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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之傳人范文第1篇

關鍵詞：舞龍；符號特征；價值認同

中圖分類號：G8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90(2012)02-0029-04

龍文化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是中華文化的標志性符號之一。從遠古時期人們對龍圖騰的崇拜到今天龍的傳人，龍文化已經滲透到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了中華文化積淀和凝聚的載體。舞龍也稱為“耍龍燈”或“龍燈舞”，是在龍文化基礎上誕生的民間習俗和民族傳統體育運動。舞龍運動作為集體性的行為儀式，是我國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舞龍不僅是中華民族歡度節日和表達喜慶氛圍的手段，也是寄托民族精神的符號象征。舞龍作為中華民族的一種普遍文化現象得到了炎黃子孫的充分認可，對我國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對舞龍運動的本源和符號特征及其價值進行詮釋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

1 舞龍運動的文化淵源及符號象征

1.1 舞龍運動的文化淵源

對于龍的起源自古以來一直眾說紛紜，興隆洼文化查海遺址的考古發掘顯示早在8000多年前中國人就有了崇龍的記載。龍的雛形在新石器時期已經開始萌芽，新石器時代的原龍紋是最早關于龍的雛形，原龍紋包含著濃厚的宗教觀念，其本身被賦予了承擔人與神之間傳遞信息的重要使命，其身份的產生與原始巫術有著密切關系， 龍圖騰作為一種特殊的崇拜， 其物化的表現在人們生產生活過程中隨處可見，我們祖先以豐富的想象力將龍描繪成了有著無比法力，能夠在水陸空自由馳騁的“三棲動物”。其形態也是各種動物的集合體，如它是“龍麟鳳龜”四靈之首，“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龜、頸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般的形狀，它更是喚云播雨、遨游四極、吉祥慶瑞被人們頂禮膜拜的神冠之獸。龍在中國古代還代表著帝王的象征，“龍床”“龍袍”等稱謂曾是帝王的專屬。龍作為帝王的象征最早是從秦始皇開始的，《史記》中這樣記載：秦王政的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的時候有人持一塊玉璧攔住使者對其說“請把這塊璧交給池君（即水神）”，然后又補充到“今年祖龍死”。正當使者聽得一頭霧水的時候那人將玉璧放到地上后便不知蹤影，使者回朝后將玉璧交予秦始皇，秦始皇聞訊后沉默良久，隨即諭令御史大夫查看玉璧，驚訝地發現是八年前秦始皇渡江時為祈福而沉江的那塊。后人因此理解，這是因為秦始皇的暴虐無道上天已不再福佑其統治，所以就派妖鬼化成人形將秦始皇祈福時奉獻的玉璧退還，以示不再庇護秦國的意思。要使者將玉璧交給像周武王那樣的有德者，討伐暴秦，取而代之。“祖”有始的意思，“祖龍”即“初始的龍”、“第一個龍” ，這里所說的“祖龍”即指秦始皇。自秦始皇之后的帝王都把自己比喻成“龍的化身”、“真龍天子”，自此龍在中國古代也成為了皇權的象征。龍在民間更多的代表著與水有關的“動物”。聞一多先生就曾指出“龍是一種圖騰，是一種只存在于圖騰之中而不在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生物，是由許多圖騰糅合成的集合體”。龍是一種虛擬動物，屬于水物，它的產生與農業對水的需求有關［7］。作為圖騰和動物龍在中國古代被賦予神奇的色彩，不但可以興云降雨還可以驅邪避異，更能給人們帶來祥瑞與幸福。龍作為一種圖騰是華夏先民在遠古時代與自然環境斗爭過程中的產物，更是給人們帶來希望的一種虛無的崇拜物和精神寄托。舞龍運動的產生源于人們對龍的崇拜，據史料記載漢代的“魚龍漫衍”之戲是舞龍運動的雛形，“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余，士馬強盛……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之。”（《漢書?西域傳贊》）所謂“漫衍”顏師古注釋曰“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于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花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自此之后龍文化一直貫穿于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之中，并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意識和風俗習慣。如盛行于我國南方的“草龍”、浙江省流行的“百葉龍”，另外還有“彩繪布龍”、“紙龍”、“段龍”等等。資料顯示我國的舞龍形式非常多，僅在重慶地區就有諸如“黑龍”、“扁擔龍”、“肉龍”、“柑子龍”、“采龍”、“板凳龍”、“小金龍”、“蠕龍”、“蝦子龍”、“火龍”等十多種舞龍的形式。而且舞龍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花樣和技巧繁多諸如“金龍繞柱”、“青龍上升”、“龍頭穿花”、“引龍出洞”、雙龍搶珠”、“龍脫衣”、“滾龍”、“盤龍”等方法。雖然風俗與儀式不盡相同但是其對圖騰的崇拜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形成了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基因符號，“龍作為虛擬的動物與圖騰在民俗、宗教、文學、藝術及政治領域中被賦予了重要的角色”［1］。舞龍習俗也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得到華夏兒女的普遍認同，滿足了不同社會階層的精神需要。

