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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流動性范文第1篇

內容摘要：本文從虛擬經濟的視角出發，首先對虛擬經濟的研究范疇進行了界定，并簡單討論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以及貨幣對聯系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重要作用，最后在此基礎上論證了虛擬經濟體系中經濟泡沫產生的必然性，并就此提出了抑制虛擬經濟泡沫的方案：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

關鍵詞：虛擬經濟 經濟泡沫 虛擬資產 流動性控制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

（一）虛擬經濟的范疇界定

虛擬經濟是從具有信用關系的虛擬資本衍生出來的，并隨著信用經濟的高度發展而發展。但是時至今日，雖然相關的研究成果很多，也取得了較大進展，但是在虛擬經濟的研究范疇以及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問題上，學者們并未達成一致意見。目前學者們對虛擬經濟的范疇問題主要有四類觀點。

第一類觀點認為虛擬經濟與虛擬資本的運動密切相關并且是非物質生產活動。羅良清（2009）認為“虛擬經濟是以虛擬資本交易為載體，利用短期市場價格波動為收益來源的經濟活動，它以預期收入資本化定價為基礎，脫離了實體經濟具體生產過程”。禮（2009）則認為“虛擬經濟是以價值和信譽信用為基礎，以金融系統為循環依托的虛擬資本交易并繁衍增值的經濟活動”。孫寶文（2005）提出“虛擬經濟是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這些虛擬資本不經過實體經濟循環就可以取得盈利”。

第二類觀點界定的虛擬經濟范疇較第一類觀點更加廣泛，將所有非物質生產活動視作虛擬經濟的范疇。例如“虛擬經濟是在追求貨幣利潤的目標下，通過單純的‘買賣’、‘資本化’運作以及價值‘炒作’等相對脫離了‘物質生產過程’的價值增值活動”。劉駿民（2008）和葉朝暉（2003）則將虛擬經濟定義為“虛擬經濟是指以信用工具為載體和以投機牟利為目的的、相對實體經濟而存在的、具有價值獨立化運動特征的一種經濟”。

第三類觀點對虛擬經濟的定義是從虛擬經濟的功能出發，包括虛擬經濟的資源配置功能和財富分配功能。徐良平（2002）認為“可以將虛擬經濟看成是人們為了沖破現實經濟的資源束縛，提高源配置效率，運用越來越虛擬化的交易手段將經濟增長的各要素在更高層次上組織起來，以更快地促進經濟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周建波（2009）認為虛擬經濟是指“以無形的商品、資產及其市場共同組成了流通的新空間，以科技信息網絡技術為傳遞方式，以股票、期貨等金融創新產品為交易工具和表達方式，以預期的勞動價格、技術價格和資本價格進行定價和分配，從而以虛擬價值和價格方式刺激并帶動了實體經濟迅速發展，并產生了巨大財富效應的經濟形態”。魯品越（2009）認為“虛擬經濟是以證券化資產的虛擬價值為內容，以大眾資本為其實體經濟價值來源，通過對虛擬價值的波動價差的投機，以分割實體經濟價值和規避投資風險，而產生的金融流動體系”。第四類觀點則將虛擬經濟與滿足人們心理需求的服務行業聯系在一起。如宋可為（2009）認為“虛擬經濟廣義上則是指滿足心理需求的生產（如娛樂、傳媒作品等）有關的經濟活動”。而林左鳴（2010）把“同時滿足人的物質需求和心理需求的經濟，及只滿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經濟活動的總和定義為廣義的虛擬經濟”。

無論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都同在市場這個大環境中運行，同屬于市場經濟的范疇，它們的功能也與市場的功能一致，即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從資源配置方式差異來區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研究范疇。事實上，學者們認同虛擬經濟并不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觀點。例如，胡延平（2008）認為“從社會總體上說，所謂錢生錢的虛擬經濟并不能生出哪怕一分錢，它其實一刻也離不開實體經濟，它不過是重新分配實體經濟帶來的利潤。以‘錢’生‘錢’，其實質是‘分配’”。盡管如此，虛擬經濟卻必不可少，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虛擬經濟能夠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由此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筆者在這里將人們的不直接與生產和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的經濟活動定義為虛擬經濟的范疇，否則就是實體經濟的范疇。

例如，股票和債券，其在一級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屬于實體經濟的范疇，因為融資的目的通常是為了建設或是生產及消費，而其在二級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屬于虛擬經濟的范疇，這種經濟行為的直接結果只是財富的轉移或是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并不直接與生產和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

另一個例子是古董及為賺取差價而從事的實物產品買賣。雖然這類物品具有所謂的觀賞價值或是使用價值，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在買賣它們時并不以生產和消費為目的，像這樣的交易活動也不與生產或消費直接相關，因此將其劃為虛擬經濟的范疇。

（二）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上述簡單地界定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研究范疇，看起來兩者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由于孕育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市場是一個有機的功能整體，因此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在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方面也是相互促進和相輔相成的關系。同時因為市場經濟行為的直接目的是獲得利潤，無論是商品生產還是勞務的供給，都是以獲得利潤為目的，這也是市場經濟中企業或個人的生存基礎。但是自從虛擬經濟活動產生，就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獲取利潤的新方法，這種方法可以使獲取利潤完全與商品或是勞務的生產和消費無關。正如徐國亮（2006）所指出的“生產過程只是獲取利潤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獲取利潤而必須干的‘倒霉事’。資本本質上都有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直接獲取利潤。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這種狂想漸漸變成了現實”。因此，無論是虛擬經濟活動還是實體經濟活動，其目的相同，即獲取利潤。

由于市場通過價格機制和利潤杠桿來完成資源的優化配置，而價格和利潤又具體表現為信用貨幣，段彥飛（2009）認為“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是獲取利潤，而利潤是以貨幣來表示的，或者說只有貨幣才體現出利潤。……貨幣利潤成為市場經濟的主導價值標準”。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是虛擬經濟活動獲得的利潤還是實體經濟活動獲得的利潤，其代表就是信用貨幣，并且由于貨幣在虛擬經濟及實體經濟之間的流動，以及貨幣能行使價值尺度的職能，使得貸幣成為聯系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紐帶。

虛擬經濟泡沫產生的原因

關于經濟泡沫的定義，目前理論界存有多種說法，除了許多學者都把“經濟泡沫”與“泡沫經濟”等同使用以外，有些說法極易與通貨膨脹、商業循環、虛擬經濟混淆。因此，對經濟泡沫的內涵進行界定是十分必要的。在這里筆者借鑒相關學者的觀點，將經濟泡沫表述為由于局部的投機需求（虛假需求）使資產的市場價格脫離資產內在價值的部分。它實質是與經濟基礎條件相背離的資產價格膨脹。

（一）虛擬經濟活動催生經濟泡沫

首先，由于虛擬經濟的產品交易并不直接與生產和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因此，虛擬經濟范疇內的交易對象具有可多次甚至是無數次重復交易的特點，這一點，是經濟泡沫催生的前提。

王愛儉（2008）指出“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越來越多的實體產品將價格預期融入其中，表現出虛擬性的泛化。從兩百年前的荷蘭郁金香到時下炙手可熱的中國君子蘭，都體現出了虛擬性泛化的特征”。因此，即使是實體經濟范疇內的交易產品，如果其交易背離了以生產或消費商品或勞務的目的，其活動就具有了虛擬性，就有可能催生出經濟泡沫。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像郁金香及君子蘭這樣的產品層出不窮，不久前我國農產品市場上的綠豆、大蒜也是實體產品被虛擬化炒作的例子。同時，與現代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房地產市場也是實體產品經常被催生出“泡沫”的典型例子。

