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糾紛調解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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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糾紛調解條例范文第1篇
一、司法所駐醫院的醫療糾紛調解室的現狀
近年來，醫患關系日趨緊張，醫患矛盾十分突出，一旦患者和醫院之間產生矛盾沒得到及時和解，患者方動輒糾集人員對醫院進行圍堵、漫罵，影響惡劣，醫療糾紛對于轄區內的治安方面具有重大影響。出現醫療糾紛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由于患者和醫院尖銳對立以及互不信任的態度，經常導致矛盾糾紛處理陷入僵局，一些問題處理不當就容易進一步激化事態，演化成惡性。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專業“醫鬧”的現象。這現象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較為重大的不確定性因素，嚴重危及社會和諧穩定建設。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積極探索人民調解機制調解醫患糾紛，將調解室辦公地點設立在醫院，同時設立的還有警務室和綜治工作站。當醫患糾紛發生時，以調解室為主，與警務室和綜治工作站形成聯動，爭取在第一時間將糾紛解決在院內，解決在萌芽狀態，盡量避免矛盾糾紛的進一步激化。第三方調解機制的出現就像為醫患雙方建立起一片“緩沖帶”，從而為解決糾紛創造更多的轉機。
這種調解機構的設立能夠兼顧公平與權威，受到諸多省、市的青睞。江蘇、天津、浙江、上海、深圳、廣東等地紛紛進行由人民調解委員會開展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的探索。在某些醫患沖突較為頻繁的地區，第三方模式更是被寄予厚望。但實際上第三方調解這種嘗試是形勢所迫。一旦醫患雙方發生民事責任爭議，解決途徑有三：醫患雙方協商；衛生行政部門調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但在現實當中，3條途徑都存在問題。 醫患雙方協商的途徑最為常用，但由于雙方信息不對稱，倘若對同一事件的認知存在較大差異，往往會發生激烈沖突；衛生行政部門的行政調解也常受到患者的質疑，認為衛生行政部門跟醫院是“一家人”，必然會袒護醫院，難以做到中立；至于訴訟，對患者而言，要耗費大量金錢和精力，且即使選擇訴訟或者行政調解，還須面對醫療事故技術鑒定這一關鍵環節。而由于進行鑒定的醫學會與醫院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其鑒定結果也常遭到質疑。 因此，第三方調解機制的出現和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必然。
雖然以人民調解為基礎的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模式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頗多的困難，但其具有相對獨立、權威、低成本、高效率的優勢，還是被各方人士寄予厚望。
二、司法所駐醫院的醫療糾紛調解室發展的優勢
（一）離糾紛發生地近，容易了解實際情況，以便迅速作出反映醫療糾紛調解室因其工作地點就在醫院，因此對醫院與患者發生的矛盾糾紛能在第一時間得到第一手資料。比以往的被動調解更能阻止糾紛的產生。調解人員也更容易了解事故發生的實際情況，根據不同情況作出不同反應。將可能產生的糾紛解決于萌芽狀態。
（二）組織結構上完全獨立于矛盾雙方
調解室的調解人員由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派出所責任區民警、相關社區調委會主任、專職人民調解員組成，是完全獨立于醫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在組織結構上，從各地成立的醫療糾紛調解機構來看，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自己和衛生局沒有隸屬關系。他們或隸屬于司法部門，或隸屬于人民調解委員會。大多數醫療糾紛調解機構嚴格遵守不收取任何費用的規定。這樣不僅受到了醫患雙方的歡迎，同時因沒有利益驅動，確保了調解結果的公正、公平，也確保了醫調委獨立的第三方作為醫患之外的第三方，與雙方都沒有利害關系，既不袒護任何一方，又可以緩沖彼此的對立情緒，消除雙方顧慮，贏得信任，利于糾紛的化解。