1.2 舞龍運動的原始意象及文化符號象征

1.2.1 舞龍預示著繁衍生息，展示著人們對生命力追求的一種象征

對于以農業社會或以農業文明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下，最具有魅力的當數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當古代先民對無法把握的風、雷、雨、電等自然現象做出解釋時便試圖通過“神”的圖騰崇拜來表達愿望，于是舞龍活動便成了滿足人們精神需要和情感平衡的重要儀式。龍的每一個身體結構和體貌特征均被賦予吉祥的意象。如虎一樣的眼睛象征著威嚴；鹿一樣的角象征著長壽；牛一般的耳朵象征著名列魁首；鷹一樣的爪象征著勇猛；劍眉象征著英武；獅一樣的鼻子象征著富貴；前額的寬闊隆起象征著聰明和智慧；馬一樣的牙齒象征著勤勞與善良；金魚一樣的尾巴象征著靈活等等［2］。人們在舞動這種祥瑞“動物圖騰”的過程中表達著一種對生活和生產的本質追求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民間，舞龍習俗與生殖和繁衍生息更是密不可分。《墨子?明鬼》中就有關于“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夢也。此男女之所屬也。”的記載。其中“祖”、“社稷”、“桑林”、“云夢”指的是在仲春之月男女會合的地方［3］。聞一多先生也進一步指出“仲春之月，令會男女” （《周禮?媒氏》），與夫《桑中》《溱洧》等詩所昭示的風俗代表著以生殖機能為宗教的原始時代的一種習俗［3］［4］。另外舞龍與“燈”的結合形式也昭示著祭祖和繁衍后代的含義，在中國民間文化中燈有兩層含義，燈不但代表著能夠給人光亮和溫暖還代表著“陽”是男子的標志，“龍燈”與“龍丁”諧音，預示著人丁興旺，在我國南方的一些地區的舞龍習俗中認為龍燈是有利于生育的，在舞龍燈的過程中摸“龍角”和“龍須”的行為也象征著為了受孕而象征性的與龍交合。胡樸安撰寫的中國民俗中就記載著“婦女繞龍可受胎，癡心求子亦奇哉；真龍不如紙龍好，能作麒麟送子來”的詩句［5］。由此可見，舞龍運動已經超出了運動的本身，更多的是體現一種精神的憧憬與追求。在舞龍運動中也展示著繁衍生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象征。

1.2.2 作為農耕文化的遺跡，舞龍運動具有祈福性象征

我國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鑄就了我國古代形成了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在這樣的生產方式下豐收的取得一般取決于兩個因素：一個是辛勤的耕種，另一個就是上天的風調雨順。人們依靠谷物維持生命的根本，人們無力主導自然只能求助于神的力量，龍的作用也就進一步凸現。龍也成了護佑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祥瑞“力量”，成為人們頂禮膜拜的保護神。因此最早的舞龍與古代的祈雨祭祀活動有密切的聯系，《神農求雨書》中就有這樣一段關于舞龍求雨的記載:“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龍，西方老者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6］。在舞龍的過程中人們都要舉行各種儀式焚香祭祖、祈禱神靈、焚燒禱文以祈求五谷豐登和風調雨順。在傳統節日中的元宵、春節、廟會等喜慶的日子里人們都要舞龍助興加以慶祝和祈福。如在我國的安徽省休寧縣就流傳這樣的民謠“二月二龍抬頭，五月端午賽龍舟，八月十五香火龍，天不下雨曬草龍”［3］。這些舞龍祈福儀式在我國內地的一些地方比較普遍。人們紛紛在舞龍的過程和儀式中祈禱神靈來幫助自己實現夢想，護佑五谷豐登國泰民安。

1.2.3 作為廣大民眾情感的襯托，舞龍運動代表喜慶象征

在中華民族的圖騰崇拜中給予了龍無比崇高的地位，把龍作為神物在觀念上也將龍同祥瑞聯系到了一起，龍也成了美好事物的象征承載著廣大民眾的情感寄托。舞龍習俗在漢代就成為慶典娛樂和民間表演的精彩節目。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代表著原始祭祀儀式的舞龍習俗也隨著人們的需求賦予了娛樂與觀賞功能，這期間舞龍的技巧和花樣也不斷翻新，對魚龍本身的扎制和表現也不斷呈現美觀化。重慶地區的“火龍”表演以及浙江地區的“斷頭龍”，安徽等地的“草龍”都是較為精彩的舞龍表演。龍作為代表祥瑞的圖騰人們在祭祀等儀式上可以借助龍的“力量”許下美好的心愿和對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期盼，在慶典和狂歡的時候人們又懷著感恩的心理來表達對龍和祖先的崇敬和謝意。

1.2.4 作為傳統認識中吉祥的化身，舞龍運動具有禳祓作用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由于人們對于自然現象和自身的認識相對有限，出現一些自然現象和疾病無法解釋的時候往往會理解為是神的力量所使然，在出現對生產生活有利的現象時人們常常要感謝“神的關照”，在出現一些自然災害和疾病的時候人們常常會認為是“妖魔鬼怪”所使然，借助一種法力無邊的神奇力量驅除邪惡成為了人們的心理需求。龍作為一種祥瑞和有著無比法力的“動物”，再次成為了人們心中的精神與情感寄托，于是龍又被賦予了驅避求吉的功能。如在我國四川等地的舞龍習俗中就有“開門”、“拜香”、“穿屋”、“掃圈”等過場，這一過程的目的就是要驅除災禍，迎吉納祥；河北的一些地區的“擺字龍”和“擺字龍燈”等活動也具有驅除邪惡的內涵；重慶等地的舞龍活動中的“抬龍女”和“捉旱魅”等儀式表演也具有驅除邪惡，祈求祥瑞，迎吉納祥的含義。這些舞龍儀式活動的出現說明了龍作為吉祥的化身在民間習俗中具有禳祓性的特征。

2 舞龍運動與民族傳統文化傳承

2.1 舞龍是對中華文化的弘揚及精髓詮釋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底蘊的民族，中華文化是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化。龍作為中華民族想象中的物種是中華文化的象征，承載著中華民族情感的寄托，反映了炎黃子孫對生命的無限向往和追求。中華文化中的神異與靈跡、變異與周游在龍文化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龍文化深深根植于中華文化沃土，自誕生之日起就與中華民族的生產生活休戚相關，龍文化中蘊含著中華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意蘊。“隨著時代的發展，舞龍運動使龍文化與愛國主義、創新精神等有機地結合起來，不但積淀和弘揚了傳統優秀文化，而且豐富和發展了民族精神”［9］。中國的傳統文化強調“人與自然、社會、他人、自我的和諧統一”［10］。人們通過舞龍活動傳遞著與自然、社會他人以及自我的信息溝通，更體現了人與自然的融洽互動。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龍作為人與神的中介，舞龍習俗中人們通過龍的道具傳遞著人的內心世界和情感追求，更傳遞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華民族對龍的敬畏與崇拜已經形成了一種族類認同，這種認同成了世代相承的精神血脈和文化基因。而且這種敘事和傳統進一步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

