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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的類型范文第1篇

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文章編號：1003-4625（2000）01-0049-02中圖分類號：F821.5文獻標識碼：A

嚴兵（廈門大學國際貿易系，福建廈門361005）

［收稿日期］1999-10-20

［作者簡介］嚴兵（1977-），男，湖北荊門人，廈門大學國際貿易系在讀碩士研究生，攻讀國際經濟貿易專業。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四、傳遞力度與傳遞中止

金融危機的類型范文第2篇

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四、傳遞力度與傳遞中止

金融危機的類型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技術效率；數據包絡分析

1、引言

受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各國的金融行業受到沉重打擊。作為金融行業的三大支柱之一的保險業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嚴重的影響。在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之后，世界保險業的巨頭AIG（美國國際集團）也宣布即將破產，最終被政府接管。此外，歐洲各國保險公司如瑞士再保險集團，德國安聯集團，英國英杰華等世界知名的保險公司也受到重創。在亞洲，日本的大和生命保險公司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宣布破產。因此，在金融危機前后，研究世界保險公司效率的發展趨勢和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的意義。

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內外的許多學者對其產生的原因進行了研究，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羅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2009）認為，金融危機不是由技術的因素或者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而是由美國以前發生危機的歷史造成的，而這些歷史影響著當今美國經濟人的行為。他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對傳統的效率理論提出了挑戰。張煬（2010）中指出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暴露了放松金融監管、推崇金融自由化的弊端；危機前美國的“雙重多頭”金融監管體系存在多頭監管、監管疏漏和監管失控等內在缺陷；在后危機時代，美國加強了監管力度，拓展政府介入監管的程度，在財政部設立全國保險辦公室（ONI）；改革旨在堵塞美國金融體系漏洞，避免金融危機重演，恢復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信心。陳辭，李炎杰（2010）中認為在此次金融危機中，　美國保險業遭受危機的沉重打擊主要源于金融混業經營、保險機構持有的金融衍生產品和為次級債券提供的違約信用保險、金融海嘯凸顯強化監管的必要性。

巴曙松，牛播坤（2010）指出面對著歐洲保險市場監管的諸多漏洞，歐盟對再保險、認可資產評估和最低保障基金水平的監管指引有所強化。一些成員國已經開始著手推行“償付能力II　”標準。許閑（2011）認為歐洲作為發達的保險市場，其市場內部發展并不均衡。金融危機以后，歐盟各國之間保險市場受影響程度也不一致：各國保險密度差異大；歐洲經濟增長減緩造就保險深度上升，同時，各國保險深度差異主要體現于壽險業，不論總體保險深度還是人壽保險深度，東歐國家的數據全部低于歐洲的平均水平。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歐盟內部的經濟發展不均衡。由此看出歐洲保險市場發展仍面臨一系列挑戰。

宣曉影、全先銀（2009）通過對于日本金融監管體制的研究，發現由于在泡沫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后，日本政府健全了金融監管體系。因此，此次危機對于日本的金融業及保險業并沒有造成大的沖擊，金仁淑（2010）通過對日本監管體系改革的研究，認為金融監管全力的高度集中以及在金融創新中的協調發展，對于日本抵御本次金融危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過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日本的不良債權比例明顯下降，金融機構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明顯上升。

以上這些研究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金融危機后采取的各項措施進行了分析研究，并沒有對保險公司的效率進行定量分析，對影響保險公司效率的因素的分析也尚不全面。本文選取美國、歐洲和日本的主要保險公司的數據，對其在金融危機過程中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進行定量研究，分析其在金融危機中受到的影響。

2、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關于保險公司效率的研究方法可以分為絕對法和相對法兩種。絕對法一般是通過公司的財務指標來測量公司績效，而相對績效評價中以隨機邊際分析（SFA）和數據包絡分析（DEA）這兩種計量工具最為常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由于具有許多隨機邊界方法所不具備的優點而被廣泛應用于金融機構中，因此，本文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來分析和評價金融危機前后國際保險業的監管效率。

數據包絡分析法最早由　Charnes、Cooper　和　Rhodes　于　1978　年提出，他們在規模報酬不變假設條件下構建了CRS模型，該模型可以計算出樣本公司技術效率的數值。1984　年　Banker、Charnes　和　Cooper　放寬了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提出規模報酬可變的VRS模型，在此基礎上將技術效率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進一步分析出技術效率無效的原因。

