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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桓公好服紫范文第1篇

教職員工同志們：

首先讓我講一個典故：

在《韓非子》一書中“外儲說左上”中說：齊桓公喜歡穿紫色衣服。紫色成了流行色，紫布脫銷。齊桓公十分愁悶，就問宰相管仲該怎么辦。管仲說：“大王您想煞這個風不要緊，可以先自身脫下紫色服裝來，然后對身后侍衛說：我非常討厭紫顏色。如果這時再有穿紫顏色服裝的進來，您一定要對他說：你先回去脫掉你的紫色衣裳，我非常討厭紫色！”齊桓公說：“好，我一定照這個辦法去做。”這樣做了之后，齊桓公的左右近臣當天就沒有一個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個京城再沒有一個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國范圍內也沒有一個穿紫色衣服的了。

這個小故事講出了一個上行下效的道理。上行下效，事事如此，推廣普通話也是如此。

從道理上講，在說普通話這個問題上，學生不應該攀比教職員工，他們年齡大了，幾十年的習慣難改，口齒不靈，反應遲鈍。但實際上呢？或多或少總有那么一部分學生在瞅著教職員工，也可能有的教職員工在瞅著學校領導：你說我才說，你不說我也不說。大家試，如果上頭的人在用普通話同你說話，你怎么好意思、又怎么敢用方言土語作出回答呢？

現在，絕大多數教職工和學校領導都在時時處處普通話，對同學們起到了極好的影響。我們學校每年兩次舉行教職員工普通話比賽晚會，就是向大家匯報這方面的成績。但是，不用諱言，也有少部分同志礙于面子，不好意思說普通話。那就讓我講講自己說普通話的一點體會吧。

我胸前這個“推普先鋒”的牌牌是和大家同一天戴的。同一天，大家全都自己申報，愿做推普先鋒。但是，我們總不能像一來，人人把辮子一盤成為革命黨；我們只要牌牌一掛，人人都是先鋒吧？要名副其實，戴了就講普通話。我自己普通話水平不高，也許是三四成，五六成，但必須講，在講的過程中提高。咱們要檢查學生，誰不佩戴，或佩戴了不說，要扣分，要清理出“先鋒隊伍”。難道老師和學生應該兩個標準嗎？像我，出門趕集買菜，總不能走到學校大門口再戴上，那樣豈不是弄虛作假嗎？那就戴著上街，在街上逢著老熟人也講。有的老朋友就問：“老張啊！你那個戴了個什么牌牌？你那個普是什么意思？”當我回答之后，他就說：“算了吧！趁早摘掉吧！另說了！”我對他說：“現在師范學校要求人人都講，老師就得先給學生做出個樣子。我還覺得，在辦公室、教室講普通話，回到家里又講。誰知聽了我的普通話，大女兒捂著嘴“嗤嗤嗤嗤”地笑：大兒子、小兒子則一聲不吭，眉頭一皺一皺地，意思是很遭罪，敢怒不敢言：老婆就大聲喊：“哎喲----哎喲----饒了俺娘們吧！”她的意思是：“救救孩子！”當我堅持說下去的時候老婆竟然說：“可叫你難受死了，再說滾出去說！”----大家說說，我這個普通話的水平真那么差，到了“藥死人”的程度？我說的不是還可以嗎？那么，她這樣打擊“推普先鋒”，該當何罪？什么罪也定不上，這叫做習慣勢力。

同志們！方言土語這套舊衣裳，是祖祖輩輩穿了幾千年的啊！要想一下子換上普通話這件新裝，真是談何容易！難就難在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勢力！這樣看，推普工作的任務就艱巨多了。要脫去方言土語的舊裝，換上普通話的新裝，而且要迅速，那就只要像齊桓公禁穿紫服的辦法一樣；從自身做起，堅決地、一下子甩掉舊的，一下換上新的，否則很難達到目的。

陶行知先生說過：“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我們從自身做起，要認真說，不但在課堂上說，在辦公室說，還要在家里說，在公眾場合說，到社會上說，這樣才能真正創造一個人人說，時時說，處處說的推普環境，才算真正給學生做出了表率。

齊桓公好服紫范文第2篇

關鍵詞：服裝色彩；紫色；尊貴；卑微

1、引言

色彩是單純的對客觀物質顏色的簡單描繪與記錄，但是當色彩賦于不同的客觀物質上，就逐漸成為侵入某種政治和社會的文化載體，包含了豐富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意義。紫色這種色彩就具有這種明顯特征。

紫色是介于紅色和藍色的色彩，在光譜中是人類可見光所能看到的波長最短的光。在日常生活中，紫色又常被稱為雪青色、藕荷色。紫色具有多種象征意義：紫色代表高貴，是中外皇帝和貴族愛用的顏色；紫色在基督教中又代表著哀傷；同時紫色又代表膽識和勇氣。

