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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市場投資報告范文第1篇

在中國的私人銀行眼中，這些客戶被稱作“高凈值人士”;而在老百姓的眼里，他們叫“中國富人”。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指的“富人”僅僅是作為中國私人銀行的理財客戶對象，并未包含各種各樣的隱形富豪。

近日，興業銀行與波士頓咨詢公司（BCG）聯合中國私人銀行全面發展報告《中國私人銀行2015：千帆競渡、御風而行》。該報告的調研范圍為全國具有代表性的18個省份中，隨機抽取的金融資產達到6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1200多名中國高凈值客戶。

根據BCG全球財富市場數據庫數據顯示，2013―2015三年中得益于較高的GDP增長、人口紅利、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等因素，預計2015年底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總額大約為110萬億元人民幣;其中，高凈值家庭財富約占全部個人資產的41%，全年高凈值人群可投資資產總額將達44萬億元。未來5年，隨著中國經濟邁入新常態，私人財富累積增速進一步放緩，預計將以13%左右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平穩增長至196萬億元。

中國富人主要分布在哪里？他們從事何種職業？他們在2015年主要進行了哪些投資？財富的來源有哪些？他們在海外投資主要選擇哪些國家？

中國富人集中在哪些省份？

――廣東人最富，河北、河南成為“后起之秀”，寧夏、青海最少

報告顯示，2013―2015年三年中，得益于較高的GDP增長、人口紅利、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等因素，中國私人財富規模的年復合增速高達21%，預計2015年底，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總額大約為110萬億元人民幣，其中，高凈值家庭財富約占全部個人資產的41%，全年高凈值人群可投資資產總額將達44萬億元。未來5年，隨著中國經濟邁入新常態，私人財富累積增速進一步放緩，預計將以13%左右的年均復合增長率（CAGR）平穩增長至196萬億元。

從高凈值家庭地域分布圖上來看，沿海代表“舊錢”（通常指家族財富已經積累經過幾代，個人財富很大一部分通過繼承獲得），而中部（長江經濟帶、京廣鐵路沿線）財富人群正在崛起。預計未來5年內，高增長率和高密度的地區將會減少，北京、上海、廣東等富裕地區的增長會進一步放緩。中國經濟增長的重心將會轉移至內陸地區，私人財富規模基礎較好且受政策紅利影響較大的省份，如四川、河南、內蒙古、重慶等地將會具有更大發展潛力（見圖1）。

具體來看，中國高凈值家庭的區域分布仍以環渤海、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經濟發達地區為主。根據BCG中國財富市場模型預測，2015年廣東、北京、江蘇、浙江、山東和上海等6個東部沿海省份的高凈值家庭數量均將超過10萬戶，約占全國高凈值家庭總數的一半，成為各類財富管理機構爭奪客戶的主戰場。四川是高凈值家庭數量最多的內陸省份，其次為河北、遼寧、河南、湖北等經濟大省。

從高凈值家庭財富總額來看，廣東、江蘇、北京、山東、上海和浙江等6個省份總額為23萬億元人民幣，約為全國高凈值家庭資產規模的一半，是中國私人財富最為集中的地區，其中，廣東省高凈值家庭可投資資產總額高達6萬億元人民幣，為全國之首;河北、四川、河南等較富裕地區高凈值家庭財富總量也都在1萬億元人民幣以上。

以北京、廣東和江蘇為代表的省份，高凈值家庭密度較高，總體私人財富規模較大，但過去3年的年均復合增長率逐漸下降，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在于特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這些省份已成為財富管理和私人銀行業務的必爭之地。

BCG合伙人兼董事總經理何大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增速相對較慢但高凈值家庭密度較高的地區為上海、浙江、山西、遼寧和天津。這些省份大多屬于經濟大省，且具備較強的經濟地位或天然的資源優勢。雖然這些地區高凈值家庭的增長速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高凈值家庭比較聚集，財富累積相對成熟，可供私人銀行業務深入挖掘的潛力依然廣闊。

報告顯示，高凈值家庭數量增速較高但密度比較稀疏的地區，如山東、四川、河南等省份，具備開展高端財富管理業務的條件;而重慶、內蒙古等地的存量較小，增速較高，主要受政策紅利和資本投入驅動，未來具備一定爆發潛力，可能成為未來私人銀行業務重點發力地區，須爭取先發優勢;而寧夏、青海和則是高凈值家庭數量最少的省份。

中國富人的錢怎么賺的？

――“辦實業”雖仍是主流，但“金融投資”占比大幅提升

據何大勇介紹，中國高凈值客戶的需求日趨復雜化和多元化，具體體現為“六化”：投資領域多元化、風險偏好提高化、產品服務定制化、投資需求綜合化、投資視野國際化、服務模式數字化。“但本質上，客戶正在日趨回歸到對投資理財專業性和金融服務綜合化的根本要求上。”何大勇稱。

據報告統計，私人銀行客戶的財富來源正在從“以創辦公司獲利為主”，轉向“投資金融市場獲利”。調研結果顯示，47%受訪客戶的主要財富來自于辦理實業公司，在目前的高凈值客戶格局中，企業主仍舊占據較主流的地位，而25%的受訪客戶的主要財富來自于金融市場（見圖2）。據波士頓咨詢2012年的《2012年中國財富報告》中指出，當年，58%的私人銀行客戶主要財富來自于實業公司，而投資金融市場的比例僅為11%。

可以看出，通過“辦實業”掙錢的高凈值客戶相比2012年減少11%，而通過“金融投資”掙錢的高凈值客戶相比2012年增加了14%。這意味著，目前，私人銀行客戶的財富來源仍然主要來自于創辦實業公司，但通過金融投資來獲取財富的人的比重正在不斷增加。

“究其原因，這樣的變化主要源自二級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從去年開始至今年年中的一路走熱，吸引了較多投資人并創造了相當的收益。”何大勇表示。

何大勇分析稱，私人銀行客戶的投資領域由儲蓄、固定收益類產品（含有類固收類的信托產品）及房地產投資，逐漸向二級市場、現金管理類、信托、PE/VC等多元領域拓展;相較于2012年的客戶調研結果，在客戶持有的投資資產類別中，股票從第6位一躍成為最受客戶關注的投資產品。