數據包絡分析法利用非參數的方法不用對函數形式和誤差項做出假設，也不用對可行解的關系作詳細的定義，其在這方面的優越性使它成為測度多投入、多生產的決策單元間相對效率的方法。

由于研究時間搜集數據等多種因素的限制，本文選取的主要是排在世界　500　強中的保險公司，包括16家美國保險公司、14家歐洲保險公司以及9家日本保險公司。本文在分析保險公司經營效率時，選取固定資產，股東權益以及雇員人數為投入指標，選取營業收入為輸出指標，通過建立CRS和VRS模型，運用DEAP2.1軟件對以上數據進行分析，得出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以及規模效率。以上數據來源均來自財富中文網。

3、　數據包絡分析實證結果

從圖1中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美國主要保險公司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在2007年大幅下滑，其中技術效率均值由2006年的0.792下降至2007年的0.522，純技術效率均值由2006年的0.935下降至2007年的0.816，規模效率均值則由2006年的0.847下降至2007年的0.64。說明金融危機在07年對美國保險業的影響最大。從08年開始，由于美國采取切實有效的管理措施，美國保險公司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值均開始回升，基本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上。

從各保險公司的情況來看，安泰，信諾，西北互助人壽保險和麻省人壽這四家公司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都比較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家公司主要經營的是人壽保險業務，這也說明美國人壽保險公司的經營效率要比財險等其他類型的保險公司經營效率高。而在金融危機前排名前兩位的州立農業和AIG，雖然公司規模較大，但這兩家公司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值都普遍低于排名靠后的其他公司，這說明由于這兩家公司盲目擴張公司規模，導致投入過多，降低了公司生產經營的效率，這也導致了兩家公司在金融危機后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圖2是歐洲主要保險公司2007-2011年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均值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歐洲主要保險公司的技術效率均值和純技術效率均值在2009年降到最低值，規模效率均值則較為平穩。說明金融危機在09年對歐洲保險業的影響最大，其中技術效率均值由2008年的0.638下降至2009年的0.597，純技術效率均值由2008年的0.814下降至2009年的0.753。從下降的幅度看，歐洲保險公司的效率的下降幅度低于美國保險公司，這也說明金融危機對歐洲保險公司的打擊程度低于美國。

從歐洲各公司的情況看，法國國家人壽保險公司，意大利忠利保險公司，英杰華集團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都比較高，這三家公司都是主營人壽保險業務的，這說明歐洲人壽保險公司的經營效率要比財險等其他類型的保險公司經營效率高。這一點同美國保險業的情況相一致。歐洲保險市場上的兩大巨頭安盛和安聯保險集團雖然營業收入在逐步上升，雖然其純技術效率值較高，規模效率卻普遍低于其他公司，規模報酬也在連年遞減，這說明在經營規模比較大的情況下，容易出現投入過多的情況，降低保險公司的規模效率，最終會導致技術效率的下滑。

從圖3可以看出，日本主要保險公司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均值都很高，且趨勢較為平穩，這說明日本保險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并不明顯。從日本各保險公司的技術效率結果的來看，日本郵政控股公司和日本生命保險公司的技術效率相對較低，與之相對應的是營業收入和資產規模低于它們的公司反而技術效率相對要高，這說明了雖然這兩大公司資產規模排在日本的前兩位，營業收入也在逐步上升，但是盲目增加投入并不能帶來效率的提高。

在日本所有的保險公司中，MS&AD保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東京海上日動火災保險公司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都比較高，而這幾個公司的共同點就是基本上經營的財產保險業務，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財產保險公司的經營效率要比壽險和健康險等其他類型的保險公司經營效率高。

4、主要結論

本文通過對金融危機后世界主要國家保險業的分析和研究，運用數據包絡分析的方法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保險市場進行效率分析，結果表明：在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美國主要的保險公司在07年遭到了嚴重的打擊，而歐洲的保險公司在09年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大，日本的保險公司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小。此外，通過對發達國家保險公司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以及規模效率的分析，發現發達國家規模較大的保險公司技術效率相對較低，這說明盲目增加投入是不能提升保險公司的效率。而通過比較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的保險公司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結果發現，美國和歐洲的壽險公司效率要高于財險等其它險種公司，而日本的財險公司效率高于壽險及健康險公司。

