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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執行院長彭真懷研究員

產業支撐是新農村建設的根本著力點，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執行院長彭真懷研究員以大豆產業為案例，對此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為提高大豆產業化水平和國際競爭力，避免大豆產業受到更大沖擊，彭真懷院長向中央建議，“十一五”期間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由農業部牽頭，會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鐵道部、衛生部、質檢總局、環保總局等有關部門，打破狹隘的部門利益之爭，共同制定我國大豆產業“十一五”振興計劃和配套政策，把大豆種植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把發展大豆加工業作為發展和振興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此，記者采訪了彭真懷院長。

記者：最近，您就新農村建設提出了許多中肯的建議，特別是以大豆產業為案例，提出新農村建設必須有產業作支撐。這個提法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請您談一談好嗎？

彭真懷：新農村建設沒有產業支撐不行，因為不能解決根本問題，頂多是表明熱鬧。以大豆產業為例，作為重要的植物蛋白和植物油原料，大豆被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為21世紀的最佳保健食品，是全世界發展最快和商品率最高的作物，也是貿易額最大的農產品。在1949～1999年的半個世紀，全球大豆種植面積增長5.6倍，達到7205.2萬公頃；產量增長11.3倍，達到15774.4萬噸。在人類跨入二十一世紀的2000～2005年，大豆國際貿易額每年都超過170億美元。

作為大豆的原產國，我國大豆種植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并與茶、絲同為三大出口名產遠銷世界各地。除青海省外，我國各地均有大豆種植，是世界上大豆品種最全、最完整的國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華民族創造了大豆，大豆養育了中華民族。1995年以前，我國一直是大豆凈出口國，1994年一度達到了出口110萬噸的歷史最高記錄。

記者：說起我國從大豆原產國到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這個轉變過程，許多有識之士甚至都拍案而起。這種情況到底有多嚴重？

彭真懷：情況到底有多嚴重呢？這么跟你說吧：從1996年開始，我國進口大豆平均每年遞增350萬噸左右。2005年進口2750萬噸，同比增長32.4%，貿易逆差超過76億美元。相比之下，國產大豆總產量2005年僅為1700萬噸。國內大豆加工企業，尤其是沿海地區有外資背景的企業2/3以上的原料依賴進口大豆。嚴重的問題并不在這，那么在哪呢？有人認為大豆產業的利潤在加工環節，這就錯了。大豆產業的真正利潤在國際貿易環節。以美國ADM、新加坡WILMAR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在2005年加快了收購內資大豆加工企業的進程。特別是大連華農集團被ADM收購30%股份以后，各家跨國公司爭先恐后，紛紛向內資大豆加工企業發出收購信息。值得關注的是，跨國公司大規模收購的真實意圖，并不是想通過大豆加工環節賺取利潤，而是為了保證向我國進口大豆渠道暢通。用他們的話說：“我們要把80%的投資用在消滅對手上，把20%的投資用在合作上”。內資大豆加工企業開始逐個成為跨國公司壟斷我國大豆市場的擋箭牌，這種狀況與印度胡椒業被壟斷的過程極其相似。

必須承認，國產大豆難以滿足市場大幅度的需求，使大豆供需之間產生巨大缺口，是導致大豆進口數量激增的直接原因。美國大豆協會預言：“從長遠看,今后10年或更長一段時間,中國需要大豆及豆制品量將超過美國的供給能力。”這無疑是對我國大豆產業的直言告誡，并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如果“十一五”期間國產大豆沒有大幅度的增加，就只能繼續依賴進口滿足我國不斷增長的大豆需求；如果跨國公司對我國大豆進口形成壟斷，不僅會毀掉我國的大豆產業，而且直接危及國家的糧食安全，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一個明顯的實例就是，ADM收購大連華農集團30%股份后，就掌控了華農70%的大豆采購權。內資大豆加工企業已連續三年出現全行業巨額虧損，許多企業因原料不足接近破產的邊緣。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跨國公司卻在這一時期通過國際貿易環節獲得了豐厚利潤，并絕對擁有了對我國進口大豆的定價權。據我研究，我國大豆市場80%的話語權受制于人。這種狀況如不盡快扭轉，后果不堪設想。

