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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對解決“三農”問題的不斷探索，中國共產黨在對農業的認識上實現了四個轉變，形成了日臻成熟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農業觀。

一、在農業定位的認識上經過了從經濟層面到經濟——政治層面的轉變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精辟地指出：“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這一思想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最終確定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從歷史的教訓中警悟到，“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但由于不適當地片面強調工業化和城市的發展，因而忽視或無力顧及農村和農業發展。鑒于蘇聯的教訓和我國幾年工業化道路的探索，我們黨深切地認識到，如果僅僅把農業視為一般的產業來看待，農業就必然淪落為被動的、輔助性的部門。于是，及時地提出了農業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和政權鞏固關系極大的一系列重農理論。這一認識一直影響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今天。1982年到1986年，中央接連制定了五個指導農業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時隔18年，中央又一次以兩個“一號文件”提出解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自覺地認識到“農業比重低，不等于農業不重要”。從經濟層面上說，隨著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占GDP比重會越來越低，但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永遠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人民生存的基礎，我們不能丟棄這個方寸之地。從政治層面上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中國最大的“民”就是以農業作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農民。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在中國，穩定了農民，就穩定了農村，就為整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現代化政治中，農民階層作為最廣泛地參與鄉村和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體之一，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式和趨勢。

二、在農業政策的制定上經過了從“積累”階段到“兩個趨向”階段的轉變

在我國漫長的工業化過程中，工業就是在不斷地汲取農業的資源中獲得發展的，農業是工業積累的主要來源。盡管我們黨當時意識到工業發展要以農業為基礎，不能脫離農業的發展速度和承受能力，不能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但我國工業化制度的設計決定了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農村為城市提供積累、農民為國家提供積累、重要生產要素配置向城市傾斜是必然的。只要我國城鄉經濟分割的二元結構不打破，“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的現象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變。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人早就提出過要改變長期以來農業受剝削的狀況，提出：“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改革前夕，鄧小平在國務院討論國家計委起草的《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的一次談話中明確指出：“確立以農業為基礎、為農業服務的思想，工業支援農業，促進農業現代化，是工業的重大任務。”多次強調“加強農業”不能僅寫在黨的文件上，重要的是要落實到實處。但長期推行“挖農補工”的工業化戰略形成的非農偏向制度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由此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我們不僅沒有去考慮如何對農民過去在工業化和改革過程中所做的奉獻、付出的代價進行補償的問題，而且在某些方面還試圖繼續以往的政策思路，讓農民繼續成為奉獻者。中央從1993年11月到2003年1月，連續10年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農村存在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來越突出。

在2004年和200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我黨均作出了“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這一判斷是基于我國經濟發展整體水平與農村發展現實需求的雙重考慮。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認為，隨著農業完成工業化積累的轉折點出現，經濟的二元結構特征萎縮，農業應成為接受“補助”而不是受“擠壓”的部門。換言之，一旦農業利潤不再作為積累流向工業部門時，農業就獲得了利用自身積累來尋求與工業平等發展的機會與權利。這就是工業化中期階段城鄉關系的基本特征。200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萬億元，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二、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85%以上，城市化水平超過40%；財政收入達到2.6萬億元，我國已經進入了錢納里一般模式下的工業化中期階段，初步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經濟實力。

為順應“兩個趨向”的轉變，我們黨大膽進行制度創新，明確提出了“創造條件，逐步統一城鄉稅制”的新思路，穩定、完善和強化對農業的扶持政策，由以往通過流通渠道進行的間接補貼首次轉為對種糧農民實行普遍的直接補貼，首次在全國放開糧食購銷和價格，首次明確將部分土地出讓金用于農業土地開發，首次在全國范圍內清欠農民工工資和征地補償款，更加自覺地調整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最近兩年，農業政策開始出現了適應上個世紀90年代末我國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的突破，2004年則形成了農業發展政策的轉折。2004年政策支農力度空前，反響空前，效果空前。著力清理整頓土地市場，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對農業和糧食生產給予前所未有的加強，中央財政支農資金1500億元，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全國取消農業特產稅和農業稅高達300億元；29個省份實行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資金總額已達116億元，有6億農民受益。這一系列多予少取的政策基本取向，開始改變了“挖農業補工業”的做法，邁出了“工業反哺農業”的第一步，預示了我國“三農”政策從“取”到“予”的轉變，是新的重農思想的真正體現。