2.2 舞龍運動是匯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載體

古代龍文化就在加強民族團結和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華陽國志?南中志》中就記載 “諸葛亮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后畫部主吏……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 錢其琛同志也曾經指出“龍的形象作為中華民族團結合力的象征，從更為深層的意義是來講是體現中華民族團結合力的精神內涵”。這種突破地域、族群之間的精神力量把中華兒女團結在一起，無論是身居何處每一個中國人都銘記“自己是龍的傳人、炎黃子孫”。舞龍運動就生動地揭示了“團結就是力量”。舞龍運動是集體運動的體現，在整個過程中需要每個人都要團結協作才能夠完成，如果個人力量不能夠融入到集體的節奏中去，那么必將遭受失敗。舞龍運動帶給人們的不僅是喜慶的節日氣氛，更是傳承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認同感、自豪感增強民族凝聚力的載體。龍文化已經延伸到了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人們用龍來比喻吉祥美好的事物，在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字、各類物品上均有龍的印記。如自古以來的龍宮、龍床、以及雕龍畫鳳的建筑裝飾，帶有龍的地名、傳說、人名；各種與龍相關的食品與飲食文化，如龍井茶、龍須面、龍眼等等不勝枚舉。在中國古代龍又成為帝王的象征，隱喻著皇權與高貴，隨著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龍與國家民族緊密結合在一起成為了最高意義上的圖騰崇拜，“龍的傳人”、“龍種”、“龍的子孫”的觀念根深蒂固、世代相傳。無論身居何處、無論天涯海角龍的傳人就是中國人血脈相通的生動概括。龍的神圣地位深刻影響著中國的文化體系、核心觀念、藝術風韻、審美風格以及風俗習慣，是對中華文化的有效凝聚。經歷了歷史的積淀，龍文化更是成為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符號象征，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向心力與凝聚力的核心資源。因此筆者認為在有著深厚龍文化底蘊的現代，人們通過舞龍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更是對龍文化記憶的強化。

3 舞龍運動與民族文化的認同

“文化認同是指個體對其所屬文化的歸屬感及內心對所屬文化的承諾從而獲得保持與創新自身文化屬性的社會心理過程”［11］。舞龍運動作為集體性的行為儀式，是我國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12］。舞龍運動不僅是中華民族歡度節日和表達喜慶氛圍的手段，也是寄托民族精神的符號象征，得到中華民族的普遍認同。舞龍運動是中華民族團結、統一、合作、拼搏的象征，多少年來在華夏的版圖上各個民族每逢節日和重大傳統活動中都有舞龍運動的出現（表1、2）。

上述資料中的關于舞龍運動與習俗的記載只是中華龍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我國關于舞龍運動的開展十分廣泛，這其中既有現代的舞龍運動也有傳統的儀式慶典，雖然因民族和習俗的差異各個地區對龍的理解不盡相同，但是對龍的信仰是相同的，龍文化與舞龍運動是中華民族普遍認同的文化現象，鑄就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特征，因此龍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符號，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的精神代表，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團結凝聚的象征和文化自覺。

4 結 語

起源于遠古農耕社會時期求雨祈福活動的龍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文化滋養已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永恒信仰，如今龍文化已經深深地滲透于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舞龍運動作為傳統舞龍習俗的儀式再現是對中華文化的強化與繼承。其原始文化符號特征主要表現為舞龍預示著繁衍生息，展示著人們對生命力追求的一種象征；作為農耕文化的遺跡，舞龍運動具有祈福性象征；作為廣大民眾情感的襯托，舞龍運動代表喜慶象征；作為傳統認識中的吉祥的化身，舞龍運動具有禳祓作用。作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情感寄托，舞龍運動是對中華文化的弘揚及精髓詮釋，也是匯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載體，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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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呂韶鈞. 舞龍習俗與民族文化認同研究［D］.北京體育大學博士論文，2011，71-72.

［4］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6.

［5］ 胡樸安.中國風俗(上編)［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44.

［6］ 何星亮.中國自然神與自然崇拜［M］.上海：三聯書店出版，1995，271.

［7］ 白度百科.龍的名片記載［EB］baike.省略/view/6392.htm.

［8］ 漢書補注(列傳卷六十六)西域傳下.P5550轉引自呂韶鈞. 舞龍習俗與民族文化認同研究［D］.北京體育大學博士論文，2011，72.

［9］ 張遠波，等. 舞龍運動的文化解析［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408.

［10］高晨陽.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研究［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4.36-37.

龍之傳人范文第2篇

我們的生活每天都在被互聯網滲透且改變。從思維到行為，這種影響像京城的霧霾，躲都躲不了，不明覺厲。作為一個普通人，尚且能夠坦然面對、欣然擁抱，異常敏銳的廣告人又為何被認為是冥頑不靈毫無對策呢？我們都是參與者，面對變化，大家是一視同仁的。廣告行業只不過是眾多行業中的一個，與時俱進是當下時代的精神，廣告人又為何被排除在外呢？媒體的輿論導向營造了一個想象空間，假想掩蓋了事實。

新生的所謂互聯網營銷大師們不斷包裝新的概念，如內容，事件，微營銷，痛點，產品力等詞匯，乍一聽新營銷時代來臨了，傳統那套不行了，其實冷靜一瞅，這些詞匯并未脫離營銷學的本質。粉絲經濟和4C營銷沒有本質的區別；產品力依舊是營銷的起點；事件營銷、內容營銷仍然需要削尖了的創意，直觀的表現，直指人心的話術。這和傳統營銷有什么區別呢？傳播規律依舊是社會學作為基礎的三大理論：六人法則，150人法則，魯棒性原則，其組合運用更好的解釋了互聯網作為一個新世界放大了生活里的每一件事。只不過信息的密集性帶來對創意的更加挑剔，對內容更加苛刻，方法并未改變，只是裁判從客戶變成了網友，信息平權給了消費者說話的權利。這不正是專業的廣告公司的機會嗎？廣告公司的重要價值就是翻譯企業策略為消費者語言，并將其放大。只是曾經的廣告習慣說大話且說了十幾年，在突然的信息平權后不太會說人話了。動不動就是世界領導品牌，現在讓你放下榮譽說句人話真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不是能力問題，是認識問題。快速適應，及時調整關乎生死。

