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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散文史范文第1篇

唐詩是中國詩歌發展的峰巔，是一代文學的標志。

清人彭定求等所編《全唐詩》共收集有唐一代2200余位詩人的48900多首詩歌。唐詩的作家上有帝王將相、下有漁夫樵人、僧道伶工；唐代詩壇上不僅涌現了初唐四杰、陳此文來源于文秘站網昂、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白居易、韓愈、孟郊、柳宗元、劉禹錫、李賀、李商隱、杜牧等璀燦的群星，而且升起了“詩仙”李白和“詩圣”杜甫兩位光照千秋的詩壇巨星。唐詩在詩體上日臻完善，以五七言為主，四言、雜言的古體詩、樂府詩乃至律詩、絕句無不具備，許多詩人對近體詩體制的掌握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唐代詩歌流派眾多，風格多樣。著名詩派有山水田園派、邊塞派、韓孟派、元白派等，風格上呈出雄渾、沖淡、纖禾農、高古、典雅、洗煉、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疏野、清奇、飄逸、曠達等多姿多態之景象，唐詩意象的選擇、攝取極為廣泛，舉凡社會生活、人物內心世界無不涉及，真實記錄了有唐一代的社會史實，表達了不同階層人物的情感和愿望。唐詩以其意象的組合、意境的開拓，創造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最高審美境界，取得了后人難以逾越的藝術成就。

唐詩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動態的流變過程。明人高木秉的《唐詩品匯》把唐詩分為初、盛、中、晚四個時期，是大體符合唐詩發展歷程的。從唐王朝建立到睿宗延和元年618712是初唐時期，這一段也可稱作唐詩的徘徊時期。本期詩歌大抵沿襲了齊梁余風，題材狹窄，格調纖弱。到唐初四杰出，詩風始有所振起。稍后陳此文來源于文秘站網昂力倡漢魏風骨，詩風為之一變；從玄宗開元元年到代宗永泰元年713一765為盛唐時代。本期名家比肩接踵，詩歌創作如日中天，形成了令后人追慕不已的“盛唐氣象”。李白是唐帝國國勢鼎盛時期的歌手，杜甫是唐帝國大廈傾覆之際的憂患之士；李白詩歌是青春的頌歌，杜甫詩歌是亂世之悲歌；李白詩歌飄逸豪放，杜甫的詩歌沉郁頓挫。田園山水詩派、邊塞詩派和其他詩人一道將盛唐詩壇裝扮得千姿百態，氣象萬千。代宗大歷元年到穆宗長慶四年766—824為中唐時期，大歷年間，詩歌創作跌入低谷，大歷十才此文來源于文秘站網缺乏雄渾之氣。中唐后期詩壇再度輝煌，元白等人掀起新樂府運動，韓孟詩派刻意求新，柳宗元、劉禹賜、李賀等優秀詩人無不形成了各自的藝術風格。從敬宗即位到唐末825—907為晚唐時代，大唐帝國日薄西山，詩歌創作亦如同返景入林之殘照。李商隱杜牧為唐詩抹上了最后一層金光。

唐詩之所以如此高度繁榮，原因是多方面的。與有唐一代政治經濟的發展，與思想的自由和對外文化交流的寬松環境，與統治者的此文來源于文秘站網好提倡、科舉詩賦取士、與中下層士人活躍等因素密不可分。另外，從詩史的內在流變歷程看，《詩經》、《楚辭》、漢樂府和魏晉南北朝詩歌為唐詩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古代的唐詩選本中，清人孫沫的《唐詩三百首》最為流行。今人喻守真有《唐詩三百首詳析》中華書局版，對藝術特色的講解甚為詳切。今人唐詩選本較多，茲介紹兩種：一是葛兆光《唐詩卷》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收唐詩282首，凡七十八家，選詩頗具眼量，小傳、注釋新見迭出，自成一家；一是馬茂元《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選詩500余首，按體例排列，注釋簡明，分析詳備。