其次，在實體經濟的范疇內，人們的交易行為注重交易對象的使用價值，并且這種使用價值的交換以價值為衡量尺度，最終表現為商品價格并以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由于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的無差異的人類勞動，價值雖然抽象可是真實存在，因此在實體經濟的商品交易活動中，商品的價格雖然會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但是價格卻不會與價值背離太遠。但是在虛擬經濟的范疇內，人們的交易行為關注的是對利益的獲取，只要能夠獲取利益，以任何價格交易產品都認為是合理的。

成思危（2008）指出“當股票可以在股票市場上進行買賣后，由于其本身并沒有價值，故其價格的確不是按照客觀的價值規律，而是按照人們對其未來價格的主觀預測，還要受到供求狀況的影響，這就使其價格更加脫離了實際經濟活動的績效”。另外，在虛擬經濟活動中，人們的主觀心理發揮著較大作用。李俊青（2005）認為“任何一種商品的價格都是成本和心理的函數，也就是商品定價都是揉雜著成本和心理定價的成分”。最終結果是在虛擬經濟領域，當人們對未來形勢樂觀時，人們對于相關產品的交易熱情高漲，相關虛擬資產的流動性變強，相關產品的價格也上漲，由此可能催生經濟泡沫。相反當人們對市場情緒悲觀時，相關產品的交易量減少，相關資產的流動性變差，相關產品的價格就下跌。

另外，對于虛擬經濟而言，從短時間看，其交易產品的價格有跌有漲，但是從長遠看，虛擬資產的價格總體會一直保持上漲。因為當相關產品的價格跌到其合理價格之下時，其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和獲利可能性變大，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會使該種產品的價格回復到合理水平。而當虛擬資產的價格漲到其合理價格之上時，人們并不注重這種產品實際值多少，而是關注其在未來是否還有獲利的空間，只要人們認為可以獲利，似乎相關產品的價格并無上限。

由此可見，泡沫經濟與虛擬經濟是相伴而生的，只要存在著虛擬經濟范疇內的交易行為，那么經濟泡沫被催生將不可避免，這也是本文將經濟泡沫前綴以“虛擬”的原因。

（二）通過投機活動對利益的追逐是虛擬經濟泡沫膨脹的動力

虛擬經濟活動中，參與者充分利用所能獲得的信息，以贏利為目的，從事相關產品的交易。也正是由于有眾多的參與者，可以部分地解決個人決策信息不完全問題，有利于通過資金流向調節社會資源配置。但是由于虛擬經濟的參與者并不是以資金的合理流向為目的，而是以獲得利潤為目的，因此人們的虛擬經濟活動時常會偏離虛擬經濟優化配置社會資源的功能軌道。

許博（2003）認為“泡沫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投資現象，是人們非理性的投資觀念和投資（投機）行為的結果，這種投機行為不是單個投資主體行為，而是眾多投資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李新（2007）也認為“對于虛擬經濟泡沫（泡沫經濟）而言，過度的經濟投機活動是原動力，股票及房地產是主要載體，投機資產市場價格劇烈波動是必然后果”。現代社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積累，在傳統產業經濟領域，競爭越來越激烈，利潤越來越少，有大量的社會閑置資本亟待尋找到新的投資機會。而虛擬經濟不存在生產周期問題，不存在資金周轉的難題，并且往往虛擬經濟領域資本收益率也較高。因此虛擬經濟就成了眾多社會閑置資本的最終去處，直接以獲利為目的的投機行為便大量涌現，而資金的涌入，可以帶來虛擬經濟的繁榮，虛擬經濟的繁榮則會吸引更多的投機資金進入到相應的領域，由此泡沫被催生并不斷膨脹。可以說投機活動對利益的追逐是泡沫經濟膨脹的動力。

抑制虛擬經濟泡沫的方案：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

由于上述將不直接與生產及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的經濟活動劃歸虛擬經濟的范疇，那么在這里將所有虛擬經濟活動中的交易對象稱為虛擬資產。

（一）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的必要性

資產流動性指一種資產能迅速轉換成現金而對持有人不發生損失的能力，也就是變為現實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能力，也稱變現力。不同的資產，由于其固有屬性不同，其流動性也不同。現金具有完全的流動性，并且資產的流動性依其變現能力排序為：現金（包括現鈔、支票賬戶）、定期存單、國債、政府機構債券、市政債券、抵押貸款證券（MBS）、資產抵押證券（ABS）、公司債券、股票、大宗商品期貨合約、金融衍生品等等（張云，2009）。

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資本市場在不同的經濟體系下對資產將會有不同的定價機制，這個機制由于形成時間一般比較長以及市場存在一定的對比效應（即資產在同一個市場中具有較穩定的相對價格），一旦兩個原先相對獨立的經濟體進行資產交換，那么，類似上述這種等價格而不等價值的交換行為也就發生了”（施青春，2009）。由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屬于不同的經濟體系，其產品的定價機制不同，因此僅僅按照產品價格，以貨幣為媒介進行交換，通常不是等價值交換，并且虛擬經濟產品的價格并不以產品的價值為基礎，因此，也不可能實現等價值交換。由此可以認為，制訂合理的虛擬經濟產品與實體經濟產品的交換規則，是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

另外，由于商品經濟范疇內的實體經濟遵循商品價值規律，而商品經濟范疇內的虛擬經濟并不遵循商品價值規律，而兩者以貨幣為媒介有著緊密的聯系，在這樣的條件下，由不等價交換所導致的經濟問題就不可避免。因此實現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是調和商品經濟范疇內的虛擬經濟不遵循商品價值規律矛盾的客觀要求。

（二）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人類的生活、生產、工作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樣的條件下，電子貨幣越來越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正如鞠國華（2009）所說，“在高度發達的信用時代，人們的財富都以數字形式保留在金融機構的計算機系統當中，也就是以各種計算貨幣表示的金融資產”。因此，由于信息傳輸和處理的方便與快捷，使虛擬資產的流動性控制成為可能。

1.托賓稅與印花稅。具體分析如下：托賓稅是指對現貨外匯交易課征全球統一的交易稅，托賓的意思是需要“往飛速運轉的國際金融市場這一車輪中擲些沙子”。托賓稅的實施可以抑制投機、穩定匯率，其稅收收入可以為全球性收入再分配提供資金來源。

證券交易印花稅是股民從事證券（目前主要指股票）買賣時所強制繳納的一筆費用。根據一筆股票交易成交金額計征，由證券賣方按1‰的稅率征收；不對買方進行征收。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托賓稅提高了國際游資進行跨國匯率投機的成本，而證券印花稅提高了股市投機的成本。由于成本的提高，必將使得相關虛擬資產的交易量下降，因為必須存在更高的預期收益，以彌補稅收的成本，交易才會發生。但是這至多只能減緩經濟泡沫的膨脹而并不能阻止投機和虛擬經濟泡沫的催生。

首先，類似托賓稅的稅種或是證券印花稅的稅率相對于虛擬資產的收益而言其比例很低，只要潛在的收益存在，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人們投機，如果提高稅率，則不利于金融市場正常功能的發揮。

