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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第1篇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2544(2001)04-0030-05

勞動力價值理論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和利潤率理論的組成部分。國外某些學者為了否定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對馬克思收入分配理論提出了種種非難。本文現以羅賓遜、大衛·P·萊文等人的觀點為代表進行評析，旨在說明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論是一致的，不存在國外某些學者所說的相互矛盾。

一、勞動力價值的三個定義完全是一個虛構

羅賓遜在《資本主義、沖突和通貨膨脹》一書的第七章《馬克思的工資理論》中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存在著三個不一致的勞動力價值的定義。第一個定義是《資本論》第1卷中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由勞動力的生產成本來決定，即“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1](P146)。第二個定義是勞動力的價值由傳統的生活水平來決定。羅賓遜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包含著歷史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勞動力價值還取決于每個國家的傳統生活水平。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存在的勞動力價值的第三個定義是：“至于談到勞動價值的界限，那末，這種界限的實際確定總是依供給和需求為轉移。我所說的是資本方面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對勞動的供給。在殖民地國家里，供求規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國的工資水平是比較高的。在那里，資本用盡一切方法，也不能制止勞動市場往往因雇傭工人經常轉化為獨立自耕農而陷入空虛的情況。”[1](P146)羅賓遜認為：“這段話提出，勞動力的價值是誘使人們在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尋找工作或留下來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資。這樣一個工資，必須保障生活標準起碼等于非資本主義生產部門或別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羅賓遜認為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的三個定義不僅內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實，這種觀點并不能成立。

1.所謂馬克思勞動力價值存在的三個定義完全是一種虛構。

羅賓遜等人所說的馬克思的三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實際上是對馬克思分析勞動力價值構成要素的論述的割裂。馬克思對勞動力價值定義的論述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不存在三個相互矛盾的定義。馬克思認為：“勞動力的價值由兩種要素構成：一種是純生理的要素；一種是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勞動力價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來決定。……除了這種純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勞動的價值還取決于每一國家的傳統生活水平。這種生活不僅包括滿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滿足由人們賴以生息教養的那些社會條件所產生的一定需要。”[1](P165)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羅賓遜等人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的第一個定義，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構成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第二個定義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構成勞動力價值的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第三個定義是根本不存在的，從羅賓遜所引用的馬克思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只是在舉例說明構成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的表現形式，并不是在給勞動力價值下定義。

2.所謂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存在不一致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理要素與歷史或社會要素共同決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勞動力價值必須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因此，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了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即資本主義的工資不能低于這個水平，否則，勞動力的再生產就無法正常進行，就不能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所需要的勞動力。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決定了勞動力的價值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代的差別。生理要素是構成勞動力價值的基礎，歷史或社會要素則構成勞動力價值的社會和時代的內容。與此相聯系，勞動力價值的變化也取決于這兩種要素的變化。從生理要素來看，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代，由于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差別不大，因此，勞動力價值的變化主要取決于技術的進步和勞動生產力的變化。從歷史或社會要素來看，勞動力的價值可以在生活資料價值不變的條件下，因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勞動力價值中包含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具有彈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可能擴大，也可能縮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會剩下。”[1](P165)

3.所謂三個勞動力價值定義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與歷史或社會要素并不是相互獨立的兩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在決定勞動力價值量上，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的。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勞動力價值的物質內容，沒有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就沒有賴以體現的物質基礎。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決定著生活資料的范圍，沒有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就會成為超越歷史時代和社會背景的物質產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羅賓遜所說的第一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在量上小于第二個勞動力價值定義的問題。

二、勞動力價值是決定工資的基礎的觀點與“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并不矛盾

大衛·P·萊文把馬克思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條件下，因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的特定條件下所作的分析，無條件地一般化，并從中得出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與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相矛盾的結論。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時，指出“資本積累通過對工資產生向上壓力而讓勞動力獲得益處，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圍’擴大”，“在這個意義上工資就起著調節機制的作用。‘積累由于勞動價格的提高而削弱，因為利潤的刺激變得遲鈍了’”。在這種情況下，“勞動的價格重新降到適合于資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這個水平現在是低于、高于還是等于工資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時，馬克思還指出：“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而不是相反。”[3](P680)但馬克思又認為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表現形式，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的。據此，大衛·P·萊文斷言：“通過這些分析，馬克思實際上放棄了生存工資和勞動力價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決定看成了產出、價格和投資理論的一部分。”[4](P53)這是以“兩種形式出現，首先一種是通過確定獨立于產品、價格和投資的勞動力價值，來解決分配問題；第二種則與此相反，它根據不斷發展中的資本積累需求來確定工資”[4](P53)。

所謂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矛盾并不存在。

1.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適用歷史階段不同。

馬克思關于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的論述，是就資本積累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積累對工資的影響而言的，不是指決定工資運動的全部原因。馬克思指出：“以上我們只是考察了這個過程的一個特殊階段，即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增長的階段。但是過程會越出這一階段。”并且這個階段僅僅是資本主義制度建立時期的階段，馬克思指出：“一旦資本主義的一般基礎奠定下來，但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生產率的發展成為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杠桿。”[3](P682)資本積累決定工資是就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特定條件下而言的，而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量是就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工資運動的基礎而言的，不能把馬克思在特定條件下關于工資運動的論述，無條件地升為一般意義上的結論。

2.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積累量決定工資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勞動力價值是工資運動的基礎，工資是圍繞勞動力價值來波動的。后者是指資本積累通過影響勞動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資運動，是工資運動的直接原因。所以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是就工資運動的基礎而言的，而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是就工資變動的原因而言的。

3.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范圍不同。 

前者決定工資是指工資變化的界限，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的生活資料量的價值是工資變化的最低限度，否則資本主義生產就會因缺乏勞動力而無法進行，同時，勞動力價值也決定了工資運動的最高限度，即工資的上升不能長期超出勞動力價值，造成剩余勞動減少到損害資本主義制度賴以生存的程度。馬克思指出：“勞動價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證資本主義的規模擴大再生產。”[3](P381)所以，資本積累是在勞動力價值確定的范圍內，通過資本積累量的變化，引起對勞動力需求的變化，導致工資的變化。在勞動力供給一定，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積累最初會引起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導致工資的上升。但這種變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資的上升就會遠遠超出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導致利潤率的下降，積累減少，反過來造成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使工資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適合資本增殖需要的水平”。[3](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條件下，馬克思在論述“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時，不存在放棄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的問題。