（三）人員配置專業化能夠給矛盾雙方提供專業意見
在人員上，大多數地方的醫療糾紛調解機構都有自己的專家庫，遇有醫療糾紛時，隨機抽取專家。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專業人員，在調處糾紛時能夠對可能涉及的法律責任、醫療糾紛處理程序和處理結果的可能性進行分析，同時從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出發，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議，從而贏得當事人的信賴，為解決糾紛奠定良好的基礎，調委會獨立于衛生行政部門之外，由司法部門負責調委會的日常管理和人員招聘，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財政保障。調委會還專門選任了一批責任心強、業務精專的專業醫療人員從事調解工作。負責醫療糾紛調查、評估、鑒定的理賠處理中心同樣配備了具有臨床醫學、藥學、衛生法學和保險等專業資質的專職工作人員。人民調解的便民原則，是其深受群眾歡迎的亮點。醫療糾紛人民調解中心結合醫療糾紛突發性強、不穩定因素多等特點，打破8小時工作制常規，遇到突發糾紛，中午、夜間、雙休日、節假日都不休息。在查明事實、公平公正的基礎上，做到快受理、快調解、快結案，最大限度地維護醫患雙方的正當權益。
醫療糾紛調解條例范文第2篇
1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解決糾紛方式的缺陷
2002年國務院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條例》)對醫療糾紛處理設計了3種模式:“醫患雙方協商解決”、“行政調解”和“訴訟”。《條例》實施已有7年,這3種解決方式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1 醫患雙方協商解決
2006―2008年,浦東新區涉及賠償的醫患糾紛共1 525起,其中1 283起(84.13%)由醫患雙方協商解決,但存在問題較多。① 患者及其家屬往往醫學、法律專業知識欠缺,或無法第一時間掌握病歷資料,因此無法獲得對等的協商地位。與醫院進行協商時,院方往往不積極承認錯誤,甚至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與家屬達成和解,常以撫慰金、補償金的方式代替賠償金。② 自行協商簽署的協議法律效力不強,不具有強制執行力,由于醫患雙方協商的基礎和動機不一致、不對稱、不協調,造成毀約或重新向法院現象屢有發生。③ 協商的辦法難以避免部分患方漫天要價。由于醫療機構和患者方的信息不對稱,加上醫療機構在糾紛處理的某些環節上處置不當,導致矛盾激化,甚至發生“暴力維權”現象。醫療機構為避免醫療秩序被嚴重打亂,往往采取息事寧人的做法,這就易產生“大鬧多給錢、小鬧少給錢、不鬧不給錢”實際效果,也造成類似糾紛不同醫院賠償額度相差數倍的弊病。④ 沒有法定鑒定結論及有關部門的參與,即使與患者達成賠償或補償協議,醫療機構也擔心國有資產流失。
1.2 行政調解
以專業化、高效率為特征的行政調解卻日漸式微,未能達到制度設計者預期的目的。浦東新區1 525起涉及賠償的醫療糾紛中,行政調解僅為11起,占0.72%。究其原因:① 醫療糾紛行政調解法律定位不明確,行政調解的范圍過窄。依據《條例》規定只能調解已經定性為醫療事故的賠償爭議;同時《條例》對調解機構的組成、性質、調解人員的選任、調解的具體規則和時限等重要程序均沒有明確規定,也沒有關于行政調解中行政機關職責的規定,更沒有當調解機構不履行調解職能時當事人救濟如何解決的規定[1];加之行政調解協議不具有法律約束力,醫療糾紛的行政調解積極性不高。② 醫療糾紛行政調解主體缺乏中立性,社會認同度較低[2]。根據國務院1994年頒布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規定,政府衛生行政部門對醫療機構采取全方位的監督管理。這樣衛生行政部門既是整個醫療機構的監督管理機構,又是醫療機構的主辦機構。這種“管辦不分”的體制使得很多患者在與醫療機構發生糾紛時不愿意申請行政調解,其原因就在于認為衛生行政部門是醫療機構的上級,難以公正調解。在部門保護主義及行業本位主義的影響下,衛生行政部門對醫療糾紛裁決的公正性也確實令人質疑。根據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的主要精力應當放在加強對醫療行業的監管,加強事前預防,而不是著重事后解決醫患糾紛。③ 醫療機構對衛生行政部門參與處理醫療糾紛心存疑慮。一是發生醫療事故要接受處罰;二是根據2007年實施的《上海市醫療機構不良執業行為積分管理暫行辦法》,即使不構成醫療事故但在執業行為中存在違規行為也有可能予以扣分處理,這樣不僅影響擴大而且扣滿一定分值將面臨暫緩校驗甚至注銷《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風險。所以一些醫療機構寧可通過訴訟和私了也不愿通過衛生行政部門解決。