其次，虛擬資本的投資收益有著不同于實物資本的特征，其收益通常與取得收益的風險相關，而可變的托賓稅和債券印花稅增加了虛擬資產收益的不確定性，提高了投資的風險，而風險的提高會通過收益的提高而得到彌補，因此類擬托賓稅的稅種和債券印花稅不過是提高了資產收益而已。而如果是固定的托賓稅率和債券印花稅稅率，可以作為虛擬資產的“生產成本”而直接記入其市場交易價格中，這在虛擬經濟泡沫膨脹時，起到了加速泡沫膨脹的作用。就筆者的了解，在目前中國的部分小鎮，由于房屋產權轉移時當地政府違規收取“巨額”的手續費，使得當地的地基和房產價格飛漲。因為產權轉移的手續費成為了“生產成本”的一部分，每交易一次，這樣的“生產成本”都會存在，每一次交易時，上一次的“生產成本”會體現在這一次的交易中，即使房產基本價值沒有變化，市場供求沒有變化，不存在投機的房產買賣，房價也會上漲。

2.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使用“籌碼”。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虛擬資產變現的程序控制，二是虛擬資產變現的比例折算。

對虛擬資產變現的程序控制，目的在于形成一套機制，可以使監管部門主動干預相關資產的流動性，而不是等到虛擬經濟泡沫破滅，投機資本潛逃成功之后，使真正的投資者被套牢并由其承擔損失。金融資產變現程序控制，應該形成這樣一套機制，當虛擬經濟的某個領域有大量資金流入，可能催生出泡沫時，降低這些領域資產的流動性，也就是提高在相關領域進行投資的機會成本，并且資產流動性大小應該與資產泡沫的“大小”負相關。

金融資產變現比例折算，要求對價格虛高，形成了泡沫的資產實行折算變現，也就是說，在同一個領域實行等價格交換（等價值交換），而對于不同領域的產品則可以實行不等價格交換（等價值交換）。比如，當房地產市場形成泡沫時，一套市區的價格100萬元的房子，可以同兩套郊區價格50萬的房子進行交換，而不能與價格100萬的小汽車進行交換。

由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有著不同的價格形成機制，有著相對獨立的運行規律，但卻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可以設想在兩個經濟范疇內使用不同但行使著相同價值尺度功能的貨幣，這就像是某些場所里使用的籌碼。當人們進入時可以將貨幣換成代表相同面值的籌碼，但當他們離開時，可以用相應的籌碼換得相同面值的貨幣，如果人們只是暫時離開，則用不著兌換而可以選擇繼續持有籌碼。但是，如果有人違反了規則，那么這些場所可以拒絕兌換籌碼。

相似的，對于用于虛擬資產交易的賬戶使用有別于實體經濟交易賬戶所用的貨幣，實體經濟中的貨幣只有首先兌換成虛擬經濟的貨幣時，才能進行虛擬資產的買賣；相反的，一項虛擬資產必須首先賣出換成虛擬經濟的貨幣，然后兌換成實體經濟的貨幣，才能購買實體資產和物品，并且可以對不同類別的虛擬資產使用不同的交易貨幣。這時，在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就多了一道防火墻，只有相對正確與理性的經濟行為才可以以貨幣為媒介在兩個經濟領域內自由通行。

3.對方案的政策評價。具體分析如下：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可以調節持有虛擬資產的機會成本，因此能夠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一種手段。當某項資產的流動性變差時，其被持有的機會成本變大，由此可以部分抵消因為高收益而造成的大量資金的投機。這樣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泡沫，又可以避免因緊縮貸幣政策對實體經濟造成不良影響。資金從實體經濟進入虛擬經濟，表現為實體經濟的貨幣供應量下降，在某種程度有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因此有學者將虛擬經濟視作“流動性儲蓄池”。但是過多的貨幣進入虛擬經濟部門，或者說并不很多的資金進入同一個領域，這樣容易催生出經濟泡沫，而經濟泡沫的過度膨脹則會對實體經濟造成不良影響。如果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套機制，當實體經濟通脹壓力過大時，允許虛擬經濟吸收部分流動資金，而當虛擬經濟的某一領域出現經濟泡沫時，啟動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這樣的調控機制，有利于抑制泡沫膨脹。

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有助于決策者引導非完全理性的利益追逐者，使其以相對更加理性的態度從事投資，同時將社會資金引導進入缺乏資金的領域。雖然決策者也不可能掌握完全信息，確切地知道在哪個領域泡沫已經形成，但是這種機制有助于約束投資者行為，使其慎重審視那些看似繁榮的投資領域。如果流動性控制是一項經濟政策，那么所有投資者都應該了解：非理性的過度投機肯定會給自身造成損失。因為只要泡沫膨脹，那么無人能夠全身而退，這樣投資者會更加關注那些并未形成泡沫但獲利潛力大的領域，而不是僅僅由于可能的高收益，將資金投向泡沫部門，這樣可以抑制貨幣資本直接以投機獲利為目的。

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有利于阻遏國際投機資本，避免其對本國經濟的沖擊。盡管目前我國的資本賬戶尚未開放，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整個世界都將傾向于融為一體。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可以利用國際資本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貢獻，同時也可以阻遏或是防范國際投機資本對我國經濟的沖擊。

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并不對虛擬經濟的現有功能造成影響，只要虛擬經濟各個領域和環節是正常運轉的，那么市場將只能知道“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的存在，而不會真正看到它的存在。唯一改變的是人們在考慮虛擬資產流動性、收益和風險這三個因素之后，還要考慮資產的現有流動性會被調控這一事實，這有利于投資者更理性投資。

討論

國內對虛擬經濟的研究是從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開始的，奠基之作是劉駿民教授1998年著的《從虛擬資本到虛擬經濟》，盡管以后也有眾多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但是至今卻并未就虛擬經濟的概念達成一致意見。由于這個原因，也因為本文是從虛擬經濟的研究視角出發，探討經濟泡沫及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問題，因此不得不首先花了較多篇幅來對虛擬經濟及實體經濟的研究范疇進行界定。至此基本的寫作目的已經完成，但是由于筆者自身的學識有限，對相關問題的闡述未能做到全面、準確，提出的相關觀點也未能做出充分論證。

另外本文提出的對虛擬資產流動性進行控制的方案，離實際操作還有較遠的路要走，比如如何具體對各類賬戶實行分類管理，管理成本多大，如何準確度量經濟的泡沫程度，金融資產變現的比例如何確定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探討，筆者只有留待日后的學習和研究中，并且這些問題也需要更多睿智的學者參與討論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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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鄒博清（1988-），男，湖北荊州人，新疆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

資產流動性范文第2篇

關鍵詞：資產流動性 資本結構 權重矩陣

資本結構是影響公司資本成本、收益分配的重要問題，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是復雜的，資產流動性則是眾多學者研究討論得出的影響資本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同的資產流動性與企業的資本結構之間應該存在一定的規律性特征。同時，資本結構的狀況會影響企業資產的流動性，而資產流動性會影響企業的收益，并最終影響企業的財務行為。因此，研究資本結構與資產流動性之間的邏輯關系，對資產流動性進行較為準確的測量，建立資本結構與資產流動性的關系模型，不僅有助于建立和完善資產流動性理論，而且有利于企業優化資本結構，提高財務行為的合理性。

一、研究設計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國內外現有的關于資產流動性與資本結構之間相關性關系的研究結論中，存在著很大分歧。最早開始資本結構與資產流動性關系研究的是Keynes（1930），他認為當企業融資成本過高或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導致企業發行的債券容易被低估時，管理層往往選擇持有更多的現金或保持更多的流動性資產，即資本結構與資產流動性存在負相關關系。