這種情況，商務部、農業部等主管部門應該說注意到了。我國1996年開始對進口大豆實行配額管理，但在操作過程中形同虛設。進口多少大豆事實上主要由跨國公司操縱，對大豆進口只征收3％的關稅。加入WTO后，我國對大豆及其加工產品的進口也沒有列入關稅配額管理的產品行列，具體標準是大豆進口關稅為3%；豆粕進口關稅為5%；對豆油進口在2005年前有配額保護，2006年放開后關稅為9%。因此，不能用關稅配額準入手段對大豆及其加工產品的進口進行限制。

記者：每年要進口大豆2000萬噸以上，這是不是意味著國產大豆在品種和質量上有問題？我們的科研力量跟不上嗎？

彭真懷：是的，我們的科研力量非常成問題。面對我國大豆產業的危機現狀，以追求糧食產量增加為目標的農業科研，仍然投向了小麥、玉米和水稻等高產糧食作物，大豆的科研經費嚴重不足。同時，各地在作物品種推廣中，紛紛把重點放在對糧食增產明顯的小麥、玉米和水稻品種方面，大豆品種的推廣受到普遍忽視。全國小麥、玉米和水稻的品種已經更新了幾十次，大豆主產區的許多農民卻仍在沿用幾十年前蛋白質和含油量混用的老品種，產區規模小，分散作業，農戶各用各的品種，難以形成大批量品質整齊一致的大豆。據我分析對比的情況看，美國大豆平均畝產178公斤，巴西180公斤，阿根廷173公斤，我國僅為110公斤。大豆品種改良、技術開發和推廣方面投入不足，限制了國產大豆種植面積的擴大，影響了大豆單產和總產的增加。

在農產品的國際貿易中，大豆是我國目前唯一有巨大供應缺口的農產品，國產大豆供應不足導致進口持續增長。我認為有必要強調的是，全面提高豆農素質是“科技興豆”的前提。我國農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較低，要做到科學種豆，發展優質高產高效的大豆產業，需要培養大批有知識、有經驗的勞動者，學習先進的生產、管理技術，適應現代化農業的發展，減少農業弱質性和風險性的威脅。這是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大豆產出不足的重要一環。同時應當承認，我國傳統的大豆加工普遍存在著規模小、效益低的問題，加工工藝落后，設備陳舊，用現代科學技術加以改造仍具有很大的潛力。我還注意到，目前大豆統計工作非常混亂，種植面積不準確，導致單產和總產量有誤，豆粕和豆油產量沒有統計，基本依靠估計數，統計失誤容易導致決策失誤，應建立科學的統計方法和制度。

記者：從我了解的情況看，在我國大豆主產區東北，一些農民都不大樂意種大豆，他們更愿意種玉米、小麥和水稻。這是為什么呢？

彭真懷：回答這個問題一點也不難，我一說你就明白了。因為大豆是弱質產業，屬于土地密集型農作物。我國的大豆種植戶只有1～2畝的平均規模，即使土地資源豐富的黑龍江，專業農戶的規模也只能達到150畝左右。相比之下，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的土地資源豐富，大豆的農場生產規模都遠遠超過我國。以美國為例，1978年農戶的種植規模為1701畝，1992年則上升為2220畝。種植規模的擴大，使得美國農場主獲得規模效益，大豆種植成本大大低于我國。按完全的種植成本比較，我國大豆種植由于規模狹小，無規生產，無標種植，成本比美國高33%，處于依靠物質投入的數量粗放型狀態，迫切需要改善種植環境，提高社會化、專業化服務水平。

