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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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控制權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9)11-0045-03
一、引言
自Berle and Means(1932)的開創性研究以來,早期公司治理理論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于傳統的問題上。這一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于自現代公司產生以來,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產生了分離,兩權分離的狀況使具有不同效用函數的股東和經理人之間的委托――關系存在著一種風險:人可能以損害股東利益為代價而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亦即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使委托人(股東)收益最大化目標無法實現。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的研究表明,企業的股權結構在世界范圍內是集中的而不是分散的。集中的所有權結構可以較好地解決傳統的問題,大股東由于在投資企業存在重大經濟利益,因此,他們有強烈的愿望密切地監視管理者,以確保管理者沒有從事有損于股東財富的活動。但大量的實證研究也同時指出,大股東在加強對企業管理層的管理和監督、降低股東和經理人的傳統問題從而提高企業價值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即控股股東對中小股東利益的掠奪。這種被控股股東掠奪了的中小股東的利益就是控制權私有收益,是被控制性股東獨自占有,而其它中小股東無法享有的利益。伴隨著這一問題的出現,控制權私有收益影響因素的研究也成為當前公司治理研究中的核心熱點問題。而在諸多研究中有較多學者認為,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目標函數的不同是控制權私有收益產生的主觀原因,而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分離則是其根本原因。
二、文獻回顧
La Porta等針對全世界27個富有經濟體進行研究,并首次沿著所有權的鏈條追尋出誰擁有最大的投票權,結果發現許多國家的上市公司都存在有惟一的終極控制股東,而且其控制形態大都集中在家族或政府手中。Claessens等(2000)在東亞也發現了類似的情況,控股股東加強對公司控制的典型模式是金字塔所有權結構和公司間交叉持股,并借此擁有超過現金流權的控制權,進而實現追求其私人收益的目的。
我國對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利益沖突的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唐宗明等(2003)眾多國內學者認為,大股東主要通過金字塔式控股結構和交叉持股兩種途徑來實現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分離,從而達到以較少的現金流權獲取更多的控制權私有收益的目的?？刂茩嗯c現金流權的分離造成了大股東的掠奪行為,分離程度越高,大股東實施掠奪行為的動力就越強。
三、研究假設和變量定義
1、研究假設
基于前人已有的對于終極控制權、現金流權以及兩權分離度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3個研究假設:終極控制權比例越高,控制權私有收益也越高;現金流權與控制權私有收益成負相關關系;兩權分離度越高,控制權私有收益也越高。
2、控制權私有收益變量模型及變量定義
本文采用大宗股權溢價法對控制權私有收益的規模進行測度。唐宗明和蔣位(2002)等國內學者雖然針對國內存在嚴重的股權分置現象的國情,以每股凈資產來替代股權的市場價值,但并沒有考慮到股東由于持有股票而可以獲得預期的現金流(如股利、資本利得等)?？紤]到以上情況,本文將控制權私有收益的公式改進為:PBC=(PA-PB) / PB-E,其中,PBC表示控股股東的控制權私有收益; PA表示非流通股轉讓時的每股價格; PB表示轉讓的非流通股每股凈資產的賬面價值; E表示股份持有者根據所持股比例獲得的預期的正?，F金流,其值是股權出讓公司前3年凈資產收益率的加權平均值。
各變量的定義如下:變更股權比例(CS),被轉讓股份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轉讓時流通股比例(LT),流通股股數與公司總股數之比;凈資產收益率(ROE),企業稅后凈利比上股東權益;公司規模(GM)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固定資產比重(BZ),固定資產與總資產的比值;現金流權(CF),每條控制鏈所有鏈間控股比例乘積的加和;終極控制權(KZ),每條控制鏈中最小的控股比例之和;兩權分離度(FL),終極控制權與現金流權之差。
四、實證分析
1、樣本選擇
本文的相關數據來自于國泰安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研究數據庫及中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研究數據庫,并從中選取了2003～2008年間發生大宗股權交易的非流通股協議轉讓事件124起作為樣本,來估計中國上市公司的控制權私有收益。樣本的選擇滿足以下條件:(1)股權轉讓后第一大股東發生變更,受讓方成為第一大股東。(2)公告披露顯示為非關聯交易并公布轉讓價格。(3)樣本中國有股的轉讓已得到有關政府管理部門的批準和確認(交易成功)。(4) 交易雙方以自愿方式進行股權轉讓協商,不包括國家股在國有單位之間的無償劃撥、抵債或被法院公告拍賣。(5)由于其他原因而使某一方被動成為控制方的予以剔除。如由于其他股東的股權變動而使某一股東被動地成為控制方的上市公司不作為樣本。
2、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對樣本公司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從表1可以看出樣本公司的流通股比例、 凈資產收益率、公司規模、固定資產比重的均值比所有上市公司總體的均值要低,其中,樣本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的均值是上市公司總體均值的1/3還要低。由此我們可以簡單推測,流通股比例和固定資產比重越低、公司規模越小及財務狀況不佳的上市公司越容易獲取控制權私有收益,也更容易成為控制權轉移的對象。此外,樣本公司的終極控制權和現金流權的均值分別為31.39%和23.48%,兩權分離度的均值為7.91%,控制權私有收益的規模為18.22%,略高于Dyck and Zingales(2004)得出的39個國家的14%的平均溢價水平,較之美國等國家的溢價水平更是高出很多。
3、多元回歸分析
為了檢驗兩權分離度等因素對控制權私有收益獲取的影響,本文構建了如下控制權收益影響因素模型:
PBC=C+β1×CS+β2×LT+β3×ROE+β4×GM+β5×BZ+β6×CF+β×KZ+β×FL+ε