Myers和Majluf（1984），Opler（1999），Dittmar（2003）依次運用優序融資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和財務科層模型（Financial Hierarchy Model）對公司資本結構與資產流動性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得出當企業持有較多的現金和流動資產時意味著其資產負債率較低的結論。De Angelo和Wruck（2001）則認為，高的流動性資產能夠為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去償付未來的債務利息。在發生財務危機時，管理層能夠變賣流動資產償還債務，從而為其控制權不受債權人干預贏得更多的時間。按照這種解釋，企業的資本結構與資產流動性應該正相關。Williamson（1988）從融資成本的角度闡釋了資產流動性對資本結構的正向影響。Kim（1998）、Benmelech（2004）也都以特定的行業或資產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公司的資產流動性與資本結構正相關。

徐冬和冼國明在擴展Brander-Lewis模型的基礎上，研究寡占、資本結構與資產流動性時指出，無形資產較多的公司會進行更多的債務融資。李青原、彭飛、彭小微（2008）以中國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公開財務報表數據為樣本數據來源，采用面板回歸模型對我國上市公司資產流動性與公司資本結構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發現，公司資本結構與公司資產流動性顯著負相關。

考慮到我國資本市場的相對不成熟性，以及制造業上市公司自身盈利能力較差、擁有大量非流動性資產等特點，提出研究假設：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資產流動性與資本結構負相關。

（二）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選取2007-201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發行的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剔除樣本期間被冠以ST、*ST、PT稱號和數據缺失異常的公司后，最后選定638家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作為樣本，所有數據均來自新浪財經、巨潮資訊網站和國泰安數據庫，所用分析工具為SPSS 13.0以及Excel電子表格。

（三）資產流動性指標的建立

衡量企業資產流動性的財務指標有多種，包括流動比率、固定資產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等。較為流行的幾種方法包括基于資產交易額變化所建立的流動性指標、主因子分析法等，綜合目前各種方法的優缺點，本文嘗試建立構建測算資產流動性的新指標。

以制造業上市公司2003-2005年流動比率、存貨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和固定資產周轉率的歷史數據為基礎，計算二級行業的各項資產周轉率，并建立二級細分行業與各項資產周轉率的權重矩陣，最后將權重賦予到相應的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各項周轉率上，用加權平均法計算制造業下二級行業的資產流動性。

新測算方法構建的資產流動性指標克服了我國證券市場資產交易額數據不易收集的缺點，充分重視了行業內部的企業差異，將制造業又根據一定的行業分類準則分為九個不同的行業。并且考慮資產結構因素，使用2003-2005年上市公司對應的歷史數據計算并建立了行業與各項資產比率的權重矩陣，充分參考了目前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傳統的周轉率指標上進行了一定的優化。

以上矩陣表示的是2003年至2005年間制造業下各行業的流動比率與各項周轉率的相對權重矩陣。

行分別表示制造業下細分的9個二級行業，包括食品飲料、紡織服裝、木材家具、造紙印刷、石化塑膠、電子、金屬非金屬、機械制造、醫藥生物和其他，列分別為流動比率，存貨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和固定資產周轉率。

最終，構建的流動性指標如下：

（四）指標選取與模型構建

具體的指標定義見表1：

綜上，回歸方程為

上式中α代表等式中的常數項，βi 為回歸系數，（i = 1，2，3，4，5），代表等式中的系數項，ε代表殘差項，INDn代表虛擬變量，在本文中是行業虛擬變量，其余符號如上所述。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是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中可以了解到2007-2010年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資產流動性、公司規模、盈利能力和股權集中度的整體情況。

從表2的描述性統計中看到，制造業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0年資產負債率的均值約為48.82%，而2007年至2009年的均值是49.95%，說明2010年略有下降，負債水平略為好轉。但從最小的1.1%到最大的88.66%，可以看出不同公司間的資本結構差異比較大，從側面反映了各行業對資產負債結構采取的政策不同，這表示有必要對公司所屬年度及行業進行控制。而第三行各公司的資產流動性均值0.0910和標準差0.0001，相比于別的方法例如用動態現金產生速度或者傳統的流動性測量的結果（均值和方差分別為0.0001和0.0002），表明流動性指標的新測量方法能夠比較準確地衡量各公司間的差異。另外，從表中還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相當低，平均凈資產收益率不到10%，這與經濟發展趨勢大體相符，2010年以前可能是受金融危機波及的經濟不景氣所影響。同時表2還顯示出我國A股上市公司前十大股東占了整個上市公司股權的60%左右，股權集中度有逐年降低趨勢。從股權結構的比例可以看出，中國的資本市場股權較為集中，表明盡管我國股市正在進行著較大的改革，但是股權結構的完善仍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進一步加大股市的流通性很有必要。

（二）相關性分析

為進一步研究資本結構與資產流動性之間的關系，需要對各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表3給出的是各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和回歸結果。

由表中相關系數一列可知，資本結構與資產流動性顯著負相關，相關性系數為-0.179，顯著性水平為0.049，表明基于新測算方法的資產流動性與資本結構的相關性關系符合假設。在引入的幾個控制變量中，公司規模與資本結構的相關性最強，相關系數為0.362。股權集中度與資本結構也存在顯著的相關性，但是為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203。公司的盈利能力似乎并未對資本結構造成顯著影響，相關系數的絕對值不足0.1。以上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初步證實了資本結構與資產流動性負相關的假設。但這僅是一個相關性分析，不能排除變量間可能存在內生性關系，只能說明資本結構的變動方向與資產流動性的變動方向相反，模型假設初步被驗證。對于資產流動性能否真正影響資本結構以及影響程度大小，整個模型在統計上是否顯著等問題，相關性分析并不能解決。為此，需要利用建立的回歸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三）回歸分析

從表3表示的資產流動性與資本結構之間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資產流動性、公司規模和股權集中度的回歸系數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這個結果與相關系數檢驗的結果吻合。其中，資產流動性的顯著性水平是0.049，這說明新測量方法下的資產流動性對資本結構變化的影響是顯著的，所選取的樣本基本可以代表95%以上的全體。資產流動性的回歸系數為-0.103，表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資產流動性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則資本結構即資產負債率將增加10個百分點，而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變化的影響并不顯著。

表4給出的是關于模型的擬合優度和F檢驗結果。模型的判定系數（或解釋力）調整后的R2=0.219，與給出的對比值調整后的R2=0.208相比，回歸擬合程度相對較高，說明新測量方法表示的資產流動性有一定的準確性。F檢驗在0.0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說明該回歸方程總體上還是令人滿意的。

三、結論與局限性

（一）研究結論

根據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檢驗結果來看，回歸方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分析結果表明，用新方法測量的資產流動性與資本結構的關系顯著負相關，公司規模、股權集中度與資本結構顯著相關，其中公司規模與資本結構正相關，股權集中度與資本結構負相關，而盈利能力與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不顯著。

（二）研究局限

對資產流動性提出的新測算方法雖然綜合衡量了大部分研究的觀點，結果也顯示新方法能更準確地代表資產流動性，更加符合理論假設，但是新測算方法并沒有權威性，并且只在制造業行業進行了驗證，所選取的樣本有一定的行業限制，樣本所涉及的時間跨度、受宏觀因素的影響等都可能會與研究目的出現一定的偏離，影響到研究的準確性。有限的變量也可能會影響到研究結論的準確性和應用性，本文仍舊存在一些問題亟待以后的研究進行討論。

參考文獻：

[1]郭忠英.制造業上市公司資產流動性與資本結構關系的實證研究[J].綠色財會，2011（5）：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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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en R. Marshall， Liquidity and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a pure order-driven market using a new liquidity proxy. International 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06（15）：21-38.