1.3 訴訟途徑
浦東新區1 525起涉及賠償的醫療糾紛中,經訴訟途徑解決的有109起,占7.14%。訴訟途徑解決醫療糾紛也面臨諸多問題:① 訴訟成本高、周期長和剛性化,訴訟中醫患關系往往進一步破壞,影響社會和諧。② 醫患雙方的隱私權得不到保障。③ 當訴訟不是被作為糾紛解決的最終途徑,而是被普遍作為第一甚至唯一的選擇時,糾紛解決的成本和效益凸現出來。國際上公認,裁判是一種很奢侈的糾紛解決方式。當基層糾紛得不到及時處理,當事人又不能接受司法處理結果時,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申訴、上訪。近幾年涉法涉訴的醫患糾紛中部分無理纏訴者獲得了額外利益;另一方面,在司法終局裁決之后,再增設行政性救濟手段,不符國際公認的司法是糾紛解決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法治原則,有損法律的權威性。
2 醫療責任保險化解醫患糾紛的局限性
2002年,上海率先實行醫療事故責任保險制度,引入保險機制介入醫患糾紛與醫療事故的處理工作。2007年8月,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國保監會發出通知,為充分發揮醫療責任保險在化解醫療風險、保障醫患雙方合法權益、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和促進醫學科學發展等方面的作用,要求各級衛生、中醫藥管理部門和保險監管部門本著“積極探索、穩步推進”的原則,在全國推動醫療責任保險工作。充分依靠第三方化解醫療風險,減少醫患糾紛,改善醫療執業環境。雖然醫責險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從幾年實踐來看,存在諸多問題。
2.1 醫院沒有真正從醫療糾紛中解脫
投保醫療責任險后,許多醫院希望一旦發生醫療糾紛,患方只找保險公司理賠,不要找醫院。事實上,大部分患者認為醫院是發生醫療損害的責任人,即使醫院參加了醫療責任保險,患者還是要到醫院來討說法,醫院仍然無法擺脫面對患者質疑的局面。同時,繁瑣的保險和理賠手續,使醫院感到投保后的工作甚至多于醫院自己單獨處理醫療糾紛的工作。保險公司基于商業利益考慮,設置的網點和配備的專業人員數遠不能滿足醫療機構的需要;雖然保險條款規定,必要時保險人可以以被保險人的名義對訴訟進行抗辯或者處理索賠事宜,但保險公司缺乏專業技術人員參與調查處理,醫院仍需花大量精力來協調,致使醫院仍然未從醫療糾紛中解脫出來。
2.2 缺乏中立的醫療糾紛調解機構[3]
通過中立的醫療糾紛調解機構確定三方認可的賠償金額,是醫療責任保險發揮作用的前提。發生醫療糾紛后,及時認定損害賠償并使受害人從保險人處得到償付,直接關系到醫療責任保險的實際運行效果。但從目前看,尚缺乏適合醫療責任保險運行需要的醫療糾紛調解機構。
2.3 保險公司并不是真正意義的第三方
在糾紛調解處理過程中,保險公司趨利性決定了它得不到患方的認可。醫療損害事件發生后,患者家屬不愿與保險公司打交道,認為醫院是最終解決問題的單位。
3 第三方調解的困境
由于醫療糾紛的復雜性以及現有醫療糾紛處理途徑的種種缺陷,人們紛紛探索第三方處理醫療糾紛的新途徑。根據《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等相關規定,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了“醫療或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 調解處理醫患糾紛,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浦東新區于2006年8月起成立了“浦東新區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醫調委)。3年來,醫調委共接待來電、來訪860人次,成功化解新區范圍內棘手、復雜的醫患糾紛240余起,簽署了人民調解協議書173份,賠償金額達800余萬元,至今無一例反悔。人民調解作為解決醫療糾紛的重要補充途徑,減輕了政府、衛生行政部門以及醫院的壓力;同時,醫調委在處理醫患糾紛中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有效地維護了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3年來的工作實踐證實,醫調委為浦東新區的醫患糾紛雙方當事人,構筑了一個便捷的醫患和諧綠色通道。當然,作為新生事物,在運作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3.1 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專業調解隊伍