三、馬克思工資理論與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是一致的

羅賓遜與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的工資理論與利潤率下降理論是矛盾的。羅賓遜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和利潤率的下降同時發生，如果實際工資真的不變，則利潤率就不可能下降。[2](P228)大衛·P·萊文則認為：“為了更好地分析利潤率，馬克思傾向于假定在不斷下降的單位勞動成本和不斷上升的資本強度情況下，勞動力價值保持不變。這就可能意味著利潤率的下降是由于實際工資增加，同時也是由于資本強度的上升。”[4](P70)羅賓遜和大衛·P·萊文虛構的馬克思工資理論與利潤下降理論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馬克思沒有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和利潤率的下降是同時發生的。

馬克思多次論述過工資與利潤的對立運動。他指出：“工資一般降低的結果，是剩余價值和剩余價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還有利潤率的一般提高。”[5](P226)但是，如果考慮其他因素的變化，馬克思認為：“工資和利潤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變化，而按相同方向變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5](P982)顯然，所謂馬克思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與利潤率的下降是同時發生的斷言，是不能成立的。版權所有

2.所謂“實際工資不變，利潤率就不會下降”的論斷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潤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積累導致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重下降，從而造成由可變資本帶來的剩余價值總量在增加的情況下，社會總資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實際工資的變化，不是引起利潤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利潤率也照樣可能下降。馬克思在分析利潤率下降規律時指出：“不管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長或強化，還是由于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工資價值的下降，那末，剩余價值量，絕對利潤量，就必然會增加，盡管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是相對減少了。”[5](P245)在勞動力價值下降的條件下，實際工資的提高也不會導致利潤率的下降。馬克思認為：“如果工資因勞動力價值的下降（這種現象甚至可以和勞動的實際價值提高結合在一起）而降低了”[5](P131-132)，那么，這就可以提高剩余價值率，從而提高利潤率。

3.在勞動力價值不變的條件下，實際工資的提高不會引起利潤率的下降。

在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情況下，勞動力價值不變。雖然工人所獲得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沒有改變原有的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劃分比例，即剩余價值率沒有變。資本積累的增加，由技術進步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同樣會使可變資本的比例相對下降，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從而導致利潤率的下降。因此，在勞動力價值不變時，實際工資的增加，改變的只是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量，不會降低利潤率。

四、勞動力價值構成的社會要素與工資以勞動力價值為基礎是一致的

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關于工資爭議的分析過程，“使得勞動力的價值決定于工人要求和維持貨幣工資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們不再深究工資爭議發生的更詳細內容，那么勞動力的價值和利潤就將取決于外部既定的環境”。[4](P61)同時，他還認為，馬克思關于“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是由同工業周期各個時期的更替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的論述，可能意味著工資會隨著偶然歷史環境的不同而發生變化。[4](P69)在這里，大衛·P·萊文從兩個方面對馬克思分配理論提出了非難。一是勞動力價值取決于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能力與工資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相矛盾。二是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取決于工業周期的變動。其實，上述責難難是不能成立的。

1.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說明勞動力價值的確定取決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工人階級可以通過斗爭擴大原有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勞動力價值的范圍。

馬克思指出：“勞動的價值本身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仍舊不變的條件下也是一個變數。”[1](P165)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的要素是可以改變的，而決定這種改變的因素，取決于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斗爭力量的對比”。[1](P161-166)這種改變是通過工人階級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來實現的，但這不等于勞動力的價值僅僅決定于工人要求和維持貨幣工資率的能力，它還要取決于資產階級的力量和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

2.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總是由一定時代和一定國家的具體社會條件所決定。

它在特定國家的特定時期是一定的。因此，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的變化，是就勞動力價值的長期變化而言的。工人階級通過長期的歷史斗爭，能擴大勞動力價值的范圍。但這不等于工資完全脫離了勞動力的價值，在一個特定時期內，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只能引起工資的變動，而不會改變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在特定時期內勞動力價值如果沒有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個常數，而不是一個變數。從特定的時期來看，由于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是既定的，勞動力價值和利潤的變化就取決于勞動力價值生理要素所決定的生活資料價值的變化。從長期來看，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也會發生變化，但這種變化主要取決于社會環境的改變，因此不能簡單地說勞動力價值和利潤取決于外在的既定環境。

3.工資的一般變動由工業周期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不等于工資由偶然因素來決定。

工資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的，工資的變動以勞動力價值為基礎。但勞動力價值并不決定工資變動的具體方向，工資變動的具體方向是由勞動力的需求與供給來決定的。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周期性，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就成了影響勞動力供求的決定性因素，從而引起工資的變動。但這種變動仍然只是勞動力價格層面上的變動，工資的漲落仍然圍繞勞動力價值上下波動。收稿日期：2000-09-13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

[2]朱鐘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第2篇

由于專業背景的不同，各學科從各自的研究角度對城市做了相應的定義和研究，城市的定義尚在爭議之中：地理學家將城市定義為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為主集聚形成的較大的居民點，側重于其空間和景觀屬性；人口學家把城市看做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區，把人口規模和密度作為判斷城市的標準；經濟學家認為城市是生產要素集約化和業態多樣化的社會有機體，更側重于其商品、服務的生產與交換等經濟屬性；社會家則從社會關系的角度，認為城市本質特征是其特有的生活方式（urbanism）。雖然各學科對城市的定義不同，但城市之所以為城市，而不同于鄉村等其他概念，是由其空間特征、人口密度、經濟結構、生活方式等本質特征綜合決定的。各學科對城市的不同定義衍生出了對城市化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重點。地理學除關注城市化過程中的人口與經濟的轉換與集中外，還特別強調城市化是一個地域空間過程；人口學所說的城市化是指人口城市化，即城市人口的聚集和增長所形成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的增長過程；經濟學則更重視產業結構以及消費方式的轉變，研究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在城市化過程中的流動；而社會學則把城市化作為新的生活方式產生、集聚、擴散的過程，強調文化、價值觀、等社會演化過程。城市化并不是簡單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而是鄉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轉變的復雜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城市是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等要素的集中，農村則分散而孤立，強調的是兩者生產要素集聚程度的區別；周一星先生認為城市不同于鄉村的本質特征體現在人口規模、經濟結構、設施水平和文化觀念四個方面[1]。前人對城市、城市化的定義側重點雖各有不同，但都體現了城市的復雜性和綜合性，其要素構成和特征與鄉村是截然不同的。