按照上述回歸模型,我們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出,股權轉讓比例系數為正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這主要是由于購買者以超出每股凈資產的價格和以協議轉讓而不是在公開市場購買的方式獲得企業控制權,其目的很有可能是為了獲取控制權私有收益,股權轉讓比例越大,則獲取其控制權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股權轉讓比例與控制權私有收益呈正相關的關系。流通股比例的系數同樣為正,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這是因為,流通股比例反映的是上市公司在證券市場的資本化比率,規模大,說明融資數較多,可供侵害的空間較大,這也同時說明了股權的潛在購買者更在意的是獲取控制權私有收益的空間。研究還得出每股凈資產收益率的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與在描述性統計分析中,所有上市公司的每股凈資產收益率的平均值幾乎是樣本公司的每股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值的4倍的結果不謀而合,企業的財務狀況不佳,控股股東利用財務不佳做掩飾來獲取私人收益就更方便,從這點看,溢價水平與財務狀況成負相關關系說明了財務狀況不佳的上市公司的控制權更易成為潛在購買者的目標。上市公司企業規模和私有收益之間為負相關關系,且在1%水平顯著,這表明大股東利用控制權獲取的私利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而減少,原因在于規模大的企業受到的監督比較多,信息相對透明,大股東對公司和少數股東進行侵害的成本較高。固定資產比重與私有收益之間為負相關關系,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這主要是因為固定資產與其它資產相比,目標較為明顯易于受到監督,控制性股東很難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將其轉移?，F金流權與私有收益呈負相關關系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這一結果驗證了現金流權與控制權私有收益成負相關關系的研究假設,控制股東所持有的控股比例越高,其掠奪的控制權私有收益的邊際收益將越低,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終極控制股東的侵害動機。終極控制權回歸系數的符號與我們假設預期相同,但是并沒有通過統計檢驗,這只能在一個側面驗證了我們提出的假設但在統計上并不支持。兩權分離度回歸系數的符號與我們假設預期相同,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兩權分離度越高控制權私有收益也越高的假設,這是因為現金流權與終極控制權的分離將出現偏離“一股一權”的不合理現象。控制股東可以利用很少的資源獲取企業的控制權,從而降低了侵害中小股東可能帶來的對控制權共享收益的抵消作用,因此兩權分離度越大,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害動機越強烈,侵害程度也越嚴重。
五、研究結論
通過以上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我國的控制權私有收益水平約為18%,略高于Dyck and Zingales(2004)得出的39個國家的14%的平均溢價水平,較之美國等國家的溢價水平更是高出很多。
(2)在進一步對控制權私有收益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中得出,股權轉讓比例與流通股比例越大,控制權私有收益越高,上市公司每股凈資產收益率和固定資產比重越低,公司規模越小,控制權私有收益越高,控制權也越容易成為轉讓的對象。
(3)在一定程度上現金流權與控制權私有收益成負相關關系;兩權分離度越高控制權私有收益也越高,終極控制權對私有收益的影響并不顯著。
隨著對控制權私有收益問題研究的深入,控制性股東對中小股東侵害方式和程度被大眾所熟知,但是終極控股股東這個隱藏于控制性股東之后的“看不見的手”對中小股東的侵害卻不易被察覺,雖然目前其程度并不十分顯著,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控制權市場的不斷活躍,終極控股股東對中小股東的侵害必將更加隱蔽,其程度也必將更為嚴重。因此,從股權結構上完善我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充分發揮監管當局的監管職能,從制度上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也變得越來越迫切。只有股東通過倡導理性的價值理念,上市公司通過不斷優化資本結構,完善公司治理,社會制度不斷得到完善,才能形成良性互動的局面,共同推動中國證券市場的規范、穩健、高效和有序發展。
參考文獻:
[1] 唐宗明、蔣位.中國上市公司大股東侵害度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2,(04):44―50.
[2] 余明桂、夏新平、潘紅波.控制權私有收益的實證分析[J].管理科學,2006,(03):27―33.
[3] 郝穎、劉星、林朝南.上市公司大股東控制下的資本配置行為研究――基于控制權私人收益視角的實證分析[J].財經研究, 2006,(08): 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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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erly,A.andG.Means.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acmillan.1932.
[6] La Porta, R. , F. Lopez2de2Silanes and A. Shleifer. 1999.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e, 54:471―517.
終極控制權范文第2篇
關鍵詞：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終極控制權；特征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Berle和Means在《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1932）中提出的股權分散的假設，即經營權與所有權是分離的，是人們研究公司治理問題的邏輯起點。Baumol（1959），Jensen and Meekling（1976），Grossman和Hart（1980）等著名學者贊同和進一步發展了Berle和Means的觀點。20世紀九十年代末，以LLSV為代表的學者們發現所有權和控制權集中才是目前全球企業的主導形式，現在公司治理研究主要基于LLSV范式。
La Porta等（1999）開創了對公司終極控制權的研究，研究了27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發現許多上市公司都存在唯一的終極控制人，且其控制權最終集中在家族或政府手中。學者們的研究顯示，西歐、北美和東亞國家（日本除外），終極控制人為家族控制具有普遍性（Claessens，Lang & Young，2005；Gadhoum，Gueyie & Hentati，2006；Atting，2007）。Claessens（2000）發現，東亞公司中有超過半數的公司，其股權結構為家族控制形態；Faccio& Lang （2002）發現，歐洲的奧地利、法國、德國、意大利以及瑞士等國家的上市公司終極控制人為家族的比例大多為50%，英國、愛爾蘭則為公眾持有上市公司。Lang & Young（2005）發現，有59.74%的美國公司存在終極控制人。Gadhoum & Hentati（2006）通過比較發現在歐洲、加拿大和東亞國家所有權結構高度集中的大部分公司都至少由一個終極控制人所控制。發展中國家也存在大股東控制，并且國家仍然是最重要的終極控制人（Chernykh，2005）。
