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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證監會近期啟動《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的修訂工作,并向部分證券公司下發征求稿,此舉對證券行業影響非常深遠,若付諸實施,將標志著證券行業監管放松再次加速。
《管理辦法》擬下調券商三項風控指標等:1.“凈資本/凈資產”≥40%”調整為“≥20%”;2.“凈資本/負債≥8%”調整為“≥4%”;3.“凈資產/負債≥20%”調整為“≥10%”。在證券行業逐漸從“輕資產”轉向“重資產”業務模式背景下,著力于“負債”、“資產”兩端松綁的政策將為行業拓寬長期發展空間。
瑞銀證券非銀行金融行業分析師潘洪文認為,《管理辦法》與原規定的主要不同之處在于凈資本要求減半,凈資本計算口徑改變,突出表現在凈資本/凈資產比例下限減半,資本金監管放松力度大;而且,以前規定長期股權投資扣減比例為100%,該比例過高不合理,扣減比例下降將釋放凈資本,同時引導資金更多投入創新業務,因為目前多數創新業務通過子公司經營且記為長期股權投資。此外,凈資產/負債比例降至10%:杠桿率上限由6倍提升至11倍,目前融資渠道受限杠桿遠沒到6倍。
財務杠桿上升空間打開
2013年以來,證券行業“重資產”業務快速增長,對負債、資產的管理要求也逐漸提高,如兩融業務、股票質押融資、約定式購回,以及將要推出的新三板做市、期權業務等。截至2014年6月,融資融券余額同比增長83%,達4064億元,兩融業務收入占比由2013年的12%大幅提高至2014年上半年的18%,重資產業務占比正在逐漸提高。
從業務發展看,近年來“重資產”業務不斷增加,計劃于8月底正式上線的新三板做市,同樣具有明顯的“重資產”特征。
證券行業逐漸從“輕資產”轉向“重資產”的業務模式,將促進券商通過債務融資來解決資金來源問題。此次風控指標的修訂,擬將負債占凈資產比例的理論上限從5倍大幅提升,未來存在巨大提升空間。負債端上限提高,有利于提升財務杠桿,也契合行業業務模式轉型趨勢。
目前證券公司的債務融資工具中,除收益憑證以外,其他債務融資工具都有規模上限的限制,且短融、公司債、同業拆借對證券公司作為發行主體均有不同程度的資質要求。
從近兩年的政策推進節奏來看,債務融資工具方面的約束松綁正在加快。以公司債為例,自2013年3月證監會對證券公司公司債的限制放松以來,目前19家上市券商中已有11家獲批發行公司債,募資總額達1064億元,占2014年上半年證券行業凈資產的13%。配合本次財務杠桿上限的提高之后,可以預期,未來監管部門在各項債務融資工具方面的約束有望逐漸松綁和拓寬。
資產端約束降低
證券公司在進行金融資產配置、設立子公司時需要扣減凈資本,由此導致投資業務和子公司較多的券商受凈資本約束最為明顯。
以中信證券為例,公司主要業務的開展均受到公司凈資本規模的限制。截至2013年年底,中信證券凈資本/凈資產的比例已達48.54%,已逼近監管紅線。本次降低凈資本占凈資產、負債比例,將顯著提高券商資產配置的靈活性。
和2011年1月18日所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投資》比起來,2016年2月15日所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號-長期股權投資》會計準則變化很大,新準則不僅增加了對企業會計核算的信息披露,還參考了國際會計標準,推動了我國會計核算準則的國際化進程。然而由此而產生的過度問題也不容忽視,新準則和原制度相比,在長期持有股投資核算、短期持有股核算、初始投資成本核算和核算方法的使用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因此,本文提出新舊會計準則對證券公司會計核算影響的比較研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一、證券公司及其業務范圍
我國的證券中介機構很多,其中證券公司是專門從事與證券有關的各種業務的證券經營機構。根據《證券法》的規定,我國證券公司實行分類注冊、分類管理制度,主要分為綜合類證券公司和經紀類證券公司。綜合類證券公司的證券業務主要氛圍證券自營業務、證券經紀業務、證券承銷業務和其他證券業務四種。經紀類證券公司則只能從事證券經紀業務,專門從事客戶買賣股票、債券、基金單位等。
二、證券公司主要業務的新準則與原制度會計核算的對比關系
1.自營證券業務核算
自營證券是證券公司對外進行投資所呈現的業務憑證,自營證券的核算不僅涉及到自營所買入的證券、賣出的證券,還包括相關的配股派送息和新股認購等。而在自營證券核算中新舊準則的有以下幾方面不同:
(1)賬戶設置有差異