廣告行業作為智力行業，學習能力是其第一生存能力，以一種取代的假定來否定傳統廣告公司的進化能力，這種論調太過一元論了。窘境大多產生于一些毫無競爭力且沒有與時俱進的公司，在各個行業類似的企業和階段并不鮮見。互聯網公司本身也面對著交替，九城，酷六，金山，盛大等公司逐漸淡出大眾視野，換成了今天的BAT，他們也并未消亡，只是在競爭中掙扎轉型、尋找新的出路。按照輿論的邏輯，丁磊養豬簡直就是放棄人類科技的勝利，回歸裹著獸皮、鉆木取火的原始時代了！

廣告公司本身就是時代的產物，時代不再，轉型和發展是必然的。也許若干年后廣告這個詞就寫進歷史了，取而代之的是公關或別的什么。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什么。良性的廣告公司現在的作業，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思維上更具公關性，對創意的跨界性要求也越來越高。客戶的需求變的明確精準，作業執行力升級為快速，可調整，可監控。

媒體不要過度放大傳統與互聯網之間的矛盾，傳統只是一種狀態，不應該成為行業的定位。每一個行業都可能“被傳統”，互聯網也不例外：移動無線一上，Web端成了傳統；SNS一上，BBS成了傳統。同時也不可否認，互聯網行業對于廣告行業存在著實實在在的沖擊，微信、微博、門戶、視頻等網站都可以跨過廣告公司直接面對廣告主，并提出各種營銷方案。廣告公司作為資源機構，不僅知識體系要趕緊跟上，資源控制權的爭奪也不能放松。

互聯網只是豐富了媒介市場并不可能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取代傳統渠道，廣告公司的優勢，是宏觀且全面的為企業制定戰略計劃，不只是簡單的媒介買賣。因此公司的優勢將會在吸收互聯網知識體系進行進化。

任何一種新媒體進入市場，對廣告行業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無論是之前的分眾，還是今天的各互聯網平臺，但產業鏈會調整和適應這種變化的。最終大家會回落到適合生存的位置上。其實，我們很多無論舊媒體還是新媒體都合作的很愉快，不僅利益共享，更可喜的是在客戶服務上互相配合，取長補短取得不少成績。當面對一些媒體渠道希望直接面對客戶爭取合作，這也是一種生態調整，更逼迫我們要發揮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加強互聯網知識體系的完整來抵御這種影響。

傳統廣告公司要面對的改變還很多很多，作為決策者，增加數字化投入，升級創意策略，進化操作方法，建立更開放的資源平臺，這一系列的改革都勢在必行。同樣我們也驚喜的發現，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回歸傳統的需求仍然旺盛。分享一個有趣的現象：“由于電子商務與移動應用產品的興起，我們會接到越來越多的電商網站和移動產品的客戶，明確要求做傳統廣告的策略服務及投放。”我相信大家在寫字樓里的框架和LED上看到的最多的廣告是各種互聯網企業的。新世界的來臨更多是價值觀念的充足，并不是取代。無論是互聯網，傳統，會在進化中找到其不可替代的產品特點并越來越放大細分。

龍之傳人范文第3篇

“紹恒堂”那些精心采擷而來，經過風干、晾曬、烘焙、研磨的植物，似乎不再具備曾經有過的神奇功效，至少，已不再充當主要的療治工具，但是在過去的歲月里，它們被最大限度地用于與疾病抗爭。使用它們的是一批勇氣與耐性并存的醫者，是肉體與靈魂的救贖師。所以，盡管時過境遷，醫館“紹恒堂”已難覓蹤跡，但它依然得到了各種方式的銘記。 云南藥書：《玉龍本草》

說到“紹恒堂”就不得不提《玉龍本草》，它是繼《滇南本草》以后的古代云南第二部中草藥書。“紹恒堂”和氏家譜記載，該書起源于明宣德、正統年間，由麗江府通安州大研廂文治村一位叫阿普井日的納西族世醫始創。如今，“紹恒堂”第十八代傳人和德紹也已年逾古稀，但他的腦海里清晰地保留著孩提時代來自家中老人們的那些關于阿普井日的講述。

阿普井日出生在通安州一個偏僻山區的東巴世家，自幼受家父老東巴的影響，知曉東巴文和祖傳治療傷寒肋痛的偏方，并經常跟隨家父上山挖藥，走村串寨給人治病，成人后只身來到大研廂文治村，租了靠近路邊的一個小店開設草藥鋪，以賣中草藥為生，同時也給人看病。

他經常上山挖藥，足跡遍及麗江的山山水水。他將采挖來的藥進行長期的臨床實踐，并將實踐中總結、驗證得出的每一味藥物的藥性、滋味、功效、配方和臨床運用以及產地、采挖季節、加工泡制方法等，都用東巴文字作了詳細的記錄，有的藥材被整棵地壓制成標本存放。在他之后，代代相傳，接力整理。藥物種類逐步增多，標本數量也不斷增加，有的藥物標本年久腐朽，后人按前人記載重新采挖制作，使其傳承下來。 “紹恒堂”匾額（上圖）。“紹恒堂”第十八代傳人和德紹（下圖）。