劉芍佳、孫霈和劉乃全（2003）是最早對我國終極控制權進行研究，他們發現中國84%的上市公司目前仍然由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最終控制著。葉勇等（2005）發現中國72.06%的上市公司最終是由政府控制的，但呈明顯的下降趨勢；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達到20.64%，有明顯的上升趨勢。賴建清（2005）把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分成兩大類――國有控制人和非國有控制人，國有股東仍然直接或間接控制了約77.13%的上市公司。翁淑育（2000）和沈中華（2002）發現我國臺灣地區上市公司存在有明顯的家族控制形態；而香港由于資本主義背景，上市公司大多由家族所控制（La Porta等，1999）。
二、政府控制上市公司行為分析
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迅猛，政府控股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需要國家控制的主干領域，這些公司一般規模較大，在整個資本市場中占據重要力量，研究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終極控制權特征對中國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政府控股公司是國家調節經濟的一種重要手段，其運行過程和經營目標不可能是單一的經濟過程和利潤指標，要摻雜更多的社會性因素，因此對于政府在國有控股公司中控制機制的分析就顯得很有必要。研究我國公司的治理問題必須從研究政府的角色及其影響開始，政府性質的控制主體對企業的干預程度存在較大差別，會顯著影響終極控制人的行為。在同樣的市場化進程、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程度和法制化水平下，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受到政府的干預會多于非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梢灶A期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終極控制人的市場經濟行為更容易受到上市公司所處地區的市場化進程、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程度以及法制化水平的影響。政府作為終極控制人，首要目標是為了實現社會和經濟穩定，政府在現在的框架下同時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管理職能，為維護其主要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政府有將國有資產管理作為有效社會經濟管理手段的沖動。
三、統計分析與結論
（一）數據來源和變量定義。按照一般對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的理解和界定，并參考了劉勺佳（2003）、楊淑娥（2009）等的判定標準，以在深圳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2005～2008年終極控制人為地方政府的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并按條件進行篩選：（1）剔除金融保險類公司；（2）剔除終極控制人控制權比例在10%以下的公司；（3）剔除被ST、PT的公司；（4）剔除資產負債率小于0或大于1的公司；（5）剔除資料模糊的公司。在此基礎上得到4年共923個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樣本。本文的原始數據指標主要是根據北京色諾芬信息服務數據庫2004～2009年數據中指標、上述上市公司2004～2008年年度報告以及中國證券報等。
控制權和現金流權的定義及計算公式綜合在表1中。（表1）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對樣本數據的統計分析采用的是SPSS11.5軟件，處理1，285個樣本，下面將一些指標數據的描述性統計指標列示，如表2所示。（表2）根據樣本的統計數據來看，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的終極控制人傾向于采取金字塔結構和交叉持股等導致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的方式控制上市公司，其中擁有終極控制人的公司比例為76.5%，高于國內全部公司的平均水平78.1%。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的比例并不多，只有31.3%，這低于全部公司的平均水平。其中，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的最大比例僅為36.75%（不考慮剔除的一些特殊公司），均值為3.91%，兩權偏離程度不高。反映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終極控制人控制權與現金流權是否偏離的虛擬變量平均值為0.3131，說明有31.31%的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控制權與所有權偏離，兩權偏離現象一般，不是太普遍。
我國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的現金流權比例平均為34.82%，控制權比例平均為38.74%，終極控制人平均用34.82%的所有權掌握了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38.74%的投票權。兩權的偏離率平均為3.91%，總體上高于西歐國家或地區的兩權偏離程度（3.84%），這與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的政府背景有關，相關分析已在理論分析中體現。
（三）研究結論。本文采用2005～2008年923個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對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終極控制權特征進行分析，通過描述性分析進行驗證。研究發現：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中擁有終極控制人的公司比例為76.5%，但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的比例并不多，只有31.3%，說明我國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最終控股股東的行為特征與民營和家族上市公司有很大區別，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性導向，致使我國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的終極控制人采用金字塔形控制結構等運用終極控制的方式來管理上市公司，同時選擇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不大的方式治理上市公司，以得到最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作者單位：1.冀中能源邢礦集團；2.邯鄲銀監分局）
主要參考文獻：
[1]La Porta，Lopez-de-Silanes，“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1999.
[2]劉勺佳，孫霈，劉乃全.終極產權論、股權結構及公司績效[J].經濟研究，2003.4.