新準則規定證券公司對自營證券要依據《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準則》及《長期股權投資準則》的相關規定進行核算,賬戶設置包括:
結算準備金:也就是核算相關內容和使用方法,和原制度規定的“清算準備金”名稱有所不同,而實際含義和使用方法沒有變化,且“結算準備金”是證券公司獨有的賬戶名稱。
用于交易的金融資產、持有直至到期投資、可以用于出售的金融資產和長期持股的投資等賬戶和其他公司的使用方法相同。
(2)賬戶處理有差異
當款項被證券公司存入金融機構的對應賬戶時,新準則和原制度會發生以下的賬戶處理行為,處理過程和結果完全相同。
借:結(清)算準備金――公司
貸:銀行存款
如果證券公司自營認購的證券和持有股預賣出時,新準則和原制度的處理便有不同了,以公司A為例。公司A在2007年3月1日從證券交易所網購了公司甲的股票為10萬股,并將該股票按用于交易的金融資產分類,每股買入價格為19.20元,需支付稅費為8千元。
按新準則需要對公司A進行以下賬務處理:
對比可知,新準則和原制度不同之處是對交易費用的處理,而由此產生的證券投資的成本也發生了變化。
仍接以公司A為例,2007年6月30日,如果公司甲的持有股票公共估值是2百萬元,那么依據新準則,公司A應該將用于交易的金融置產的公共估值變動為“公共估值價值變動損益”,以調整用于交易的金融資產的賬面價值,此時需要對公司A做以下賬務處理:
借:用于交易的金融資產――公共估值價值變動 8萬
貸:公共估值價值變動損益 8萬
而依據原制度,公司A則不需要調整自營證券的賬面價值,無需做政務處理工作。
仍續接公司A例子,如果2007年10月30日,公司A將持有的公司甲的股票進行轉讓,獲得的凈值為220萬元,此時依據新準則公司A需要作以下賬務處理:
通過以上新舊會計準則對比可以看出,新準則和原制度對自營證券的賬務處理中在取得、持有期間和處置都存在不同,盡管結算確定的投資獲益均為272000元,收益時間卻有很大差別。如果投資時間跨會計核算年度,那么對個年度的會計利潤會產生影響。
2.證券經紀業務核算
證券經紀業務是證券公司通過個交易網店從事投資人在交易所買賣證券并收取傭金的業務。一般會以每次的委托為依據來實現對傭金的抽取,而在交易過程中,委托人事先必須繳納全額的保證金,因此,證券公司并不承擔任何風險。證券經紀業務的核算中,新準則和原制度的差別主要是賬戶名稱,賬務處理的相關規定和方法基本一致。
3.證券承銷業務核算
證券承銷業務也稱為以的方式發行證券,有全額包銷方式、余額包銷方式和代銷方式等。下面以實際例子來說明新準則和原制度對證券承銷業務核算的差別。
例:證券公司甲和客戶簽訂了發行股票的協定,采用全額包銷的承銷方式,所發行的股票為1000000股,公司甲所承購的價格為每股3元,對外售價為每股3.5元,發行了15天,共發售出900000股。公司甲是通過柜臺窗口發行出去的,而且在股票發售的過程中將其分類為用于交易的金融資產,剩下的未售出股票轉為自營,仍作為用于交易的金融資產。
在新準則的要求下,需要對公司甲進行以下會計處理:
中國證券市場迎來了罕見的結構性牛市,為我國券商帶來的不僅是豐厚的利潤,更為本土券商的發展與創新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中國加入WTO的五年過渡期已經結束,伴隨著金融業的全面開放,剛剛擺脫行業性虧損的我國券商又將面臨新的挑戰。想高枕無憂,看來是門都沒有。
經紀業務撐起券商一片天
自1985年我國第一家專業性證券公司――深圳特區證券公司成立以來,我國證券公司數量增加較快,但從發展模式上看,大多數證券公司主要是依靠外延式擴張,盈利模式以“經紀+自營”為主,投行等高附加值業務比例非常低,導致“靠天吃飯”,過分依賴二級市場,業績與行情高度相關。
截至2007年1月22日,共有50家券商公布了2006年度的財務數據,其中創新類券商家,規范類券商16家,其它券商16家。從這些財務數據,我們可以了解我國券商的業務結構,從而管窺其競爭力。
數據表明,在手續費、投資收益、自營證券、證券承銷、投資管理等幾項收入中,服務性的經紀業務傭金收入占據了券商收入的主導部分,占到總收入的50%左右,是券商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自營業務也是券商傳統業務之一,是重要的收入來源,尤其是在二級市場走勢良好的時期,自營收入更是占到了總收入的20%以上,如此之高的自營收入說明了券商在提供金融服務的同時,也是具有高度風險的證券投資商:而屬于創新型的資產管理業務收入所占比重不大,在創新類券商的收入中也只占3%不到。以國泰君安為例,2006年,國泰君安的總收入為37.28億元,其中傭金收入就達到了20.89億元,占總收入的56.05%,而資產管理業務的收入只有區區0.22億元,占總收入的0.58%。由此可見,我國券商收入結構的不均衡,業務范圍雷同,更尷尬的是,依靠于股市行情的收入比重過高,這不能不讓我們擔心我國券商的競爭力。經紀業務能撐起券商這片天嗎?一旦熊市再次來臨,這些券商該如何自處?是不是又要彷徨在破產的邊緣呢?