科學研究表明，大豆富含蛋白質和油脂，是糧食作物中唯一一種兩項指標都高的作物，大豆的品質主要由蛋白率和出油率決定。與進口大豆相比，國產大豆的出油率為16%～17%，而進口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19%～20%，相差2～3個百分點。大豆的出油率每差一個百分點，加工10萬噸大豆，其效益就相差1500萬元左右，這也是造成進口大豆激增的原因之一。同時，使用國產大豆的企業先天有三大缺陷：一是用貸款收購國產大豆，然后儲備起來慢慢消化掉，一年的資金周轉只有兩次，貸款的利息每噸需要70元。如果使用進口大豆，可以利用國際信用證運作，可使資金周轉達到8～10次，收回成本周期很短，貸款利息每噸只有20元，二者有50元的差距。二是內資企業收購千家萬戶農民的大豆，有收購的短途運費、包裝費以及二次倒運的費用，還有房屋、場地、設備等費用，使得每噸國產大豆的成本為75元。相比之下，在沿海進口1噸大豆的成本為25元左右，這是第二個50元的差距。三是東北、華北是大豆的產區而非銷區，而大豆行業的競爭起跑線在東南沿海，東北大豆運到沿海的運輸成本是每噸70元。如果在沿海進口大豆則不需要付出這70元的成本。這三大缺陷加在一起，使用國產大豆加工要比在沿海使用進口大豆多出170元，并且無法通過提高管理水平和質量升級而扭轉。因此，使用國產大豆的內資企業無法與跨國公司進行平等競爭。

記者：我國人口多，解決吃飯問題是頭等大事。這是不是也影響到了大豆的種植面積和產量？

彭真懷：對，無糧不穩嘛。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產地，但自60年代起被美國取代，1974年和1998年分別被巴西和阿根廷趕超，成為最大的大豆進口國。這源于我國長期面臨糧食供給不足問題，農業生產的中心任務是增加糧食產量。盡管把大豆作為糧食歸類統計，但大豆生產并未得到象小麥、玉米和水稻等大宗糧食作物那樣的重視，忽視了大豆的高品質、高營養價值和經濟價值。由于片面追求糧食產量，多種大豆會在計算上出現糧食單產和總產同時下降的情況，直接影響糧食生產任務的完成。特別是實行“糧袋子”行政首長負責制后，大豆種植面積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保證。過去40多年來大豆種植面積下降10%以上，現在僅僅占全球大豆種植總面積的12%。

從總體上看，我國對大豆產業的發展缺乏一以貫之的政策配套支持，以致國產大豆缺乏競爭力。具體表現在生產規模小，生產條件差，各地一直以來把大豆作為輪作倒茬作物種植或在山坡地、邊角地上種植，對大豆種植粗放，存在著不管理、不施肥、靠天收獲的現象，沒有形成大豆產業帶。大豆平均畝產110公斤，不到小麥的1/2、玉米的1/3、水稻的1/4，收益明顯低于種植小麥、玉米和水稻，單產低。以黑龍江省為例，全省大豆種植面積和產量占我國的1/3，但多年來種植大豆的每畝凈產值比種玉米低45元，比種水稻低195元，農民選擇種玉米和水稻而不愿種大豆。我的結論是，我國大豆產量一直在每年1500萬噸左右徘徊，是大豆單產低和種植面積少雙重作用的結果。

記者：有人說我國是國際大豆價格的哄抬者，這種說法是怎么形成的？真有這么嚴重嗎？難道我們在行業規范上就沒有什么舉措嗎？

彭真懷：你這個問題問得好，問到了點子上。我在這次調研中感到十分痛心的是，盡管近年來我國進口大豆占世界進口總量的1/3，卻不但沒有成為國際大豆價格的主導者，反而成為國際大豆價格的哄抬者。這固然有跨國公司從中操縱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國在大豆產業上的多頭管理，行業主管部門在大豆種植、購銷、進出口、加工等環節上形不成合力，內耗嚴重。我國制造業的行業協會發展相對較快，而在農業方面則相對落后，缺少一個反映大豆產業整體利益的行業協會，是影響我國大豆產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事實上，在WTO對各成員國政府行為加以嚴格約束后，行業協會在國際貿易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某一行業的主要管理者和組織者，為其會員解決貿易難題，處理貿易糾紛，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美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各種農產品上美國都有自己的行業協會。