終極控制權范文第3篇
【關鍵詞】企業價值 終極控制權 終極所有權
一、引言
公司治理問題是企業在實踐中不可回避的話題，因此，公司治理在理論界當中一直是熱門的話題之一。而問題作為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題，其重要性尤為突出。Berle與Means（1932）認為公司中的問題主要是股東與管理者、股東與債務人等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沖突，然而隨后的大量研究發現，問題中終極控制人與中小股東的利益沖突才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因此，從20實際80年代開始，以LLSV（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與Vishny）為代表的關于終極控制人與中小股東的沖突研究成為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與此同時，由于我國經濟體制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而成的。所以，在上市公司以及大型企業中，股權相對都比較集中，終極控制人與中小股東的沖突顯得尤為突出。另外，我國的股票市場表現近期一直萎靡，這與終極控制人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占有著一定的關系。因此，為了完善我國的資本市場，維護中小投資者的合法利益，引導我國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研究終極控制人的所有權特征與企業價值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
二、文獻回顧
如上文所述，公司治理中的問題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類以Berle與Means為基礎的（B-M）委托關系，該類只要是研究股東與管理者、股東與債務人等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沖突。而另一類就是以LLSV為代表的關于控制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沖突問題。下文分別對這兩個方面的文獻分別進行綜述。
（一）（B-M）委托關系研究綜述
在英、美、日企業所有權廣泛分散、股權集中度不高的背景下，Berle與Means1（1932）在《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中，首次提出了控制權與所有權分離這個創新觀點。隨后詹森與麥克林2（1976）提出的委托理論對兩權分離研究進一步發展。根據他們對委托關系的定義，要緩解兩者的沖突，就必須給予管理者一定的股權，即管理者持股。此后學術界紛紛對管理者持股的行為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利益一致假說與壁壘效應假說。
所謂的利益一致假說，就是指當管理者的持股比例增加時，管理者的利益就與股東的利益逐漸趨于一致，在這種情況下，管理者的個人利益就與公司股東的利益捆綁在一起。使得管理者也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但是當管理者的持股比例過高的時候就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Fama和Jense（1983）3指出當管理者的持股比例過大時，他們將會對企業進行控制，為他們實現非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提供便利。這就是壁壘效應假說。
（二）（LLSV）委托關系研究綜述
B-M委托關系是以英、美、日企業所有權廣泛分散為背景而創立的。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以東亞、西歐部分國家上市公司為代表，股權集中度相對較高且存在控制性股東的公司逐漸出現在歷史舞臺?？刂菩怨蓶|與中小股東的問題，即LLSV委托關系逐漸成為重要的研究熱點之一。
Shleifer與Vishny4（1997）研究表明，B-M委托關系下的成本可以通過所有權集中有效降低，但是終極控制人的出現也帶來了終極控制人侵占其他股東利益的成本，而且國家對投資者的法律保護越完善該成本就越小。隨后，La Porta等（1999）5發現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超過所有權的現象在27國家600家大公司樣本中普遍存在，這種現象導致其他股東無法有效監督控制性股東，進而令終極控制人有動機與權力去實施侵占中小股東權益的戰略或者項目。Claesens、Djankow6 （2000）對九個東亞國家（地區）的2980家上市公司的所有權特征進行分析發現，公司價值與終極控制人所有權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但是公司價值與控制權比例卻呈顯著負相關，而隨著兩權偏離程度的增大，其對企業價值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La Porta等人（2002）以及Joh7（2003）分別以27個國家前20大企業和5829家韓國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也得出與上述學者類似的結論。
國內學者方面由于中國證監會到2004年才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終極控制人的產權與控制關系，相關研究04年以前相對較少。
賴建清、吳世農（2005）研究發現，受我國股權分置現象的影響，兩權分離度與公司價值沒有顯著關系。王鵬、周黎安（2006）8以2001～2004年中國A股市場數據為基礎，研究發現，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對企業價值有顯著的負影響，而所有權則有顯著的積極影響，而且兩權分離程度越大，公司價值下降越多，并出現邊際遞增現象。但是谷祺9（2006）以121家家族企業為研究對象，卻發現所有權與控制權比例都對企業價值有顯著負向影響。葉勇（2007）10通過整理分析2003年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505家上市公司終極控制權、所有權發現，我國上市公司主要通過金字塔結構等方式使其終極控制權與所有權產生偏離，且其偏離幅度與上市公司的市場價值負相關。陳獻一（2011）11選用2007年至201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對象也得出類似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大部分的上市公司股權都比較集中且由國家控制，而國家控制的上市公司容易出現主體缺位的現象，控制權實際掌握在有關人員的手中，這令中小股東利益更容易受侵害。因此研究終極控制人所有權特征與企業價值的關系顯得十分必要。另外，從上文可知現有的實證研究數據相對比較舊，而且沒有通過比較得出國有與非國有兩種特征的公司終極控制人所有權特征與企業價值的關系異同。因此，本文將應用2010與2011年的上市公司數據，分國有與非國有兩類樣本進行回歸分析并進行比較。
三、研究假設
Claesens（2002）指出，終極控制人的所有權權對企業的市場價值具有“激勵效應”，終極控制人的所有權正越大，就越有動力去提高的企業價值，他通過侵害公司利益而最大化個人利益的動力就越小。因為他采取上述行動的成本會隨著所有權的上升而上升。
因此提出假設1：終極控制人的所有權與企業價值成正比。
但是當終極控制人通過金字塔結構或者其他方式使得控制權遠遠超過所有權時，就會產生很強的壁壘效應。終極控制人就能夠輕松通過投資項目、控制權轉讓以及投資政策等手段侵害中小股東的權益，獲取控制權私人權益。
因此提出假設2：終極控制人的兩權分離程度與企業價值成反比。
根據國內外學者相關研究表明，家族控制、規模較小的企業比國有控制的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程度大。在我國由于非國有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來說融資途徑相對比較狹窄，獲得直接上市的機會較少，其往往通過借殼上市的方法進入股市。而且為了節省資金非國有企業通常傾向采取金字塔機構來控制一家或者多家上市公司，因此非國有企業的兩權分離程度較大。而王鵬、周黎安（2006）指出兩權分離程度越大，公司價值下降越多，并出現邊際遞增現象。