中美券商比較
僅僅從本國券商看,我們還難以真正了解其業務結構是否合理,也難以明確其競爭力如何。接下來,我們以我國13家創新試點證券公司2003年―2004年收入結構為樣本和美國同業收入結構進行對比。
總體而言,我國13家證券公司的收入來源主要集中在了手續費收入和證券發行承銷收入上,2003年兩者所占比重之和達到了84.92%,2004年低一些,也達到了79.81%。受行情的影響,2003年和2004年期間,我國券商的資產管理業務和自營業務是虧損的。但這并不能掩蓋我國券商在其它業務上的薄弱。相比較而言,美國證券公司的業務結構就比較合理,各種業務收入都占有一定比重,盡管從2003年和2004年的數據看,傭金收入所占比重較高,但也維持在27%左右,而其它業務結構比較均衡。以2004年為例,傭金收入占比27.18%,做市及自營收入占比13.84%,承銷及包銷收入占比10.38%,資產管理和服務收入占比11.82%,共同基金銷售收入占比10.65%,利息及其它相關收入占比8.55%,研究、期貨及其它收入所占比重達到了17.57%。相比之下,我國券商的業務結構就過于不均衡了。
再通過對中美兩國領先券商的對比,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這種差距。2006年,中信證券、國泰君安傭金收入占比分別為47.96%和56.05%,而美林公司和高盛公司則分別僅占17.2%、13.3%。盡管中信證券、國泰君安的投行業務收入所占比重與美林公司、高盛公司相差不大,但在資產管理業務上的差距過大,美林、高盛兩公司資產管理業務的收入占比均達10%以上,而中信證券和國泰君安卻連1%都沒達到。
總體而言,美國券商的收入結構趨向多元化,且比較均衡,各部分業務收入都達到了一定比例,不僅在一級市場上從事證券上市承銷業務,在二級市場上進行證券自營和買賣,而且在資產管理、財務顧問等服務型業務上所獲收入呈現上升趨勢,通過合理的資金運營,券商也獲得不菲的凈利息和股息收入。而我國券商的業務收入還主要集中于傳統業務,較少涉及資產管理、財務顧問等創新性業務。這種業務結構導致我國券商的抗風險能力弱,隨著股市行情的變化,券商收入波動很大。而由于美國券商有著比較合理的業務結構,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也比較強,相對而言,有著比較強的競爭力。
創新券商盈利模式才是正途
毫無疑問,與國際知名證券公司相比,我國券商還稍嫌稚嫩,這是與我國還不夠成熟的證券市場相對應的。不過,我國券商更應該充分利用當前的股市發展環境,借鑒國外券商的發展模式,改變目前過于單一的盈利模式,通過優化業務結構、拓展收入來源,增強自身競爭力。
調整經紀業務擴張模式 傭金收入仍是我國券商利潤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傭金自由化改革使傭金率逐漸下調,而證券營業部的成本卻相對固定,盲目擴大營業部數量不僅會導致行業內的惡性競爭,在市場持續低迷時還可能引發大面積的虧損,券商的經紀業務模式必須尋找新的發展思路。由于我國券商過去一直采取粗放型的經營模式,通過控制成本來實現盈利就成為券商鞏固市場份額的最有效手段。網上交易將逐漸成為今后經紀業務發展的主要方式,網絡突破了地域限制,使其客戶來源不僅局限于就近的客戶,還可以發展遠距離的客戶,規模擴大的同時邊際成本卻趨于零,平均成本將大為降低。
貨幣寬松下的資本盛宴
盡管歐美主要經濟體的復蘇并不穩固,但在全球貨幣寬松、中國經濟增長及多項破紀錄交易的推動下,2010年全球資本市場表現強勁:Dealogic的數據顯示,共有1438家公司完成首次公開上市(IPO),融資總額達2802億美元,是2009年籌資額的一倍有余。
中國依然是2010年全球IPO市場的主導力量:ChinaVenture的統計顯示,當年中國企業共完成491項IPO,總融資規模達1068.75億美元,超過了歐洲和美國的融資總和,無論是IPO數量還是融資額均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以籌資金額而言,中國占到全球IPO市場的37%。
同期,上海、深圳、香港三地證券交易所的IPO融資額超過1200億美元,幾乎是美國各大證交所IPO總額的3倍。其中,中國大陸滬、深交易所的IPO發行總額達721億美元,首次超過香港和美國。