二、城市化的構成要素及其協調性

（一）城市化的構成要素從城市和鄉村截然不同的構成要素出發，我們可以得到城市化的本質便是鄉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轉變的過程，城市化水平雖由各個要素的城市化速度決定，但城市化的質量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不同要素之間城市化速度的協調性。無論是三十余年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遇到的城市擴張、戶籍壁壘、經濟結構調整、社會保障等問題，還是潛心于城市化問題研究的眾多學者多樣化的研究領域——地理學、人口學、經濟學、社會學，我們都能從中抽象出現階段我國城市化幾個基本的構成要素：空間、人口、經濟、社會。空間上的城市化是其他要素城市化的載體，是隨著經濟、人口等要素城市化所伴生的反映在載體上的現象，即農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變和城市地域的升級。從建筑學或景觀學角度說是鄉村景觀向城市景觀的轉變；從土地利用角度來說就是以農村居民點和農用地等為代表的帶有鄉村特征的土地利用類型向以城市、建制鎮用地和交通運輸用地等為代表的帶有城市特征的土地利用類型轉變的過程；從土地產權角度說就是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變為城市國有土地所有權。其外在表現包括城市數量增加、城市地域擴大、原有城市用地的再組織和再開發等，也包括基礎設施的改善。人口城市化是早期城市化理論的核心內容，即人口由鄉村向城市集中地過程。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口城市化現在只是城市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本身的概念也在不斷發展。許多人口學家將其定義為具有城市居民特征的人口在區域總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包括農業人口向非農人口的轉變，還包括所有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不斷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社會地位和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的過程。經濟城市化主要指城市化過程中的經濟增長以及經濟結構由傳統的第一產業向以第二、三產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轉移與聚集。研究經濟增長、經濟結構演變與城市化之間關系的學者很多，大多數學者認為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經濟結構演變之間具有長期均衡、甚至互為因果的關系。發展經濟學中的劉易斯模型、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喬根森模型都從不同角度驗證了這一結果，結構經濟學中的經濟結構演進理論也認為經濟結構的演進體現了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不斷適應，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密切。無論是從勞動力供需的角度，還是從城鄉預期收入差距、消費結構變化的角度，經濟增長、經濟結構演變都是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重要推動力；與此同時，城市化過程中人們的居住、就業、游憩帶動了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需求，生活方式的變化也通過促進消費需求增長和消費結構變化，推動著經濟增長與結構演化。社會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內涵的一個重要方面，其來源于城市的社會屬性，城市社會學中便將城市化作為其學科的一個核心概念，認為城市化就是傳統的農村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的轉變過程。本文在這里把社會城市化中的“社會”定義為廣義的社會概念，包括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社會保障等內涵，認為社會的城市化是城市化過程中人的思想觀念、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社會保障水平等全方位的城市化。

（二）構成要素之間的協調性為解釋和解決城市化中出現的問題，許多學者開展了城市化質量研究，強調城市化過程中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城鄉發展與人口的協調性，這是相對以前將人口作為唯一指標研究城市化的進步，但這些研究或僅是城市化水平的綜合測度，或是僅研究其他因素與人口因素的協調，缺少各內在構成要素之間的協調性的深入分析。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其協調性分為內部協調性和外部協調性。從系統的角度出發，城市化由空間、人口、經濟、社會若干子系統構成，他們之間城市化速度的耦合問題就是城市化的內在協調性；若將城市化看成一個整體，而研究其與外部要素（如工業化、耕地保護、生態環境等）的關系就是其外部協調性。目前學者們對城市化的外在協調問題關注較多，如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同步，城市化與耕地保護的關系等，因此本文不再贅述，而將研究重點放在城市化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協調性上。健康的城市化應當是經濟、人口、空間、社會各要素互相促進，協調發展的過程。經濟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內在驅動力，它為城市居民提供就業崗位、商品和各種服務，通過相對鄉村較高的預期收入和較好的生活品質吸引人口向城市遷徙；它還為城市空間規模的擴張提供了資金、材料和人力資源，是城市擴張的重要推動力；此外，它還為城市的社會保障、文化教育、游憩等社會要素城市化提供資金，促使城市能為居民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和更舒適的生活品質。人口的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衡量指標，通過人口向城市的遷移，能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勞動力和更大的消費市場需求，促進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也會帶來對城市生產、生活等空間的需求，促使城市規模不斷擴張；同時，人口還是城市社會保障、文化游憩等服務的主要消費者。社會的城市化代表著城市社會保障、文化教育、休閑游憩服務水平的提高，通過這些不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素質、勞動或管理技能，還會使他們無后顧之憂，更放心的將財富用于消費，促進經濟的增長。空間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基礎設施的改善）則為上述經濟、人口、社會要素提供了空間載體。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過度依賴土地出讓金等地租收入，而這些財政收入又有相當一部分用來提高城市的社會服務水平，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城市社會要素的城市化得到了來自空間要素城市化過程的資金支持。

空間、人口、經濟與社會四要素都是城市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個要素都在其中擔負著一定的機能，城市化的順利推動有賴于各要素城市化的健康運行以及各要素之間城市化速度的協調。在城市化各要素的組織結構上，本文借鑒了“四維時空坐標”的概念，在四維時空中，橫、縱、高度和時間坐標共同確定物體在時空中的位置，缺少任意一維都會使物體的位置不準確。在城市化研究中，過去僅研究人口要素的城市化，是一維的城市化，不能代表城市化的方方面面，后來許多學者又綜合考慮了空間、經濟等，開展了二維、三維的城市化研究，而且這些研究的重點往往是城市化水平的綜合測定，而不是各要素之間的協調性，這些研究得到了城市化的水平，卻忽視了各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協調所導致的問題。通過空間、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四維分析，不僅能更準確、全面的確定城市化水平，還能根據各要素之間城市化速度的差異，發現其中存在的協調性問題。

三、要素協調視角的城市化問題分析

很多城市化實踐中的問題根源都是城市化中空間、人口、經濟、社會各要素的缺位或速度不協調。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是人口城市化速度與其他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協調的典型代表。由于歷史原因，拉美國家的農地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莊園主手里，大量農民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而極端貧困，加之對城市更多就業機會的預期，農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得農民大量涌入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然而城市的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社會保障等都無法應對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長，人口的城市化速度遠遠快于經濟、空間和社會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速度遠遠超過經濟城市化速度，導致城市無法為進城農民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造成城市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如拉美第一大經濟體巴西的失業率自1998年來一直維持在10%左右，雖然非正規部門解決了大量人口的就業問題，但非正規就業由于其本身極不穩定的勞動關系、較差的工作環境和偏低的薪資水平等特點，使得這些就業人口長期處于低水平就業狀態；此外，人口城市化速度遠遠超過城市空間城市化的速度，大量農民進城后無力購置正規住宅，于是大量移民非法侵入無主或閑置土地，建成簡易住房，這些住房危險系數較高，加上沒有納入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差，臟亂成為其代名詞，一些成規模的新進城農民的聚居區逐漸演變為貧民窟；城市人口的過度膨脹、惡劣的空間和經濟環境阻礙了拉美進城農民的社會城市化，無法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品質，加之由于預算有限，政府無力負擔起廣大貧民的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服務，拉美國家60%的城市人口缺少適當的衛生服務和干凈飲用水。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為廣大學者所熱議的“半城市化”現象，農民工以及部分地區出現的用工荒現象，“鬼城”現象等。本文從上文提出的城市化四要素協調的角度加以抽象，嘗試分析上述現象發生的深層次原因。