因此提出：
假設3：終極控制人為國有的企業比非國有的企業兩權分離程度較小，分離系數較大。
假設4：終極控制人為非國有的企業與國有的企業相比，其兩權分離系數對企業價值的影響較大，其回歸系數比國有要大。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資料來源
本文選取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0與2011兩年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并根據前人的研究經驗作了以下調整：1）對金融類企業進行剔除，因為其資本結構以及營業模式與傳統行業差異較大。2）剔除了數據不全的企業。在此基礎上根據國泰君安的終極控制人資料，其將終極控制人分為國有與非國有企業。其中屬于國有的終極控制人有國有企業、非企業單位、機關事業單位、機關、國務院、省、地區級政府，級政府，縣級政府，縣級及以下政府，事業單位，院校等，屬于以上類別的均歸類為具有國有性質和背景的終極控制人，其余則為非國有性質背景的終極控制人。調整后共有樣本3323個，其中國有樣本1350個，非國有樣本1973個。所有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
（二）變量設計
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選取了企業價值作為因變量，終極控制權、終極所有權以及兩權分離度作為自變量，而根據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將年份變量，盈利能力以及資本結構作為控制變量。
變量的具體定義如下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表
其中，衡量兩權分離程度的指標遵循Claessens、Djankov、Lang（2000）計算分離度的方法，將所有權與控制權的比率作為分離系數，其越小說明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程度越大。而終極控制權與所有權的相關定義與國內外學者基本一致，我們將現金流量權作為衡量終極所有權的指標，而終極控制人的現金流權等于最終控制人通過所有控制鏈條累計持有上市公司所有權之和，每條控制鏈的所有權比例等于該控制鏈各個環節控制比例的乘積。而終極控制權比例為每條控制鏈上最弱的表決權相加之和。
五、實證回歸結果與分析
（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從表2看，全樣本中企業價值的變異系數較大達到2.14，證明樣本中企業價值參差不齊，差異較大。而國有樣本與非國有樣本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發現，非國有企業的企業價值比國有企業的企業價值均值要高，這可能是國有股在公司治理中的攫取之手效應大于幫助之手效應所導致的。另外，從兩權分離系數來看，非國有樣本中的兩權分離系數均值為0.8095比國有的0.8918要大，假設3得到驗證，這與Claesens（2000）的實證結果相一致。
表3 變量間的皮爾遜相關系數
從表3可以看出除了control與ownership兩者之間的相關性較大外其余變量之前的相關性都比較小。因此，為了分別揭示控制權與所有權對企業價值的關系，我們需將兩者分開進行回歸。
（二）OLS回歸結果分析
表4 OLS回歸結果
表5 共線性情況
根據上述情況本文將分7個模型進行回歸，如表4所示模型1～3是以總體為樣本進行研究的，而考慮到control與ownership的相關關系，為了分別揭示控制權與所有權對企業價值的關系，我們分別將control與ownership分開放入模型2與模型3中進行回歸分析。模型4與5，模型6與7是國有樣本與非國有樣之間的對比。
從整體上看，模型1至7的F值都比較大，其對應的P值都是0，證明總體上看，7個模型的解釋程度都比較高。從總體樣本上看，模型1的F值比模型2與模型3的要小，這是受control與ownership兩者共線關系影響所致。7個模型中D.W值都比較適中，表明所有模型都通過了序列自相關檢驗，不存在序列自相關問題。而從表5可知除了模型1以外其余6個模型各變量VIF值都小于3，表明6個模型都不存在多重共線性，通過多重共線性檢驗。
從總體樣本上看，由模型1可以看出，由于control與ownership有很強的共線關系，所以終極控制權、終極所有權以及兩權分離系數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我們需要通過模型2與模型3分析，通過分析可以發現：首先，終極控制人的所有權對企業價值有顯著的負影響，與原假設1不一致，這可能是掠奪性分紅現象的存在而導致的。其次，終極控制權與企業價值是負相關關系，這與Claessens（2002）所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對企業價值有“壁壘效應”。最后，在模型2與模型3中兩權分離度與企業價值都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與假設2相符，兩權分離程度越大，兩權分離系數越小，企業價值越小。
從國有樣本與非國有樣本的比較上看，通過對模型4-7分析發現，非國有樣本的兩權分離系數的回歸系數比國有的要高出一倍。表明非國有企業的企業價值對兩權分離系數的敏感性比國有企業的要高。這與假設4相一致，假設4得證。另外，非國有樣本中的終極控制權與終極所有權的回歸系數的絕對值都比國有樣本的要大，表明非國有企業的企業價值對終極所有權與終極控制權的敏感程度較高。這可能是非國有企業中掠奪性分紅現象與“壁壘效應”比國有企業更為嚴重所導致的。這與非國有企業在資金等各方面資源相對緊缺有很大關系。
六、結論與建議
通過上述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終極所有權對企業價值有顯著的負影響，而且非國有企業的負面影響比國有企業更為明顯。這表明我國企業中可能存在著掠奪性分紅的現象，而且非國有企業的掠奪性分紅現象比國有企業更為嚴重。因為所有權越大，掠奪性分紅所得的利益越多，進而使得企業價值下降得越多。
其次，終極控制權對企業價值有顯著的負效應，兩權分離程度與企業價值也有顯著負相關關系，這也表明我國的確存在著終極控制人侵害中小股東權益的現象，而且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更為明顯。這是因為兩權分離程度越大，兩權分離系數這個指標就越小，終極控制人侵害中小股東的收益就越大，成本就越低。而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更為明顯的原因則可能是非國有企業的公司內部治理規范程度比國有企業的相對要低，其通過兩權分離這種手段去掠奪上市公司的資源以及中小股東的利益所受到得限制相對較少。
最后，非國有企業的兩權分離程度比國有企業的兩權分離程度要高。這是因為非國有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來說資金相對緊缺而且融資途徑相對比較狹窄，獲得直接上市的機會較少，因此其往往通過借殼上市的方法進入股市。而為了節省資金非國有企業通常傾向采取金字塔機構來控制一家或者多家上市公司，以滿足自己發展的需求。
根據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完善相關法規，加大對資本市場的監管力度，保護好中小股東的合法利益。雖然近年來，相關法律制定對于終極控制人侵害中小股東的行為起到了一定的限制性作用，但是由于懲罰力度不足，違規操作頂風作案的事件時有發生。因此，本文認為政府應該加大違規的懲罰力度，一來可以提高違規者的違法成本，二來可以調動中小股東的監督的積極性。
其次，提高相關信息披露水平，盡可能消除終極控制人與中小股東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終極控制人能夠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兩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因此，政府應該在這方面進行努力，為中小投資者提供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保護好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