調研結果顯示，平均每位受訪者覆蓋近4個不同的投資領域;約65%受訪客戶投資于股票市場，約61%和56%的受訪客戶分別投資于現金管理類和固定收益類產品。除此之外，42%的受訪客戶投資于信托產品，也主要由于其“剛性兌付”的特性，可滿足客戶實現保值和穩定增值的需求。

同時，可投資資產大于3000萬的高凈值客戶將股票、信托和房地產作為最主要的投資手段，對于現金管理類和固定收益類產品的熱度較其他客戶而言更少一些，主要是因為高凈值客戶在財富積累有相當量的前提下，愿意積極尋求其他風險與收益率稍高的替代產品

調研結果顯示，68%的受訪客戶愿意承擔一定風險，較2012年的客戶調研結果有大幅增長;另有14%的客戶風險容忍度較強，愿意承受較大風險，也接受“高回報意味著可能要承擔較高風險”的想法。受訪客戶中，47%和40%的客戶分別配置了中等和高等風險產品;相較于可投資資產在600萬～3000萬之間的客戶，可投資資產大于3000萬元的高凈值客戶在中高風險產品的配置上更為激進，持有30%及以上比例中等和高等風險產品的客戶占比分別為41%和48%。

何大勇稱，展望高凈值人群下一年的投資規劃，股票仍是未來最受關注的熱點投資方向，信托、固收和現金管理類等領域的關注度將持續，私募類基金將會成為近期新興熱點。

報告顯示，擁有家室的高凈值客戶占比較高，84%的受訪客戶已婚且育有子女，10%已婚未有子女，財富傳承因而成為客戶較為關注的一大領域。

中國富人喜歡去境外

哪些地方投資？

――最愛中國香港、美國和加拿大

在外界看來，許多私人銀行客戶已經完成了境外資產轉移，目前更加關注如何在境外市場進行投資。“私人銀行客戶投資境外的主要原因在于資產的安全性、增值和對沖內地金融市場風險。” 何大勇坦言。本次調研數據顯示，使用過境外財富管理產品和服務的私行客戶比例超過40%，較前次調研的結果有所提升。

據介紹，在投資產品方面，各類資產分布較為平均，其中股票、金融衍生品和房地產是客戶目前擁有比例較多的產品。未來，高凈值人群對于境外投資產品品類的關注度仍將持續在股票、金融衍生品和房地產領域。

在境外目標市場的選擇上，中國香港、美國和加拿大是內地高凈值客戶最偏好的三個市場。香港是亞洲最主要的離岸私人銀行業務中心之一，在金融服務業方面具備深厚的專業基礎。此外，香港還是人民幣離岸中心，稅收環境、人才優勢和臨近中國內地等優勢為中國內地商業銀行在香港開展私行離岸業務提供了最佳實踐選擇。此外，中國香港、美國和加拿大同時也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對于有子女教育、家族移民需求的高凈值客戶更具有吸引力（圖3）。

中國富人喜歡哪些理財渠道？

――36%購買過互聯網理財產品

自2013年起，“互聯網金融”成為全行業的關鍵詞，迄今熱度不減。“面向高凈值人群的私人銀行業似乎與這一場變革無關。然而，縱覽海內外的行業宏觀與微觀發展趨勢，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私人銀行業弄潮于互聯網時代的必然與必須。 ”何大勇表示，“互聯網”對于行業的洗禮首先體現在技術層面，即日趨廣泛的數字化應用。但是，更加值得全行業關注的是“互聯網”助推私人銀行業務模式進行深刻變革的巨大力量（見圖4）。

事實上，與商業銀行整體在中國金融行業的主導地位相比，起步于2007年的中國私人銀行業在高凈值人群中的滲透依然十分有限。BCG分析顯示，中國主要私人銀行在高凈值人群中的滲透率為8%左右。 然而，在傳統的業務模式下，中國的私人銀行難以迅速構筑規模優勢。“眾多商業銀行的私人銀行客戶經理面臨維護客戶數量過多、銷售時間被行政事務擠占的困境。快速展業并為客戶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在傳統模式下異常艱難。” 何大勇坦言，如何借助“互聯網”救治行業痛點已經成為全行業的命題之一。

報告顯示，私人銀行客戶經理團隊的服務能力與質量依然是高凈值人士需求的核心：54%的高凈值人士將私人銀行客戶經理的素質與專業能力作為選擇財富管理機構的首要標準;65%的私人銀行客戶未來仍舊會選擇客戶經理作為首要接觸點。

然而，在這樣的“不變”之外，變化已悄然而生。調研顯示，在互聯網大潮席卷中國的當下，高凈值人群正在逐漸步入“數字一代”：近80%的中國高凈值人士正在使用數字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在尚未使用的人群中，35%的高凈值人士明確表示愿意嘗試。在已經使用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中，與“互聯網金融主要服務潘俊鋇撓∠笙嚆＃36%的高凈值人士購買過互聯網理財產品，P2P及眾籌等以服務長尾客戶著稱的電子化產品也受到了超過10%的高凈值客戶歡迎。

財富管理市場投資報告范文第2篇

在高于GDP年增長率8個百分點后，中國富豪的資產管理額達到了創紀錄的18%的增速，進而掌控了70%的財富份額；盡管，這些家庭才占了總家庭數量的0.4%。財富的超出成熟市場20個點的集中率并不能妨礙金融市場的利益判斷，理財市場看到了巨大的中國前景。正如，波士頓的鄧俊豪所言，中國市場成為“必爭之地”。

幾乎在同時，2006胡潤富豪榜又用一個個非常生動的事例與數據，為我們展現了中國在個人財富領域里面增長的態勢，從而觸發理財機構對于財富管理領域的開發欲望。但是，從財富報告以及成熟市場傳遞來的信息說明，掌控這個市場卻遠非易事。