通過對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保險公司效率的分析，對我國保險公司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對于保險公司來說，應該轉變經營思路，調整經營方式，通過加大技術和人力資本的投入等方法來促進公司績效的提升，使公司的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化，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強公司抵御外部惡劣經濟環境的能力，使公司得到更有效率的發展。同時，保險監管機構加強內部各部門的合作，完善保險公司的信息披露機制，建立健全保險信用評級制度，定期對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進行檢測，提高保險公司的自我預警能力，提高保險業的監管效率，促進我國保險市場健康、穩定地發展。

參考文獻：

[1]　魏華林，林寶清.保險學[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

[2]　魏權齡.評價相對有效性的DEA　方法——運籌學的新領域[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3]　李揚，陳文輝.國際保險監管核心原則：理念、規則及中國實踐[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6.

[4]　許閑.　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風險信息對稱性與市場供求[J]　.保險研究，2011，（5）

[5]　金仁淑，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日本金融監管體制改革[J].廣東金融學院學報，　2010，（9）.

[6]　宣曉影，全先銀.　日本金融監管體制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應及原因[J].中國金融，2009，（17）.

[7]　巴曙松，牛播坤.　曙光中的黯淡：歐洲保險市場前瞻[J].　資本市場，2010，（9）.

金融危機的類型范文第4篇

[關鍵詞]心理預期　博弈　政策制定者　公眾　宏觀經濟政策

一、引言

近年來金融危機爆發越來越頻繁。尤其是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演變成自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資者信心崩潰。如何樹立“比貨幣、黃金還貴重的信心”，已成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難題。

實際上最近的金融危機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最初實體經濟基本面并沒有顯著惡化，只是由于虛擬經濟的波動拖累了實體經濟，最終導致整體經濟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動，大周期”。以此次美國次貸危機為例，據IMF統計，美國抵押貸款和相關證券規模不足1.4萬億美元，已將全球經濟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見，金融經濟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來則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經獲批的救市方案金額已逾4萬億美元，救市規模已遠遠大于次貸規模，但讓人失望的是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聯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驅散次貸危機的陰影，達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顯，金融危機期間負向波動被金融市場缺陷和人們的悲觀預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機并從中擺脫出來，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進一步影響，關鍵要治療公眾的悲觀預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知道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的恢復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機，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場缺陷和心理預期在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傳導機制，才能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

1、國外學者有關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國外學者主要從金融市場缺陷――市場信息不完全導致的預期偏差角度間接描述了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費舍爾的債務一通貨緊縮理論認為，經濟繁榮階段由于微觀主體樂觀預期導致的“過度負債”與經濟蕭條階段基于悲觀預期的“債務清算”形成了金融經濟周期，危機爆發后企業為清償債務而廉價銷售使凈值下降，引起利潤水平下降甚至破產，進一步導致產出和就業水平下降。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認為，心理預期是影響供給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導致經濟波動的決定因素，就業水平、貨幣需求、投資水平以及經濟周期都與之有關。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論認為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缺陷在經濟蕭條時期被通過資產負債表渠道放大，導致企業凈值降低，外部融資困難，從而使得投資下降，產出減少，危機進一步加劇。米爾頓從委托一問題的逆向選擇出發，分析了金融危機下微觀主體中鍛行的行為：負向沖擊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準備金，銀行可貸資金將減少。銀行為了滿足資本充足率和法定準備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擠兌危機”和“流動性困境”，采取壓縮自身信貸規模、規定更加嚴格的信貸合同、催還企業貸款和提高信貸實際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業的可貸款規模減小，成本上升。投資急劇減少，整體經濟的活躍程度降低。

2、國內學者有關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國內學者則主要從心理預期角度論述了微觀主體在金融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劉駿民，許圣道等認為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傳導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虛擬經濟是以心理為支撐的價值系統。其獨特的定價方式與人們的預期有顯著的相關關系，而且由于現代金融市場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以及人類與生俱來的貪婪、恐懼和從眾心理決定了預期的不確定性，從而注定了虛擬經濟具有過度波動性和敏感性。劉春航，張新指出在宏觀經濟波動比較大的環境下，心理預期所發揮的作用更大，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心理預期來間接影響投資行為。宏觀經濟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發揮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場參與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場，才能對各種宏觀政策信號作出及時地反應，實現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都認為金融危機期間，由于金融市場信息不完全，心理預期在危機由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傳導過程中起了推波助讕的作用。