最后，加大對非國有企業的支持力度。由結論可知，非國有企業的中小股東利益侵占現象比國有企業更為嚴重，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資源相對缺乏，尤其是融資問題。政府應該拓寬非國有企業的融資途徑，這樣既能滿足企業發展需求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也能夠對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起一定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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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控制權范文第4篇
關鍵詞：終極控制人；股權制衡；市場化程度；債務期限結構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309(2009)06―0064―05
公司債務政策一直是財務研究領域的熱點和難點，當上市公司采用債權融資時，必須在選擇債務數量的同時選擇債務的期限，債務期限結構是企業在融資時不可回避的問題。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在中國債權人法律保護較弱的情況下，短期債務的使用增加，被用來減緩控制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沖突，然而，大股東本身也具有監管職能，其監管可以作為短期債務監管的替代。La Porta等(1999)認為，擁有足夠股份的第二大股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控制股東掠奪行為。Edwards和Weichenrieder(1999)注意到，其他大股東不但具有控制和監督最大股東的激勵，而且具有控制和監督最大股東的能力。肖作平(20051研究發現，存在少數大股東聯盟的公司傾向使用高的債務，說明少數大股東聯盟有利于抑制控制股東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有效地監督管理者。同時，由于出現了與第一大股東相抗衡的股東。在股東大會和董事會上就難以形成絕對控制權下的第一大股東“一言堂”現象，從而減緩了沖突問題。Friend和Lang(1988)的研究表明，由于大股東的存在可以打消疑慮或者作為一種信號顯示，表明管理者受到了嚴密的監管，因此，企業中大股東的存在使得貸款人不必過于依靠短期貸款來控制管理者，因為大股東與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谝陨戏治觯疚奶岢黾僭O1：股權制衡與債務期限結構正相關。
在我國，由于特殊的股權設置背景導致上市公司股權相對集中，且主要集中于控股大股東手中，而且很多控股股東通過組建復雜的組織結構方式來控制上市公司(葉勇、胡培、何偉，2005)，這為本文從終極控制人的角度研究債務融資問題提供了基礎。我國絕大部分上市公司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到目前為止，大部分上市公司仍由國有產權控制。最終控制人為國有產權時，其受政府行為的影響更大。相對于終極控制人是非國有產權的公司而言，政府對于終極控股股東為國有產權的上市公司的干預更加明顯，主要體現在：一是通過財政補貼降低公司違約的可能性，從而使公司更容易從銀行獲得長期借款(孫錚，2005)；二是直接通過對銀行借貸決策的影響，幫助公司獲得貸款，并且，為了降低官員輪換對貸款成本的影響，這種貸款更多的是長期貸款(Fan et al，2003)。而且，在銀行公有和企業公有的產權制度安排下，政府干預作為司法體系的替代機制，降低了債務契約的履約成本，從而導致具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在缺乏保護債權人的法律環境下仍能獲得長期銀行貸款的支持。孫錚等人(2005)認為。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為了保證國家改革政策和改革措施的順利貫徹執行，為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創造外部條件，具有特殊經濟地位的國有企業往往會以犧牲自身的利益為代價來承擔這種改革的社會成本，正是這種承擔改革成本的理由，成為國有企業通過各級政府向財政和銀行索要各種補貼和銀行貸款的籌碼(林毅夫，2004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終極控制人為國有產權的上市公司具有相對較高的長期債務水平。
把治理環境因素引入到公司治理研究領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La Porta等人。外部治理環境對成本有顯著影響，政府干預顯著增加了成本，而提高市場化進程和法律對投資者的保護水平有利于減少成本。我國市場是一個新興加轉軌的市場，這種特殊的制度環境造成了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分析我國上市公司的治理機制效應，不能僅僅從股權結構人手，還必須探討隱藏在股權結構背后更深層次的治理環境因素的影響。樊綱等(2003，2004，2006)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要素市場的發育、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等5個方面，對中國各個省級行政區域的市場化程度進行的比較分析表明，我國各地區之間的市場化進程存在顯著差異。孫錚等人(2005)利用滬深A股上市公司1999～2003年的數據實證研究了市場化進程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結果表明：企業所在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越高，企業長期借款占總借款的比重越低：反之亦然。在市場化水平低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要素市場發展水平都較低。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致使地方政府財政實力較低，財政實力、要素市場的發育水平，都可能導致國有企業改制留下的“包袱”顯得更嚴重，而這需要國有產權控制的公司通過更多的“現金輸出”方式來解決(雷光勇，劉慧龍)。在公有產權背景下，相對于非國有控股公司，國有控股公司能夠獲得相對較多的長期貸款。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3：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市場化程度對公司債務期限結構選擇的影響，最終控制人為國有產權的公司，比最終控制人為非國有產權的公司，要更為明顯。
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利用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的色諾芬數據庫，選取了2003～2006年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的所有上市公司作為初始樣本，并進行了以下篩選程序：(1)剔除了含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因為這些公司面臨境內外雙重監管，與其他公司的監管環境不同；(2)剔除了金融保險業的上市公司，因為這些公司存在行業特殊性；(3)剔除了ST、PT的公司，因為ST、PT的公司存在較大的重組。會對債務期限結構的研究帶來很多的異常值；(4)剔除數據缺失及財務異常的公司。