[4]Edward I. Altman. Corporate Financial Distress and Bankruptcy. John Wiley &sons， Inc， 2000.

資產流動性范文第3篇

內容摘要:本文首先歸納了資產負債表的分類和排列方法,并分析了重構目前資產負債表的必要性;接著基于公司的流動性分析,考慮到營運資本在籌資管理和管理會計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管理資產負債表的重構;最后給出了分析重構資產負債表的一些方法和財務指標。

關鍵詞:流動性 資產負債表 重構

資產負債表重構的必要性

資產負債表反映的是企業在某一時點的全部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狀況,而為了財務報表分析的需要,通常將資產負債表的項目按照一定的方法進行分類和排列。按照流動性分類,可以將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分為流動資產和非流動資產,將負債分為流動負債和非流動負債。流動資產通常是指能在一年內或者超過一年的一個營業周期內變現或耗用的資產。這種分類方法目前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采用。資產根據其流動性程度的高低,其排列順序一般是流動性大的項目排列在前,流動性小的排列在后;而負債根據其償還期限的長短,其排列順序是流動負債即短期負債排列在前,非流動負債即長期負債排列在后。這樣將資產負債表項目按照影響大小以及受關注程度排序,便于投資者和債權人更好地分析企業的償債能力、資產運營能力以及風險等等,有助于其決策。除了按照流動性分類,資產負債表還有其他分類方法。

雖然目前資產負債表項目按照流動性分類是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通用的做法,而反映企業的償債能力、營運能力等指標的計算也是以這種分類方法為基礎,然而這種基于流動性的資產負債表分類方法實際上也并非盡善盡美,有時還會造成財務指標的扭曲。例如反映企業短期償債能力的流動比率,其計算公式為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反映每1元流動負債有多少流動資產作為償債的保障,普遍認為在一定范圍內,流動資產越高,流動負債越低,流動比率越高,企業的償債能力越強。然而當企業的存貨和應收賬款等流動資產的持有數量越多時,企業的流動性真的越好嗎?一般企業在銷售產品時會盡快出售存貨和收回應收賬款,來加快存貨和應收賬款周轉率,降低企業的風險,這與前面所述的思路存在矛盾。原因在于資產負債表基于流動性的分類項目不盡合理,所以本文擬提出基于公司流動性分析重構資產負債表。

基于流動性的資產負債表重構

按照流動性對資產負債項目進行分類,主要是為企業的投資者進行投資和債權人進行決策提供信息,然而實際中債權人在實施信貸決策時很少用到資產負債表中的分類項目,而主要是參考現金流量表中的經營現金流量,并將其作為第一還款來源;其次是參考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企業負債中短期負債和長期負債的結構來衡量企業的債務風險,對于流動比率等反映償債能力的指標則很少運用,原因之一在于流動資產中的存貨和應收賬款屬于可操縱性應計項目,其金額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另外如上所述,流動比率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企業的償債能力和籌資風險。

企業籌資管理中一個主要內容是營運資本籌集政策。此時流動資產進一步分為臨時性流動資產和永久性流動資產。臨時性流動資產是指那些受季節性、周期性影響的流動資產,如季節性存貨、銷售和經營旺季的應收賬款;永久性流動資產則是指那些即使企業處于經營低谷也仍然需要保留的,用于滿足企業長期穩定需要的流動資產。流動負債也進一步劃分為臨時性負債和自發性負債。臨時性負債指為了滿足臨時性流動資產資金需要所發生的負債,如商業零售企業春節前為了滿足節日銷售需要,超量購入貨物而舉借債務;自發性負債是指直接產生于企業持續經營中的負債,如應付職工薪酬、應付利息等。營運資本籌集政策一般可以分為配合型、激進型和穩健型三種。配合型籌資政策中臨時性流動資產和臨時性負債相配比,永久性流動資產和固定資產則由長期負債、自發性負債和權益資本籌集資金相配比。激進型營運資本政策中臨時性負債不但融通臨時性流動資產的需要,還解決部分永久性資產的資金需要,此時企業的資本成本較低,但是短期負債利率的變動會增加企業的風險。而穩健型籌資政策下臨時性負債只融通部分臨時性流動資產的資金需要,另一部分臨時性流動資產和永久性資產,則由長期負債、自發性負債和權益資本作為資金來源,此時企業的資本成本較高,但是風險相對較低。

營運資本的運用不僅僅是籌資管理的主要內容,而且是內部管理會計的重要方面。管理資產負債表是在標準資產負債表的基礎上,將資產負債表右邊的非利息性負債全部調到左邊,只留下利息性負債與所有者權益,同時將標準資產負債表左邊扣除現金的流動資產加總減去右邊調整過來的非利息性負債,增加“營運資本需求”項目(見表1)。

從以上標準資產負債表和管理資產負債表的對比中可以看出:二者主要不同的方面在于管理資產負債表引入了營運資本的概念,將標準資產負債表中的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用營運資本需求來代替,它代表公司經營活動的凈投資,其計算公式為:營運資本需求=(應收賬款+存貨+預付賬款)-(應付賬款+應計費用)。此外,在管理資產負債表中營運資本需求和長期資本有著如下關系:

現金+營運資本需求+固定資產凈值=短期借款+長期資本來源

現金+營運資產-營運負債+固定資產凈值=短期借款+長期資本來源

再結合標準資產負債表中的等式關系:

流動資產+固定資產凈值=流動負債+長期融資

不難看出,管理資產負債表的重構在于將標準資產負債表中的流動資產分拆為現金和營運資產,流動負債分拆為短期借款和營運負債,將其中的營運資產和營運負債的差定義為營運資金需求來重點考察企業資產的流動性,為什么現金和短期借款項目被管理資產負債表項目剔除出來呢?原因在于我國大多數企業中這兩個項目與流動性的關系甚微,現金并不是越多越好,而短期借款也往往被用作長期投資,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將這兩個項目放在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中來衡量企業的流動性,勢必會影響管理者做出正確的資源配置戰略。

管理資產負債表從公司投入資本的角度,扣除非利息性負債對公司資金來源的影響,消除了企業通過業務往來虛增或降低企業資產的影響,清晰地反映了公司有代價資本的來源以及占用情況。正因為它消除了非利息性負債對公司資產的影響,所以更準確地反映了債權人和權益人投入資本的投資效率,一般使用投入資本回報率這個指標來衡量企業營業獲利能力,其公式為:投入資本回報率=稅息前利潤/投入資本(或占用資本),其中投入資本(或占用資本)=短期借款+長期負債+所有者權益。國外研究一般使用營運資本需求(WCR)和營運資本管理效率(NTC)這兩個指標對營運資本管理效率進行衡量,其計算公式為:WCR=(應收賬款+應收票據+部分其他應收款+預付賬款+應收補貼款+存貨+待攤費用)-(應付票據+應付賬款+預收賬款+應付工資+應付福利費+應交稅金+其他應交款+部分其他應付款+預提費用);NTC=(存貨+應收賬款-應付賬款)×365/銷售收入。王治安、吳娜(2007)通過對2003-2006年我國上市公司1050家公司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結論:NTC與企業價值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營運資本需求與企業價值也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基于負債比率與企業價值的負相關關系,企業真正的收益的增加是來源于營運資本需求和NTC的減少而不是應付賬款的增加。因此將NTC降低到一個合理的最小值是增加企業價值的一條有效途徑。不管從理論上還是實證分析的結果來看,引入營運資本的概念,基于公司流動性對資產負債表進行重構是有意義的,這樣的重構能影響管理者配置資源的效率,從而影響公司價值。