對中國市場而言，顯而易見的難點是如何說服客戶接受理財概念。投資渠道的單一化，大量的現金持有，表明了理財傳統觀念的根深蒂固；盡管現在的情況有了大大的改觀，但是如何取得信任又像是一堵墻擋在了眾多理財顧問的面前。報告顯示，75%的客戶是建立在親友推薦及與客戶經理的私人關系基礎上的，這對中國市場的粗放經營是很大的挑戰，盡管這種粗放式經營是建立在人才捉襟見肘的前提下。

在理財市場剛剛啟蒙，產品還是很單一的情況下，很難想象我們進行自理、參與、委托性客戶的精細劃分。也如報告所言，自理往往是專業行內人士，非理性的參與性客戶對客戶經理們來講，往往就是一種災難。投資心智的不成熟往往會使客戶經理疲于應付。一方面是要解決市場的環境，一方面是要解決客戶結構，不可謂不任重道遠。

這個行業里面，最活躍的不是萬眾矚目的富豪們，而是當今要面臨種種挑戰的理財顧問們，或者稱之為客戶經理。在眾多的經紀人、理財規劃師和保險人中，或許只有5%的人具備注冊財務策劃師(CFP)的資格，而具有CFP資格認證已成為擔任優秀理財顧問的最基本要求。對于更高的財富管理要求，或許這個群體里還要有特許理財顧問(CFC)、特許金融分析師(CFA)、注冊會計師(CPA)這類資格認證的專業理財人士。而在每個市場，具體的要求也不一樣。在馬來西亞，成為一位理財顧問必須具備當地等同于CFP、CFC的資格認證。但是，在美國，只需要一個地方能掛上自封的“理財顧問”的頭銜即可。而在中國，理財資格認證還是剛剛起步。

財富管理市場投資報告范文第3篇

歐美銀行業個人客戶服務的一般分類是：1大眾銀行(Mass Banking)，不限制客戶的資產規模；2貴賓銀行(Affluent Banking)，要求客戶資產在10萬美元以上；3私人銀行(Private Banking)，要求客戶資產在100萬美元以上；4家族辦公室(Family Office)，要求客戶資產在8000萬美元以上。

私人銀行向客戶提供的不僅是“從搖籃到墳墓”的一生財富規劃，還能幫助安排“從墳墓到天堂”的一切身后之事：通過提供遺產管理服務，以成立慈善基金的方式完成客戶生前的愿望，延續其夢想。

約在一代人之前，私人銀行的服務對象主要是那些繼承了大筆家族遺產的客戶。迎合這些客戶需求的規模較小的獨立私人銀行，以其貼身的個性北服務為榮。然而風水輪流轉，私人銀行近年來開始面對一批新型客戶：他們通過其創業與經營活動積累了個人財富，而且樂于將資金投入到復雜的另類投資產品中。

個人財富的爆炸性增長，使得擁有私人銀行業務、在企業融資和投資銀行方面具有專長的全能銀行成為主角。過去5年，大型金融機構致力于將其私人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業務更密切地融合在一起(表1)。

全能銀行領先獨立私人銀行

總部位于倫敦的壘球性財富管理咨詢公司Scorpio Partnership針對私人銀行業的研究發現，壘球高凈值客戶的資產，有75％左右仍未交由私人銀行管理。將私人銀行業務和企業銀行、投資銀行業務更緊密地聯系起來，可以幫助全能銀行接觸到潛在客戶。

此外，那些希望多元化投資的現有私人銀行客戶也能從全能銀行的投資銀行和直接投資部門獲益：有機會投資于初創企業或上市前(PreIPO)的公司。

全能銀行在產品開發、合規及法律事務等一些領域擁有較大規模，可以為富人客戶提供更多的投資選擇。

不過，中小型的獨立私人銀行也自有其優勢，比如能靈活地回應客戶需求，提供預約服務等。在人性化服務方面，他們有一種傳統，即向客戶提供建議，而不只是向客戶推銷產品。但較小的獨立私人銀行常常缺少采購外部產品的必需資源，更難于在銀行之外開發產品。

在當前活躍的金融市場環境下，私人銀行被視為一個增長行業，對壘能銀行和規模較小的獨立私人銀行來說，都有足夠的成長空間。富人客戶通常將他們的資產放在2－3家私人銀行，而不是托付給單一機構。因此，私人銀行面對的挑戰就是要贏得客戶資產中的更大份額。

私人銀行業務新突破

在世捐贈

美國鋼鐵大享安德魯?卡內基(AndrewCarnegie)經常被引用的名言，對高凈值富裕個人別具意義：“過剩的財富是一種神圣的信托，其擁有者要終其一生，為了同胞的最大利益，對之進行管理。如果一個人死的時候，還有數百萬可以自由支配的財富，那么他將恥辱地死去。”

卡內基的哲學被越來越多的捐贈人接受――白手起家的一代新富紛紛尋求參與慈善活動，而不只是通過遺囑把錢留給慈善團體或自己的家人。獨立捐贈人組織Philanthropy UK的報告寫道：“富人希望看到個人捐獻的影響，體會施與的樂趣與回報。”

新一代慈善家的錢大多是自己賺來的，這帶來更強烈的擁有感，所以他們熱衷于更多地參與到自己資助的慈善活動中去。很多人希望參與設計自己資助的項目、監控過程、評估結果。

富人通過比以往范圍更廣泛的活動來回饋社會，利用其資源對引發社會變革施加影響：在壘球范圍內改善醫療服務、消除貧困、進行學術資助等。

在世捐贈日益多見的另一個原因是，富人擔心錢太多會毀掉子女的人生。他們最關心的，是留多少錢給后代才合適。創建私人基金會或捐贈者顧問基金(donor－advised fund)可以讓親屬共同參與到一個項目中來，或是關注對家族具有重要性的問題，還有助于在資金管理、組織運作方面對子女進行教育。