在醫患糾紛的人民調解工作中,人民調解員應是懂法律、醫學知識的復合型人才,需要具備一定的調解經驗和調解技巧。從體制和機制上確保建立一支長期穩定的高素質的調解員隊伍,是推進人民調解方式、化解醫患糾紛的關鍵。
3.2 辦公經費的保障是基礎
浦東新區醫調委辦公經費在政府財政中單獨立項,辦公經費充裕。但從全國各地的醫調委運作情況來看,普遍辦公經費不足。如全國影響較大的“山西省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嚴重受制于辦公經費不足。有些醫調委的辦公經費由保險公司或保險經紀公司提供,這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三方了,其調解的公正性難免受影響。
3.3 缺乏統一的調解標準
由于人民調解采取“模糊”的處理方式,雙方只是對于賠償數額達成和解,沒有對醫療事件進行鑒定和定性。在實際處理糾紛過程中主要依據糾紛具體訴求、醫患雙方情緒、社會背景以及維穩工作要求等進行調解,這客觀上造成了調解工作彈性過大,只要醫院認可,類似糾紛不同醫療機構賠償額可相差數倍。調解結果與保險相關規定難以協調,增大了理賠的難度。
3.4 整合醫療責任保險處理工作
醫調委的建立是對行業性人民調解工作一種積極有效的探索,它的存在是對醫療責任保險有益的補充。醫調委化解糾紛所需資金主要由醫療機構提供,缺乏理賠資金的保障,有些糾紛錯過了糾紛化解的最佳時機,在一定程度制約了化解效果和后期發展。醫療責任保險處理中心掌控理賠資金,但由于體制上的原因,理賠滯后,周期較長,其中立地位不被患方認可,這直接制約了醫療責任險的發展。醫調委與醫療責任險處理中心兩者需加強協調,進一步整合資源優勢,以常態的工作體制予以合作的保障,形成工作合力。
4 成立浦東新區醫患糾紛調處中心
浦東新區的醫患調處中心,是民辦非企業性質的金融保險介入第三方調處醫患矛盾的社團組織。2007年10月10日,衛生部召開例行新聞會指出:“各地通過建立第三方機構來調處醫療糾紛的辦法是值得肯定的,衛生部也希望各地積極探索,化解目前在醫療過程中出現的醫療糾紛,以及一些造成醫患雙方都為難的問題。”
今年初,上海市人大代表提出了“關于將全部醫患糾紛納入醫患糾紛調解中心”的議案。2009年5月,由上海市處理突出矛盾與會議辦公室會同市衛生局、市政法委和市金融辦,聯合開展“上海市醫患矛盾第三方調解機制研究”,組成聯合調研組,積極穩步推進第三方調解工作。
2009年6月4日,由上海市聯席辦公室領導帶隊到浦東新區進行“金融和保險介入的醫患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的調研,對于第三方調解機制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浦東新區按照上級要求,經過前期調研論證,在浦東新區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基礎上,利用上海已實施多年的醫療事故責任保險制度,建立化解醫患糾紛工作綜合配套長效機制, 向新區發改委提出成立“浦東新區醫患糾紛調處中心”的設想。
4.1 指導思想和工作原則
醫患糾紛調處中心在上級主管部門的領導下積極預防、有效化解、妥善處置我區各級各類醫療機構發生的醫療事故和醫患糾紛,維護我區正常的醫療秩序和社會穩定,保護患者和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構建和諧社會,推進浦東平安建設。
堅持思想教育與法治教育相結合,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對法律負責與對人民群眾負責相結合,調解疏導與依法處理相結合的原則。同時,按照“法要維護,事要解決”的總體指導思想,依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妥善處理醫療事故和醫患糾紛。
4.2 組織形式和服務范圍