中國古代散文史范文第2篇

一、更新觀念,增強古代文學教學的現代意識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大潮的沖擊與現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國古代文學這一古老的學科日受冷落,古典文學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一度有所動搖,部分學生產生了古典已成過去,沒有必要再鉆故紙堆的想法,厭學的情緒有所增強,這不能不引起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者的深思。而在反思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過程中,不少有識之士都認識到,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觀念的落后和教學方法的陳舊,是導致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滑坡的重要原因;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只有站在歷史的高度,更新觀念,增強古代文學教學的現代意識,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才能激發出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古代文學這一學科其內容凝聚著中國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結晶,其知識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封閉性,同時又具有一定的變動性。說它穩定、封閉,是因為古代文學的基本框架、基本體系是已經成型了的。說它變化、開放,是因為對古代文學的詮釋都會有那個時代的影子,因此,在挖掘古代文學課程中精華的同時,運用現代意識對古代文學進行詮釋就成為本學科課程的主要內容。古典文學教學內容的重點在于通過對古代作家作品的閱讀,把握文學發展的進程。早在戰國時代,《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論世”的批評原則,指出與古人對話不僅要“頌其詩,讀其書”還要“知其人”“論其世”。然而古代作家生活的年代距離現代已經相當遙遠,古人的思想觀念、處世原則、文體形式甚至語言習慣都與當今現實生活存在著相當的距離,因此我們與古人對話的障礙不僅僅是文字上的。

在教學中找到一些至今也仍有現實意義的話題切入,不失為消除障礙,進而激發學生興趣的途徑。例如講授《離騷》以及先秦諸子散文,就可以把表現在屈原、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莊子身上各有側重的那種對國家、民族的強烈責任感,對現實的積極參與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豪邁氣概,憂世與憤世精神凸現出來,而這些正是當代知識分子依然承襲著的美德。可見知識分子階層與它誕生時期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士階層之間有著割不斷的血脈聯系。當今知識分子的許多優秀品質,正是士階層某些特質的延續。這樣便拉近了古代與現代的距離。學生會理出從屈原的“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到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東林黨人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樣一條一脈相承的紅線,從而理解了古人對“士”的種種解釋,如“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曰士”,“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等等;也更加深切地認識到弘揚古代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在當今振興國家與民族大業中的現實意義。在講述古代文學作品時,要著重于對作品的現代闡釋,發掘其民主性的精華和藝術上的創造性成就,突出對于現實和未來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這就要求我們能運用現代意識觀照古代文學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例如《老子》有云:“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我們不能只認為它是玄而又玄的玄學,其實這里含有宇宙形成的科學。試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8年世界科學報告〉摘要》中這樣一段話:“(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樣子?嚴格地說,什么也沒有,就連空間或時間也沒有。”這段話的意思與兩千多年前的老子的認識竟有著驚人的相似!這正說明我國先哲的高度思辨的偉大成就。《詩經》中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人這種提倡、崇尚、高度重視創新的思想正是推動我們中華民族進步和發展的動力。對此我們都要用現代意識加以闡發。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其實就是一部不斷創新的歷史,一種新的文學體裁的誕生、新的文學觀念的形成、新的文學思潮的出現,無不包含著創新意識和創造活動。我們也要把古代文學教學視為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它的作用不僅在于闡明作者和作品原來怎么樣,更在于闡明文本及各種文學現象對我們有什么意義,或者說,通過教師運用現代意識,創造性的闡釋、激活作品,使之與現實世界發生意義聯系,并轉換成一種精神滋養。這樣,古代文學教學也就成為一個創造性過程,一個審美過程。例如,蘇軾膾炙人口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傳統的解釋是表達了蘇軾思想的苦悶,反映了它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這個說法自有其道理,但僅僅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夠的。有一位老師通過對此詞的深入鉆研,聯系現實的人生體驗,在講課時著重分析了它的動人之處:一是揭示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哲理:人生的缺陷是絕對的,我們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無缺,只能在絕對的缺陷中尋求相對的完滿;二是蘇軾以博大的胸懷對人們發出的深情的祝福:“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因為人生的缺陷難以避免,人與人之間更需要互相關懷和撫慰。因此蘇軾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終撥動著人們的心弦。由于教師注意用現代意識對古代作品作合乎情理的闡釋,激活了作品的內在價值,拉近了古代作品與現實生活的距離,從而引起了學生的強烈共鳴,取得了育化心靈的效果。可以說這是古代文學教學改革所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文史結合,加大與歷史學科的橫向聯系