內資大豆加工企業曾經在2003年發起成立中國大豆協會，希望充分利用國產大豆的優勢，成立一個由企業主導的全國性行業協會，實行“民營、民管、民受益”，維護大豆行業的整體利益。但這一建議首先遭到了來自商務部的反對，主要理由就是掛靠商務部的中國食品土畜產進出口商會已有一個大豆分會，沒有必要重復設置；農業部作為主管單位名不正、言不順，農業部是管種植業的。但真實的背景是，中國食品土畜產進出口商會大豆分會的主要職能，是協調大豆進出口貿易，甚至掌控豆油進口配額。反對成立中國大豆協會的，還有來自國內最大的糧油進出口加工企業——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中糧集團）。中糧集團旗下6家大型企業——東海糧油(張家港)、黃海糧油(山東)、北海糧油(天津)、東洲油脂(廣州)、大海糧油(廣西防城港)和渤海油脂(山東)，都是中糧集團聯合美國最大的糧油加工企業ADM公司和新加坡WILMAR公司共同投資的，主要以進口轉基因大豆為原料。中糧集團不僅是中國食品土畜產進出口商會大豆分會的主要會員企業，而且是我國最大的進口大豆消費用戶，僅東海糧油一家企業，日加工進口大豆就達1.2萬噸，每個月需要進口大豆36萬噸。黃海糧油、北海油脂、大海糧油、東洲糧油等企業加在一起，日加工進口大豆也在5000噸以上。進口大豆成為中糧集團一個關系企業切身利益的大問題。為了保證連續生產，中糧集團必須依賴進口大豆，并利用期貨市場為其巨大的采購量保值。于是，關于成立中國大豆協會的建議，就違背了發起者的初衷，被錯誤地演變成用國產大豆還是用進口大豆作原料的加工企業之爭，最終在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聲中擱淺。

記者：我國大豆在國際市場上的主動權正在失去，有什么辦法或者什么途徑可以避免嗎？聽說您為此向中央提出了建議，這些建議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呢？

彭真懷：也沒有必要那么悲觀。對于我國大豆產業，我們既要頭腦清醒、冷靜應對，也要抓住機遇、知難而上。凈出口和凈進口額，是反映一個國家某種產業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1996年以來，在我國大宗農產品出現供大于求、需要大范圍調整種植結構的情況下，大豆成為進口量最大、用匯最多的農產品，凈進口額不斷增大。大豆自給率的持續下降，對我國食用油加工業、飼料工業和畜牧業都會帶來很大的風險。規避這一風險的根本出路在于“十一五”期間增加大豆產量，提高大豆質量，降低大豆生產成本。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依靠廣大豆農和大豆加工企業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充分發揮政府在戰略層面對大豆產業發展的支持作用。

我帶著由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組成的課題組，通過實地考察調研，以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感，形成了一份重要的對策性研究報告上報黨中央、國務院。這份報告全面、系統地分析了影響我國大豆產業發展的種種不利因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大豆產業發展的12條政策建議，包括實施大豆振興計劃、調控大豆進口規模、制定大豆補貼政策、扶持大豆龍頭企業、推進大豆科技創新、建立大豆種植基地、優化大豆產業布局、鼓勵大豆精深加工、打造大豆綠色品牌、實現大豆出口創匯、整頓大豆流通秩序、規范大豆行業自律等。希望這份報告能夠引起黨和國家決策層的高度重視。(王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