還有一些人很早就創造了財富，退休時還年輕，但他們希望繼續發揮作用。在世捐贈為他們的精力釋放提供了一個著眼點。

在世捐贈潮流背后的另一個深層原因是自我表現――由于有錢人越來越多，豪宅名車已經不足以展示財富。捐贈是顯示身份的另一種方式。

社會責任投資

在擺脫以避稅為導向的私人銀行理財方案的過程中，瑞士的私人銀行紛紛采用特定的投資主題來吸引越來越具有社會意識的富豪家族――率先將資金投向水力、能源和“對社會負責”的投資項目。隨著壘球富人變得越來越富有，他們也越來越關注社會和環境司題，在自己的投資組合中，配置相當比例的社會責任投資(social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s，簡稱SRI)品種。

美林(Merrill Lynch)和凱捷咨詢(capgemini)共同編制的《壘球財富報告》(WorldWealth Report)指出，擁有逾3000萬美元資產的超高凈值人士將他們資產中的9％配置到社會責任投資中；擁有至少100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高凈值人士，在社會責任投資方面的配置比例緊隨其后，達到8％。

投資者正拓寬思路，出資支持乙醇等新燃料和高級電池技術的開發。跟蹤400家從事環境和社會責任投資企業的Domini 400社會指數，自1990年起的年回報率為12.71％，而標準普爾500指數(S&P 500)同期的回報率為11.48％。

欣欣向榮的亞太區市場

《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受益于中國香港、印度和中國內地股市的良好表現，2009年末亞洲百萬富翁的財富凈值(9.7萬億美元)首次超越歐洲富人(9.5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內地資產不低于100萬美元的富豪共有47.7萬人，位列壘球第四。

預計到2013年，亞太地區將超過北美，成為壘球最大的財富集中地。其中，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增長有望刺激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顯著增長。

巴克萊財富管理(Barclays Wealth)預計，金磚四國(Bric，指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的百萬富翁人數在未來10年將大幅增加。不過巴克萊認為，如果缺乏投資銀行的支持，私人銀行想要在新興市場的新貴中發展客戶，將頗費周折。

巴克萊財富管理的研究報告顯示，在經濟前景未明朗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富裕人士的投資態度較壘球水平更為樂觀，更愿意投資股票、房地產等較為簡單的投資產品。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Unit，簡稱EIU)預測，到2017年，在家庭凈財富總額的排行榜上，中國將從壘球第7位上升至第3位，僅落后于美國與日本；印度將從第

14位上升至第8位，俄羅斯將上升8位至第11位，巴西將上升3位至第12位。

金融產品創新與個性化

近5－10年是亞洲財富管理的高速增長時期，其中的原因是經濟增長帶來個人財富，無論是新興的印度和中國，還是經濟成熟的中國香港、新加坡或韓國，這些地區中新一代富豪對私人銀行服務的要求不斷增加，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服務范疇。

亞太區私人銀行的財富管理專業知識(know－how)和理財產品源于向歐美成熟市場的借鑒。目前，另類投資已經變得甚為普遍。同時，客戶對投資產品的理解能力提高很快，產品設計彈性及客戶參與度均上升。如果客戶對市場有個人觀點，那么私人銀行的職責當然不會停留在聆聽的層面，而是扮演角色。

私人銀行另一特色是“量身訂做”，結構性產品可以應客戶需要，將不同產品特點加以綜合，改進產品結構，從而符合客戶的風險和回報組合要求。在量身訂做的產品以外，私人銀行同時提品開放平臺(open architecture)。

家族財富管理需求增加

私人財富管理通過引入投資銀行為企業客戶的購并和直接投資提供協助，成功的企業家或創業者在事業上都難免業務交接或轉型的需要，由此產生了對投資銀行的需求。如何順利將財富交予下一代，涉及責任和權力等敏感之處，需要私人銀行提供貼身的服務。

面對新一代富豪不斷崛起，私人銀行運作模式已有很大改變：私人銀行能提供詳盡投資方案(deal flow)，加上專業投資顧可眾多，具有效率。另一方面，客戶參與意愿提高，而且傳媒信息發達，對金融產品的認知能力上升，私人銀行家的分析能力愈顯重要。

進軍中國財富管理市場

波士頓咨詢公司(BCG)在2009年底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由于在壘球性金融危機中損失相對較小，中國擁有百萬美元資產(僅指包括現金、股票和債券在內的金融資產，不包括房產和實業)的家庭數量達45萬，已超越德國和英國，排名壘球第三位。其中，占中國家庭總數不到0.1％的富有家族，擁有45.8％的居民總財富。他們是私人銀行的潛在客戶。

美林和凱捷的亞太區財富報告指出，中國的富裕人士相對年輕，投資方式亦較為積極。相形之下，41％的日本富裕人士年齡超過66歲且偏好保守、低收益的產品，而屬于這個年齡段的富裕人士在中國僅占2％。47％的中國富裕人士介于46－55歲之間。另外，只有4％的中國富裕人士的財富是繼承而得，日本則占22％。中國富裕人士的這些特性，導致他們在追求最大回報率的同時，具備相對較高的風險承受能力，這些特性也意味著內地富裕人士階層具有驚人的成長潛力。

招商銀行與貝恩咨詢公司(Bain)共同完成的中國私人財富市場調查(表2)中發現，中國的超高凈值人群幾乎都是民營企業家。緊隨其后的是專業投資者，他們中的大多數通過資本市場實現了私人財富的大幅增長；排名第三的是最近20年來成長起來的職業經理人、公司高層與專業人士群體；另有少數高凈值人士則是全職太太、退休人士、演藝明星和體育明星等。總體而言，中國的高凈值人群以可投資資產在5000萬元以下的個人為主，可投資資產在1億元以上的個人仍屬鳳毛麟角，企業家占了這部分超高凈值人群的大多數。

經歷了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和內地股市暴跌之后，內地富人更深刻地認識到投資的風險性和復雜性。出于分散風險的考慮，將近80％的超高凈值人群考慮投資組合的進一步多元化。

本土銀行試水股權投資產品

由于中國本土的私人銀行起步較晚，以招商銀行、中信銀行、交通銀行等為代表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下屬的私人銀行主要通過與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私人股權投資等其他金融機構合作，實現專屬理財產品的開發。