本文選取樊綱、王小魯編制的市場化指數作為市場化進程的替代變量。由于樊綱、王小魯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個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截至目前已經報告到2005年，而各地區各年度的市場化指數不會發生較大變化，本文取前5年市場化進程數據的平均數作為2006年市場化進程的數據。
(二)變量定義與模型選擇
1、被解釋變量
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度量有兩種方法：一是加權平均債務期限，二是長期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通常以一年以內(含一年)作為劃分短期和長期債務融資的時間界限，短期債務融資包括銀行短期借款、商業信用以及一年以內到期的短期負債，一年以上的長期負債為長期債務融資。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把償
還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債務定義為長期債務，定義債務期限結構(DM)=長期債務／總債務。
2、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定義
本文選取股權制衡度、終級控制人產權性質和市場化指數做為解釋變量。為了詳細檢驗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本文參考了肖作平及國內其他相關文獻，對其他可能影響公司債務期限結構的因素加以控制。在不同的年度，宏觀經濟發展水平是不一樣的，對企業的債務期限也會產生影響。為了控制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本文引入年度虛擬變量，預計企業的債務期限帶有一定的年度特征。不同行業的經營特點不同，在現金流特征、受管制的程度、收益穩定性以及稅率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預計企業的債務期限將帶有一定的行業特征，并且從多個行業中選取樣本，也可以避免造成單一行業中由于行業管制等絕對因素對回歸模型的干擾。同時，為控制共線性問題，本文沒有設置制造業行業虛擬變量。
3、模型建立
根據前面的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計量模型可以表示為：
DM=α+β1BAIANCE+β2ULTICTROL+β3MAR+β4SIZE+β5M+β6M/B+β7FCF+β8ETR+β9PIE+β10Industry+β11Year+ε (模型一)
DM=α+β1MAR+β2SIZE+β3M+β4M/B+β5CF+β6ETR+β4P/E+β8Industry+β9Year+ε (模型二)
三、統計結果及其分析
(一)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及其分析
表3與表4分別是全樣本、國有產權控制子樣本與非國有產權控制子樣本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從上述描述性統計結果中，可以粗略地看出：(1)債務期限結構的均值為0.1609，說明我國上市公司以短期債務為主：國有產權控制的公司占總樣本的多數；地區市場化程度變量平均值為7.0459，這說明我國地區市場化進程水平程度已超過平均水平，最大值為10.41，最小值為0.79，標準差為1.9181。各地區發展還不太平衡。(2)國有產權控制的公司債務期限結構均值(0.1754)高于最終控制人為非國有產權的公司債務期限結構均值(0.1252)，表明終極控制人為國有產權的上市公司可能具有相對較高的長期債務水平。(3)非國有產權控制公司子樣本所處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平均來說要明顯高于國有產權控制公司子樣本，具體表現為，前者MAR均值7.3858明顯大于后者的均值6.9074，表明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非國有產權控制的公司數量與控制程度可能相對較高。
(二)全部樣本及子樣本回歸
表5左側是全樣本的回歸結果，股權制衡度以1％的顯著性與債務期限結構正相關，這與假設1相符，說明其他大股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控股股東的掠奪行為，因而不必依靠短期債務來約束第一大股東。終級控制人產權性質與債務期限結構正相關，說明在公有產權背景下，政府對有國有背景的企業提供更多的長期貸款，這與子樣本描述性結果一致，然而其回歸結果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一是近幾年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原來國有商業銀行受制于政府的局面有所改變，銀行不再盲目向國有企業提供長期貸款，企業的信貸軟約束問題有所緩解。二是國家做為股東的監督約束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進而造成管理者的內部控制和道德風險，導致公司治理的殘缺，因此，小股東與債權人要求增加短期負債來抑制控制股東的掠奪行為，而政府又可以提供更多的長期貸款，終極控制人為國有產權的上市公司面臨著兩方面的權衡問題，實證結果證明后一種影響更加明顯。
市場化指數MAR是綜合了五大指數而得出的總指數，在理論上更能代表市場化進程，在全樣本中，市場化指數與債務期限結構顯著負相關，這與孫錚等人(2005)的研究結論一致。AdjR2在兩個子樣本中，國有控制的子樣本高于非國有控制的子樣本，說明在國有控制的子樣本中，此模型更能說明問題，在非國有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可能還存在其他影響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因素。在國有控制的樣本中，MAR以1％的水平顯著，而在非國有控制的子樣本中，即使在10％的水平下。MAR也不顯著。從市場化指數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水平程度、回歸系數絕對值大小、市場化指數對回歸擬合度的貢獻方面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在國有產權控制樣本中，上述指標均明顯高于非國有產權控制樣本時的情況，這與假設3相符，說明市場化程度對公司債務期限結構選擇的影響，最終控制人為國有產權的公司，比最終控制人為非國有產權的公司，要更為明顯。
我們對模型進行了序列相關性和多重共線性的診斷，經驗認為，DW值約等于2，方差膨脹因子(VIF)小于10，則模型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和多重共線性。從表5可以看出，本研究結果中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比較小，說明進入模型的各變量之間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線性，DW值也處于2附近，因此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問題。
四、研究結果及討論
本文實證研究了股權制衡以及終級控制人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最終發現：(1)當其他大股東持股比例增加導致股權制衡度提高時，債務期限結構也會提高。(2)終極控制人為國有產權的上市公司具有相對較高的長期債務水平但結果不是很顯著。(3)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市場化程度對公司債務期限結構選擇的影響，最終控制人為國有產權的公司，比最終控制人為非國有產權的公司，要更為明顯。