三、治理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

大部分研究在選擇宏觀經濟政策治理危機時都忽視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預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張選擇明確的擴張財政政策。輔以適當擴張的貨幣政策甚至中性的貨幣政策來應對危機。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期間當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時，無論貨幣數量如何增加，再也不會使利率下降，進而不會使投資和產出增加，擴張性貨幣政策失效。從而主張選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治理衰退。貨幣主義學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單一規則貨幣政策認為。應避免貨幣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經濟出現什么情況。央行都應保持穩定的增長率，確保經濟主體享有穩定的貨幣政策環境預期，以實現經濟穩定。

但是。在次貸危機中我們觀察到一個事實：危機期間理性預期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機制發生改變。經典理性預期假定認為公眾能夠對政策制定者的行為做出合理預期，事先估計擴大貨幣供給帶來的物價上升，從而在物價上漲之前。工人就會提出更高的工資要求，從而導致雇主因為成本增加而放棄擴大生產的打算，因此貨幣政策失效。但是。在這次危機期間，由于失業人數增加和就業壓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資的動機和談判籌碼，結果是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導致工人實際工資下降，同時利率下降，企業投資成本降低，從而最終導致企業因為投資成本降低而擴大雇用人數，擴張生產，提高產出水平，即擴張的貨幣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從邏輯上講，擴張財政政策對實體經濟恢復最有效，擴張貨幣政策則對恢復虛擬經濟最有效，危機起源于虛擬經濟，繼而拖累實體經濟。虛擬經濟衰退是因，實體經濟衰退是果。如果只重點治理實體經濟衰退，而虛擬經濟仍未恢復的話，實體經濟還是會被虛擬經濟拉入泥沼。所以，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樹立投資者的樂觀心理預期，有利于恢復虛擬經濟進而使整體經濟復蘇。

四、一個簡單博弈模型

在上一節的分析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通過一個兩階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來論證和描述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機中發揮作用。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作用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政府與公眾包括企業和家庭的基于市場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動態博弈過程：政府通過發送各種信息或信號――緊縮或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其他宏觀經濟政策。企業和家庭觀測到信號后形成對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政府根據企業和家庭的預期再重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過程。在詳細描述博弈模型前。我們需要了解幾個函數：

1、企業產出函數：

式中表示充分就業時的產出水平，u為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為

公眾預期的宏觀經濟政策變化，b0表示宏觀經濟政策與預期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對產出的作用。這個產出函數的一個重要含義是在金融危機時期意料之中的宏觀經濟政策也能影響產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數：

這個收益函數的含義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標是使“產出低于目標水平的損失”與“宏觀經濟政策松動導致的通貨膨脹、聲譽損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觀經濟政策松動有可能導致的通貨膨脹在政府收益函數中的權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關心失業或產出增長更甚于通貨膨脹，由于凱恩斯主義者主張干預，所以在金融危機時期，傾向于選擇較小的以獲取較低的失業水平或較高的產出水平，即。

3、企業的收益函數：

企業收益函數告訴我們企業總是試圖正確預測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在時他們的收益最大化(或損失最小)。具體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參與者：政策制定者，公眾(企業和家庭)；

Ⅱ　政府類型：凱恩斯主義者，自由主義者；

Ⅲ　博弈順序：

a　自然賦予政策制定者某種類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眾發出選擇緊縮或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號；

b　公眾形成對第一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

c　政策制定者觀測到預期，其后根據收益最大化原則選擇第一期的真實宏觀經濟政策；

d　公眾觀測到(但不能觀測到政策制定者是凱恩斯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然后形成對第二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

e　政策制定者觀測到，然后選擇第二期的真實宏觀經濟政策。

這個兩階段非完美信息動態博弈的均衡解告訴我們：

在完全信息條件下，公眾能夠明確判斷出政策制定者的類型，因而他們預測的宏觀經濟政策松緊程度與政策制定者實際實施的宏觀政策能都達成一致，從而不會形成悲觀預期，能夠做出與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資決策，有利于較快走出危機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條件下，公眾只能夠觀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現行政策，而無法觀測到政策制定者的類型，即不知道他們是凱恩斯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在悲觀預期和風險厭惡的雙重約束下，公眾可能減少投資，因而不利于經濟恢復。為了讓公眾明確自己的類型。政策制定者在實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時，可以通過突破以往尺度的寬松宏觀經濟政策，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來表明自己的類型，使公眾相信政策制定者會繼續采取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直至經濟復蘇。從而有利于提振公眾信心，使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都復蘇起來。