三、在農業發展的思路上經過了從“統籌兼顧”到“統籌城鄉發展”的轉變

馬克思曾經說過，“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要“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進城鄉之間的對立逐步消滅。”從經濟學一般觀點出發，人類總是要經歷從傳統經濟社會到現代經濟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而且，不同階段的城鄉經濟社會結構也是不斷轉換和發展的。在工業化建設初期，我們黨認為，工業發展要以農業為基礎，不能脫離農業的發展速度和承受能力，不能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要使這一思路順利實現，就必須“統籌兼顧”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市民和農民，“善于調劑城市和鄉村的關系”。然而，“統籌兼顧”的思路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主要是因為：第一，我國經濟結構在工業化變革時期，具有典型的“二元經濟”特點。在工農產業形成兩個互不關聯的領域的同時，為實現工業化的需要而實行的一套特殊的就業和人口流動制度，也為工業發展營造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我國經過幾十年工業化建設后反而造成了城市和鄉村的進一步分離、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這是我們黨始料不及的。第二，我黨建國之初提出的“統籌兼顧”方針是建立在我國生產力水平還很低的前提下。從傳統經濟社會到現代經濟社會的結構轉換是個漸進過程，在當時，我國從城鄉分化的二元結構向城鄉交融的一體化方向發展的前提和條件還不成熟。因此“統籌兼顧”的層面在當時是更多地增加農產品的生產，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統籌”的真正意義只有在“二元結構”特征萎縮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否則，多好的改革設計都是徒勞的。

改革開放發展到現在，農業遇到了諸多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到了需要從更高層次上通盤考慮城鄉經濟社會關系的新階段。十六大立足我國國情和對農村實際的重大判斷，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一全新的理念。它表明我們黨和政府正視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客觀存在著的二元結構，希望通過統籌的方式協調和處理城鄉關系，解決新時期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是制度的形成及其效率。要實現城鄉統籌，必須觸動傳統經濟社會的體制根基。制度本身不能增加資源稟賦，但可以改變生產要素配置的環境和相對價格，從而影響經濟發展的方向、速度和效率。從本質上說，所有公共政策的背后都有各利益集團的競爭，都是各方利益妥協的產物。我們黨探索工業化道路所選擇的一個鮮明方案是尋找農業與工業之間的一個調整的適度點。這個適度點可以稱為“平衡”或“接衡點”。在今天，這個“平衡點”就是，占全國總人口2/3的農村人口的利益無論如何是難以靠占GDP的15%來解決的，這就涉及目前狀況下如何用15%以外的GDP來保證農民利益的問題。于是，十六大強調：“建立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和支持，加快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繼續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保護農民利益”，“消除不利于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思路，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給予農業更多的支持，隨著農業特產稅和農業稅的取消，城鄉稅制不平等的狀況將逐步改變，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邁出了重要步伐。

四、在農業發展的目的上經過了從“以糧為本”到“以人為本”的轉變

中國古代以農立國，社會生產的重心一直是“專以務農重粟為本”，在小農經濟以及崇本（以糧為本）政策的作用下，所謂的“國以民為本”，是建立在“民以食為天”的糧食生產上，農民專心“務本”是“存社稷”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的本質就是生產“安天下”——糧食的奴隸。人的發展離不開物質基礎，但物質發展不能替代人的發展。發展糧食生產、保障糧食安全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馬克思在對舊式分工和對資本主義社會全面剖析的基礎上提出，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他認為，正是私有制和舊式分工，使人局限于他的特長或專長，產生了職業的癡呆和智力、體力的畸形化，使腦體分化、城鄉對立，使農民變成受局限的“鄉村動物”。

中國共產黨把糧食問題提高到經濟發展、政權鞏固、社會穩定、國家安定的高度來認識，從人民“吃飯”角度重視糧食問題，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以人為本的精神。認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則是基礎的基礎，發展農業必須優先安排好糧食生產。他告誡全黨“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會天下大亂”。由于客觀環境、歷史任務以及對經濟規律的把握、認識程度等原因，我們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自覺不自覺地把“以糧為綱”極端化，所有的生產要素向糧食生產傾斜，發展糧食生產似乎成了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少干部轉向了“以糧為恥”的另一個極端。上述兩個極端都不利于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并在現實中往往陷入“糧豐不一定民富”的怪圈。任何階級的積極性都是以一定的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利為基礎的，離開了這個基礎，他們的積極性就不可能產生和維系。農業的物質生產包括糧食生產，只有以農民為重，以利益為重，以增收為本，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才能迸發，糧食安全才能得到保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始終重視從維護農民利益的角度來激發億萬農民的積極性，并以此作為制定農業尤其是糧食政策的首要出發點。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擯棄了“見物不見人”的傳統思路。圍繞“實現糧食穩定增產，農民持續增收”的目標，中央提出“要更加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保障糧食安全，必須給糧農以合理的收益，充分考慮農民的土地收益權和保障農民的各種權利，對種糧農民實行普遍的直接補貼、實行糧食最低保護價格、落實對糧食主產區的支持力度、加大對產糧大縣的財政支持力度。這些重大舉措既調動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又調動了地方政府重農抓糧的積極性。

我們黨對農業問題認識的上述四個轉變，標志著我們黨在現實中筑起了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認識平臺，這個平臺必將成為全社會有效解決“三農”問題的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