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統計顯示,2010年全球并購交易額也創下2008年以來新高,達到24000億美元,較2009年增長22.9%。當年,全球三分之一的并購交易發生在新興市場,并購額達8063億美元,較2009年激增76%。
港交所:中國的全球市場
香港交易所在中國農業銀行(“A+H”集資221億美元)及友邦保險(集資205億美元)上市的推動下,2010年的IPO融資額達到4450億港元,繼2009年以來連續第二年位列全球之首。近年來,港交所堅持致力于成為“中國的全球市場”,吸引中國以外的公司赴港上市。當年,在香港IPO集資額中,國際公司占到45%:俄羅斯聯合鋁業、法國化妝品連鎖店歐舒丹分別成為俄、法首家在香港上市的企業;巴西淡水河谷、英國保誠集團也登陸港交所。
2011年,港交所海外公司的開發重點仍集中于能源和資源行業。該行業上市公司市值目前占港交所總市值一成多,未來增長空間可觀。
俄羅斯投行晉新資本(Renaissance Capital)CEO斯蒂芬?詹寧斯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香港將得益于新興市場之間不斷增加的資本流動,因為這些資本流動繞過倫敦和紐約等傳統金融中心的趨勢日益明顯。為了協助非洲和俄羅斯企業在香港上市,晉新資本于2010年6月成立香港辦事處,接下來準備設立北京辦事處。該公司在俄羅斯、獨聯體國家和非洲南部的資源行業經驗豐富。
除了大宗IPO發行,離岸人民幣業務也成為香港加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突破口:2010年7月,合和公路基建發行了香港首筆人民幣企業債券,共發行13.8億元,票面息率2.98%;同年8月,麥當勞在香港發行2億元人民幣債券,票面息率3%;此項發行標志著跨國公司為中國運營籌資有了新的渠道。
此外,長江實業計劃分拆旗下部分內地資產,在2011年以人民幣計價的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形式上市,這可能成為首宗香港的人民幣IPO。
同樣是2010年,中國企業在美國主要證券交易所(紐約證交所、納斯達克、全美證交所)的IPO數量和融資額均創出了歷史新高:45家公司共募集資金38.86億美元。從行業上看,赴美IPO公司主要集中在TMT(科技、媒體及通信)、教育、醫療健康、新能源、消費品及消費服務等5個行業。
外資投行爭先進軍中國市場
Dealogic的統計顯示,綜合2010年全球股票、債券承銷和并購咨詢等投行業務而言,摩根大通以53.4億美元的總收入稱冠,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和高盛(Goldman Sachs)緊隨其后。當年,摩根士丹利參與了356項并購交易,涉及金額達5946億美元,在全球并購排行榜上排名第一;若按并購交易的咨詢收入計算,高盛則繼續保持全球領先地位。
對于外資投行而言,進軍中國內地市場屬于中長期戰略性布局,并不能在短期內帶來可觀利潤。
不過,外資投行可借助在華的合資平臺推動其全球業務發展,從而在中國企業海外IPO和并購業務中獲得更大收益。
與合資投行相比,中國內地國有證券公司依然在A股市場占據主導地位:中國證券業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中信證券的凈利潤為61.9億元(9.353億美元),而中國內地最活躍的合資投行瑞銀證券同期的凈利潤也只有1.092億元(1650萬美元),高盛在華合資公司高盛高華的凈利潤僅為4490萬元(680萬美元)。
除掉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CICC)這個特例,在現有的合資投行中,高盛與瑞銀由于進入中國市場的時機把握得最好,其合資公司獲得了綜合業務牌照,其余合資券商的業務資質大多局限于證券承銷領域。
合資投行在2010年的中國投行業務排名上的表現有好有壞:IPO項目無論是數量還是融資規模的排名不如內地主要券商中信證券等(見附表1),僅有中德證券(山西證券與德意志銀行合資)以7個IPO項目、3.3億元的保薦承銷收入相對出眾;但在股票增發、配股、可轉債與債券發行等非IPO融資領域,瑞銀證券、瑞信方正、高盛高華大多位居前十(見附表2、3)。
在既有合資投行逐漸站穩腳跟的同時,后來者也積極跟進。