中國古代散文史范文第3篇

    這兩方面的研究對象可以概括為傳播的文學與文學的傳播。從傳播學的外延上說,文學傳播學則是依照以傳播內容劃分出的特定傳播種類,它是立足傳播學立場,運用傳播學理論和方法體系對文學傳播這一傳播內容種類進行考察、描述、說明、歸納和揭示等研究的學科,是傳播學學科的分支領域。作為新的學術領域,文學傳播學的開創應該是一個比較龐大的學術工程,因為文學本身包含著非常復雜的內容和多層面的構成:僅就文學自身而言,從國別上看,有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從時間上分有古代文學和現代、當代文學;從表達方式上說有口頭文學和文本文學;就文學題材說,則有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面對這樣復雜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文學傳播學的創建工作應該先從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個科學的選擇。正是基于這一思想和認識,曹萌選擇了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作為其文學傳播學建設的奠基和突破點。

    在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范圍內,中國古代文學都堪稱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學傳播學尚為空白領域的學術背景上,進行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實具重大意義:既在國內外傳播學界開拓出文學傳播學這一獨特學術領域,又為建設文學傳播學學科奠定了基礎。同時,還可以通過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具體研究成果,檢驗和完善一般傳播學理論與方法,為探討人類傳播的方式、類型及規律提供更多的途徑,從而豐富傳播學理論方法體系,拓寬傳播學領域。此外,從傳播學立場出發,運用傳播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現象、思想和發展過程,揭示古代文學傳播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極大作用,以及立足傳播學立場重估中國古代文學的文化價值,還能刷新當代人的“古代文學”觀念,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創新提供參考和借鑒,進而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提供新途徑和新范式。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是從傳播學立場出發,以傳播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為指導,結合文學史、文獻學、社會學、美學等學科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主體、傳播目的、傳播方式、傳播思想、傳播類型,以及影響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重要因素進行描述和說明。二是開拓與創新。文學傳播是經過學術嫁接產生的新學科。對于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帶有突出的開拓與創新性。如上所說,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是以傳播學的立場和視角對文學進行描述和說明,其主要研究對象是文學作為被傳播的信息的傳播過程和非文學的信息以文學作為傳播方式而被傳播。這樣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對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因此,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它又是開拓與創新。

    在上述理論思考和學術戰略鼓勵下,曹萌首先從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入手,展開文學傳播學學科的創建,因此,匯編中國古代文學傳播資料就成為這一學科開拓工作的先導性著作。在曹萌的主導下,他的研究生們利用傳播學的知識方法和理論系統,將中國古代文學傳播過程和現象,劃分為傳播行為、傳播方式、傳播目的、傳播組織與制度、傳播類型、傳播思想、傳播媒介、輔助文學傳播的重要因素等類項,然后以這些類項為基本標準,在各類古代文獻資料中進行甄別、發掘、鉤稽,而后按時間排序加以編纂,就有了以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朝代為斷代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學傳播資料匯編,再對所匯編的資料加以特定的評點,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國古代文學傳播資料匯編與評點》,該書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繼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學傳播學領域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中國古典小說名著傳播研究》。該著作選取中國古代幾部代表性小說名著進行傳播學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據傳播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這些已經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受過反復學術煎炒的作品,實施傳播與影響的研究,從而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作品的傳播方式、傳播特征和擴散范圍,以及傳播類型給予提煉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學傳播學領域的開山之作。

中國古代散文史范文第4篇

摘　要：中國的文學“元典”具有深刻的特質和廣泛的價值，其源頭地位和典范作用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中發揮著精神支柱作用，故在當代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中必須給予更有力的關注。為此，我們正著手進行的“先秦文系年注析”叢書的編撰工作，正是在鉤稽先秦文資料源的學術研究之基礎上，同時又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個較好的先秦“元典”文讀本。