阿普井日的風采，和德紹無緣親眼目睹；這本由東巴文字記載的古樸藥書，他也無緣親手翻閱，但在阿普井日的后人們購地擴建的深宅大院“紹恒堂”中，他度過了難忘的兒童時光。那時候，瑯瑯書聲會在空落的庭院中回蕩，時濃時淡的中草藥氣味也會在堂前縈繞，醫者的仁德厚愛時刻潤澤著他幼小的心靈。這樣的時光，直到上世紀50年代，和家被劃為地主，家產盡被沒收才宣告結束。

《玉龍本草》隨著“紹恒堂”的消失，亦不知去向，此時的《玉龍本草》已不再是只有智者才能閱讀的東巴古書，因為在清代，“紹恒堂”的傳人們接受了漢文化教育，部分地使用漢字作為批注，到民國時期，“紹恒堂”的傳人們，更是歷盡千辛萬苦，在前人基礎上采集整理出336種藥物標本，完全使用漢語標注。1945年，中國著名植物學家秦仁昌教授到麗江進行植物學研究，得知“紹恒堂”有一份珍貴的年代久遠的藥物標本，他非常高興，樂意為“紹恒堂”整理成書。在秦仁昌教授的指導、協助下，“紹恒堂”經過植物學分類，鑒定、整理、命名，將藥物標本壓制成較規范的圖譜。他們用三年時間把全部標本用文字整理成冊，共計98頁，全書共載藥物500余種，其中所收藥用標本387種，并訂名《玉龍本草》，封面“玉龍本草”四字隸書用藥籽粒拼粘而成，右上角標明成書年代，左下角落款和氏醫鋪號“紹恒堂”三字。 源自清代至今仍在使用的藥物器皿（左圖）。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玉龍本草標本圖影》（右圖）。

這本書名用藥籽粒粘出的神奇藥書未能給年幼的和德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擁有并保留至今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玉龍本草標本圖影》。時任云南省藥品檢驗所所長的曾育麟在麗江發現了《玉龍本草》的部分藥物標本散頁。經過曾育麟認真整理編撰，這本歷經18代傳人，跨越500年時空的納西族藥書，終于得以正式出版。 “紹恒堂”傳人：以碎銀置于藥中 “紹恒堂”第六代傳人和坤對那些實在無法維持生計的病人，會“以碎銀置于藥中，令自檢之”。他在拯救生命的時候，用一種體面的方式維護著病人的尊嚴。

在古城，“紹恒堂”的存在，等同于文明的存在，等同于開化的存在，因為醫學，在任何一個時代都處于迅猛的變化之中，醫者，作為最被需要的人群，必須具備接納的胸懷和與時俱進的精神。就納西族而言，醫術從宗教系統正式剝離出來，成為獨立而且不可或缺的社會機構當推到明代，在此之前，納西族最早的醫療手段，脫胎于巫與醫的結合體，有時，很難說清楚到底是藥物發揮了更大的作用，還是神力帶來的心理暗示。這次華麗的蛻變，演繹成“紹恒堂”傳人不拘一格向漢地醫師求學的故事，在古城民間廣為流傳。

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湖南常德府武陵縣中醫楊輝游學至昆明，后到麗江落籍行醫，楊氏世傳岐黃之術，從小精于醫學，兼通針灸之術。“紹恒堂”傳人已意識到中醫診斷術的重要性和精準度，此時的“紹恒堂”名不見經傳，而楊氏醫館已經人滿為患。為掌握切脈診斷要領，“紹恒堂”第六代傳人和坤，屢次化裝成病人，請求楊氏醫師為之把脈診療。良苦用心終被識破，楊氏后人不僅不同行相輕，亦不擔心財源受阻，反而慷慨講解，悉心教授，使得“紹恒堂”醫理醫術都有長足發展，尤其是傷寒肋痛的治療，更是到達爐火純青的地步。在和坤的經營之下，很快“紹恒堂”在麗江的聲望已與楊氏醫館齊名。

隨著醫術的長進，仁德厚愛之風氣也在“紹恒堂”悄然滋長。民間還流傳著“紹恒堂”有延治不責報的美談。雍正年間，麗江府第發生瘟疫，可謂天絕人寰，滿目瘡痍，還是和坤，大開庭門，廣召良醫，收納邊遠山區前來求救的人，也收納貧窮人家無錢醫治的人，衣衫襤褸者，他贈送衣物，饑腸轆轆者，他提供食物，實在無法維持生計的病人，他會“以碎銀置于藥中，令自檢之”。他在拯救生命的時候，用一種體面的方式維護著病人的尊嚴。

大醫師和坤去世時，大研廂周邊十里八村的民眾聞之悲哀，紛紛自行披麻戴孝前去吊唁，出殯之日，送葬民眾塞滿街頭，哭聲響徹金虹山。

對“紹恒堂”傳人的仁心仁術，麗江知府贈匾題字，給予高度褒揚，讓其留名青史，這在古代實屬難得。“紹恒堂”的第六代傳人和坤，以精湛的醫術和高尚的醫德，深受郡人崇敬。雍正六年（1728年）。郡守馮公贈匾額曰“儒行仁術”，對和氏的高尚人品和醫德醫風給予高度贊賞。和坤后被收入光緒《麗江府志?人物志》：“和坤，字體元，郡人，諸生。性純篤，繼祖業行醫，得異人授精方脈，尤長于傷寒，人有延治不責報，遇貧者，以銀置藥內，令自檢之，靡不感其陰德。”短短54個字勾勒出先生篤行而不倦，一心一意行醫治病，對醫術精益求精，廣納博采，而忠實厚道、仁者愛人的高尚品格。 “紹恒堂”傳人和德紹在精心挑選草藥。