2、紫色在我國古代社會中的雙重寓意

有些色彩在發展過程中，由于受其他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它本身的社會地位和象征意義會發生改變，使其處在矛盾和對立中有著雙重的寓意。

在中國的禮教觀念中，一直把青、紅、黃、白、黑色視為正色，代表著尊貴、正義、正直；其他的顏色為間色，視為卑賤之色，代表著非正義、卑下和邪惡。如在《論語?陽貨》中有這樣一句話：“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意思是紫奪了朱的地位是可惡的，紫色有非正義、虛假的含義。但更多時候，紫色雖為間色，但由于傳統道教的影響而把它披上了一層神秘而高貴的色彩面紗，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中紫色一直保持著它的神秘和尊貴，也代表了普通百姓對生活給予的美好愿望。

道家奉為最尊貴的神仙為姿皇，神女為紫姑。道家把煉成的玉液命名為“紫河車”。道家認為紫為天空之色，具有神圣之意，所以以天子自稱的帝王也常用紫。帝王的宮殿為紫禁宮，帝王所在的區域為紫禁城。

古人認為紫氣是寶物所發出的紫光，所以，當天上有紫色云出現時，古人以為祥瑞之氣。在我國“紫氣東來”一直表示祥瑞和美好希冀。“紫氣東來，瑤池西望，翩翩青鳥庭前降”。在民間風俗春節時，常書“紫氣東來”四字作為春聯橫額貼于門上，以期盼日后生活吉祥如意。

3、紫色在服裝色彩中的應用

古代帝王好穿紫色。例如，春秋時期的齊桓公喜歡穿紫色的袍服，結果全國上下都穿紫，這樣使得紫色紡織品價格猛漲。當時五份素帛不能換取一份紫帛。于是有人將質地很差的白絹染成紫色出售，以獲取暴利。

古代官服中也有服用記載。《左傳?哀公十七年》：“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新唐書?車服志》：“唐制，親王及三品服用紫，五品以上服用朱，五等以上親及五品以上母妻，服紫衣”。

在西方，紫色曾經作為皇帝，軍事指揮官和其他官員的顏色。羅馬時代以來，它就和皇室緊密的聯合在了一起。在中世紀，紫顏色是最貴的染料而且只能用來制作貴族和有錢人使用的服裝，通常是皇室的人才會被給予這些。很多王國當時都禁止皇室之外的任何人或機構使用紫色。

齊桓公好服紫范文第3篇

一、唐前歷史地理中的江南

在先秦兩漢，“江南”一詞通常是以楚國為背景，指稱的是今長江中游以南部分，具體地域為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帶，尤其是今湖南地區。《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此年春，楚君攻陷鄭都，“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唯命。’”這里鄭伯所說的“江南”，大致是指今湖北的江南之地和湖南一帶。楚滅江漢流域諸姬姓之國后，經常將其遷至長江以南一帶的鄣濕之地。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八說：

（楚）初都丹陽，在枝江，居江南；后徙郢都，在荊州府，居江北；別都鄂，即武昌府，亦在江之南。自荊州以南，皆楚所謂江南也……楚遷權于那處，遷六小國于荊山，在江北；遷羅于枝江，遷許于華容，在江南。鄭請俘于江南，欲自比于此屬耳。春秋時未知有南海，屈完對齊桓公：“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過漫為侈大之辭，實非楚境。鄭請實海濱，亦因其虛張，自貶損以悅之也。

《左傳》昭公三年載：此年十月，鄭伯到楚國訪問，楚子享之，“王以田江南之夢”。第二年，許國國君到楚國訪問，楚國國君“復田江南”。杜預注曰：“楚之云夢跨江南北。”也就是說，這個江南指的是云夢澤的長江以南部分。

在《史記》一書中，用“江南”一詞可以確指其地的很多是指湖南，茲舉數例如下。例證一，《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載：“（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為零陵。”九嶷山在今湖南。例證二，《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列傳》曰：“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而據《項羽本紀》，項王遷義帝的具體地域是在長沙郴縣，所以，所謂“江南”無疑是在今湖南。例證三，《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曰：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后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史記集解》引徐廣說：“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張守節《正義》駁之曰：“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陵，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張守節說為是，此江南與衡山、九江、豫章、長沙并稱，當在今江西、湖南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亦即湖南一帶是當時的流放之地。楚滅羅與許之后，將兩國遷往江南。鄭國國都被攻破后，鄭伯自愿要求流放江南。屈原觸怒頃襄王后，頃襄王怒而遷之，據《離騷?序》曰：“遷于江南。”而項羽遷義帝于江南，其具體地域為湖南之郴州。