農民工的“半城市化（peri-urbanization）”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種特殊現象，指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過程中的一種不完整狀態，具體表現在農民進入城市后，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方面不能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從城市化四要素協調的角度分析：農村剩余勞動力受城市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收入期望的吸引向城市遷移，通過雇傭關系實現從鄉村向城市的空間轉換，在城市工作、消費，實現了人口和經濟的城市化。但他們卻沒有實現空間和社會的城市化，具體表現是：由于收入水平較低，沒有經濟能力購買、租住城市的社區住宅，而大量蝸居在租金較低的城中村和城鄉結合部，這些地方往往是城市規模擴張過程中沒有改造的農村居民點，村內基礎設施較差，沒有城市的空間特征；此外，農民工進城后，尤其是進入大城市后難以獲得城市戶口，由于戶籍的限制，農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在就業、醫療、子女教育等諸多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待遇，以上這些又直接或間接導致農民工的生活方式無法城市化。“鬼城”原本指因資源枯竭而被廢棄的城市，但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各地出現了很多高標準建設的城市新區因為空置率過高，鮮有人居住，也被形象的稱為“鬼城”。被《時代》周刊稱為“鬼城”的康巴什就是空間城市化速度遠遠超過人口城市化的代表。始建于2004年的康巴什新區迄今為止建成區面積已達32平方公里，按照高標準規劃建設，實現了空間的城市化。然而，到2009年僅有2.86萬人入住康巴什新區，人口密度僅893.75人/平方公里，僅為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建成區人口密度的12%，人口城市化速度遠遠落后于空間城市化速度。

四、結論與討論

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競爭優勢；來源；構成要素

中圖分類號：F270；F407.4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60(2010)01-0127-03

以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閉為導火索，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迅速蔓延開來，作為耐用消費品的汽車產業及企業首當其沖。在日益嚴峻的形勢下，美國政府在2008年底決定提供174億美元的短期約束性貸款，對通用和克萊斯勒公司進行援助。德國、法國和瑞典等國政府相繼出臺了汽車產業振興方案，包括免繳車輛稅、信貸擔保和緊急貸款等措施，以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然而，其實際成效并不明顯，美國通用公司最終走到破產保護、瘦身重組的地步。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汽車企業的競爭優勢，特別是對其競爭優勢的來源進行重新思考。

一、汽車企業競爭優勢來源的分析

經典戰略管理理論中計劃學派的代表人物安紹夫認為，競爭優勢是指那些可以使企業處于強有力競爭地位的產品和市場的特性(Ansoff，1965)。波特(2005)認為，競爭優勢歸根結底來源于企業為客戶創造的超過其成本的價值。資源基礎理論認為，競爭優勢是指該公司目前與潛在的競爭對手，無法同步執行該公司現在所執行的價值創造戰略(Barney，1991)。綜合上述觀點，競爭優勢是指一種優于一般競爭對手的競爭地位，擁有這一競爭地位的企業的贏利能力高于產業平均水平，其產品或服務可以為客戶帶來超額價值。顯然，從這一基本定義來考察汽車企業，傳統意義上的“6+3”都是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或企業集團。這里所說的“6+3”，是指全球乘用車市場被6個汽車大集團或聯盟和3個大型的獨立企業所絕對主導，即通用一菲亞特―鈴木一富士重工一五十鈴集團，福特一馬自達一沃爾沃轎車集團，戴姆勒一克萊斯勒一三菱集團，豐田一大發一日野集團，大眾一斯堪尼亞集團，雷諾一日產一三星集團，加上本田、標致一雪鐵龍和寶馬汽車。

關于競爭優勢的來源，波特的競爭理論是從產品市場的角度來考慮競爭范圍，認為競爭優勢來源于企業外部，即企業所選擇的市場空間。競爭優勢的兩種基本形式是成本領先和差異化。資源基礎理論和核心競爭力理論認為競爭優勢來源于那些在要素市場不能買到的、內生于企業連續行動所累積的資源與企業能力。徐二明(2002)認為，競爭優勢來源于企業資源配置的模式與經營范圍的決策，即競爭優勢既可以來自企業在產品和市場上的地位，也可以來自企業對特殊資源的正確運用。而格林沃德等(2007)則認為，只存在供應、需求和規模經濟三種真正的競爭優勢。希爾等(2007)將競爭優勢的來源表述為競爭優勢的構成要素，并認為競爭優勢包括效率、品質、客戶響應和創新等四個構成要素。很顯然，這四個構成要素都是創造條件來進一步實現成本領先或差異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成本領先和差異化是競爭優勢的基本構成要素。

考察各大汽車企業的競爭優勢，美系汽車和德系汽車主要憑借差異化、日系汽車和韓系汽車主要憑借成本領先奠定競爭優勢。通過提升規模經濟的水平來造就競爭優勢在汽車企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無論是美系、德系還是日系汽車企業，其規模性都非常突出。比如大眾汽車2007年全球產量高達621.3萬輛，占世界汽車總產量的8.3％，接近我國汽車總產量的70％。并購重組豐富和提高了企業的資源與能力，而全球范圍內的持續需求則在很長時期內促進了世界汽車產業的發展。此次金融危機，從顯觀原因看，需求萎縮導致各汽車企業產銷出現困難。但實質上是企業在資源與能力方面存在短板，充分顯示了一些汽車企業競爭優勢的脆弱性。

二、案例分析

通用汽車作為一家百年老店，對美國經濟曾作出了巨大貢獻，整整影響了美國四代人的生活。作為曾經的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制造企業，通用品牌名傳天下。今天，美國的道路上仍行駛著至少3000萬輛通用品牌汽車。近幾年，國際油價起伏不定，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特別是金融危機導致企業流動性枯竭，通用汽車經營日益困難，美國的市場份額已從1980年的45％下滑到2008年的22％。盡管通用汽車采取了削減產能、大幅裁員、調整品牌等舉措，但其市值仍加速蒸發，商譽每況愈下，最終尋求破產保護，成為金融危機沖擊下企業受損最典型的實例。為便于分析，我們將豐田汽車在美國市場的經營作為比較對象，并從競爭優勢所包括的效率、品質、客戶響應和創新等四個構成要素(希爾等，2007)切人。