龍之傳人范文第4篇

煙臺市的螳螂拳最初流傳于煙臺的萊陽、海陽一帶，其創始人為王朗。對于王朗具體創拳過程及其生平事跡，螳螂門內僅有口頭傳說，并無史料可證，故有稱王朗為梁武帝時人；有稱王朗為宋時人，此說的主要依據是宋朝福居禪師的少林拳譜中有：“夫掌要以太祖長拳起手……王朗之螳螂總敵。”因福居為宋朝人，所以據此推論王朗為宋朝人；但據現有的傳承推演，王朗當為明末清初人氏，故《中國武術大辭典》中說：“王朗，明末清初山東即墨人，一說山東青城（今屬山東高青縣）人。據說他幼習武技，明亡，奔嵩山少林寺習拳棒，以復明為志。清康熙年間（1662～1722年），清廷派兵圍焚少林寺，王朗與同門逃避于山東嶗山寺院。一日，王朗見螳螂斗蟬，雙臂伶俐，進退有度，頗含拳技之巧，遂捕之入寺，以草桿戲斗，頓悟以短制長之理，及模仿螳螂長短并施、擒縱隨機之技，提煉成勾摟采掛、刁纏劈滑、粘閃靠打等12種擊法，再采少林拳精華和猿猴步法，苦練三年，融鑄三者為一體，創成螳螂拳”。實際上，關于王朗創始螳螂拳的傳說，有多種類似的版本，《中國武術大辭典》中的說法只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而已。

自祖師王朗之后，螳螂拳便根植于膠東煙臺的民間，數百年來傳承至今，經歷代宗師的發展完善，現已是中華武術中名揚海內外的一大支柱流派。雖然現今的螳螂拳已形成諸多流派，但在清朝末年時，螳螂拳也只是稱作螳螂拳而已。后來由于傳承日久，加之研習者眾多，始分枝別派。據拳譜記載，古傳煙臺王朗螳螂拳的流派為：“光板螳螂辟陰陽，梅花運柔而成剛，五峰兩點是七星，五毒俱全為太極，心意源出六合拳，混元一氣 手傳。”

近年來，由于螳螂拳在外界流傳日久、研習者眾多，在國內外有著深遠的影響，從表面上看雖極為繁榮昌盛，但此中亦是良莠難辨。有感于此，作為煙臺王朗螳螂拳的傳人，筆者特依據拳譜、縣志等史料，并通過對煙臺螳螂門各派掌門人及嫡系傳人進行專訪，著成此文，以期達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希以此文同國內外武術界、螳螂門共勉！

一、煙臺（萊陽）太極螳螂拳傳承世襲表

王朗

鄧玉德（俠盜，乾隆年間）

李秉霄（李二茍，萊陽小赤山人，乾隆末年）

趙珠（趙啟祿，萊陽大赤山人）

梁學香（梁書圃，號梁一眼，海陽于山夼人）

姜化龍（萊陽黃金溝人）

宋志德（字耀坤，萊陽趙格莊人）

王玉山 崔壽山 李坤山

王元亮 王元乾 張楷堂 張壽山

李飛林 周振東

二、太極螳螂拳名稱由來

太極螳螂拳始自于螳螂門第六代宗師宋子德先生。在清朝末年時，得螳螂門一代宗師姜化龍真傳的宋子德先生，為了保持螳螂拳傳承的正統性，在遍閱武學典籍、遍訪武學志士、吸取各派武學精華的基礎上，對姜化龍所傳的傳統螳螂拳進行了大膽合理的改造，從而形成了風格獨特的太極螳螂拳法，并留有螳螂拳譜為證。此拳一出，即成為膠東原傳螳螂拳法的代表，其親傳弟子即威震武術界的“萊陽三山、兩亭”，皆是太極螳螂一脈嫡系正宗傳人。

三、煙臺太極螳螂拳傳承史話

自王朗祖師之后，在螳螂門中有一位世代口傳的初祖，他便是“俠盜”鄧玉德，作為螳螂門的初祖，這段歷史在萊陽縣志中是有所記載的，縣志中說：“……先是小赤山李秉霄，乾隆時隨父宦游南中，有大盜某甲，于獄得危疾，已昏不知人，典獄以告官，命出之。秉霄通醫理，過試脈，買藥飲之，盜汗出而蘇，夜半伺隙潛遁。越數月，秉霄深夜獨坐，盜突至叩謝，秉霄與語，歡甚。盜以藝授之，秉霄亦英敏，藝成而盜不復至……”縣志中所說的小赤山李秉霄，乃是螳螂門第二代宗師。

李秉霄，字二茍，萊陽小赤山人，是螳螂門第二代宗師，螳螂門世傳的《螳螂拳譜》序中說：“……清中葉，海邑有附貢生李公秉霄字二垢，文學士也。赴秋闈不第，絕世俗，匿跡山泉，其所交游者，皆一時俠客。公得異人傳，兼取內外家之長，獨于螳螂之術得其精粹，志在云游，不欲以姓名示人，故人之皆未能識。”

趙珠，字起祿，萊陽大赤山人，是螳螂門第三代宗師。《萊陽縣志》記載：“大赤山趙珠，其（李秉霄）高弟子也。珠年老，嘗趺坐床上。劇盜衛三素耳其名，遽入爪探其睛，珠手揮之，跌床下，不敢少動。”

梁學香，字書圃，海陽于山夼人，號“梁鐵錘”、“梁一眼”，是螳螂門第四代宗師。《萊陽縣志》載：“……珠傳海陽于山夼梁夢香，夢香傳化龍……”，其中的梁夢香便是梁學香之誤。梁學香身材瘦小，動作極為敏捷。他能在八仙桌下東竄西走，演習螳螂拳，衣襟不曾觸及桌腿分毫。其出拳勁道極足。在一次比武中，一拳打死了對手，從而贏得了“梁鐵錘”的渾號，在海陽名震一時。梁公學香前半生以保鏢為業，一次保鏢河北滄州，遇劫匪三四十人，梁學香施展螳螂拳法，將眾盜賊打得抱頭鼠竄，四散而逃。但不幸的是，在這場慘烈的戰斗中，他頭頂盤的辮子散落開，垂貼在右眼上，連綿不斷的攻擊使他無暇顧及舞動的辮子對右眼的磨擦傷害。此役之后不久，這只右眼便完全失明了，從此他又多了一個渾號――“梁一眼”。