五、政策建議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執行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微觀主體的心理預期及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反應。因為不管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需要獲得公眾的理解、接受并主動配合。

(一)金赫危機期間，貨幣政策依然有效

對實體經濟而言。寬松的貨幣政策能夠影響微觀主體的心理預期，使消費者對未來更加明朗，減弱謹慎動機，提高消費傾向；可以降低企業投資成本，使投資預期收益率大于投資成本而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對虛擬經濟而言，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公眾信心恢復。有利于資產價格上升，資產價格上升又可以通過托賓q效應、莫迪利安尼財富效應、資產負債表效應，進一步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與消費帶來積極影響，最終形成良性循環，從經濟周期中恢復過來。

(二)政策制定者辟遞政策信號的明確性套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機期初選擇明確的政策信號有利于化不完全信息為完全信息，從而有利于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的透明度。便于公眾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樹立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在表明自己的危機治理態度后，要保證按照態度傳遞的信號制定政策并嚴格執行，以向公眾鞏固其在危機中的積極態度，從而有利于經濟恢復。

金融危機的類型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 存款保險制度 新發展

一、金融危機前英美存款保險制度概述

美國的存款保險制度經歷了近八十年的發展歷程，已基本成熟。1934年根據《1933年銀行法》成立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是美國存款保險制度的主要實施者和銀行業的主要管理者之一，負責商業銀行、互助儲蓄銀行、儲蓄與貸款銀行等美國絕大部分存款式金融機構的存款保險事務。

英國金融服務局（FSA）于2001年根據《2000年英國金融服務和市場法》建立了金融服務補償計劃（FSCS），將1982年建立的存款保護計劃納入其中的一個子計劃。金融服務補償計劃由金融服務補償計劃有限責任公司（FSCSL）負責實施。

存款保險制度在英、美兩國存在很大的差異性，而其中差異性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不同之處在于存款保險機構所承擔的職能方面。存款保險機構根據其承當的職能的大小，可以劃分為“付款箱”類型、“成本最小化”類型和“風險最小化”類型。英國FSCSL實際上就屬于“付款箱”類型，FSCSL僅在銀行破產倒閉時才發揮作用，基本處于消極被動的賠付地位，它沒有對投保銀行進行監管的權力，無法為防止問題機構的倒閉而提前進行干預。而美國FDIC是最典型的“風險最小化”類型，它被賦予了最廣泛的風險管理功能與權力，不僅是州注冊的非聯儲成員銀行的主聯邦監管者，同時是所有參加存款保險的銀行與儲貸機構的輔監管者。

二、美國存款保險制度在金融危機中的創新

（一）FDIC在金融危機中充分發揮其傳統職能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已經歷過幾次危機的考驗，集多項職能于一身。危機爆發后，FDIC充分發揮其傳統職能，及時對金融風險進行處置，有效維護了存款人的信心。

1.最大限度地保護存款人利益

根據《2008年緊急經濟穩定法》，美國存款保險限額臨時從10萬美元提高到25萬美元，直至2009年12月31日。而《2009年美國救助家庭住房法》又將該期限延至2013年12月31日。FDIC始終能夠做到在銀行倒閉后的第一時間對存款人的受保存款提供保障，以防止支付體系崩潰。對于未受保存款，FDIC還采取預先賠付50%的機制，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存款人權益。

2.加強對存款機構的監管

危機爆發后，美國問題金融機構的數量急劇上升，FDIC因此加強了對投保存款機構的監管，若發現潛在的風險，則采取必要措施以及時糾正被監管機構的行為。例如，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后，FDIC及時向雷曼兄弟控股的銀行實施“停止與禁止令”。

3.保證問題銀行有序運行或退出

此次危機中眾多中小銀行相繼倒閉，FDIC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則，運用多種方式處置金融機構。FDIC在處置破產銀行時，大多運用“收購與承接”方式，通過向健康金融機構提供貸款、擔保以購買破產機構的資產進行處置。對部分資產規模較大的銀行還采取“過橋銀行”策略，先自行經營再擇機出售。只有當處置成本高于直接賠付時，才采取由存款保險基金直接賠付的方式。多樣化的風險處置方式快速及時地處置了金融風險，有效保障了存款保險基金安全，維護了金融穩定。