重構后資產負債表分析方法

如上所述,根據管理資產負債表進行重構后,財務分析的方法與標準資產負債表的分析方法存在較大差異,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等作為反映企業償債能力的指標將無法應用。重構后財務分析指標主要有三個:第一是投入資本回報率,它可以科學地反映公司投入資本的獲利能力,其計算公式為息稅前利潤除以投入資本(占用資本),它消除了非利息性負債對公司資產的影響,能準確反映公司權益投資者和債權投資者投入資本的使用效率。根據財務管理理論,投資報酬率的數值應該至少高于資本成本,即投資者要求的必要報酬率,它包含了投資者的機會成本;第二是易變現率,它可以更準確地反映公司的短期償還能力,其計算公式為(長期資本來源+固定資產凈值)/營運資本需求,易變現率越高,表明長期資本來源中用于營運資本需求的部分越多,公司的流動性越強,易變現率指標對公司資產流動性的衡量更具可靠性;第三是銷售營運資本占用率,它可以客觀反映公司的經營管理能力,其計算公式為營運資本除以銷售收入,由于營運資本需求是扣除現金后的流動資產和非利息性負債之和,是對公司營運管理能力的綜合反映,從而是一個較為全面的指標,能夠充分反映公司為實現銷售和利潤所占用的資金。

參考文獻:

1.斯科特著,陳漢文等譯.財務會計理論.機械工業出版社,2001

資產流動性范文第4篇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在企業財產和居民財富不斷積累的背景下，金融資產管理業務不斷發展。尤其是2012年以來，金融管理部門逐步放松了證券、基金、保險等行業在投資范圍、投資門檻等方面的管制，非銀行業金融機構也相繼開展了金融資產管理業務。其流動性風險是指作為特殊目的載體（SPV）的各類資產管理產品，因現金流中斷而無法兌付的現象。在當前剛性兌付前提下，一旦資產管理產品未達到預期收益水平，為確保投資者實現預期收益率，受托金融機構不得不使用自有資金或從金融市場、其他金融機構借入資金，來彌補收益缺口，由此就可能將金融資產管理產品的流動性風險引到金融機構自身。如果各類金融資產管理產品之間相互關聯，這種流動性風險就會在鏈條上傳導。 資管產品“野蠻生長”

截至2015年3月末，各類金融機構受托管理總資產規模達到61.3萬億元，已經超過了同期全國人民幣個人儲蓄存款總額。即使剔除受托資產中互相持有的重復部分，目前國內金融資產管理業務的總規模也達到35萬億-40萬億元。

金融資產管理產業鏈上各類型金融機構具有不同制度優勢和資源稟賦。商業銀行的優勢在于豐富的客戶資源和強大的資金募集能力，以及龐大的融資客戶群體，但投資方式相對單一，能夠直接為客戶提供財富管理的方式相對有限。信托公司雖然是唯一能夠綜合運用債權、股權以及組合等多種方式，實現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實體領域投資的金融機構，但客戶資源和銷售渠道較為狹窄，目前主要還是依靠銀行和第三方理財進行銷售。保險公司具有成本低、期限長的優勢，但是，資金的運用能力和投資經驗相對有限，在資產配置上需要借助其他金融機構的優勢。券商和基金公司在資本市場的投資經驗豐富，對實業領域投資和風險管理的經驗相對缺乏。

正是上述各類機構在制度優勢和資源稟賦上的差異，使得金融資產管理產品在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呈現出資金來源多元化、資金運用跨市場和業務交疊度不斷加大的趨勢。 產品關聯風險較高

各類金融資產管理產品之間的合作，體現在資金來源和投資范圍的交疊滲透上，可分為以下三類：

（一）無關聯式金融資產管理產品

此類產品的特點是，資金由金融機構主動募集，委托人主要是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所募集資金主要配置在某一類型金融資產上。比較典型的產品有：部分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部分融資類資金信托、公募基金、券商和基金公司的部分定向金融資產管理計劃。

無關聯式金融資產管理產品的流動性風險隱患主要在于，產品自身作為獨立的SPV，可能存在著資產負債期限錯配現象。為提高盈利水平，金融資產管理產品在設計與運作過程中普遍加大了資金運用端與資金來源端的期限錯配，強化了主動性、短期性資金來源運作。以理財產品為例，為了追逐超額利潤，金融機構往往在資金來源端通過滾動發行短期產品募集低成本資金，而在資金運用端配置流動性較差的高收益長期資產。這類產品運作的前提是短期資金持續供給的可能性。如果這種可能性因受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變化、資金持有機構或個人風險偏好調整等因素影響，而發生中斷或者逆轉，出現諸如投資者集中減少購買或退出理財產品等現象，就有可能出現資金鏈斷裂，引發流動性風險。

（二）交疊式金融資產管理產品

根據資金來源端和資金運用端的構成，交疊式金融資產管理產品可分為以下三類。

一是串聯式資產管理產品。在這個鏈條上，商業銀行理財資金購買單一信托計劃，后者購買證券公司定向資產管理計劃，定向資產管理計劃再去購買基金子公司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后者投資于某個建設項目。

二是并聯式資產管理產品。具體包括三種類型：

“多對一”式產品。這種產品的特點是，資金來源端多元化，而資金運用端配置相對單一，主要投向某一類型金融資產。比較典型的產品有：某些投資于單項金融資產的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券商和基金公司以及基金子公司的集合資產管理計劃。

“一對多”產品。這種產品的特點是：資金來源端相對單一，資產運用端則是囊括多種資產在內的一籃子金融工具。比較典型的產品有：部分理財產品、公募基金、財富管理類信托產品等。

“多對多”產品。這種產品可以看作是前兩類產品的組合。但是，由于資金運用端與資金來源端都是組合模式，交易結構更為復雜，導致此類產品管理難度更大、要求更高。

（三）通道式金融資產管理產品

通道業務可以視作一種特殊的交疊式金融資產管理業務，是指商業銀行或銀行集團內各附屬機構作為委托人，以理財、委托貸款等資金或者利用自有資金，借助證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險公司等銀行集團內部或者外部第三方受托人作為通道，設立一層或多層金融資產管理計劃、信托產品等投資產品，從而為委托人的目標客戶進行融資或對其他資產進行投資的交易安排。通道業務借助于各類型金融機構在金融資產管理業務上的監管成本“比較優勢”，在實現了資金向實體經濟的流動與輸入的同時，也拉長了金融中介的鏈條，增強了流動性風險的傳導效應。

在上述三類業務中，交疊式產品由于涉及較多的金融機構，更有可能傳導流動性風險，對金融系統穩定性形成更大影響。 流動性風險易傳導

隱蔽性較強。交疊式金融資產管理產品涉及多家不同類型金融機構，交易結構設計較為復雜。在復雜的交易模式和多重資金鏈條下，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狀況可能被掩蓋，金融管理部門可能無法全面掌握跨市場交易結構全貌。例如，商業銀行從同業市場拆入資金，投資于某個資產管理計劃，在季末、年末考核時點將其轉讓給理財資金或是其他資產管理產品持有，考核時點過后再由商業銀行購回。這種行為不但使金融統計數據無法準確反映流動性風險程度，還可能加大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季節性波動。

期限結構錯配相對普遍。目前，部分商業銀行管理理財產品的模式是，先建立理財產品資產池（包括標準化資產、非標準資產），然后再從資產池中為理財資金配置資產。由于非標準資產主要是期限為一年以上中長期項目融資，而通過發行理財產品募集的資金大多在一年以內，因此，部分商業銀行往往通過滾動發行理財產品的方式來對接非標準資產融資，這就導致了期限結構錯配。一旦持續滾動發行出現困難，這種產品的流動性風險將會明顯上升。