此后，梁學香便帶著終生不敗的戰績洗手歸隱了。回到海陽老家后，為使螳螂拳得以流傳，梁學香開始設場授拳。在梁學香的徒弟中，萊陽人姜化龍意誠心敏，侍奉師父甚為殷勤，得到了梁學香的真傳。姜化龍曾為他建了一大套紅瓦房，竣工后請梁學香來看房，洋洋得意地等待師父的夸獎。沒想到梁學香只看了瓦房一眼，說道：“恐怕不太結實吧……”姜化龍急忙道：“都是上好的磚瓦，非常結實的。”梁學香再不發一言，側身向墻上一倚，一條上接紅瓦、下連基石的大裂縫便呈現在姜化龍眼前……

姜化龍，螳螂門第五代宗師，是萊陽黃金溝人。在清末民初，世有“打得硬姜化龍”之譽。《萊陽縣志》上記載：“……吉又從于芝修學……（吉）珠常曰‘吾足跡遍七省，角藝者無慮千數百人，所敬事者若匹敵二人而已’。其所敬事謂山西鄭某，匹敵則邑人姜化龍。”“化龍，黃金溝人，習螳螂術。……化龍身不滿五尺，又癡肥，若無能者，及試其技則靈巧若猿……”

在清末民初的山東武術界，姜化龍、李忠祥（字丹白）乃是泰山北斗。姜化龍與李丹白以及宋子德宋二爺，曾結拜為異性弟兄。宋二爺好武，在煙臺拜在姜化龍門下練習嫡傳正宗之螳螂拳術。而同為武學泰山北斗的姜化龍與李丹白也作了無私的交流，姜化龍將螳螂拳精要傳給了李丹白，李丹白也將其絕技“中路翻車”悉數相授。姜化龍將之納入螳螂拳中，從此螳螂拳便多了一套號稱“群戰無敵”的“中路翻車”。后來李丹白憑其所學螳螂拳功及群戰無敵的中路翻車，三下滄州，打敗了所有對手，開設了多所武館，為膠東與外地的武術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姜化龍則在煙臺、萊陽開設了多處武館，在傳拳授徒中度過了晚年的時光。其主要弟子有：宋子德、劉祖源、姜東洋、紀雷山、袁子、于振江、崔羅亭等。

宋子德，字耀坤，萊陽趙格人，人稱宋二爺，是螳螂門第六代傳人，也是姜化龍螳螂拳功的全面繼承者。故《萊陽縣志》中記載：“化龍（弟子）則趙格莊宋耀坤。”宋二爺是膠東首富棲霞車二黑之女婿。其家極為殷富，擁財百萬，良田千頃，是萊陽頭號富戶。因此之故，宋子德先生乃專心研習拳技，并協助姜化龍對梁學香所傳拳譜、技藝進行整理，形成系統的螳螂拳譜，對螳螂拳理論的發展作出貢獻，而其實戰功夫更為卓越。相傳宋先生與人較手過招，往往一遞手，對方便跌出一丈之外，鮮有能夠招架其一招半式者。周振東先生在其所著的《煙臺太極螳螂拳史話》中說：“螳螂拳在姜化龍、宋子德時代呈現出一種蓬勃繁榮的景象。教授螳螂拳的國術館遍布了整個膠東以外的許多地區。不但太極螳螂拳聲名越來越響，諸多衍生拳種也流傳得越來越廣，其聲勢遠遠超過了其他拳種，一躍成為膠東第一拳，直到今天。這一切都是與宋子德的名字緊緊相聯的。”

宋子德先生一生授徒極多，然能承其衣缽者，僅有名震武林的“三山、兩亭”，其中的三山是指“萊陽三大山”，也就是崔壽山、李坤山、王玉山三人，其中的兩亭是指宋福亭、趙璽亭兩人。此外著名者尚有紀春亭、鐵胳膊姜玉龍、姜吉和等。

“三山兩亭”均與宋先生沾親帶故，其中宋福亭先生是宋先生的親侄，其螳螂拳功造詣最深。李坤山是李丹白的侄子，他先從姜化龍學拳，后拜宋子德為師。李坤山曾在1933年參加了中央國術館舉辦的“國術比武會”，以出神入化的槍法“亂搏桿”打敗所有對手，獲得了代表最高榮譽的“金盾”。亦曾為其親書金匾：一支干戈震東洋，半世英雄傳天下。解放前，李坤山去了臺灣，在部隊任教官。后來又到東南亞、美國等許多國家和地區授拳，如今國外的修習螳螂拳者大多出于他的門下。王玉山先生主要在青島設國術館傳授螳螂拳法，其徒弟后人遍布膠東，有太極螳螂青島派之稱。至于趙璽亭先生，生平事跡不詳。

崔壽山，字彭年，萊陽諸陸人，被尊為螳螂門七世祖，主傳煙臺一枝。其在太極螳螂拳方面的造詣僅次于宋福亭先生。崔壽山先生對于螳螂門而言，最大的貢獻在于編寫了《螳螂拳譜》，該譜一脈相傳，成為螳螂門正宗與否的憑證。崔壽山先生藝成后，曾任教于萊陽國術館，后到大連授拳。20世紀30年代初，他應煙臺張楷堂先生之邀，到煙臺張家傳授嫡系螳螂拳法，凡六年。崔壽山先生將螳螂拳真傳盡數傳于張楷堂先生后，又在煙臺設館授徒，主要傳人有孫相庭等人。晚年返回萊陽老家，在20世紀60年代初因病去世。由于崔先生一生恬淡處世，只以授拳自娛，與俗無爭，故得其全傳者極少，僅有張楷堂、紀春亭和孫相庭三位先生為其衣缽傳人。