當然，《史記》中的江南也并不僅指今湖南、江西。《史記》卷五《秦本紀》載：昭襄王三十年（前277）“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此一江南，指的是黔中郡。《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大興兵，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T”。這里的江南所指區域更加廣大，包括了原楚國地區所有在長江以南的區域，同樣包括屬于越國的會稽郡。《史記》中有以江南指代今江蘇地區之例，《絳侯世家》載：“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亦有以江南指代會稽之例，如《史記》卷二《夏本紀》載：“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此一“江南”，指的是會稽，即今紹興。

總的來說，《史記》中的“江南”應該是廣義的“江南”概念，但由于當時南方的中心地區為楚國，所以，往往以楚國國都為背景而言“江南”，所以，“江南”指稱湖北、湖南的例子更多一些。

《漢書》中的情況與《史記》相類似，直到西漢末年，以“江南”命名的行政區域還是處于湖北省的長江以南地區。《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載：南郡下屬十八縣，其中包括夷道縣，治所在今湖北宜都市陸城縣，此夷道縣在王莽時被稱作“江南”。所以，《史記》《漢書》中對江南風俗的記載，主要并不是指江浙地區，而是指湖南及湖北的長江以南地區。

大致在珊旱哪輳由于中原動蕩，士大夫紛紛避亂到現在的江浙一帶，江浙一帶的文化地位開始得到提高；更因為東吳的立國和江南的開發，此一地區的政治、經濟地位越來越重要。在《三國志》與《后漢書》中，用“江南”指稱長江下游南方地區的例證越來越多。茲舉兩例說明如下。《后漢書》卷七六《循吏?任延傳》：

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

這里的江南所指為會稽郡。《三國志》卷一三《華歆傳》注引華嶠《譜敘》曰：

孫策略有揚州……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嘆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

這里的“江南”，同樣僅指東漢時屬于揚州刺史部的江南地區。

狹義的“江南”，專指今蘇南和浙江一帶。這一涵義的確立，可能始于唐朝對行政行域的命名。設立江南道，范圍包括整個長江中下游長江以南地區，以及貴州、福建等地。把江南道細分為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江南西道后來就簡稱為江西，而江南東道主要包括蘇、浙、皖部分地區，后世的江南基本上指的就是這一地區。

二、唐前詩歌地理中的江南

上文我們說了，在先秦兩漢的歷史地理中，“江南”往往指今湖北的長江以南、湖南、江西一帶，人們對其地的認識是火耕水耨、窳偷生之區，因而常常成為罪臣逐客的遷謫之所和流放之地，從屈原到義帝到賈誼，都被貶流放到江南。但在詩歌地理中，“江南”的所指與形象與歷史地理中的“江南”有所不同。詩歌中的江南，似乎從西漢開始就是指狹義江南，即今江浙地區，如《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中有如下記載：

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

除所謂“楚嚴鼓員”之外，另有“江南鼓員”二人，此一“江南”似乎應該是指今江浙地區。漢樂府中的名作有《江南可采蓮》，以“采蓮”作為江南的代表性生產方式，明顯指稱的是吳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江南的采蓮女子以輕快活潑的情趣歌詠著采蓮的熱鬧場面，那復沓的節奏和美妙的音聲讓我們聽到并聯想到水鄉采蓮時男女調情的快樂與愉悅。從此之后，“采蓮”這一行為成為表現江南的經典意象，它代表了北方人士對江南的美好想象――在江南，有著美麗多情的女子和輕快愉悅的勞動。

事實上，在東晉南渡以前，文人對江南的想象具有矛盾的兩重性。一方面，他們繼承了兩漢以前對于江南（實際上主要指湖北江南與湖南地區）的傳統想象，認為江南是文化落后的瘴濕之地；另一方面，則受楚辭與樂府詩歌的影響，對南方地區的美人充滿了憧憬；這種雙重心態可以曹植為代表。《文選》卷二十八《苦熱行》注引曹植《七哀詩》云：“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但同是曹植，在《雜詩》中又歌詠道：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b。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a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李善注：“《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謂江南也。”很顯然，這首詩主要是受屈賦中香草美人傳統的影響，但樂府詩對江南采蓮女子的歌詠也強化了北方士人對江南美女的印象。

晉室南渡以后，視江南為蠻荒危險之區的傳統觀念是如此的強大，使得一些北方南渡的詩人也依然按照固有的認知模式來描繪他們的出生與成長之地，如鮑照的《苦熱行》一詩曰：“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瘴氣晝熏體，草露夜沾衣。”