商業銀行負債穩定性降低。在利率市場化和存款脫媒過程中，資金的逐利性增強、穩定性降低。存款資金一直是商業銀行賴以存在的根基和傳統優勢，在利率上限管制條件下，存款產品相比于高收益的理財產品、信托產品及其他資產管理產品，在收益率上處于劣勢，因此，商業銀行存款資金越來越面臨著來自高收益的資產管理產品競爭。而資產管理產品普遍實行的剛性兌付制度，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競爭。存款流失將導致商業銀行最重要的流動性補給渠道出現部分阻塞。

貨幣市場流動性需求趨于復雜。近年來，隨著金融資產管理業務的迅猛發展，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理財產品、信托計劃、資管計劃等產品都逐步進入貨幣市場。同時，在同業拆借、債券回購交易中的占比亦逐漸提升。參與主體的增加，使得流動性需求更為多元化。同時，部分資產管理產品為博取更高收益率，從貨幣市場融入短期低成本資金作為配資，形成杠桿。這類資產管理產品對貨幣市場高度依賴，為保證實現剛性兌付，有可能以高出Shibor較多的報價從貨幣市場融資，并可能形成流動性需求沖擊。

進入資本市場的理財產品面臨市場波動風險。商業銀行理財資金進入資本市場，主要有幾種情形：理財資金購買以資本市場為投資標的的信托計劃、定向或集合資產管理計劃；理財資金購買以新股認購為標的的資產管理產品；理財資金為結構化產品提供優先級配資或所謂的傘型信托產品等。目前，這類以優先級配資方式存在的理財資金較為普遍，而且其中不乏以短博長的期限錯配型安排。資本市場瞬息萬變，一旦市場價格出現大幅度下行，某個環節或某個金融機構出現流動性風險，將會迅速波及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金融體系整體流動性風險的上升。

流動性風險上游傳導與下游傳導并存。從資金來源端看，理財產品、信托計劃、資產管理計劃和基金公司專戶產品都可以發揮籌集資金的作用，而且這些資產管理產品可能以串聯或并聯方式存在。例如，理財資金購買信托計劃，后者再購買基金公司專戶產品。這種環環相扣的資金安排，一旦某環節出現流動性風險，勢必影響其他產品。這種資金來源端的傳導可以稱為上游傳導，直接影響到該產品投資人的資金流動性安排，如果一環環扣得比較緊，將引發大面積的流動性緊張甚至恐慌，而且，由于涉及金融機構較多，一旦產品流動性出現問題，容易對貨幣市場資金交易的數量、價格產生影響，改變貨幣市場流動性預期。

從資金運用端看，資產管理產品的復制性、同質性較強，很多資產管理產品在資金配置結構和方式上存在相似甚至相同之處。一旦某類產品出現流動性問題，“物傷其類”，市場上同類產品的變現能力也可能遭遇困境。這種資金運用端的風險傳導，可以稱為下游傳導。 如何治理流動性風險傳導

一是金融資產管理產品應回歸代客理財的本位。本位是指金融資產管理業務應遵循投資者風險自擔的原則以及由此形成的金融資產管理產品風險相對隔離的狀態。回歸本位，金融資產管理產品就不應存在預期收益率和剛性兌付，這將抑制金融資產管理產品流動性風險向外部傳導。

二是充分披露金融資產管理產品交易結構，降低流動性風險隱蔽性。應要求金融機構定期披露每項資產管理產品的交易結構、資金來源、投資標的以及投資經理的專業能力和業績。對于交疊式資產管理產品，受托金融機構必須公開跨市場業務合作的具體方式，以及遵循金融管理部門有關跨市場業務相應規定的具體情況。對于通道式資產管理產品，作為通道的受托金融機構必須向投資者披露實際承擔資產運營和風險控制責任的主體。后者應向投資者公開交易結構、投資過程和風險。現存的以規避信貸管理、降低資本消耗為目的的金融資產管理產品應逐步消化，歸入授信業務，并且不允許發生新業務。

三是嚴格限制期限結構錯配類資產管理產品。應要求金融機構根據資產管理產品投資標的的流動性狀況，分別設定短期負債占長期資產的比例上限。投資標的的流動性越強，該比例可以越高，反之亦然。但是，該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5%。最高比例只適合投資投標的為國債或金融債券的金融資產管理產品。

四是應將部分證券公司作為短期流動性工具的操作對象。自2012年以來，證券公司被批準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和債券回購市場，而且部分證券公司開始發行短期融資券、公司債。這些都是證券公司的負債業務。除用于支持融資融券業務、股票質押融資業務之外，有一部分負債與證券公司的結構化分級型資產管理產品的配資相關。應該看到，作為建立了負債體系的較大金融機構，證券公司對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已經產生影響。當個別大型證券公司因資產負債管理失當出現兌付風險時，必然需要從貨幣市場上以高出Shibor較多的價格從貨幣市場融資，從而可能對貨幣市場流動性形成沖擊。當前，人民銀行已經以SLF和MLF等短期流動性工具對法人商業銀行開展流動性支持，并建立了“利率走廊”，穩定了法人商業銀行對貨幣市場資金價格的預期。隨著證券公司負債業務的擴大，越來越有必要將證券公司作為短期流動性工具的操作對象。

五是嚴格規范理財資金進入資本市場。商業銀行理財資金一般通過投資信托計劃、資產管理計劃等方式，間接進入資本市場。應要求商業銀行按照“穿透”原則，定期披露理財資金的投資標的。對于所籌集資金最終投向資本市場的理財產品余額，應以法人商業銀行為考核對象，要求其占全部理財產品余額不得超過10%。

六是嚴格限制各類金融資產管理產品串聯和并聯的數量，防范流動性風險上游和下游傳導。各類金融資產管理產品串聯和并聯的數量越多，交易結構越復雜，產品風險透明度越低，流動性風險傳導越遠，系統性風險越重。應要求金融機構披露所籌集資金的最終投資標的，以及由初始籌集到投資標過程中所經歷的各個中間環節，中間環節總數不得超過兩個；同時要求無論是資金來源端，還是資金運用端，并聯的資產管理產品不得超過兩個。

資產流動性范文第5篇

關鍵詞：城鎮化；勞動力；人力資本；產業

中圖分類號：F291.1/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6）09-105 -03

一、引言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突飛猛進，2000～2014年間城鎮化率年均提升達1.3個百分點① 。然而，這種快速的城鎮化具有明顯的政府主導、投資驅動特征。從2000～2009年，全國政府財政支出總額上升了3.8倍，遠高于同期GDP增速；資本形成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35.3%攀升到了47.49%，而同期最終消費率從62.3%下降為48.17%②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期財政支出與資本投入對城鎮化的促進彈性卻呈明顯下降趨勢。如圖1所示，政府財政支出與固定資產投資平均每增加1%，能夠拉動城鎮化水平增幅從2001年的0.35%左右，下降到了2010年的大約0.15%。在近年來我國城市人口、資源與環境承載力不足壓力凸顯背景下，傳統的政府主導、投資驅動型城鎮化道路越來越難以為繼。如何構建更為高效的新型驅動機制，成為推進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考慮到近年來我國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區際流動的新特征，尤其是愈發明顯的勞動力短缺、回流與產業內遷趨勢，我國城鎮化的驅動機制應當由前期的投資主導與“招商引資”模式，轉變為中后期的勞動力主導與“人力資本增進”模式。