首先是效率。得益于其出色的全球制造體系，通用汽車的生產制造工藝不斷穩步提高。在過去幾年中，通用汽車的生產效率提升了22％，是提升幅度最大的汽車制造企業。通用汽車平均每15.85小時就能裝配一輛汽車，在北美各整車生產企業中，生產效率名列榜首。但從人力成本上看，通用汽車生產的每輛汽車上所承擔的員工養老金和醫療福利成本高達1500美元，而豐田汽車僅為200美元。2006年通用汽車員工每小時薪水為73美元，而豐田汽車在美國的員工每小時薪水為48美元。過去兩年里，通用公司累計虧損額超過120億美元。很顯然，由于過高的員工工資和福利，通用汽車的高生產效率并沒有帶來成本優勢。

其次是品質。通用汽車以豪華、寬大、內部舒適、速度快、馬力大為特征，在很長時間里滿足了美國消費者追求身份象征、乘用舒適的需求。但美國人的汽車消費觀念、消費方式已經發生了變化，逐漸把它視為一種純交通工具。石油危機使得通用汽車的大馬力并不能提高其本身的實用價值，再加上交通阻塞、停車困難，從而引發出對小型、節能車型的需求。這就給豐田汽車提供了機會。盡管豐田汽車自身在品質上還有待進一步提升，但引入性價比這個指標，豐田汽車的優勢就凸現出來了。比如，豐田汽車的高檔品牌凌志車以穩重、豪華、精細、高檔為特征，比同級的奔馳車還要便宜30％。美國人喜歡凌志車，尤其欣賞其無與倫比的性價比和令人晾訝的低噪音。相比較而言，無論是花冠還是佳美，豐田汽車在與同類型的通用汽車比較中，其優越的性價比表現得更為突出，從而造就了品質上的競爭優勢。

第三是客戶響應。通用汽車旗下各種品牌的汽車雖然車型常出常新以提升客戶響應水平，卻多數是油耗高、動力強的傳統美式車。從2000年開始通用汽車在美國國內銷售量連續九年下降。盡管在歐洲、亞洲和美洲其他地區都創下新的銷售記錄，但國外的收益不足以彌補國內的損失。豐田汽車在美國正式銷售以來，一直致力于提升產品競爭力和客戶響應水平。他們的銷售策略從來不是針對某個競爭對手，而是面對消費者，不斷研究市場需求。他們在美國銷售的29種車型，款款都有專門的消費對象。2008年，通用汽車全年銷售了835萬輛汽車，豐田汽車全年銷售了897萬輛汽車，通用汽車在77年之后

將全球最大汽車制造企業的寶座讓給了豐田汽車。

最后是創新。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以來，節能車型已成為汽車產業的一個發展方向。但通用汽車長期以來在降低油耗方面沒有多少實際行動，特別是其悍馬品牌的越野車更是高油耗的代表。豐田汽車一直以節油著稱，其在燃油經濟性等方面的出色表現是其深受消費者歡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尾氣零排量”的要求下，豐田汽車推出了采取電氣馬達與汽油發動機組合的動力系統的普銳斯車進入美國市場，并發展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品牌。時至今日，普銳斯已發展到第五代。以普銳斯為代表的混合動力車已占到豐田汽車在美國總銷量的10％。由此可見，不斷創新從根本上奠定了豐田汽車的競爭優勢。

三、結論與啟事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　同種類型的企業在相同的環境中可能表現各異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遭到重創的是世界汽車產業，受損最嚴重的是發達國家的汽車企業。面對金融危機的沖擊，同為汽車巨人的通用汽車和豐田汽車表現不盡相同。通用汽車走到破產保護、瘦身重組，而豐田汽車盡管也損失較大，卻一躍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制造企業。這充分說明，競爭優勢的構成要素在不同的企業會有不同的表現，從而使得不同的企業競爭優勢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2　競爭優勢構成要素之間存在關聯性

學術界對一個企業是否可以同時實現成本領先和差異化存在爭論。有些管理專家認為企業不可能提供價格便宜的差異化產品，理由是差異化必然帶來更高的成本(孫樹杰，2005)。但效率、品質、客戶響應和創新四個構成要素之間卻具有很高的關聯性。不過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方式還是有所不同。從汽車企業的實踐來看，卓越的品質可能有助于實現卓越的效率，但并不盡然；而創新則有助于提高效率、品質和客戶響應。

3　企業的創新能力是實現競爭優勢可持續性最根本的保證

戴伊(2003)認為，所有的競爭優勢能否得以延續的一個基礎，可能在于企業能否具有不斷適應競爭環境變化和追逐新的競爭優勢的能力。為此，戴伊提出了開發新的資產、不斷改善或創新現有的業務流程、采用一些可能損害現有地位的替代資源以及為資源向新的競爭領域延伸而進行投資。當前開發新能源汽車、實施新能源汽車戰略已被各國汽車企業視為提高競爭力的突破口，其目的就是努力在未來新的競爭領域造就新的競爭優勢。

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第4篇

[關鍵詞]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功能體系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13）07-0015-04

[基金項目]2011年河北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形成機制與運作機理研究”（批準號：114572142）

[作者簡介]蓋宏偉，燕山大學文法學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行政管理、高等教育。（河北秦皇島066004）

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是以與集群品牌價值關聯的要素及相互關系為基礎，以集群品牌價值發展創新為運作內容，具有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較強的推動能力和促進作用，在以品牌競爭為核心的區域經濟競爭中能夠為區域競爭優勢及其績效取得帶來實質性意義。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營造不僅可以增強企業、區域乃至國家的競爭力，也能夠帶動相關產業集群的快速發展。在區域經濟競爭激烈化和復雜化的背景下，營造適合區域經濟社會、產業集群發展的品牌生態系統，應該得到廣泛重視。由于集群品牌生態系統涉及諸多環境因素，要素豐度效度、相關產業及輔和支持性產業、區域產業發展戰略規劃、產業結構及競爭態勢等都對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產生多層面影響。細致梳理和規整這些環境要素既是保證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結構體系的重要基礎，也是發揮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功能體系的首要前提。在不斷適應內外環境過程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逐漸形成了一定的功能體系，主要包括品牌價值擴展功能、集群優勢強化功能、環境資源整合功能、區域經濟帶動功能、產業鏈延伸功能、品牌效應提升和動態演化功能。