2010年11月,蘇格蘭皇家銀行(RBS)獲得證監會批準,與國聯證券組建首家中英合資投行華英證券。據《上海證券報》報道,RBS大中華區主席藍玉權表示,雙方會在合資券商中分享各自原有客戶群資源。他希望在國際板推出后,能夠將RBS在歐洲等境外的大型企業客戶引入到國際板上市,并提供相關上市服務。伴隨著中國民營企業“走出去”的趨勢及憑借RBS在歐洲市場上的優勢,雙方希望未來能夠為民營企業收購海外企業提供跨境并購咨詢服務。
從金融危機中迅速復蘇的花旗集團(Citigroup)于2010年4月提升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為中國研究部主管,接替離職的薛瀾,負責股票和宏觀經濟研究。花旗中國研究團隊在《機構投資者》的亞洲研究(日本除外)排名中一直穩居前三。
花旗在2011年1月任命丁爽為中國高級經濟學家,領導花旗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團隊。加入花旗之前,丁爽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高級經濟學家,從事歐洲部門的危機管理。這些任命的背后,顯示了花旗對中國業務愈加重視。
據《財新網》報道,花旗環球銀行中國部聯席主管、董事總經理錢于君表示,2010年花旗中國投行業務收入較上年增長50%。他認為,與其他外資投行相比,花旗的優勢是有巨大的存款基礎,作為隨時能取得的、較為便宜的資本來源。在儲備項目超過20個的基礎上,錢于君期待在2011年繼續保持50%以上的增長。
美銀美林面對競爭也不甘示弱:2009年初至今,該行在整合美林投資銀行部和美國銀行企業銀行部的過程中,在亞洲聘用了400多個員工。2010年10月,美銀美林委任張秀萍為董事總經理、亞洲并購部聯席主管。她與聯席主管趙敏國合作,推動該行亞太區內并購平臺的發展。
中資投行猛攻海外資本市場
對于中國本土投行來說,2010年是大舉進軍海外資本市場的尖峰時刻:以中金公司、工銀國際、建銀國際、中信證券、中銀國際、國泰君安等大型券商為代表,中資投行積極拓展海外投行和經紀業務,成效顯著。
2010年,中銀國際擔任了俄羅斯聯合鋁業和俄羅斯IRC礦業在香港IPO的簿記行,協助兩家公司分別集資22億美元、2.41億美元。2006年-2009年期間,中銀國際在香港市場共承銷26只新股IPO,在排行榜上列第三,市場份額為9.4%。該公司還積極投入到企業的并購顧問業務中,迄今已完成并購業務額超過5600億港元。
作為內地規模最大的投資銀行,中信證券對進軍海外資本市場積極布局:2010年11月,在美國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92億美元的股票發行中,中信證券國際擔任其高級副承銷商,這是該公司在美國參與的首宗股票承銷項目。同時,中信證券與法國東方匯理銀行(Crédit Agricole)達成初步交易架構,整合雙方的證券經紀和投行業務。
中信證券希望雙方整合業務將達到下列目標:中信證券、里昂證券、法國農銀證券(美國)和盛富證券(Credit Agricole Cheuvreux),共同建立一個擁有一流的獨立研究團隊,并具有優異配售及項目執行能力的證券經紀商;中信證券成為里昂證券在中國內地的合資伙伴,共同建立一個專注于中國與亞太地區的、提供機構銷售服務和投資銀行業務的一流投行平臺。
在走出國門的同時,中信證券也在大力拓展國內的直接投資業務。2010年7月,該公司向全資擁有的金石投資注資22億元,這筆資金將用于增強金石投資的運營能力。同年12月,中信證券又宣布出資7.5億元,增資中信產業基金。
與中金公司、中信證券等注重海外投行業務不同,國泰君安、國元證券等內地券商赴香港開設分支機構,展開差異化競爭,將經紀業務從單純的港股、B股買賣拓展至全球證券交易,尋找經紀業務的“藍海”。
截至2010年底,已有包括國泰君安、國元證券、光大證券、中投證券、長江證券、銀河證券等在內的16家內地券商在香港設立子公司,另外,由于香港金融機構允許混業經營,中資銀行也紛紛在港成立了證券公司。由于相對容易,提供港股、深圳B股買賣的經紀業務往往成為新進券商開拓香港市場的突破口。
最早出海的內地券商之一國泰君安(香港),目前已初步建成全球“一站式”交易平臺,現可提供25個市場的網上交易服務,還開通了歐洲股票市場網上交易。2010年6月,國泰君安(香港)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集資23億港元。此外,國元證券也宣布啟動香港分公司上市進程。
工銀國際、建銀國際擴張