浦東新區醫患糾紛調處中心為民辦非企業性質、依法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非盈利性社會團體組織。由司法局和衛生局批準,經民政部門登記成立。“中心”所有事務的管理與監督由衛生局和司法局批準成立的理事會負責。業務范圍:① 浦東新區醫患糾紛調處中心負責受理浦東新區范圍內,各級各類醫療機構發生的醫療事故和醫患糾紛的調解處理和保險理賠。② 在浦東新區成立醫療行業聯盟(一級、二級、三級醫院均參加),負責向各醫療機構收取年度保費,并向保險公司集中投保。③ 承擔醫患糾紛的調查分析、調解及醫患糾紛的預防宣教培訓工作。④ 對于調解成功的案例,由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簽署人民調解協議書,符合理賠條件的進行理賠。⑤ 所提供的服務一律不收費。
4.3 工作目標和特色優勢
① 該組織是獨立于政府、醫院、自然人及司法組織外的第三方組織,浦東新區內各級各類醫療機構發生的醫患糾紛與事故的理賠均由該組織統一運作。這樣既能將醫患糾紛引出醫療機構,又將理賠標準相對統一,避免類似糾紛不同醫療機構賠償額度差額過大的弊病。② 該組織的建立有利于政府及衛生行政部門客觀、全面、真實地了解新區范圍內發生的醫患糾紛及醫療事故,做到早期干預、及時處理,避免矛盾升級。③ 醫患糾紛調處中心由具有醫學專業、法律知識的人民調解員和保險業人員組成,保證了調處糾紛的專業性。由于該組織權事一致,調查、理賠周期短,同時也有效解決理賠資金不能及時到位等問題,是對現有醫責險運行模式的完善和補充。調解成功后簽署的人民調解協議書,具有較強的法律效力。
5 建議
以人民調解協會為設置單位,建立由保險公司托管的醫療糾紛專項基金。由浦東新區政府發文,制訂《浦東新區醫患糾紛預防與處置暫行規定》,規范新區醫患糾紛處理程序。2002年《條例》頒布以來,各級醫療機構均成立了病人服務中心或醫療糾紛接待處理辦公室,對于賠償金額較小的糾紛由醫院處理,使中心能重點處理復雜疑難糾紛。但中心對醫院處理的賠償糾紛應加強指導和監管。
遵循社會互助共濟、醫患共同參與、醫療損害全覆蓋、風險全解決的方針,建立醫療執業責任保險制度,設立醫療風險保險準備金。資金組成:① 各醫療機構根據業務總收入按一定比例繳納保險費。② 醫務人員自己繳納的保險費(根據各單位醫療執業責任風險確定)。③ 新區政府為醫務人員提供一定數量的補充醫療保險,新區政府從保穩基金撥出部分專款補充醫療風險準備金。各醫療機構繳納保費在保險制度運行1年后,根據賠付情況調整繳納保費的費率。
對于醫療意外等醫療風險可采取病人、政府、社會團體多渠道籌資,鼓勵并推行醫療風險社會化分擔的機制。醫療意外的發生率遠高于航空、交通等其他行業,可仿效這些行業的做法分散和轉移風險。
對于醫療事故,可以通過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購買醫療責任保險的方式轉移,而純粹的醫療意外可以通過患者購買意外保險的方式轉移。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醫療意外保險現階段適合采用低保費、低補償、廣覆蓋的辦法,讓更多的投保者得到補償[4]。建議用立法的形式制訂《醫療意外基本保險條例》,根據門診、住院、手術或按病種制訂相應的保險金額、繳費標準和繳費方式,并實行強制保險。 患方因投保醫療意外傷害保險而獲得了一定的經濟補償,但他們仍可以通過調處中心或向法院提訟請求判定醫方依照公平責任原則分擔一定的風險和責任。
在醫療事故及糾紛中往往存在著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競合。當事人利用協商有可能規避衛生行政部門和檢察機關對相關主體的責任追究,逃避法律制裁。有必要完善監管的環節,堵塞監管的漏洞。
政府的指導和扶持是調處中心成功運作的重要保障。① 通過立法保障第三方醫療援助機構的法律地位。② 完善我國醫療立法,解決醫療糾紛處理中的司法二元化的問題。③ 政府有關部門應規范第三方調處機構的工作程序。④ 政府為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構提供經費保障。⑤ 政府為醫療機構執業和醫療糾紛調處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
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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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麗波,楊愛榮,趙聰.醫療責任險對化解醫患糾紛的作用分析[J].中國醫學倫理學,2009,22(2):19.