說明：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計算，彈性系數=因變量的增 長率/自變量的增長率

二、勞動力短缺與回流凸顯人力資本對城鎮化的驅動效應

近年來，我國勞動力與資本要素的稟賦狀況出現此消彼長的變化。一方面，受長期低生育率與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急劇減少影響，當前我國不僅勞動力供給總量的增速放緩，而且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與人口紅利的消退也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與物質資本積累，我國的資本存量與金融市場不斷完善，以往產業發展中稀缺的資本要素得到很大緩解。勞動與資本要素的豐裕度轉變，尤其是勞動力資源的相對短缺與價格上漲趨勢，使得人力資本對城鎮化的推進作用愈加重要。

與傳統的勞動力追逐資本的“東南流”模式不同，近年來要素區際間流動的一個明顯新趨勢是產業與勞動力往中西部的“內遷”。而且在當前勞動力回流與產業內遷的互促關系中，首先是農民工由于外部環境變動選擇“回流”內地就業，使得單位勞動成本較低的優勢在中西部得以延續與擴大，進而迫使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得不加速往內地轉移，最終形成勞動力回流“倒逼”產業內遷的態勢。基于勞動力在與產業資本相結合時表現出的相對強勢與先后順序的新特征，我們在下一步城鎮化與“市民化”推進中應重視勞動力流動與人力資本培育的先導性作用。特別是對于中西部落后地區來說，城鎮化的核心驅動力應當由傳統的政府財政及投資拉動模式，轉向依托勞動力比較優勢以承接產業內遷，最終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同步飛躍。

三、城鎮化中后期的產業結構升級要求重視人力資本培育

根據諾瑟姆曲線規律，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攀升，不僅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速度會逐漸慢下來，而且支撐城鎮化的主導產業也會由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逐漸轉變為人力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與高新技術產業。如表1所示，處于城鎮化中后期的歐美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普遍較為發達，服務業增加值占總增加值的比重基本都在60%以上，遠高于中國當前的48%。即使是一些具有重工業傳統的前蘇聯國家，第二產業增加值所占比重與固定資產形成率也要比中國現階段低得多。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當前我國的總體城鎮化率已超過50%，正處于城鎮化中期的后半階段；東部一些發達地區的城鎮化率甚至超過了70%，已進入城鎮化后期。根據世界先進國家經驗，支撐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動能應當逐步由低端加工制造業轉變為高端裝備制造業、生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而這種產業結構升級的順利進行必然要求勞動者的知識、技能、經驗等能夠迅速提升以滿足高端產業要求。因此，我國在城鎮化中后期階段必須高度重視人力資本培育，以避免出現低端產業衰退及競爭力下降，而高端產業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無法發展壯大的“產業空心化”現象。

四、產業內遷及空間布局重構要求構建人力資本驅動型城鎮化

在產業內遷及產業空間布局重構加快的形勢下，無論是東部還是中西部，都必須重視提升人力資本存量與質量。東部地區要想以高附加值產業替代傳統制造業，順利實現“騰籠換鳥”，最根本的是需要大量高勞動生產率的技能型人才作為產業支撐。這就要求東部地區更加重視對高層次人才的支持與培育，特別是采取積極的住房扶植政策、戶籍制度、福利待遇以引進、留住產業發展所需的高素質人才。

中西部地區要加快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內遷，同樣離不開對人力資本的依賴。由于我國勞動力總量減少及年齡結構老化的不可逆轉性，即使中西部早晚也將面臨勞動力成本高企的困境。但是隨著近年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我國與越南、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相比，絕對工資成本低的優勢已不復存在。在此背景下，中西部要想順利承接“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最根本的還是發揮潛在核心競爭力，通過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與邊際勞動生產率，將勞動力數量與價格優勢轉化為質量與效率優勢，以支撐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可持續發展。

五、構建人力資本驅動型城鎮化的對策建議

第一，東部應當依靠高素質人才儲備與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提高城鎮化的質量與層次。首先要擺脫對資本投入與招商引資模式的過度依賴，轉向重視人力資本培育與完善的市場機制推進城鎮化進程。在產業政策方面，重點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信息、商業服務等生產業，以及資本與技術密集的高端制造業，以產業結構升級及經濟集約增長促進就業增進與城鎮化質量提升。大城市要保留和增強人力資本的核心競爭優勢，防止人才流失，最緊迫的就是制定有利于留住、吸引高素質人才的住房扶植政策，避免大城市的高房價迫使人才外流。應積極采取價格補貼、稅收減免、保障房、人才房、公有廉租房等措施留住人才，以高質量的人力資本儲備支撐產業升級與城鎮化質量提升。

第二，中西部城鎮化應重點加強城市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憑此吸引勞動力回流與產業內遷，實現勞動力資源與產業的本地化結合。在產業選擇方面要順應城鎮化的生命周期規律，重點承接就業彈性較高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及傳統服務業，而不應過度追求國際金融中心、高科技中心等高端服務業。特別要注意防止重工業化傾向下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過快，形成對勞動和就業的排斥，從而出現“無就業增長”現象。

第三，中西部地區，尤其是中小城市要想以勞動力回流支撐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必須要注重將自身的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為人力資本質量優勢。從長遠來看，中西部的“人口紅利”與勞動力價格優勢也會趨于消失。中西部要想維系勞動力比較優勢與繼承制造業中心地位，就必須依靠實施前瞻性的人力資本培育措施，從根本上提升勞動生產率。首先是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將高中階段納入義務教育范疇，重點保障農村義務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均衡發展，順利實現農民工群體實質性融入城市生活，加快城鎮化進程與城市文明擴散。另外根據我國產業發展趨勢，以及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外出務工的動因由生存型轉向個人發展型；在未來5～10年內，人力資本培育的重點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職業技能培訓與職業發展規劃，要建立起學校、企業、用人單位聯動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以校企合作、在職培訓、“干中學”等方式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與生產效率，幫助其實現“市民化融入”。

第四，在當前勞工緊缺、工資進入上升通道的形勢下，用工企業必須更加重視保障勞動者的經濟、社會權益和精神需求，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才能持久地維系與強化自身人力資源優勢。即使是內遷到中西部省份的加工制造企業，也必須改變傳統的封閉化、機械式、粗放型的傳統工廠運營模式與人力資源管理方式，形成人性化、成長型、激勵型的用人機制與企業文化。例如將傳統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生存工資”機制轉變為基于邊際勞動生產率的有競爭力的多重薪酬激勵機制；建立完善的員工上升通道與職業發展規劃；形成和諧、人性化的雇傭關系與人事管理模式，以人力資源管理方式的人性化創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保障企業長遠發展與區域工業化、城鎮化進程。

第五，政府層面要以“人本理念”做好城市發展規劃與公共服務工作，以吸引勞動力流入與產業內遷。首先，在城市空間拓展，尤其是新城區、開發區的建設中要注意改善人居環境，多建設綠地、公園、圖書館、體育場等公共基礎設施，完善商業、文化、娛樂等服務設施，以吸引人口流入居住與就業。其次，優先發展快速公交、地鐵等公共交通系統，為市民提供便捷的交通、通訊等生活條件。最后，城市政府的中心職能應定位于為居民提供高效、均等的社會公共服務，以低成本、高質量的居住生活環境吸引勞動力流入，增強城市的人力資本優勢。在吸引勞動力流入方面，效果最直接的措施是完善面向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例如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住房支持以及均等的子女教育條件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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