作為國內首家推出私人銀行服務的股份制銀行，招商銀行的開放式產品平臺提供的私人銀行產品主要包括4類：現金管理、固定收益、股權投資和另類投資。過去3年以來，招行私人銀行的客戶數量和管理總資產連續保持了近35％的增幅。

雖然銀監會規定，商業銀行的理財資金不能直接投資于境內二級市場交易的股票或與其相關的證券投資基金，但私人銀行擁有其綠色通道。私人銀行除了繼續運作投資到股市的產品，也踏入了投資未上市公司股權的廣闊天地。

2010年1月，招商銀行與普凱投資基金(Praxcapital)合作推出房地產項目股權投資產品。該款產品將募集的資金成立4個平行基金，每個基金均獨立以股權投資、債權投資或中國法律法規允許的其他方式投資于二、三線城市中以住宅為主體的房地產開發項目。

同期，交通銀行私人銀行與上海六禾創業投資公司合作，推出投資具有良好市場前景的擬上市企業股權和上市公司限售股權。創司德同資本也通過民生銀行私人銀行，向其高凈值客戶募得近3億元；最低投資額約為1000萬元。

工商銀行私人銀行不但為客戶定制多樣化的外幣理財產品；還與工銀瑞信基金合作，發行由其擔任投資顧問，由工行作為產品管理人的類基金形態人民幣證券投資產品；工行規劃的核心產品――“全權委托資產管理服務”，根據客戶具體情況設計專屬的整合資產組合管理方案。

盡管銀監會規定銀行理財產品不能投向私募的規定對私人銀行例外，然而采用理財產品的方式意味著私人銀行承擔了信用風險，因此銀行仍須謹慎從事。為避免風險完全由客戶自己承擔，工商銀行、浦發銀行等嘗試對通過銀行募資的私募基金將投資的項目進行風險溢價測評，如無法通過測評，該項目就會被放棄。

目前國內私人銀行在募資中更多扮演的是“中介”的角色，但就海外經驗而言，私人銀行應考慮將客戶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僅提供一個財富管理的選擇，因此私人銀行應對其推薦的私募基金做好盡職調查。

外資銀行發揮綜合服務優勢

德意志銀行的財富管理業務隸屬于私人和工商企業銀行部，從而可以全面地服務于中國的民營企業家。

2008年3月，匯豐銀行在其本地注冊一周年之際，正式在中國內地推出私人銀行業務。很多外資私人銀行在中國內地的目標客戶都是相對年輕的企業家，風險偏好高，處于財富創造的初始階段。匯豐則把目光投向了更為穩定的中老年成功企業界高層。

法國興業銀行于2007年10月在上海開設了該行在華的首家私人銀行分支機構。該行計劃“非常迅速”地進入中國大陸其它擁有1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法興銀行在華私人銀行的目標客戶是高科技、房地產和建筑等行業資產凈值達1000萬至2000萬美元的民營企業家。

財富管理市場投資報告范文第4篇

十年前的中國證券分析江湖草莽叢生。直到2000年公募基金問世，國泰君安、

申銀萬國、華夏證券等券商所屬的研究所從對內服務向對外部機構投資者服務

轉型之后，證券分析師才開始與股評家、營業部咨詢師分道揚鑣，

與國際投行正式接軌，中國證券研究由此逐步走向正統與規范。

證券研究市場化的十年，同樣是中國資本市場20年歷程中的一段精彩篇章。

中國證券分析師規模不斷壯大，素質不斷提升，薪酬不斷攀高，成為中國“最貴的”研究隊伍。但在其價值與話語權增長的同時，也面臨收入增長受限、內外部利益平衡、競爭之下研究創新不足、獨立性有待提高等挑戰。

盡管有重重阻滯，在高速成長的中國經濟與中國資本市場帶動下，

中國券商研究業的未來十年仍值得期待。作為中國經濟研究第三極的中國分析師

方陣，不僅希望將話語權進一步延伸到國內宏觀政策決策領域，

還在謀求加大對海外資金流向的引導力度，他們的努力，

將使“中國研究”與“中國資本”一樣崛起為國際金融市場上不容忽視的力量。

感謝支持本專題調研的所有基金管理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部）、QFII、

銀行、私募基金、券商資產管理部、信托公司以及各證券研究機構

本屆評選由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師擔任獨立審計機構

2010年，是中國證券市場誕生的第20年，也是中國證券研究走向市場化的第10年。中國券商研究與證券市場相伴而生，從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于1992年創建算起，中國券商研究至今已有18年的歷史。但是，這些研究部門在誕生之初，一直定位于對內支持券商的經紀、自營、資產管理等業務部門，其開始轉型對外服務，則要以2000年開始為真正意義的機構投資者―公募基金提供研究服務為標志。以此計算，為買方提供專業投資研究服務的中國券商研究到2010年正好走過十年。

十年來，中國券商研究因機構投資者的壯大而崛起。他們在商業研究的大旗下，深度解析中國的宏觀經濟、行業與上市公司、股市投資策略、債券、基金、衍生品、金融產品設計等領域，已經成為一支強有力的、有別于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中國經濟研究新勢力，并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影響力和話語權日增。

同時，他們通過服務于公募基金、保險公司和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商業銀行、信托公司、私募基金、財務公司、QFII等廣泛的機構投資者，探索出了自己的商業模式，成為券商競爭力的決定因素之一；并作為與“股評家”相區別的、專業的研究力量，引導資本市場走向理性投資、價值投資。

轉型賣方服務:成就中國經濟研究第三極

多年后的今天，李迅雷仍然對上世紀90年代那些到營業部做咨詢的周末記憶猶新：“那時候，分析師雖然已經在做公司研究了，但都是為自家券商的客戶在服務，面對的是散戶；周末到營業部去做咨詢，其實就是在做股評，因為散戶問的都是‘有哪幾匹黑馬’、‘下周什么股票會漲’之類的問題。”

曾經執掌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達十余年之久的李迅雷，現任國泰君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他是中國券商研究機構由對內服務向對外服務轉型的見證者與推動者之一。“2000年，有了公募基金的需求，分析師的咨詢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基金經理不會再問分析師那些散戶喜歡討論的問題了，而是共同探討哪個行業未來的發展前景如何、哪家上市公司會成為行業龍頭，券商分析師的專業優勢和特長得以體現。”