曾任德意志銀行環球銀行亞太區總裁的張紅力出任工商銀行副行長、工銀國際董事長之后,工銀國際的投行業務進步顯著:2010年9月,工銀國際作為唯一入選的亞洲投行,參與了史上最大的股票融資項目:成為巴西石油685億美元全球新股發行的聯席賬簿管理人。這是中資投行首次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市場之外的大型股票發行中擔任重要角色。
同期,工銀國際借工商銀行與友邦保險達成銀保協議的東風,出任友邦保險香港IPO的簿記行,協助該公司融資205億美元。2010年11月,工銀國際和中金公司共同擔任通用汽車集資231億美元的重新公開上市副承銷商:這也是中國投行首次參與美國大型企業的上市。
2011年1月,曾任德意志銀行亞太區投行業務COO的Mary MacLeod加入工銀國際,出任副行政總裁。工銀國際為了擴張海外IPO與企業并購業務,未來準備聘請更多來自全球性投行的資深銀行家,與摩根士丹利、瑞銀等同行在企業融資領域展開競爭。
作為中國第二大商業銀行建設銀行旗下的投行業務子公司,建銀國際自2009年開始擔任香港IPO項目的賬簿管理人。Dealogic的數據顯示,建銀國際在2010年亞太區股權資本市場獲得4700萬美元的收入,較2009年猛增236%。期間,該公司還參與了美國銀行持有的192億美元建設銀行股票的配售、俄羅斯聯合鋁業的香港IPO、貝萊德92億美元的大宗交易等大型發行項目。此外,建銀國際將出任SBI Holdings Inc金融子公司2011年在香港IPO的承銷商。該公司還在今年2月發行首只以人民幣計價的基金――建銀國際人民幣收益債券基金,初期規模設定約15億元至20億元。
過去的一年中,建銀國際在投資銀行、股票銷售以及交易和資產管理等主要業務部門增聘人手,其員工規模達到500人。目前,建銀國際已在倫敦、香港和中東設立了海外辦事處;該公司計劃2011年在紐約開設辦事處,直接面對美國這一全球最大的投資者市場發行股票和債券,并且有助于獲得需要全球包銷的證券交易。
中金海外擴張引發員工流失
作為大中華區投資銀行的領導者,中金公司2010年的投行業務收入達2.86億美元,市場份額為5.1%。Dealogic的統計顯示,在中國公司并購顧問排行榜上,中金成為唯一上榜的本土投行,以2100萬美元并購業務收入排名第四。
Wind的調查顯示,2010年,中金公司在A股市場承銷了農業銀行、光大銀行、陜鼓動力、中國西電、東方財富等5家公司的IPO,聯席保薦兩家,承銷與保薦費為7.03億元,排名第6位。同期,在9家銀行總額達1791.6億元的A股增發和配股中,中金成為唯一拿下四大銀行再融資項目的投行。然而,和前兩年的絕對領先相比,中金公司在A股IPO市場的地位已經遇到有力挑戰:除了來自中信證券、中銀國際與合資投行的競爭之外,以平安證券、國信證券、華泰聯合、招商證券、廣發證券為代表的“華南五虎”依靠專注于中小板、創業板迅速崛起。“華南五虎”承銷A股IPO數量位居業內前五名,合計獲得承銷收入56.25億元,市場份額超過30%。
2010年以來,中金公司的海外投行業務卓有成效:當年3月,該公司協助中宇建材集團在法蘭克福交易所上市,集資1.05億歐元;10月,中金參與了新加坡公司普洛斯30億美元的IPO;這是中金首次在中國以外的地區擔任簿記行的上市項目。2010年11月,中金還出任通用汽車在美國重新公開上市的副承銷商。在業務創新方面,中金也一馬當先:2010年9月,該公司成為國內首家獲得境外證券投資定向資產管理業務的券商,QDII業務總額度達50億美元。
2010年8月,中央匯金公司獲得建銀投資所持43.35%的中金公司股權,成為中金的最大股東。同年12月,摩根士丹利將其擁有的中金34.3%的股份向4家外資金融機構轉讓,交易總額超過10億美元:其中,向德太投資和KKR兩家股權投資基金出售中金11%的股份。剩下的分別出售給中金現有股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新加坡大東方保險。
一、我國股指期貨市場的設置情況
在我國,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深交所)共同成立的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是最主要的指數供貨商。中證公司既編制單一市場(上交所或深交所)指數,也編制跨市場(上交所和深交所)指數。在這些指數中,只有滬深300指數、滬深500指數和上證50指數的相應期貨產品在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中金所)上市交易。