醫療糾紛調解條例范文第3篇
據統計,近幾年來,醫療糾紛的數量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遞增,但從附表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每年醫療糾紛的數量在遞增,但是出現醫療糾紛后進行尸檢的數量每年是在遞減的。我們知道尸體解剖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公開性、公平性,因此在醫療糾紛中應當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但是醫療糾紛中病理尸檢數量是在每年遞減的,造成這樣的結果,我們將其原因歸結如下:
1.醫療機構/私了0了大部分的醫療糾紛。在傳統思想的影響下,我國的患者及家屬在與醫療機構發生醫療糾紛時,常常習慣于直接找醫療機構/討要0解決途徑,往往認為/事情是醫院出的,我就找醫院賠錢0。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據統計約有85%的醫療糾紛是在醫療機構的努力下,采取與患方協商解決,最終以/私了0而解決。
2.醫療糾紛給醫療機構帶來了無盡的煩惱。發生醫療糾紛以后,醫療機構在醫療糾紛處理中承受了巨大的壓力[3]。在/不鬧賠不了錢、小鬧賠小錢、大鬧賠大錢0的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下,使一部分人不選擇走處理醫療糾紛的正規途徑,而是一定要與醫療機構協商解決,有反復糾纏醫生或醫院管理者,辱罵、毆打甚至危害醫務人員,在醫院主要位置設置靈堂,拒絕火化尸體,沖擊或打砸醫院等非理,以迫使醫療機構屈服,繼而影響了正常的醫療工作。
3.社會上出現了/職業醫鬧0。社會上一些不法份子、別有用心的人、以醫療糾紛為生計的/職業醫鬧0,他們煽動患者及其家屬拒絕進行醫療事故鑒定或上法院訴訟,只要求與醫院協商解決,使醫療糾紛的處理難上加難。一些患者與醫療機構發生醫療糾紛后,即使醫療機構無明顯過失,也提出要求賠償,使醫療機構頗為無奈。4.醫療事故行政調解途徑名存實亡。根據5條例6的規定,醫療糾紛的調解主要是由衛生行政部門來主持,醫患雙方向衛生行政部門提出調解申請,但是調解的必須是已經定性為醫療事故的,而且衛生行政部門僅在雙方自愿的情況下組織調解一次。由于對衛生行政部門的中立性地位的懷疑,患方常會認為行政部門可能在調解中偏袒醫療機構,作出的調解結果很難公正,成為影響患方進一步走正規途徑解決醫療糾紛的重要原因之一。
5.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現行的5條例6其操作性不強和整個醫療糾紛法律法規體系的內部沖突所造成的。5條例6的有關/不屬于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0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醫療過失按照5民法通則6賠償0的法律法規沖突,使醫療糾紛的司法判決處于尷尬的境地,以至于出現醫療事故案件的賠償卻低于非醫療事故的怪事,更使醫患協商缺乏法律適用基礎。
6.媒體報道有失公正。輿論導向喜歡強調患方弱勢群體的地位,將醫患雙方定位為對立的兩方,夸大醫療損害后果,有時甚至在事實沒有調查清楚的情況下,聽取患方一面之詞就將事件公布于眾,使醫療機構在醫療糾紛處理時陷于被動的局面。
二、在醫學教育中的意義
1.加強醫學生專業理論知識的學習。醫學生未步入臨床工作之前要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在校期間學生應注重理論知識的積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及時加強,改進教學措施,更新教學觀念,與時俱進,逐步提高學生的分析、歸納及總結問題的能力,例如:人體解剖學教學中,應指導學生自己去歸納人體的一些之最、人體的一些/三角0等等。
2.滲透5條例6中的內容于教學當中。醫療事故的行為主體是醫務人員,那么在醫務人員還未走向工作崗位之前,我們醫學教育者應提前將5條例6傳授給他們,在講課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滲透于教學當中,例如:婦產科教學中,在分娩機制講解時,強調保護好會陰,防止出現會陰Ó度裂傷(四級醫療事故)。外科教學中,在手術步驟的講解中,手術完畢后要清查器械、紗布無誤后方可關腹,否則若將器械或紗布遺留在體腔內即造成醫療事故,等等。讓他們形成一個不論哪種行業都有其法律規范,一切工作均要以法律為準繩,在法律的保障下,我們的事業才能順利發展。