正是在這一年，李迅雷發表了堪稱券商研究轉型宣言的文章―《讓客戶改變我們的研究模式》。自此，他所在的君安證券研究所與之前已經獨立的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華夏證券研究所一道，開始了研究轉型之路，從對內服務轉型對外服務，從非營利轉型營利，從服務于券商內部轉型為相對獨立的研究團隊。

十年來，在大中型券商研究機構率先轉型的示范下，中小型券商也紛紛轉向對外服務。回顧“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首推的2003年，上榜的券商研究機構僅10家，很多中小券商甚至沒有研究部的建制。2004年，《新財富》首次對25家券商研究機構負責人調查的結果也顯示，其中沒有機構定位“全面對外服務”，“內外兼顧，側重外部”的機構也僅3家。而到了2009年，全部參加“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的40多家研究機構，都已經不同程度開展了對外服務。尤其是近兩年，陸續有東海證券、江海證券、民族證券、上海證券、東吳證券、齊魯證券、東興證券、華林證券和南京證券等后晉券商研究所轉型對外服務，加入“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并爭相引進大牌分析師。而據中國證券業協會的統計，截至2009年底，中國106家券商中有88家設立了研究部門，占83.02%，其2009年研究報告超過10萬份。

在對外服務的過程中，券商研究機構探索出了通過研究服務分享傭金收入的賣方研究商業模式。商業化運作的券商研究的崛起，也徹底改變了中國經濟研究的生態，在政策與學術研究力量之外，構建了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三極。并且，較之政府與學術機構，作為券商研究買方的機構投資者更廣泛、對研究的價值轉化更直接，證券研究機構由此獲得了更為充裕的資金支持，可以匯聚更優秀的研究人員，覆蓋更廣泛的研究領域，從宏觀與微觀層面更加深入、細致地解讀中國經濟。據中信證券董事總經理徐剛估算：“中國券商分析師有1000-2000人，平均每年有10-20億元的投入，沒有任何一個智庫或大學能夠有這么大的投入。”

券商研究部門的核心競爭力是人才，研究的市場化，有力支撐了分析師隊伍的擴容和薪酬水平的快速提升。

十年來，國內券商逐步匯聚了龐大而精銳的分析師隊伍。我們很難獲知早期中國從事賣方研究的分析師隊伍的規模。若以1999年中國第一次證券投資咨詢資格考試有9100人報考、合格率為44%計算，則有4000人獲得相關資格，但是，其中大部分為股評家或在券商營業部從事咨詢，真正的分析師僅在少數。可以作為參照的是，在2004年舉辦的、首次開始征集候選人的第二屆“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中，共有450多人報名，他們幾乎涵蓋了市場上所有對外服務的券商分析師。而到2009年的第七屆評選中，則有來自42家券商的1100多位分析師報名參評，參評者人數較2004年增長了144%。同時，申銀萬國、中信證券、國泰君安、國信證券等大中型券商的研究機構規模相繼超過百人。

回憶自己當年從醫藥行業的專業人士轉行到招商證券做研究員的日子，深圳普邦恒升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陳文濤十分感慨：“當年，一批先驅者摸石頭過河，邊做邊學，對研究充滿熱情。國內研究隊伍雖然起點低，但進步神速，短短十年已是人手充足，研究的覆蓋面和報告的更新速度呈幾何數字提高。當初30-50人算大研究所，一人負責一個行業，如今大研究所有幾百人，一個團隊跟蹤一個行業；以前上市公司公告后，券商可能要3-4天后才出報告，現在則會即時，報告時效性的重要已成業界共識。”

2004年，國信證券成為首家參照“新財富最佳分析師”榜單為分析師定價的機構，他們根據這一榜單，以年薪30-50萬元公開招募首席分析師，并陸續吸引到鄭東、肖利娟、胡鴻軻、趙雪桂等10余位當時在業內排名數一數二的優秀分析師加盟。時至今日，研究所首席分析師年薪數百萬者已比比皆是。券商研究機構也因此成為頂尖人才的吸納器，不僅海歸學子、國內名校的優秀畢業生將擔任分析師作為職業首選，中金公司等國內券商的研究部門也不斷吸引華爾街分析師、實業界精英的加盟。

券商研究群體擴大的同時，服務水平也不斷提升，服務內容不斷豐富，從最初效仿海外投行分析師的公司調研、建立模型、撰寫研究報告，發展到今天的組織路演、投資報告會、電話會議、上市公司聯合調研、專項課題委托等靈活多樣的賣方服務形式。

服務水平提升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銷售交易部的出現與壯大。轉型對外服務的研究機構紛紛建立起銷售交易部，招募銷售交易人員，向機構投資者銷售研究報告，開展后續服務工作。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總經理陳曉升認為：“銷售人員相當于客戶的策略分析師，他們從各領域的研究員那里獲取對每一個客戶有幫助的研究成果，促進研究成果在市場上的充分傳播。”從“新財富最佳銷售服務經理”評選可見，2005年首次評選時，被機構投資者提名的銷售服務經理僅76人，2010年的第八屆評選中，被提名人數已經增長到520多人，是四年前的近7倍。

十年價值發現:

從成本中心到定價中心、話語權中心

2003年初夏，當孫懷宇接到一通陌生的電話時，心里直犯嘀咕：“誰會為在券商內部不受重視的研究員評獎呢？”獲得當年“新財富最佳分析師”醫藥/生物制品行業第一名的孫懷宇，2007年因中投證券決意打造研究品牌，出任中投證券研究所所長。

券商研究的工作是發現價值，在這一過程中，券商研究自身的價值也被挖掘出來，今天，研究實力和服務水平已經成為券商爭奪市場份額的核心要素之一，證券研究也已成為資本市場發揮資源配置功能不可或缺的環節。