富時羅素(FTSE Russell)和MSCI是全球市場兩大指數供貨商,各自編制的中國指數有20只左右,有些僅覆蓋上市A股,有些單獨涵蓋非內地的境外上市中資股(紅籌股及民企股),也有些同時覆蓋內地上市及非內地上市中資股(H股),不過獲中國內地以外地方的交易所采用作為相關指數而提供相應期貨產品的并不多。
當下在中國內地以外主要期貨交易所有期貨產品買賣的主要海外交易指數有五個,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富時中國A50指數,僅覆蓋內地上市A股。其相應富時A50期貨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交易,另三個覆蓋香港上市中資股--富時中國50指數和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恒生國企指數),或包括其他外國上市股票--MSCI中國外資自由投資指數;只有中華交易服務中國120指數是同時覆蓋內地上市A股和香港上市中資股(紅籌股、H股及民企股)。
二、2015年股指期貨市場的異常波動情況
股指期貨推出之后,市場總體平穩,但在2015年平穩的狀態被打破。滬深A股在這一年波動異常,股指先暴漲后暴跌,6月至9月竟然出現了20余次的千股跌停。中國政府連下10道救市金牌,包括降準、降息、降低交易稅費甚或直接用萬億巨資救市,市場竟未企穩。直到限制股指期貨交易開倉量及公安部出動查處股指期貨惡意做空,股指才算止跌回穩。7月底,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共對接近40個具有高頻交易特點、頻繁申報又頻繁撤銷申報、涉嫌擾亂股指期貨交易價格的賬戶采取了限制交易措施,證券監管機構和期貨交易所啟動了相關調查。這份名單包括了伊世頓公司①和司度貿易有限公司的賬戶,其中司度公司的母公司為以“高頻交易”在美國著名的對沖基金公司Citadel LLC。
2015年11月1日,公安部宣布,經過三個多月的縝密偵查,公安部指揮上海公安機關成功偵破伊世頓貿易公司利用高頻交易手段操縱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中證500股指期貨案。2015年6月到7月,伊世頓公司利用惡意的算法策略,通過高頻交易手段對我國中證500股指期貨主力合約進行操縱,伊世頓公司借中國證券監管部門清理配資之機,大肆做空中國股指期貨市場,獲得高達20億人民幣的收益,同時也給我國股指期貨市場和股票市場投資者帶來非常巨大的經濟損失。②
三、股指期貨市場異常波動的成因與操縱市場關系分析
關于2015年股市、期市異常波動,有經濟學者③給出了自己的研究結論:第一,場外配資導致股票市場和股指期貨市場的杠桿交易達到無序的狀態。清理配資和去杠桿導致資金同時撤出市場,形成踩踏。第二,2015年上半年累計漲幅巨大,獲利盤眾多,獲利回頭壓力很大。第三,股市、股指期貨市場缺乏有效的熔斷機制。漲跌停板制度存在較大缺陷,影響了市場出清,資金出逃導致流動性喪失。第四,新股發行制度的存在很大不足,一方面全額凍結資金的新股發行制度造成資金壓力很大,另一方面新股泡沫嚴重。第五,個人投資者眾多,投資者結構不合理,追漲殺跌形成羊群效應。
經濟觀察報發表了市場人士對于股市異常波動成因的看法:股市的暴跌的肇因是是監管機構清理不合法、不合規的場外配資。由于缺乏對于清理配資的市場風險評估,引起了市場資金的集體出逃,造成踩踏事件,形成市場第第一階段的暴跌。第二階段的暴跌則和操縱股指期貨市場行為有密切的關系,隨著資金不斷立場,以伊世頓為首的市場力量做空股指期貨造成股指大跌,引起第二場風暴。④這些做空力量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運用了技術操縱或稱為高頻交易操縱的手段,他們是先通過股指期貨做空砸盤,制造恐慌力量,然后帶動股市殺跌,周而復始。他們選擇泡沫最大,對應市值最小的中證500合約進行操縱,一方面運用高頻交易手段直接把主力合約砸到跌停板,一方面選擇幾只中證500成份股砸到跌停,引發場外融資盤和場內兩融的融資盤被迫平倉,繼而引發滬深300和滬深50指數暴跌。因為跌停板限制,先跌停的股票賣不出去,只能賣出尚未跌停的股票,從而引發A股市場的一輪輪大面積跌停。從盤面分析看,每次下跌都是從中證500期指及其主要幾只成份股開始,股市的下跌緊隨在期指之后,所以說做空股指期貨是導致股市和期市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幾個指數都有做空的力量,但中證500的市場規模最小,成份股市值也最小,從它開始操縱成本最低,通過指數聯動效應,易于形成市場恐慌效應,帶動其他指數暴跌。由于中證500期貨指數主力合約綜合反映的是小市值公司的整體狀況,最能體現市場的本質,具有市場的代表性。加之股指期貨的做空成本很低,只要10%的保證金,特別是在市場激烈振動期,市場謠言滿天飛,投資者心里變得扭曲,市場信心已經被擊垮。目前但凡有市場波動都會造成羊群效應和踩踏效應,加劇市場動蕩。