關鍵詞：原典；元典；教學；系年；注析；編撰

我們這里所說的“元典”是與“原典”、“元點”有著密切聯系而又不同的一個概念。

所謂“原”，即“本原”(《左傳》昭公九年)；所謂“典”，即“經籍”(《尚書?五子之歌》偽孔《傳》)，故所謂“原典”主要強調“原初”、“原始”的文獻學上的原料價值，即文獻學類別劃分中的一次原始文獻。所謂“元”，即“始”(《說文》)；所謂“點”，即某一時段與程度的標志，故所謂“元點”，即探討“四時之變”、“萬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其具有哲學的“本原”、“本體”意義，是人們對客觀事物追本溯源式的理性探討與根本解釋。此外，“元”還包含著價值取向上的傾向。《易?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又有《易?坤》：“上美為元。”《正字通》云：“元，大也。”《尚書?舜典》載：“元，上也。”這些對“元”的解釋又都包含著對人類終極性存在狀態的關懷，表達了對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向往。

而我們要談的“元典”則是屬于文化學意義范疇上的，是哲學“元點”思維與文獻“原典”史料的完美結合，更強調人類精神文化的源頭意義、超越時空的典范意義和 民族精神的建構意義。這樣，中國文學的元典性作品就是指那些既有深刻、廣闊的原創性意蘊而又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上長期發揮著精神支柱作用的書籍。研讀這些“元典”作品體現出一種“原始要終”(《周易?系辭下》)的召喚和要求，在當代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中，需要我們更注重文學“元典”的教學，從而引導學生進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治學門徑，力揚厚重務實的學風，提高學生的原創性能力。這種“知所先后”的訓練，無疑對他們今后的學術研究乃至于整個人生進入“知本”、“知至”、“近乎道”(《大學》)的探索之路會大有裨益。

一、中國古代文學“元典”具有原創性、典范性和民族精神性特質

卡爾?雅斯貝爾斯(K．Jaspers)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指出，大約在公元前八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實現“哲學突破”的“軸心文明時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約而同地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諸多根本問題，產生了諸多文化“元典”。這這一時期的中國，正是先秦時期，更是一個“元典”蔥郁的時代，它所產生的文明成果達到了后人難以企及的高峰。首先，這一時期的經典作品大多具有原創性、典范性特質。如《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左傳》、《國語》、《老子》、《論語》、《孟子》、《莊子》、《楚辭》等一大批中國文化與文學“元典”的出現，奠定了中國文學幾千年來的文體、意象、思想內容和情感基調。各種文體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語言藝術上的高度成功豐富發展了漢語的表現力，其完美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對后世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如《詩經》作為中國詩歌的“元典”，牢籠千載，衣被后世，奠定了我國詩歌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后世詩歌的風雅精神、比興手法、體裁結構、語言藝術和文體句式等無不肇興于此。又如《尚書》、《逸周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為我國歷史散文的典范楷模之作，它們標志著敘事文學的成熟，對后世的史傳文學、散文、小說、戲劇等多種文學樣式滋養尤甚。而且，中國文學的思想基礎――儒、道兩家的哲學、美學思想，在《老子》、《論語》、《孟子》、《莊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確立并持續地發揮著影響力。可見，這些“元典”作品雖然處在各個文學樣式的發生和初創時期，但它們卻顯示出了巨大的文學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們凝固成中國古典文學的堅固基石，它們是中國文學發展變遷的母體和種子，它們指示了中國文學的未來走向，確定了民族文學的美流和藝術型范。

其次，這一時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含蘊著并表征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精神，故具有民族品格、民族魅力特質。如魯卿穆叔為晉卿范宣子釋“死而不朽”時日：“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此即春秋中期(前549年)人們的所謂“三不朽”。可見，當先秦時代的士人把“立言”作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徑的時候，他們的文學創作不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這個時代的社會風貌和文化追求。同時，這一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囊括文史哲的“大文學”、“泛文學”觀念。正是這種文學觀念，使這一時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兼有文化“元典”與文學“元典”的雙重身份。這些作為一個民族創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時代涌現出來的文化“元典”，凝結了中華民族在以往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優秀的集體無意識。先民們將這些族類記憶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覺和理性的高度，又通過我們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號將民族的經驗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來，逐漸成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因此，這一時期的“元典”作品不僅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大廈“起頂梁柱作用的關鍵性構件”，而且也成為中華民族文明垂范久遠的文化指針與取之不盡的精神源泉。這便是積極入世、用世、濟世的政治熱情和憂患意識，以儒為主，兼融釋老的思想情懷，詩性沉郁、創新求變的審美況味和創作追求，濃郁自覺的理論批評意識，包容雅俗、綜合眾體的渾灝大度等等。