觀點，吸引機構客戶交易，獲取交易傭金，是券商研究的最根本目的。伴隨機構投資者的壯大，研究機構也從券商的成本中心躍居利潤中心。在2003年首屆“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時，77位公募基金經理管理的資產規模為682億元；到2010年第八屆評選，1527位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險資產管理、銀行、QFII、券商資產管理、信托公司等不同類別的機構投資者管理的資產規模近4萬億元。在機構投資者的人數增長19倍、管理的資產規模增長近59倍的背景下，券商的基金傭金分倉也水漲船高。據Wind資訊統計，2009年證券公司的基金分倉傭金為63.6億元，較2003年的2.7億元增長了近24倍。另據中國證券業協會的統計，2009年分倉傭金靠前的十大券商收入總計32.8億元，占比為51.6%，而這十大券商也是當年度“新財富本土最佳研究團隊”的前十名，“研究創造價值”得到了真金白銀的印證。

盡管基金的分倉傭金收入是券商銷售能力和研究能力的綜合體現，但近年基金年報披露的信息反映出，基金在做分倉交易時，越來越看重券商的研究能力，一般都是根據券商的研究服務水平進行綜合打分，再由評分結果決定分倉的比例。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基金公司，特別是上規模公司，甚至會具體到其中的哪些比例由研究所的哪位分析師貢獻。

研究為券商的價值不僅僅表現在傭金收入上，更表現在對經紀、投行等業務的智力支持上。2009年以來，券商傭金價格戰帶來的傭金費率下降趨勢，反映出券商經紀業務的同質化問題日益突出，未來，經紀業務比拼增值服務的方向已越來越清晰和緊迫，而增值服務的基礎就是研究。同樣，券商在投行業務上的定價能力，同樣建基于研究。

2009年7月，A股市場重啟IPO，同年10月，創業板起航。進入2010年以來，一級市場業務更是風生水起，創業板、中小板上市節奏愈發頻密。Wind資訊統計表明，2010年前10個月，66家券商共獲得686個主承銷項目，同比增長50%，總承銷金額達到1.16萬億元，同比增長了35%，券商共賺得133.2億元的主承銷費用，相當于2009年同期的4倍。在證券發行制度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下，若要從這一大蛋糕中分羹，券商的定價能力和證券配售能力至關重要，而市場化定價服務和解決企業融資過程中遇到的專業問題，都離不開研究的支持。與此同時，《新財富》對擬上市公司高管的調查也顯示，他們往往傾向于選擇研究實力較強的券商擔任承銷商。可以預見，研究在券商內部服務中的重要性還將進一步提升。

海外投行的發展史表明，擁有一支具有強大市場號召力的分析師團隊，可以有效提升券商的品牌知名度、話語權和定價權。從“金磚四國”到“金鉆11國”，振臂一呼便有全球資金響應的高盛，準確預測次債危機的梅雷迪思?惠特尼，對美國甚至全球股市的影響堪比格林斯潘的艾比?科恩，讓我們深刻領略到了海外大行明星分析師研究的影響力（詳見附文）。十年的市場化轉型中，中國也不斷涌現出富于影響力的券商研究機構和明星分析師。

2001年9月，時任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兼研究部主管的許小年報告《終場拉開序幕―調整中的A股市場》， 在大盤2200點之時提出“股市要跌到千點才合理”。“千點論”立即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激烈爭論，人們首次見識到了券商研究的影響力。2004年，進入證券研究行業僅1年左右的高善文摘得“新財富最佳分析師”宏觀經濟方向第一名，其“資產重估理論”自成體系，對宏觀經濟運行軌跡給出了獨立又具可操作性的分析，受到機構投資者的熱烈追捧。此后，其四次蟬聯宏觀經濟冠軍寶座，更成為最新出爐的第八屆“新財富最佳分析師”宏觀經濟第一名，堪稱中國投行宏觀經濟學家第一人，有他出席的論壇總是座無虛席。

除了容易成為輿論焦點的宏觀分析師之外，2003年至今的“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已經遴選出近500位分布在各個研究領域的優秀行業分析師，他們用自己的真知灼見，發現價值并影響著數萬億資金流向。

目前，中國證券市場歷經20年的超常規發展，正成為全球資本關注的焦點。截至2010年11月底，深滬上市公司已達2112家，總市值31.4萬億元，居全球第三位。“一個全球排名第三的證券市場，對應的分析師數量至少應該在全球排前五名”，李迅雷的觀點，無疑指出了中國券商研究機構的方向。高速發展的中國資本市場，需要有數量與水平相匹配的研究力量去發現價值，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增強整個市場乃至中國經濟運行的有效性。

成長阻滯反思:

券商研究最壞的時代正在到來？

財富管理市場投資報告范文第5篇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帶來財富管理新機遇

改革開放帶動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仍然保持著中高速增長，中國人正在不斷創造和積累大量財富。據胡潤百富榜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4年9月末，中國個人總資產超過600萬元人民幣的有290萬人；超過1億元人民幣的有6.7萬人。據波士頓咨詢預測：2017年，全球私人金融財富規模預計將達到171.2萬億美元，除日本外的亞太地區年均增速將達到11.4%，總規模達到48.1萬億美元，占比28%。從數據看，中國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私人財富增長點，中國財富管理不僅具備了快速發展的雄厚基礎，而且仍然是一片藍海，具有較大挖潛空間。

十幾年來，中國財富管理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不斷探索到規模化發展的歷程，初步建立了具有一定特色的財富管理體系。從儲蓄到理財產品，再到投資房產、股票及高杠桿金融產品，中國投資者經歷了從無風險到有風險，從承受低風險再到追逐風險的過程。近期，中國財富管理呈現出幾個鮮明的轉變：由注重規模向精細化經營轉變；由過分依賴產品向注重專業服務轉變；由相對單一向多元化轉變；由內部封閉運行向內外聯通轉變；由單純追逐收益向風險收益平衡轉變。因此，中國的財富管理業務的發展，促進了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完善了社會投融資體系，健全了市場機制，增加了居民的財產性收入。

金融改革引發全球資產配置需求

由于世界各地經濟周期不同，經濟結構不同，發展程度不同，導致各自金融市場的運作及資產結構存在較大差異。通過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產，不僅能有效分散和對沖風險，還可以分享各地不同階段的發展成果，從而實現財富的長期保值、增值。隨著我國資本項目開放，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穩步推進，財富管理開啟全球資產配置的時代已經到來。