本文認為互聯網金融的資金參與股票和股指期貨交易也是股市異常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換言之,互聯網金融或許就是做空證券期貨的那個最大的市場力量:互聯網理財、場外配資公司加上恒生homs系統⑤。第一,互聯網理財:許多小額貸款公司、典當公司違規吸收民間資金從事理財業務,并把資金高息出借給投資者炒買股票和股指期貨或者把資金轉借給場外配資公司。第二,場外配資公司:場外配資公司為投資者提供高杠桿融資,有的杠桿率高達5至10倍。第三,恒生電子的HOMS系?y,恒生網絡開發的HOMS系統具備證券期貨交易、清算等基礎功能。恒生網絡除了向從事配資業務的客戶提供軟件服務外,還單獨或與客戶一起與證券公司協商建立通道,并協助客戶分配證券交易的賬戶,該系統避開了中國證監會的監管,如果外資通過HOMS系統進入股市,完全不用對賬戶進行登記,投資者適當性制度被嚴重破壞,監管層甚至查不到真正的交易者,HOMS實質上演變成了一個寄生的交易所,一些私人主體可以通過該系統自己開一個私營的券商。而且恒生電子網絡提供的HOMS系統還可以接受向不特定交易者委托交易股票期貨及業務查詢;恒生網絡甚至可以主動參與子賬戶的股票清算業務。
隨著大量資金流入股市,強大的示范效應帶來了更多的投機者。一些商業銀行和信托公司也開始加入進來。一些信托公司違規運用傘形信托的形式,將資金分拆成最少一百萬的規模,零售給投機商或者配資公司。而信托公司的合作伙伴也是HOMS系統。他的子賬戶管理系統,把一個信托賬戶拆分成若干個獨立的賬戶單元,獨立的從事證券期貨交易。實際上HOMS系統這個云計算平臺演變成為不受監管層控制的代替券商的通道⑥。隨著程序化交易、高頻交易、算法交易在中國的發展,金融科技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阿里云計算平臺的優勢也能隨之體現。這輪股市的牛市正式基于的“金融創新”,甚至有大量的互聯網金融同時做場外配資,場外資金一擁而入推高了股市。反過來,互聯網金融的無序發展也成為了股市、股指期貨市場異常波動的推動力。
由此可見,股指期貨市場異常波動的原因非常復雜,主要原因是互聯網金融的無序發展,導致了大量違規資金進入了股市,推高股票指數的同時也留下了很大的市場風險。以伊世頓公司為代表的市場操縱者借勢操縱,先是順著資金入市大幅度拉升期限價格,然后借勢監管機構清理配資大肆做空股指期貨市場。可以說,股指期貨大幅上漲和后期的異常波動有其客觀原因,而操縱行為加大了市場波動的幅度,且給市場帶來了更大的風險。如果不是政府巨資托市加上一系列穩定市場的組合拳,2015年證券市場有可能發生更大的市場風險。
注釋:
①伊世頓貿易公司注冊在張家港,實際控制人為俄羅斯人,公司辦公地點設置在上海,雖然叫做貿易公司,但是卻基本不做商品貿易,主要業務就是從事期貨投資活動,它的中方總經理高燕,實際上并沒有實質權力。伊世頓公司和國內華鑫期貨合作,通過華鑫期貨作為經紀人并借恒生電子的電子交易系統接入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從事股指期貨交易。關于公司主要案情及案情分析請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
②財新網:http://finance.caixin.com/2015-11-02/100868885.html.
③?竅?靈:《完善制度設計,提升市場信心――建設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資本市場》,財經年會主題報告,11月19日,清http://news.163.com/15/1120/16/B8SM6QHM0001124J_all.html.
④http://help.3g.163.com/15/0703/08/ATJ9G69O00964KB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