中國古代文學“元典”的首創性、涵蓋性、深邃性特質，不僅對中華民族之民族個性的后世直至未來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而且它們作為全人類共同的審美意識與精神財富，能夠在任何地域、任何時代使人們獲得強烈的情感共鳴和心靈震撼。

二、古代文學“元典”教學是克服當前教育弊端、培養原創力的重要途徑

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經典常談?序》中說：“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他進一步強調：“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于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這些呼吁在當代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的教學中更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和熱烈的響應。

首先，注重中國古代文學“元典”教學是克服現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徑。

20世紀初葉，隨著“西學”傳入中國，我國的學術體系與教育體系實現了改革和重構。在學習西方的急切態度和飽滿熱情中，我們快速地完成了對舊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體質和課程體系，這無疑是一種社會進步。可是，我們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歡呼聲中，將在洗澡盆里的“嬰兒”與“臟水”一起倒掉了，以傳統經學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學“元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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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更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當前高校中文系課程設置普遍存在多、空、舊、窄的問題，課程越來越多，內容越來越空洞，專業越來越窄。講析中國古代文學博大深厚的“元典”性作品的課時漸漸減少，取而代之的則是對文學“史論”的高談闊論。一些中青年學者常常以批判傳統文化相標榜，而傳統文化究竟是什么，他們卻并不知曉，從而產生了嚴峻的“文化失語癥”。我們的時代，成為了一個“沒有學術大師”的時代。我們的前輩學者正是在熟讀文學“元典”的前提下，遵循以小學通經學，再以經學通文學的優良治學傳統，而成為澤被后世的一代“大師”。這些知識大家，無論是從事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他們的國學根底都很深厚，這也是他們能夠成為大家的重要原因。十分遺憾的是，我們這些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接受了現代學校教育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尤其是畢業(出站)后在高等學校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教授們和博導們，不懂小學，不通經學，也妄談文學，甚至以國學“大師”自居，何其悲哉!當然，究其根源，這絕非個人一己之悲哀，而是整個浮躁時代之悲劇!

學習、承接包含著豐富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的文化“元典”，是實現素質教育的重要途徑。但我們的國學教育并不是在短時間可以奏效的一種技巧，而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積累熏陶而來的底色素質。它將以不變應萬變的姿態，給青年學子以深刻的內在影響力和整體塑造力。其次，注重中國古代文學“元典”教學是培養學生具有“支援意識”從而形成原創力的重要手段。

非常具有戲劇色彩的是，在我們忙著按照“西學”思想建構中國現代學術體制與教育體系的時候，早在20世紀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則開始創設“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兩門本科生必修課，鼓勵學生致力于研讀歐洲文學、哲學、社會理論等傳統經典名著。到了20世紀40年代以后，美國的許多大學相繼開始開設此類課程。此后，芝加哥大學鑒于當代大學訓練研究生的方向越走越偏窄的弊端，而著手進行強調原創力的培養，他們規定研究生必須完成一定的經典研讀課程。美國學者博蘭霓(Michael Polanyi)又提出潛移默化積淀的“支援意識”是創造張力的重要來源。這種創造張力非簡單的創造力，而是較深層次的開辟新境界的能力。是由深厚博識而水到渠成的內在爆發力，是致力于開展宏觀、質變、大規模受眾的飛躍性創造。而培養青年學子原創能力的最主要途徑是使他們能夠在自己的學術生涯的形成期產生廣闊的視野與深邃的探究、思維能力。元典性作品“抓住了特定文化乃至人類生存狀態中一些最基本、最深層次的問題，并作出了最深層次的、最合時代要求、且最富有個性美麗的解答……它常解常新，既推動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又能夠避在發展中造成文明的中斷或解體。”正是它們，沉淀為我們所急需的“支援意識”。