一是資本項目開放步伐加快。在資本項目聯通上，我國陸續推出了QDII、QFII、RQFII和滬港通，今年還將推出深港通。從趨勢上看，立足、輻射大中華經濟圈，進而向全球開放的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且速度在不斷加快。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一方面有利于境內外資金的雙向流動，擴大資產配置的范圍和標的，有效分散和對沖風險，獲得穩定的長期收益；另一方面有利于完善境內外資產的價格形成機制，強化市場的有效性，使境內資本市場更加國際化。

二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穩步推進。自2005年匯改以來，我國形成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人民幣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強。近年來，我國還廣泛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搭建了一批離岸人民幣市場清算網絡，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結算貨幣。這些都為人民幣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國際化打下了堅實基礎，也為全球化資產配置的雙向聯動創造了條件。

三是發展直接融資、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成為國家戰略。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已成為一項國家戰略，并在加速實施。股票發行注冊制有望在年內推出，這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使境內資本市場更快地與國際接軌。政府工作報告將創業、創新作為一項國策，對中小企業私募股權基金提供政策和服務傾斜，為資本市場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和無限可能。創業板、新三板的迅速崛起則為這些可能提供了平臺保障。國家戰略為全球資產配置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四是客戶需求有效刺激業務提速。近年來，國內投資者的海外投資需求非常旺盛。《2015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底，擁有境外投資的高凈值人群占比已從2011年的19%升至37%，而擁有境外投資的超高凈值人群占比目前已達到57%。此外，50%以上已擁有境外投資的高凈值人士表示將會考慮增加境外投資，另有40%左右的人士預計該比例將大致保持不變。中國居民赴海外投資的范圍包括不動產、信托、保險等，其中尤以房地產投資最為集中。僅2011～2014年，中國居民投資于海外房地產的金額就達到390億美元，成為重要的國際買家。這說明中國居民全球資產配置的迫切需要，同時也說明配置資產過于單一，存在不合理的現象。因此，盡快推出適銷對路的產品和服務，迫在眉睫。

商業銀行在財富管理與全球資產配置中具備獨特優勢

經濟新常態下的投資變得愈加錯綜復雜，金融產品的收益風險也不斷增加。除了面對風險和收益的把控，更要有主動的壓力測試，研究客戶的風險承受度、擇時調整投資以及如何協助富裕人士進行財富的代際傳承。因此就需要考慮合理的全球資產配置，為投資的收益平穩增長提供保障。在財富管理與全球資產配置領域，商業銀行應充分發揮優勢，做好客戶的參謀、管家和助手，引導投資者趨利避害，走在風險的前面，做到“在對的時間，將對的產品銷售給對的人”。 要實現這一點，專業、負責和創新是關鍵，而這也正是商業銀行財富管理的核心競爭力，通過全球資產配置能夠突顯銀行的真正的理財能力。

一是商業銀行要采用“核心-衛星”資產配置策略，靈活構建客戶的投資組合以實現長期投資目標，并積極捕捉短期市場機遇。具體而言，就是將客戶的資產分成“核心投資”和“衛星投資”兩大部分：“核心投資”部分是客戶全權委托銀行進行相對低風險的、穩定和長期的資產管理，這部分投資由符合客戶風險偏好的資產構成，并與客戶長期戰略目標相協調；“衛星投資”部分則是私人銀行對客戶提供投資咨詢服務，客戶自行進行投資決策的那部分投資，以相對高風險、短期的資產為主，主要是對投資機遇的把握，含股票、共同基金、債券、對沖基金等的購買，這樣可以實現穩定性、機遇性、靈活性的完美結合。目前，中國高凈值客戶的資產配置與境外成熟市場的資產配置策略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華經國研的研究顯示，2013年底美國超級富豪的資產配置中，有18%投向了對沖基金，美國本國股票投放18%，國際股票投放14%，債券類投資占比為17%，股權投資PE占 10%，房地產僅占6%。國內高凈值客戶絕大部分資產投資于房地產，少量資產投資于股票、PE、現金，對于對沖基金涉獵很少。隨著我國財富市場及高凈值客戶的不斷成熟，加大對沖基金比例、減持境內房地產配置比例、增加債券類資產與海外投放將成為配置趨勢。

二是要充分發揮商業銀行的資源協同優勢。目前，由于分業經營的要求，財富管理業務本身考驗的是各家銀行資源整合能力，而目前各家商業銀行都與信托、券商、保險等金融機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商業銀行作為領頭羊，做好資源的整合和協同的能力也會及其顯著。以中信銀行為例，中信銀行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擁有中信集團強大的品牌效應和協同支持。中信集團是中國最大的多元化投資集團，金融板塊牌照齊全，非金融板塊業務覆蓋眾多實體行業，旗下擁有眾多行業領軍者，如中信證券、中信信托等。作為中信集團控股子公司，中信銀行依托中信集團金融“全牌照”優勢，整合品牌、產品、服務、渠道等優勢資源，在新制定的三年戰略規劃中，提出了努力建設成為“最佳綜合融資服務銀行”的戰略目標，向客戶提供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方案。

三是要提升零售戰略地位，加快業務創新的步伐。幾年來，國內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經濟面臨持續下行壓力、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矛盾加劇，傳統的依靠存貸款規模拉動盈利的模式難以為繼，成熟市場零售銀行業務收入貢獻占比普遍在40%以上，國內前12家披露零售業務相關數據的上市銀行，2013年底零售業務收入平均占比34%，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海外經驗表明，零售業務能夠平衡對公業務和同業業務風險，對抗經濟周期和波動，零售業務價值凸顯，各家商業銀行都將零售銀行業務作為業務轉型的戰略重點。2014年，中信銀行啟動了零售戰略二次轉型，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加大產品整合和創新力度，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業務大單品：出國金融、薪金煲、家族信托、全權資產委托管理等創新業務，獲取了大量高凈值客戶，管理資產規模持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