（二）FDIC在金融危機中的新舉措

為應對來勢兇猛的金融危機，FDIC積極與其他監管機構配合，采取各種措施抵御危機，使美國存款保險制度的作用范圍得到大幅拓展，而FDIC也成為應對金融危機、處置金融風險的應急平臺。

1.推出臨時流動性擔保計劃，解凍信貸市場

FDIC于2008年10月14日出臺了臨時流動性擔保計劃，以緩解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緊缺的局面，努力解凍信貸市場。臨時流動性擔保計劃由交易賬戶擔保計劃和債務擔保計劃組成。交易賬戶擔保計劃是受保銀行可申請由FDIC對其非生息交易賬戶超過25萬美元的部分提供全額保險。債務擔保計劃為受保銀行和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可向FDIC申請，由FDIC對其在銀行間市場于2008年10月14日至2009年6月30日期間發行的高級無擔保債提供擔保，但金融機構依托FDIC擔保發行債務的額度不得超過其于2008年9月30日止在銀行間市場未清償的、在2009年6月30日之前到期的高級無擔保債余額的125%。

臨時流動性擔保計劃雖然是FDIC在危機中推出的一項應急性計劃，卻成為美國存款保險制度在本次危機中的重要創新：

（1）債務擔保計劃擴大了存款保險制度在危機時期的應急擔保范圍，將FDIC保險的范圍從存款延伸至非存款類債務；

（2）債務擔保計劃不限于受保銀行，惠及非存款類金融機構；

（3）在危機中推出的該計劃遵循了“自愿投保”原則，不同于非危機時期的強制保險。

2.剝離不良資產，清理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

2009年3月23日，美國財政部與FDIC、美聯儲聯合宣布了“公私合營投資計劃”，作為金融穩定計劃的一部分。公私合營投資計劃旨在通過吸引私人部門資本，并將其與政府資源相結合，以幫助銀行剝離不良資產，恢復銀行向實體經濟提供信貸的能力。根據貸款和債券兩類不良資產，該計劃分為兩部分――有毒貸款計劃和有毒債券計劃，而FDIC是前一子計劃的主要參與機構之一。

有毒貸款計劃的主要舉措是由財政部和私人部門共同出資形成投資基金，購買銀行所持有的合格問題貸款，并在FDIC的監督下處置這些問題貸款，獲取收益。該計劃期望廣大投資者都能參與其中，尤其是個人投資者、基金計劃、保險公司及其他長期投資者，而有毒資產的價格則根據投資者競拍后的市場價格決定。投資基金由美國財政部和私人資本各出資50%組成，且為籌措資產處置所需資金，投資基金可發行由FDIC擔保的債務，但舉債額度不得超過其資本（即財政部和私人資本出資總和）的6倍。私人部門最終可保留所購資產的管理權，但須受到FDIC的嚴格監管。

FDIC在有毒貸款計劃中的創新之處在于：

（1）FDIC延伸了進行金融風險處置的領域，開始為那些危機中不至于破產、但受到危機嚴重侵襲的銀行提供了化解風險的渠道；

（2）為FDIC處置不良資產提供了市場化融資渠道，調動私人資本的積極性；

（3）在有毒貸款計劃下，不良資產的購買方和管理方不一定集中于一家機構，較之由一家機構集中處理所有的不良資產并尋求相關融資的做法更有效率。

3.對不良資產進行擔保，救助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

對于陷入危機的美國花旗銀行，美國財政部、FDIC和美聯儲最終達成了救助協議，并于2009年1月15日開始執行。根據該協議，首先由財政部向花旗集團注入問題資產救助計劃中的200億美元。然后，由財政部和FDIC對花旗銀行總額為3008億美元的不良資產池進行限額擔保，以防止花旗集團遭受非正常的巨額損失。另外，對于限額擔保以外的該資產池受到的損失，花旗銀行可以請求美聯儲對該部分損失提供90%的貸款。在此協議中，FDIC提供了高達90億美元的擔保，而作為對價，花旗銀行發行的70億美元優先股中有30億美元由FDIC認購。美國財政部、FDIC和美聯儲針對美國銀行達成了與美國花旗銀行十分相似的救助協議。