一、品牌價值擴展功能

集群品牌相關要素之所以愿意集聚起來，并形成相對穩定的結構關系和功能表現，其原因就在于這種有機體能夠給集群品牌帶來任何一個相關要素都無法比擬的功能效應，使得集群品牌價值從不同程度得到擴展和提升。集群品牌價值包括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生態價值和人本價值等。經濟價值是集群品牌價值的首要基礎。也是集群品牌擁有企業追求的主要目標，它體現集群品牌競爭和創新優勢，反映集群品牌獲取利潤、加快資金周轉、減少產品庫存、節約品牌價值成本、提高品牌產品生產效率等，因而是促進集群品牌生態系統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社會價值是集群品牌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主要表現為集群品牌擁有企業能夠為市場和顧客提供優質的商品和服務，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消費者生活需要；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優化區域社會環境，促進區域社會進步；提供勞動力就業崗位，吸納區域剩余勞動力就業，維持區域社會秩序的合理穩定。生態價值是生態文明和生態經濟背景下集群品牌價值目標的發展方向，它要求集群品牌產品生產和技術開發過程必須倡導生態、低碳和節約的理念，最大程度地避免對區域環境的破壞和污染，努力實現集群品牌經營管理的高效化與節約化。人本價值是集群品牌價值的精神內核，既表現為集群品牌產品要以滿足顧客需求為目標，也表現為集群品牌企業要注重員工綜合素質和技能的培養，尤其突出員工心理素質的養成教育，使得企業不僅成為員工發揮聰明才智的場所，還要成為員工健康和諧成長的環境。在集群品牌生態系統內，通過創設有利于集群品牌產品研發、生產和創新的氛圍，構建有利于集群品牌發展的物能循環網和信息傳遞鏈，能夠實現系統內部要素的高效互動與持續交流，增強品牌價值不同層面之間的有機關聯性，促進集群品牌價值的提升發展。可見，集群品牌生態系統能夠有效推動品牌價值各層面之間的融合，獲得集群品牌價值整體效應。

二、集群優勢強化功能

集群品牌價值創造發展的有機性和統一性，要求其過程必須基于穩定的平臺環境或背景下，而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營造正好能夠適應和滿足這種要求。在集群品牌生態系統運作過程中，集群品牌的各種關聯要素在相關目標、制度的引導和約束下，通過彼此之間功能、角色的互補以及相互交流學習，一方面形成了集群品牌發展所依附的要素關系結構，保證了集群品牌發展過程的合理有序進行；另一方面形成了反映集群品牌發展的知識信息、規章制度和規則要求，并深深影響集群品牌企業或系統主體的思想活動和行為取向。集群品牌與集群競爭優勢之間具有內在關聯性，集群品牌發展可以提高集群競爭優勢，集群競爭優勢可以促進集群品牌成長。可見，集群優勢強化功能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集群層面的優勢強化，具有整體輻射性，能夠有效提升集群的競爭優勢和核心競爭力，使得集群更好地適應內外環境的發展變化，推動集群持續健康發展和演化，為區域經濟發展不斷注入新活力。二是集群內部構成要素層面的優勢強化，對于各構成要素而言集群能夠帶來自身不具有的優勢，而且這種優勢會隨著集群發展而不斷發展，給集群內企業及其他構成要素提供持續性支持。不論是集群層面還是群內構成要素層面，優勢強化功能都具有一定的時效性，這種時效性又往往取決于集群品牌生命周期的演變。也就是說，當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處于發展期和成熟期，這種優勢強化功能比較明顯且突出，而當集群品牌生態系統處于形成期和衰退期，優勢強化功能就表現得不明顯，甚至會影響到集群內部企業的發展。此時，一些企業就會選擇戰略轉型，進而轉向其他領域，原有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優勢強化基本上也就消失了。

三、環境資源整合功能

集群品牌生態系統之所以能夠形成較強的品牌價值和競爭優勢效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夠有效整合與利用集群品牌內外環境要素，實現集群品牌環境條件、因素的系統化、統一化和協調化，這些構成了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績效的重要基礎。一方面，豐富的環境條件和因素可以使得系統在環境體系中選擇最有利的條件因素來獲得持續發展；另一方面，集群品牌生態系統也可以減少環境條件和因素選擇成本，使得系統主體能夠集中精力進行品牌價值發展專項研究，進而降低系統運作成本。任何集群品牌生態系統都不可能充分享有環境體系中的所有條件和要素并取得持續競爭優勢，尤其是當集群品牌生態系統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已有的資源格局和要素體系很可能不適應系統快速發展時期的資源要求時，如果不進行資源格局優化和要素體系創新，就必然影響到系統正常發展所需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有效供給。因此，要合理構建系統內外環境關系，滿足集群品牌生態系統資源需求，為集群品牌價值創造提供基礎條件。通過梳理系統內外環境關系形成資源結構體系，既可以實現系統運作資源需求的有效滿足，又可以增強系統對環境資源的整合能力，提高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競爭優勢。對于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而言，其發展運作所需的環境資源大致可以分為知識資源、技術資源、人才資源和信息資源。知識資源是指可以反復利用能夠給產業集群及群內企業帶來利潤、價值增長的資源總稱。知識資源一般是隨著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發展逐漸積累的，它不僅表現在文件資料、檔案材料和活動程序中，更存在于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發展實踐之中。技術資源也是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一種特殊資源，主要包括解決實際問題相關的軟件方面的知識和解決實際問題使用的設備、工具等硬件方面的知識。人才資源是人力資源中素質層次較高的人才群體，通常表現為杰出的、優秀的人力資源，能夠給企業發展帶來明顯作用的人力資源，突出強調人力資源的質量，主要包括員工解決問題能力、創新創造能力、管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等。信息資源是指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運作發展過程中涉及到的文件、資料和數據等信息的總稱，信息資源貫穿于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運作發展的整個過程。對于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而言，知識資源、技術資源、人才資源和信息資源主要存在于與其緊密相關的大學、科研機構、中介組織、政府等，不同主體之間通過技術研發、科技咨詢、政策措施、市場運作和資本流動等，實現環境資源層面的溝通互動。也正是基于此，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實現了運作發展。

四、區域經濟帶動功能

隨著改革開放的遞進深入，特別是近年來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產業集群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漸明顯，已經成為重要的產業組織形式和載體。國家統籌區域發展戰略的強力實施和區域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加快，進一步推進了各地區產業集群的發展。從產業集群覆蓋的行業來看，也逐漸從紡織、服裝、皮革、五金制品、工藝美術等傳統行業，發展到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新材料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等高新技術領域，龍頭骨干企業和區域品牌不斷涌現。產業集群帶動區域品牌實際上就是產業集群品牌的形成發展和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完善強化。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快速發展，不僅能夠帶動系統內部集群品牌價值、企業效益、商品質量、技術優勢和服務水平等方面的穩步提升，而且能夠吸引系統外部更多品牌企業、科研機構、公共組織、社會團體的加入。這些被吸引進來的企業、科研機構并不是簡單、隨意地與集群品牌生態系統內部構成要素結合起來，而是通過彼此之間已有的競爭優勢及其存在的互補關系進行合理配置，由此便形成了集群品牌生態系統新的優勢規模和價值范圍，這種規模和范圍無疑是系統開展品牌增值活動的基礎。

