獲利的機會時，就會產生制度需求和創新動機；但只有在制度創新的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時，制度創新活動才會發生，建立旅游路線使用權市場的本質是一場制度變遷，陽寧東分析了神農架旅游線路專營相對傳統旅游線路開發方式而言是一項制度創新。劉寶宏、賈躍千等分別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等理論，對旅游業中的小費制度安排進行了經濟學解釋和爭論。李永文等、敖榮軍等、黃雋分別就制度與旅游規劃、旅游業外部不經濟性、旅游產品等進行了相關性分析。

4研究進展評述與啟示

4.1國內外研究進展比較與評述

綜上所述，通過國內外關于制度對旅游發展影響的相關研究領域比較，可以顯示：

(1)隨著旅游產業的快速發展和成熟，制度對旅游發展影響的重要作用日趨凸顯，在此背景下，研究成果增多，研究領域擴大，研究程度也逐漸深入，視角從影響旅游發展的外在政策深化到行業體制的內外變遷。但是我國不同的旅游行業，制度研究的深入程度也存在差異，與國際上接軌較早和體制改革較早的旅行社企業、旅游飯店企業研究較早，也較深入，而隨著我國旅游業的發展，從產權制度等理論探討旅游景區、旅游資源與遺產的開發、保護與管理等領域，成為近年來研究的熱點。

(2)國內外學者從多個角度展開了制度對旅游發展影響的相關研究，但是總體而言，多數學者只是注意到旅游發展中的制度因素，將制度作為影響旅游發展的宏觀環境背景和外在變量進行探討，間接涉及制度與旅游發展的關系，專門而全面分析制度對旅游發展影響的文獻成果不多，有的只是借用某些理論，探討旅游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研究過于零散且研究面較窄，難以客觀解釋經濟的運行軌跡，特別是對于各種制度還不健全、不成熟、不協調，處于激烈轉軌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

(3)國外學者比較集中于旅游發展政策、制度與可持續旅游以及制度變遷對發展中國家旅游發展、制度對遺產保護與管理以及旅游產業影響等領域的研究，國內學者對這些領域也有涉及，但更關注的是旅游行業與企業管理體制變遷、制度對旅游飯店、旅行社與景區行業發展以及對旅游資源與遺產的保護與開發的影響等領域研究，大量的研究成果也集中在這些領域。兩者研究的關注點差異，顯示了在我國特有的政治經濟體制背景下及處于經濟體制轉軌期，制度因素對我國旅游業發展具有更重要的影響。我國體制改革時間不長，旅游業發展的宏觀和微觀體制都不完善，且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體制性矛盾日益凸顯，旅游產業發展和行業管理、旅游資源保護與開發、旅游企業改制等方面都出現了體制性壁壘，因而，國內學者從制度變遷和創新角度展開了對這些領域的研究，研究有必要也有意義。相比較而言，國外旅游發展的宏觀制度環境和行業體制相對比較完善，研究多數從經濟、社會、文化和管理等視角開展旅游研究，而從體制角度研究相對較少，國外學者對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體制變遷對旅游發展影響的相關研究賦予了濃厚的興趣，是對此較好的注讀。

4.2研究啟示

(1)旅游產業的發展仍然不是很成熟，受外在社會經濟因子和內在機制因素影響仍較明顯，一個完善的制度是保證旅游業持續發展的關鍵。已有的關于制度對旅游發展影響研究比較泛化，難以從總體上刻畫制度變遷對我國旅游業發展的影響軌跡，在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實證分析時，多數是將制度作為外在因素予以考慮，無法考證一種制度安排對區域旅游發展是否有效應、正面效應還是負面效應，對旅游發展到底存在哪些效應等。

(2)目前，我國旅游業在某種程度上仍是政府主導型行業，制度結構與產業政策對旅游業發展影響很大，中國旅游業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增長，明顯地與制度變遷相聯系，然而，旅游政策的動態研究和適應性研究卻較薄弱，體制外的專家學者更是很少涉及這一領域，導致在促進區域旅游發展的驅動因素研究中，弱化了制度變遷對旅游發展的效應，這也是旅游理論研究滯后于旅游業實踐的原因之一。在我國國情的背景下，處于經濟轉軌期及對宏觀環境高度敏感的旅游產業，如何在區域旅游發展中引進制度因素，合理地描述我國旅游發展的軌跡，解讀制度環境變遷背景下的旅游發展績效以及制度安排與創新的旅游發展效應，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