正如博蘭霓所說，盡管“在他們后來的專著中，可能根本不會提到研究生時代所讀過的原典，所以讀者無法知道哪些原典曾對他們發生過哪些影響；甚至他們自己在深入自己專業以后，也不能清楚地意識到早期熟讀有限數目的原典對他們成熟時期的學術思想產生如何的影響。但事實上，原典中精微的深思與開廣的觀照對這些學生的影響是他們終身受用不盡的”。而在中國，即使是很多人文基礎深厚的綜合性大學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各院系的課程設置中”，也“極少有導讀古今中外的經典為內容的課程”。這不能不讓我們深思。元典閱讀應是大學教育中的重要內容，加強元典教育應當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

同時，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人們在認識了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的同時，卻形成了對技術和物質的盲目崇拜。社會上存在著明顯的“重知識、輕修養，重科技、輕人文，重物質、輕精神”現象，自然會出現文化使命感的喪失和人文精神關懷的淡漠。這種閱讀消費的感官化、平庸化、娛樂化，自然會造就一批“空心人”、“欲望人”和“物質人”。而元典作品都以完美的形式展現了一個民族最為優秀的、穩定的道德觀念、價值取向、和審美理想，它們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和健康向善的感情基調，具有為現代社會“立人”價值功效。這些接受過正規教育的中文系大學生、研究生，不論他們將來從事學術研究還是從事其他社會工作，他們無疑是引導未來社會文化創造與消費的精英與脊梁。從這個意義來講，注重中國古代文學“元典”教學不僅僅是個培養學生的問題，而是關系整個社會文化方向的大問題；不僅僅是關系當代社會的問題，而是關系未來社會的問題。

當前，越來越多的學者與教育管理者已經開始注意到中文系古代文學“元典”教學的重要性，許多學校也已經開始了有意的嘗試。如筆者所在的上海大學中文系，已經被列為上海市高等學校漢語言文學本科教育高地建設基地，并邀請全國數十名專家學者就“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這一命題進行了理論探討，草擬了以文學“元典”導讀為主、文學史論簡析為副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體系。在已經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開設的9門專業學位課程中，有6門為以文學“元典”研讀為主的學位課程。同時，我們也在進行上海市高等學校本科教育高地建設資助項目的“先秦文系年注析”叢書編撰工作，該成果將作為大學本科高年級學生的選修課教材。正是著眼于中國古代文學“元典”類作品的教學價值和意義，正是在為學術研究鉤稽先秦文資料源的基礎上，又能夠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個較好的先秦文讀本。盡管上述工作僅僅只是一個嘗試，但我們相信這種嘗試將來會顯示可喜的效果和強大的生命力。

中國古代散文史范文第5篇

古代文學是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主干課程，起著傳承民族思想和文化的作用。當前，在全球化浪潮中，古代文學在外來思想文化和西方價值體系的滌蕩下，需要調整視角重塑思想傳承載體的作用。筆者結合教學實踐，通過對古代文學教學現狀的分析與研究，探尋培養創新人才的發展目標。

一、古代文學教學中片面地強調“以史為綱”

培養和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是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出發點與歸宿點。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幫助學生分析文學作品、督促他們認識文學史，讓學生通過自己閱讀作品，去親身體會和感知，突出學生的主體探究地位。讓學生多接觸文學作品，在閱讀的過程中理解和掌握文學史論，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

目前，在多數高校的大學古代文學教學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片面地強調“以史為綱”的問題。需要及時在思想認識上和教材體例的編排上，以及教師的授課方法上進行全方位的變革，需要調整角度，發揮古代文學課的民族思想和精神的傳承作用。

二、古代文學教學中輕視文學原典的分析

由于在各類古代文學考試中，文學史是主角，多數古代文學教師沿襲文學史的講授方式，很少有能夠從文學作品分析作為切入點的講授。重視文學史講授，輕視文學作品分析的培養方式，使得學生只會舍本逐末，以偏概全。文學史涉及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鑒賞。理論指導創作，文學批評與鑒賞是文學作品審視的基礎。但這都依托文學作品而存在。學生只有了解了文學作品，才能從文學史上全面深刻地分析評價該作品。如，沒有讀過《詩經》的學生，就不可能對《詩經》的文學價值與文學技巧有更深刻的了解，就不會懂得賦、比、興是我國古代詩歌的基本表現手法。不了解具體內容，就不能對該作品極高的美學價值有深層次的把握，更不能洞悉文學原典的真諦，這樣培養出的學生嚴重缺乏文學評判能力。