集群品牌生態系統具有的吸引整合作用一旦形成以后，便會呈現出一種螺旋上升的態勢，原有品牌、技術與新吸引品牌、技術之間融合滲透的關系越緊密，其形成的優勢規模和價值范圍就越大，對于提高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競爭優勢的作用也就越顯著，反過來就越能夠吸引更多的品牌、技術，既能夠不斷擴大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優勢規模和價值范圍，也能夠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提升，進而使得系統內外品牌、技術之間的互動融合轉化為系統與區域經濟之間的互動融合。實際上，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也是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社會價值的充分體現。從經濟發展角度看，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有助于“強化專業化分工、發揮協作配套效應、降低創新成本、優化生產要素配置等”，進而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帶動中小企業快速發展，提升區域競爭力，增強產業競爭優勢，推動區域經濟持續健康和協調發展，這對于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五、產業鏈延伸功能

對于集群品牌生態系統而言，如果說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是其社會價值的宏觀體現，那么延伸產業鏈則是其社會價值的微觀反映。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發展演化不斷提高了集群品牌的競爭優勢，使得系統主體能夠按照集群品牌產品的功能特性，細化品牌市場結構，并結合品牌市場不同顧客群的需求確定品牌產業發展的戰略目標。作為集群品牌產業發展的重要體現，產業鏈延伸是一個動態過程，它主要由集群品牌產品生產分工的細化所決定。具體而言就是，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發展提高了系統內部要素的生態活度，優化了系統內部結構關系和功能機制，增強了系統的競爭優勢和動態適應能力，促進了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協調互動和深度融合，同時，也進一步細化了集群品牌產品生產過程各主體、環節和部門之間的分工，提升了集群品牌產業生產的專業化水平，集群品牌產業鏈也得到了延伸。集群品牌產業鏈延伸具有一定的條件性，首先是建立在集群品牌產品生產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有效協作。各主體、環節和部門之間僅有分工沒有協作是不能夠促進產業鏈延伸的，分工只是產業鏈延伸的必要條件之一，它還需要基礎分工的互動協作。其次是集群品牌產品結構、功能和形態的可解構性。集群品牌產品的可解構性越強，其具有產業鏈延伸的可能性就越大。當然，并不是具有可解構性強的集群品牌產品就一定能夠實現產業鏈延伸，集群品牌產品解構過程還必須依附于科學合理的方式手段，解構方式手段選擇得不合理及其使用得不科學，都會影響到集群品牌產品解構的結果。最后是集群品牌產品的價值寬度。價值寬度是集群品牌產品所具有的價值維度總和，其大小范圍決定集群品牌產品的價值空間。價值寬度大的集群品牌產品通常具有較高的價值空間拓展可能性，也越容易進行產業鏈的延伸。

六、自我強化功能

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優勢就在于系統內外要素及環境關系的協同性和適應性，而這又主要取決于要素之間、內外環境之間關系的合理穩定和有效互動。系統內部要素關系和外部環境關系，一方面保證系統功能的正常發揮和系統運作的持續進行；另一方面保證系統對外部環境的動態適應。當環境處于相對穩定狀態時，系統可以借助已有的關系結構體系與外部環境進行正常的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即便存在結構關系調整的情況，也只是局部甚至是微小的。而當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或者突發性動蕩時，系統主體就必須通過要素層面和結構層面的調整優化以應對環境變化及其影響。此時，系統主體應急素質能力的不高、應急意識的滯后或者應急機制的不健全、不合理，就會影響到系統適應行為的選擇和適應過程的有效開展。因此，大多數集群品牌生態系統會提高系統主體的應急意識和能力，科學設置應急機制以適應環境變化，增強系統的動態適應能力，這種過程有序進行的動力主要來自于系統的自組織功能。根據組織行為學的理論觀點，自我強化可以理解為組織依據強化原理通過相關的行為活動來完成階段性目標，最終實現結果性目標。對于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而言，自我強化更多表現為自組織協同、自組織演化的實施。然而，這并不等于集群品牌生態系統不會出現衰退的現象，相反當自我強化功能達到一定程度和水平時，就會形成一種固化，使得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難以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此時集群品牌生態系統極易出現不適應環境變化的癥狀，由此誘發衰退也就在所難免。從這個意義上講，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自我強化功能具有條件性和雙向性。條件性表現為自我強化功能需要基于一定的環境條件，沒有環境條件的支持必然影響到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自我強化功能的形成和發揮；雙向性表現為自我強化功能既會產生積極、正向且有利于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發展的作用力，也會產生制約和弱化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發展的影響力，要求管理者和決策者必須有效把握和利用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自我強化功能。

六、動態演化功能

產業集群品牌是指體現產業集群產品、服務、文化和特色的標示，它形成于產業集群生存發展的實踐過程中。作為產業集群的特殊標志，產業集群品牌可以給產業集群發展帶來實效，但產業集群品牌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條件性，這種條件主要體現為產業集群品牌必須基于一定的環境資源和條件，不同區域的環境資源和條件具有差異性，進而決定了產業集群品牌形成發展狀態的差異性。正是不同產業集群品牌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使得產業集群和區域經濟實現了持續健康發展。當某個產業集群品牌與外部環境形成相對穩定的關系結構時，它就會表現出一定的功能形態，可以理解為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關于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研究，國內學者首推王興元教授。王興元教授經過多年的研究積累，已經形成了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研究的理論概貌，對于推動品牌生態研究起到了積極作用。根據學術界已有的理論成果，結合生態系統的概念本質，可以將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理解為產業集群品牌在不斷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關系結構和穩定功能形態的有機系統。從概念中可以看出，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包括構成要素、結構和功能三方面內容。構成要素就是產業集群品牌及其發展所依附的環境條件、因素；結構就是產業集群品牌及其所依附的環境條件、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形成的關系結構；功能就是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表現出的功能特性。從形態上看，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可以是某個產業集群品牌形成的生態系統，也可以是幾個彼此關聯緊密的產業集群品牌形成的生態系統。前者可以視為單獨型的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后者可以視為共同體型的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形成過程，是“品牌企業、品牌產品和服務、供應商、目標顧客、終端市場、金融機構、政府、網絡媒體、競爭者以及集群所在區域環境要素之間互動過程”，這些環境條件和要素形成合力，共同作用和影響產業集群品牌生態系統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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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文化軟實力；勞動者；經濟價值；作用機理