對不良資產提供擔保并參股機構是對傳統意義上存款保險功能的突破。而FDIC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救助，使其風險處置功能超越中小金融機構而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揮。FDIC參與處置大型復雜金融機構的成功實踐以及危機以來對銀行類機構風險的提前介入和有效化解，為美國政府建立大型復雜金融機構風險化解機制提供了良好借鑒。

（三）后危機時代美國存款保險制度的改革

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標志著歷時近2年的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立法終于完成。該法案對美國存款保險制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強化了FDIC的職能：

1.擴大了FDIC的破產管理權限

該法案授權FDIC建立對倒閉大型金融機構的有序破產清算機制，而FDIC的這種破產清算權力與其處置倒閉保險存款機構的權力相似。FDIC被賦予的相關權力還包括進行債權償付、建立過橋金融機構以有序地關閉大型金融機構以及將合格金融合同移交給過橋公司或第三方。同時法案規定只有在財政部、FDIC和聯邦儲備委員會全部同意的情形下，才能將大型機構置于破產程序。另外，FDIC確定該銀行破產會對金融穩定產生威脅時，為防止銀行破產，在獲得聯邦儲備委員會三分之二成員同意后，FDIC可以對銀行的債務提供擔保，但擔保條款必須獲得財政部的通過。

2.授權FDIC對“生存預囑”的管理

法案要求大型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銀行控股公司在陷入財務困境時，應向FDIC、聯邦儲備委員會和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提交一個快速、有序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也被稱為“生存預囑”。FDIC與聯邦儲備會員會將共同有關大型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銀行控股公司制定“生存預囑”的規則，審查提交的計劃，并決定這些計劃是否合格。如果計劃不合格，FDIC和聯邦儲備委員會有權要求該公司進行修改，還可以提出嚴格的要求和限制，甚至可以要求該公司出售某項資產以減少其對整個系統產生的風險。

3.有多項涉及存款保險基金的規定

該法案加強了FDIC管理存款保險基金的職權，要求FDIC采取必要步驟使存款保險基金的準備金率在2020年9月30日前達到評估參保存款的1.35%。同時FDIC可以通過對總資產超過500億美元的大型金融機構征收費用，來彌補金融機構破產帶來的損失。另外，法案還將存款保險最高限額永久地提高到25萬美元，并規定此最高限額適用于FDIC在2008年1月至3月被指定為清算管理人或保護人的任何機構的儲戶。

4.其他改革中也有一些條款涉及FDIC

如撤銷儲蓄機構監督辦公室，將儲蓄機構監督辦公室及其主任享有的與州儲蓄協會有關的所有職能移交至FDIC；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的成立吸收了FDIC等監管機構的消費者保護職責；為加強對信貸評級機構的監管，要求FDIC在內的一些監管機構開發自己的信用評級標準。

三、英國存款保險制度在金融危機中的新發展

（一）FSCS在金融危機中發揮的作用

如上所述，英國存款保險制度屬于典型的“付款箱”模式，因此它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有限，甚至在危機開始時即受到各方的質疑。

1.FSCS的作用受到質疑

2007年9月13日，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英國第5大抵押貸款機構北巖銀行發生擠兌事件。在北巖銀行擠提過程中，許多客戶致電FSCS，詢問FSCS的角色及他們的存款能否得到保護，而FSCS只能說明其僅在受到保險的機構不能支付其債務時介入。FSCS的表現并沒有緩解公眾的恐慌心理。英國現行存款保險制度在北巖銀行事件中的失靈，是由其存款保險賠付限額偏低、存款賠付時間偏長、初期資金和繼增資金有限、不具有金融檢查權等內在的缺陷決定的。

2.FSCS在危機中的些許表現

盡管從危機開始時英國存款保險制度的作用即被認定為十分有限，但金融服務補償計劃在這次危機中也得到了一些調整，以幫助金融市場恢復穩定。

（1）提高存款保險限額

英國存款保險的最高限額在危機中被三次提高：一是2007年10月1日，FSA將FSCS的存款保險限額提高到3.5萬英鎊的100%；二是2008年10月3日，FSA宣布從7日開始個人存款擔保的上限從3.5萬英鎊提高到5萬英鎊；三是存款保險最高限額被宣布從2010年12月31日起提高至8.5萬英鎊，達到了此前歐盟提出的10萬歐元上限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