本文不僅從股權結構方面研究了債務期限結構。而且關注了隱藏在股權結構背后更重要、更基本的因素，即公司所處的治理環境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只有在外部治理環境和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從根本上緩解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以及債權人的利益沖突，從而促進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提升公司業績。本文結論的有效性還要依賴于市場化指數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并且2006年的市場化指數利用了前五年指數的平均數，可能存在一些誤差，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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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控制權范文第5篇
[關鍵詞]民用航空；空中管制；安全危機；策略
中圖分類號：V3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5）15-0381-01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民用航空也得到了飛速發展。
這對我國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工作提出新的挑戰和要求。由于航空的高風險性和國際性特點，決定了民航也是一個對內外部環境變化高度敏感行業，極易受到突發性危機事件影響和沖擊。本文以安全危機管理為研究對象，從我國國情出發研究我國在空中交通管制中安全危機管理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提出對應的管理策略，確保民用航空飛行安全。
1 影響到民用航空空中管理安全的一些因素
有很多的因素都會影響到空中交通管制，因為空中交通管制行業具有較高的風險，并且有著較廣的風險來源，一方面是員工操作的遵章守紀程度，另一種是組織設置防護機制的有效程度。主要安全因素指的是最可能導致發生事故的原因，也就是導致事故發生的最大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1 人為因素
人為因素指的是操作人員在進行空中交通管制過程中因為自己的操作所導致的事故，操作人員既包括機組人員，又包括空中交通指揮人員、地面機務維修人員等等。導致事故發生的原因可能是出現了錯誤的操作、沒有協調的配合以及進行了錯誤的指揮，或者沒有合理的設置工作流程等等，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操作人員非常的疲勞，或者是情緒出現了起伏，還有可能是自身的專業水平不足等等。現代飛機從原始的一桿兩舵走向了智能化，從而對現代飛行員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表明，在人的因素中，飛行人員的心理因素所造成的飛行事故又占相當的比例。因此，探討飛行員的心理品質對飛行安全的影響，有助于提高飛行員的心理素質，從而避免不安全飛行事故的發生。
1.2 環境因素
航運路線的結構，以及民用航空機場的布局以及空中交通的繁忙程度，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1.3 飛機性能因素
飛機性能因素指的是可能有一些質量問題存在機的某些部件方面；據相關的調查研究發現，人們認為空中交通管制的第二大安全因素就是飛行機組因素，也就是配合ATC的情況，僅次于人為因素，因此就需要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1.4 客觀天氣因素
如果天氣十分的惡劣，比如雷電、冰雹等等，那么就很可能導致出現飛機機械故障等問題，還會對通信導航產生重要的影響。在天氣惡劣的環境中，如果飛行人員不能夠準確的做出決定，就很可能導致飛機事故的發生。五是其他因素，比如恐怖襲擊、撞鳥以及暴力事故等等，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威脅到航空安全。
1.5 旅客因素
現在，越來越多的事實告訴我們，手機等電子設備使用中發出的信號可能干撓飛機的正常的信號傳遞，并使飛機處于錯誤操作狀態，嚴重影響飛行安全，這是付出血的代價換來的經驗教訓。請嚴格遵守飛行過程中禁止使用手機等電子設備的規定
2 安全危機事件的階段劃分
2.l 情況不明階段
是指航空器的安全受到影響，情況不明或空地不能溝通聯絡等一情形，包括飛機超過預計飛越某一位置報告點時刻30分鐘，沒有收到任何報告，或空中交通管理制員從第一次與飛機聯絡起30分鐘內沒有再能取得聯絡；飛機最后報告的或空中交通管制單位計算的預計到達目的地時刻30分鐘內仍未到達。
2.2 告警階段
告警階段是指航空器的飛行能力受到損害，或超過預計降落時間五分鐘仍沒有降落等情形，包括：飛機緊急信號；對情況不明的飛機經過通訊搜尋30分鐘后仍無消息；飛機已取得空中交通管制部門的著陸許可，超過預計著陸時間5分鐘內尚未著陸，而同時失去通信聯系；飛機有通航空公司安全危機管理研究信聯絡，但飛行能力受到損害，尚未導致迫降。
2.3 遇險階段
遇險階段是指航空器的飛行能力受到嚴重損害，只能追降，或者己經失事墜毀等情形，包括：飛機遇險信號；告警階段之后，進一步擴大通訊搜尋1小時后，仍無該機的消息；飛機燃油己耗盡而又無著陸的消息；接到機長報告，決定選擇場地迫降或飛機有迫降的可能時。
3 空中交通管制中的安全危機管理策略
3.1 樹立安全意識
首先需要進行思想教育，讓管制人員認識到安全的重要性，改過去那種錯誤的工作習慣，保證管理工作的質量；管制人員需要從思想層面上來重視安全管理，然后通過一系列的方式，比如思想教育等等，來讓公司的全體人員都認識到空中交通管制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對這份工作產生足夠的重視，樹立足夠的安全意識；還需要進行危機管理意識，要想最大限度的降低甚至是消除事故所帶來的影響和損失，就需要定期經常的采取一系列的活動，來為危機情景進行規劃和決策，樹立安全防范意識，同時，加大對員工的培訓力度；通過實踐研究表明，如果企業能夠將危機管理落實下去，就可以增強員工的危機感，降低發生危機的次數，對發生的企業危機進行化解，降低風險所帶來的影響和損失。
3.2 加強管制員工的培訓
根據相關的資料調查表明，有70%以上的空運安全事故都是由人為因素所造成的，那么就需要對人為因素產生足夠程度的重視，只有這樣，才能夠降低空運安全事故的發生幾率。在人為因素方面，其中最直接中關鍵的就是管制員工，管制員工作為空運管理的主體，也是空運管理的具體實施者，就需要對管制員進行定期經常的培訓，不僅需要提高空中交通管制員的專業技術水平，還需要增強交通管制人員的心理素質，同時，對于交通管制人員的空間形象和思維能力也有著較高的要求。具體來講，在培訓方面，主要從三個方面來進行，一是管制人員預見安全技能的提升；二是避免出現安全問題的技能，三是提升解決問題的技能。
3.3 合理釋放心理壓力
現代人都有著十分大的心理壓力，管制員因為從事的是非常特殊的工作，在長期的工作中，難免會積聚很大的心理壓力。針對這個問題，空管公司就需要經常組織一些多樣化的活動，鼓勵空中管制員加入進來，讓管制員將心理的想法大膽的在活動中說出來，不必拘泥于形式，也不必拘泥于對錯，訴說的目的就在于保證心中無所留，無所牽掛。同時，還要鼓勵管制員自己去尋找適合自己釋放壓力的方法，從而減小心理壓力。具體來講，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鼓勵管制員大聲的宣泄出來壓抑在心里的苦惱，積極的與人溝通和交流，向朋友進行傾訴，獲得別人的理解和支持；如果一個人有不良的情緒，卻不能及時的宣泄出來，就會增大壓力，對工作產生影響。二是鼓勵管制員積極的參加一些活動，這樣就可以將壓力緩解掉。
4 結語
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民用航空事業發展迅速，在給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出現了大量的空中交通安全事故，嚴重威脅到了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對于社會的和諧發展也有著一定的影響，因此，就需要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在民航領域方面，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安全管理涉及十分廣泛和復雜，有很多的因素都會影響到飛機的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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