文化軟實力對經濟的作用主要表現為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通過提高勞動力素質、調動勞動者積極性提高勞動效率、通過企業文化促進企業發展，以及直接轉化為經濟效益。

一、文化軟實力推動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文化滲透于經濟生產的整個過程，從經濟活動中的人到對經濟活動的處理，從產品的設計、生產到產品的交換、銷售以及使用，無不滲透著文化因素。文化創造經濟活動特定的人文環境，能夠為經濟活動有序運行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動力和思想保障。文化通過推動生產力中人的素質的提高進而有效地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包括兩大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物的因素包括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人的因素包括人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人的智力因素表現為人的經驗、技能尤其是科技文化素質。人的非智力因素主要指人的非智力的精神因素，如思想覺悟、價值觀念、勞動態度、意志毅力等等。在生產力中，人的因素與物的因素相比，人的因素起決定性的作用；在人的因素中，思想道德因素與智力因素相比，思想道德因素又起主導作用。人的思想道德素質、精神狀態和勞動態度，決定著人們掌握、發展和創造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提高科技文化素質的程度，決定著人們自覺地把科學技術運用于生產過程、提高現代勞動能力、創造高技術、高效能的生產工具和人工智能化的勞動對象，實現勞動力、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在高科技基礎上的有機結合，有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社會生產力。文化教育提高了勞動力的素質，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及產品的文化含量的主要因素。文化軟實力能夠發揮其整合功能，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通過貫徹以人為本，對人的人文關懷和精神關懷，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通過提升每位勞動者的綜合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水平，提高全社會的文明程度，發揮文化軟實力凝聚人、團結人、鼓舞人、引導人、教育人、愉悅人的獨特功能，調動勞動者參與經濟生產的積極性，激發人們在生產活動中的創新活力，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文化軟實力能夠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社會關系能避免社會動亂所造成的對生產力的巨大破壞。正常的經濟秩序和良好的經濟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必要條件，建立正常規范的經濟秩序，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既要靠經濟、行政、法律等手段，又要靠思想道德教育。法律規范是強制性的外在約束，道德規范主要是自覺的內在約束。外在約束要以內在約束為目的，內在約束要以外在約束為條件。外在約束最終是為了促進和達到內在約束。因此，越是發展市場經濟，越是必須發揮文化軟實力的作用，在加強法律制度的同時，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文化軟實力在對與錯、善于惡、真與假、是與非等一系列問題上，提供了正確的判斷標準，指導人們形成與主流社會相適應的價值觀念，使人們明確自己應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引導人們形成正確的社會角色意識，使個人利益與社會、集體和國家的利益相結合，自我價值的實現與社會和國家利益的發展相協調，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二、文化軟實力本身就創造價值

世界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后，文化與經濟、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的趨勢日益加快，文化產業是文化與經濟密切結合的最突出的表現。文化作為一種無形的符號已成為社會生產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在產品的價值構成中，文化所創造的價值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從而使文化作為一種產業，能夠直接創造經濟價值，其經濟意義和對社會生產發展的推動作用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重要，在國民經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越是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的比重越高。

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頂著國內外的強大壓力，將大量的不動產出售給日本的企業，將所獲得的資金投入文化產業，堅持將發展文化產業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好萊塢大片、《豪門恩怨》肥皂劇、迪斯尼樂園、流行音樂、全球傳媒業、《時代》雜志和《讀者文摘》、NBA這些大眾文化產品席卷這個世界，走進了世界每一個家庭。《讀者文摘》已發展成年收入20億美元的國際性大企業，《泰坦尼克號》一部影片自1997年公映以來就創造了18億美元的利潤，2000年美國的體育與娛樂總營業額達到4000億美元超過房地產業與國防開支，2002年僅體育產業創造了2130億美元的總收入是汽車制造業總收入的兩倍，體育產業已是美國經濟領域的龍頭產業。當年的沃爾特?迪斯尼只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卡通畫家，在家徒四壁、困苦無依之際，一只在墻角爬來爬去的小老鼠在他的第一部配音卡通片中亮相，從此風靡世界，造就了一個如此龐大的集娛樂、影視與零售于一體的跨國集團。到2011年9月30日，迪斯尼總資產達559. 36億美元，銷售收入370. 61億美元。據資料顯示：目前，美國的文化產業的產值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8%-25%，每年創造近9000億美元的價值，文化產業已成為美國的支柱產業之一，美國占有世界文化市場總額的42.6%。

在歐洲，英國的文化產業也由20世紀60年代占 GDP的3%上升到10%；意大利則由當時起步飛躍到25%。文化產業己經成為當代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存在方式，它正以其獨有的形態和創造力在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人類社會的文化面貌、生態結構和生存方式。

近10年來，中國文化產業獲得了迅速發展，2004年中國的出版業、報刊業、電影業、廣播電視業、音像業、印刷復制業、廣告業、游戲業、旅游業、演藝業、網絡傳播業等文化產業的總產值已經達到了1.2萬億元人民幣，加上文化帶來的相關服務，總產值已經在2萬億元以上。以網絡為例：2004年上網人數達9400萬，2005年上半年這一數字突破1億。到2008年5月，全國網民數量達2.25億，居全球第一，同期美國網民數量約為2.16億。

三、文化軟實力決定企業的競爭力

文化軟實力在企業的表現就是企業文化，對經濟的融入和效益的影響更為明顯。從一定意義上說，企業文化關系到企業的前途和命運，進而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

企業發展和競爭取決于企業文化素質。文化是企業的靈魂，是企業發展的重要資源。企業經營管理中的文化要素越多，企業整體素質就越高，競爭力就越強。企業家和員工的文化素質，對于企業發展至關重要。有什么樣素質的企業家，就有什么樣素質的企業。企業家的文化素質，決定其創新能力、決策能力和管理能力，從而直接決定著企業的興衰存亡。文化素質不高的企業家，在激烈的競爭中終將被淘汰出局。員工的文化素質，決定了企業把文化資源和智力資源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程度，決定了企業發展文化生產力的水平。員工素質越高，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就越低，效率就越高，競爭力就越強。企業的管理系統、工藝流程、技術設備、人員和產品等有形因素，都可以引進、更替和改變，唯有深植于企業內部的文化精神，才能保持企業的個性，維系企業持續發展。縱觀世界，實力強大的國際企業，都很重視通過文化來塑造形象，提升無形資產的價值，獲得擴張的資本，有的無形資產甚至遠遠超過其有形資產。像NIKE連自己的生產企業都沒有，純粹依靠品牌形象，依靠企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