鮑照詩中的種種意象，如含沙射人的短狐、毒蠱、瘴氣、草露等，依然繼承著北方人士甚至本土人士對江南地區的普遍認知。不過，更基本的現象是隨著政治與文化中心都遷移到江南，文人墨客對江南的認識來源開始從原先遙遠的想象變為親身的實踐，他們對于江南的美好有了切實的體驗，并將其付之于詩歌創作。綜觀東晉、南朝文人對江南的歌詠，有三個典型意象值得我們重視：第一是南方清秀柔婉、嫵媚多情的女子，第二就是江南吳地獨特的生產方式――“采蓮”。以上兩點顯然是接受了江南本地樂府民歌的強烈影響。第三，就是由文人親自發現并體認的山水田園美景，這些完全不同于北方風物的南方山水田園展示了全新的美感類型。對此我們將重點論述一下。

在晉室南渡之前，亦即東漢、三國與西晉時期，詩歌的創作中心是洛陽、許昌和鄴下，詩歌中描繪的較多的是中原、華北地區的景觀特征。南渡以后，詩歌的創作中心D移到了建康（今南京）、會稽（今紹興）一帶，自然景觀從北方的荒曠平原一變而為江南的秀麗山川，詩歌的自然意象也隨之出現了較大的變化。江南地區的自然環境多種多樣，風格各異，但有三個地理區域的自然風貌經詩人的生花妙筆而成為文學中的經典景觀，它們分別是浙東、潯陽與江漢平原。玄言詩人與謝靈運精細地描繪了浙東山區的自然風貌，陶淵明傳神地勾勒出潯陽地區的田園景色，而齊梁山水詩人則鮮明地呈現出長江漢水流域的水鄉風光。

在深受玄學思想影響的東晉文人的觀念中，自然界是道家至高的價值理念“自然”的最佳體現，所以，山水景物是悟道說理的最合適的工具，所以，以會稽為代表的浙東地區的奇山異水很早就引起了南渡文人的審美興趣。《世說新語?言語》劉孝標注引《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隆峻，吐納云霧。松栝楓柏，擢干竦條，潭壑鏡徹，清流瀉注。”這樣的美景激發了富于藝術氣質的六朝貴族的創作熱情。

玄言詩人孫綽的名作《游天臺山賦》將天臺山視為神仙之窟宅，賦云：“天臺山者，蓋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臺。皆玄圣之所游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瑰富，盡人神之壯麗矣。”

因此，玄言詩人很早就用浙東地區的自然山水來表現玄理。如謝萬的《蘭亭詩》：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玄諤吐潤，霏霧成陰。

這以后，謝靈運的山水詩創作更是以精工富麗的筆調展示出浙東的山水之美：“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a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初篁苞綠[，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于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創作中心在地理上的遷移，使詩歌的意象選擇有了很大的改變，從而影響著整首詩歌的風格特點。謝靈運對語言辭藻的精心選擇，使得劉宋詩歌的景物描寫呈現出不同于前期的富麗精工的風貌。但浙東山區的環境導致視野較窄，空間相對局促，再加上謝靈運“寓目即書”的創作特點，使大謝的山水詩不免繁富擁擠之累。

潯陽地區北臨長江，南依廬山，東接鄱陽湖，人煙綢密，村落相間，隴畝縱橫，草木蔥蘢，景色非常秀麗。陶淵明對桃花源的描繪實際上就是此地景物的一個縮影：“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這樣的風景同樣被陶淵明在詩歌中以樸素的語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表現出來：“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歸園田居》其一）這些富有意境的詩句成為對田園風光的經典描繪。

與浙東山區“令人應接不暇”的長林積石、連巖密竹、小瀾大壑、奇峰異嶺相比，長江漢水流域的水色天光則顯得空曠、疏朗而明凈，這一地理環境在齊梁以后頻頻出現在山水詩中。詩中的“江干”“微風”“孤帆”“遠樹”“輕煙”“沙渚”等等意象，使齊梁山水詩歌的美學風格變得清新流麗。自然環境的變化，也使詩歌的情感基調有了微妙的變化。面對著杳杳天光、冥冥水色、日邊孤帆、江干遠樹，與羈旅行宦、感離傷別的題材相應，齊梁詩人在描寫景物時往往帶著一絲輕愁、幾許惆悵。這既不同于建安時期的慷慨悲涼，也不同于東晉時期的愉悅舒朗，而是在新的自然條件、新的生活方式下，詩人面對自然景物時所產生的新的情感基調。

東晉、南朝詩人的創作創造了唐前的詩歌江南，從此之后，江南再也不是遷謫流放的瘴厲之地，而是一塊生活著美麗多情的女性、有著悠然閑適的田園生活和奇峭疏朗的自然山水的富庶之區。唐朝詩人對江南的歌詠充滿了贊美，他們的歌唱凝聚在一個曲牌《江南好》之中，而白居易的作品更是代表了曾生活于南方的北方人對江南的回憶，從而成為千古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