三、古代文學教學目標脫離實踐，落實不到位

大學古代文學課的教學目標在于培養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和寫作能力。大學生的氣質情趣和意志道德等人文素養，不是背誦幾首唐詩宋詞就能提高的。人文素養需要精神體驗的升華來實現。古代文學知識的積累，需要從圣賢留傳承下來的經典文學作品中去體悟，在欣賞和品讀中，感悟到生命的價值與存在的意義。

如今，大學生的寫作能力普遍欠缺，究其原因，主要是學生的閱讀量不夠，經典文學作品讀得少，不能很好的對文學作品做出鑒賞。大學古代文學課只學不用、只講不練，忽視實踐教學的現象普遍存在，造成大學古代文學課的教學效果離教學目標的要求相差甚遠，落實得不到位。古代文學作品中都蘊含著一定的立身處事哲理。只有通過大量古代文學作品的認真研讀，學生才能明白其深層次的道理，掌握作品的要義與藝術特色，達到對中國古代文學成就的深層認識，提高閱讀與鑒賞文學作品的能力，這樣才能在現實中應用于自身。最終使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得到提高。

如，以歷史散文《戰國策》選篇（《馮諼客孟嘗君》）的教學為例，《戰國策》生動地反映了戰國時期策士們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馮諼客孟嘗君》通過描繪馮諼和孟嘗君的人物性格，突出表現戰國時期“士”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文章開篇采用鋪墊手法展開人物形象，在結構布局上巧妙地做了安排，可見作者行文風格、藝術技巧的別出心裁。先描寫馮諼“無好”、“無能”，因“貧乏不能自存”而“使人囑孟嘗君，愿寄食門下”。并且人物語言極富個性，這就需要引導學生深入思考“通過對這篇文章的學習，于自己的人生有何指引”。模仿經典范文去練習，目的是掌握各文體的寫作規律，提升大學生的寫作能力。因此，古代文學教學的整個過程需要及時在各類文體“讀”的過程中，進行“寫”的創作訓練。

四、調整視角重塑古代文學傳承載體

（一）構建新型教學模式

大學教育，不是突出技能的專項培養，也不是培養學生僅僅專于某領域，更多是強調對學生的人文教育。國學是古代文學的基礎，是人文教育的主體。我古代先秦時期，文史藝術間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古代文學雖然在時空上跨度大，但傳承中華文化精髓，是繼承與發揚中華文化的載體。因此，大學教育需要重新審視并構建古代文學課程改革體系。將傳統的平面的知識傳授模式，向新型的立體的綜合培養模式轉變，即“基礎知識積累—思維訓練—能力提高培養”。針對文學史，采用讓學生以自學為主的學習方式。針對作品閱讀與分析，采取以教師講授為主的形式，節約教學時間，不斷提高教學效率。

（二）構成網狀教學體系

在傳統的基礎知識的積累與選修課的研究性與前瞻性中間，穿插專題講座與專題討論會使知識點得到不斷的深化與提高，從而構建網狀教學體系。如，魏晉文學史，文學嬗變邏輯、特質特點、概貌，筆者做詳細的講授，拓展學生的知識面，同時開設專題講座，組織學生討論“玄言詩的產生淵源”，并在課下形成小論文作業，將知識點向縱深層次挖掘。構建立體網狀教學體系，幫助學生梳理知識結構，訓練邏輯思維，培養學生人文素養。

（三）完善教學手段，提高教學效率

古代文學信息量大，需要細致的闡釋，單純的一支粉筆與黑板是不能解決的，需要輔之多媒體教學手段來節約教學時間，增加課堂上的信息流量，提高教學效率。如在講授《錦瑟》一課時，運用電腦制作畫面，將朦朧含蓄的場景清晰直觀化，激發學生想象，起到增強對詩歌意象理解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