對于崔壽山先生傳人的情況，近年來多有誤導，如有稱徐鳳岐先生亦為崔先生衣缽傳人者，實則不然，雖然徐先生確實曾從學于崔壽山先生，但所承極為有限。當年作為崔壽山先生第二代掌門弟子的周振東先生，曾在煙臺市少年宮遇到了徐先生，周先生以師傳拳法為徐先生作過演示，徐先生僅知系崔壽山宗師的拳法，而并不識周先生的太極螳螂拳為何種拳路。故現在能代表崔壽山先生太極螳螂拳功真傳的，僅有崔壽山先生衣缽傳人張楷堂先生之弟子周振東先生一人而已。

張楷堂先生，煙臺所城里人，系螳螂門第八代宗師。其自幼好武，曾在煙臺武術界赫赫有名的郝家，師從宗師郝恒祿、郝恒信習郝家梅花螳螂拳。20世紀30年代初，師從崔壽山先生習太極螳螂拳法，其對螳螂拳理的領悟之深常令崔先生大感驚奇。崔先生曾對張先生說：“看到你打拳，就好像看到了宋先生當年的風姿。”張先生表面誠惶誠恐，心中卻喜不自勝。張先生在崔先生指教下勤學苦練，只用六年便精通了太極螳螂門的所有武功。

1993年，張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3歲。其掌門弟子為周振東先生。

周振東先生，煙臺市人，系螳螂門第九代嫡系正宗傳人，師從崔壽山先生之大弟子張楷堂先生，全面繼承了宋子德太極螳螂拳功，是“菜陽三山”崔壽山之第二代掌門弟子，曾任煙臺市塔山職業學校武術總教練一職。其武功出神入化，堪稱絕品，且武德秉正、武有文范，由于他教導有方，其所授弟子武功亦極為出色，曾在青島舉辦的一、二屆國際武術錦標賽獲金牌6塊。1999年8月，他攜弟子參加了在威海舉行的山東省螳螂拳、螳螂劍比賽，獲一等獎3個、二等獎2個、三等獎1個。2002年8月在煙臺蓬萊舉辦的2002年山東省“寶源杯”螳螂拳錦標賽中，周先生又獲得長器械、對練、個人全能、短器械、拳術、全能等六項第一，其女周蕾也取得了對練、拳術、短器械等三項第一，愛徒張波也取得了全能、對打兩項第一，并取得了團體總分第三的佳績。

四、太極螳螂拳之特點

太極螳螂拳法是古傳拳功，其拳功系依據《周易》之太極陰陽學說推演而成，有周天360手，八八六十四肘，講究陰陽、剛柔、進退、虛實。其最突出的特點，一是手法多，二是勁路奇。太極螳螂拳手法講究16個字，即硬崩實砸、提拿封閉、黏粘幫貼、來叫順送。其勁路亦與眾不同，講究以勁硬勁為基礎的囫圇勁，俗有傳拳不傳勁之說。

五、太極螳螂拳的拳功體系

正宗的太極螳螂拳械功法，根據宗師崔公壽山所傳，拳法計有中路翻車、八方、崩補、分身八肘（共分五段）、亂接、摘要（共分七段）、梅花路等共計十七套（螳螂門傳統稱段）。器械：引龍出水刀、白猿偷桃刀、亂搏桿（亦名亂槍）、十八槍、大刀、掠水棍棒等。內功以三回九轉羅漢功為本，輔以八段錦、神仙起居法、太上養生要訣等內功心法，以及鐵沙掌等外練功法，以達到“令人入手無路，而觸處受傷，此所謂混然一太極是也”之境。

六、太極螳螂拳譜

龍之傳人范文第5篇

然而，近年來，我不斷聽到“龍”圖騰地位岌岌可危的報道。據說，北京奧委會就曾經考慮用龍作為吉祥物，但考慮到龍的特殊性而沒有采納，理由是龍代表一種威脅。更有人考證，龍的雛形就是鱷魚。據說，“龍”在英文中被稱為“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認為是一種充滿霸氣和攻擊性的龐然大物。正因為西方文化中的“龍”是一種惡獸，有學者居然提出，把這條龍改造成其它東西，從此“中國形象標志將可能不再是龍”。其理由是“龍”的形象往往讓對中國歷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國人由此片面而武斷地產生一些不符合實際的聯想，會使外國人認為中國人霸氣，中國人很危險。這個學者說，西方世界對東方文化認識有偏差，重塑國家形象品牌時，應另外去挖掘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元素。

好個堂而皇之的理由！但我懷疑，這個學者是不是在潛心研究如何發掘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元素，也許他是成天在琢磨如何更好地迎合西方的口味吧。我們把龍作為圖騰，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歐洲人因不了解而害怕，說明的是我們缺少溝通和交流，而不是急于取消自己的圖騰而去迎合他們。把龍圖騰取消，就像把天安門拆掉，重建成新紐約一樣，是不可取的。再說，很多國家都有自己值得自豪的象征，美國人的標志是鷹，世界上最兇猛的鳥類；德國和俄羅斯的標志是熊，世界上最兇猛的獸類；日本和英國也都自詡自己為太陽，何等的狂妄自大，不也沒有因為擔心會給別人帶來恐懼而改變他們的形象嗎？

作為龍的傳人，我們喜歡龍，是希望龍降祥瑞，給我們帶來福祉。西方人把龍視為猛獸，說明西方人害怕龍。我想這既有文化差異原因，還能說明的問題就是：西方人害怕龍圖騰，害怕中國騰飛！但試想，當年攜堅船利炮而來的八國聯軍，又何嘗不被我們視為“惡魔”“野獸”呢？你告訴洋大人咱中國爺們不喜歡那玩意兒，叫人家放棄這些“惡魔”，人家會聽你的？恐怕只能是癡人說夢罷了。現在人家害怕龍，你卻迎合他而放棄龍。我想，這不是著了洋大人的套嗎？洋大人巴不得你中國人不是龍而是蟲，甚至希望你是一條落水狗呢，那時你就不是魔獸而他是魔獸了！

因此，如果讓我回答，“龍的傳人”這一稱謂會消失嗎？我會說，或許到一個時候，我會贊成取消龍圖騰。你要問是什么時候？告訴你，那就是在咱中國人都愿亡國滅種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