3.注重臨床實習,培養良好的職業道德。臨床實習是醫學教育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醫學生通過臨床實習,不僅將學過的基礎理論和專業基礎知識運用于醫療實踐,而且還要繼續學習臨床醫療知識,在臨床實踐中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醫院實習的過程中,醫院對臨床醫學生的實習工作需抓得緊、管得嚴。做好崗前培訓工作,加強醫德醫風教育。
醫療糾紛調解條例范文第4篇
惡性“醫鬧”事件持續頻發
“我至今還記得那記耳光。”5年前的一記耳光，給剛剛投身護士行業的李琳（化名）潑了一盆冷水。
只因患兒父親不愿候診，當時作為導診護士的李琳就遭到這場無妄之災，“父親抱著發燒的孩子進來就要求立刻看醫生，由于當時患兒較多，我就讓其稍等一下。”李琳回憶那天的情形，誰知她話才出口，患兒父親就情緒激動地開始罵人并上前打了她一巴掌。
“我當時只能傻傻地被其他護士拉走，以免更加刺激家屬的情緒。”已經在湖南一家二甲級醫院工作5年的李琳，說到面對患者一方的謾罵行為，表示依然只能被動地接受。
其實，李琳只是廣大醫務工作者的一個縮影，近年來“醫鬧”成為輿論熱議的問題，性質惡劣的“醫鬧”、暴力傷醫事件也屢屢見諸報端。
2016年3月14日，深圳龍崗區平湖人民醫院發生一起“醫鬧”案件。患者家屬組織十余人在平湖人民醫院大廳內舉橫幅、燒紙錢，推搡毆打包括主治醫生在內的多名醫護人員，并強迫主治醫生下跪燒紙錢。隨后，深圳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對相關人員刑事立案。
據統計，2010年，全國“醫鬧”事件共發生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而2013年僅前8個月，全國傷醫事件已達2240件，比2012年全年的1865起還多20%。
長期參與維護醫師權益工作的中國醫師協會法律事務部主任鄧利強指出，“醫鬧”是醫療糾紛極端的表現形式，其影響了正常的醫療秩序和社會秩序，危害性有目共睹。
2016年5月27日，中國醫師協會了《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這份白皮書的調查顯示，近6成的醫務人員受到過語言暴力，13%的醫務人員受到過身體上的傷害。
傷醫事件的更大后果是，越來越多的醫生對執業環境不滿。白皮書調查數據顯示，在2014年的調查中，近七成醫務人員不希望或絕不希望子女從醫。
“醫院被砸”“醫生被逼下跪”“患者與醫生同歸于盡”等字眼不斷刺激著人們去發問，究竟該如何治理醫鬧？
其實，面對日益頻發的暴力傷醫害醫惡性案件，為了化解醫患矛盾，尤其是破除“醫鬧”難題，相關部門近年來曾陸續出臺過不少文件。
2012年4月30日，原衛生部、公安部聯合《關于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明確表示今后，“醫鬧”、號販將受治安處罰甚至被追究刑責；
2013年10月12日，國家衛計委、公安部聯合下發《關于加強醫院安全防范系統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各級醫療衛生機構要設立專職保衛機構，明確“按照20張病床1名保安”標準配備醫院保安數量；
2014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衛計委聯合公布《關于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明確對6類涉醫違法犯罪行為將依法懲處。
2015年8月底，“醫鬧入刑”，并于當年11月1日正式施行。但盡管相關制度規定接連出臺，醫療場所的惡性傷害案件卻依然頻發。據不完全統計，僅2016年一二月間，媒體公開報道的擾亂醫療秩序、暴力傷醫等醫鬧事件就超過40起。
明確醫療機構為公共場所
面對頻頻發生的“醫鬧”事件，醫療界有聲音指出，醫院秩序保護不力與立法沒有將醫院列為法定“公共場所”有很大關系。
2014年3月6日，神經外科醫學權威、全國政協委員凌鋒教授就曾提交“緊急提案”，建議將醫療機構列為公共場所進行安保，盡快出臺《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并修改《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3條，將醫療機構列入公共場所范疇進行管理，而不再是內保單位。
“醫院到底算不算公共場所？”這其實也是多年來爭議不斷的話題。
消防法對于公眾聚集場所的規定中，并不包含醫院，而是將“醫院的門診樓、病房樓”包含在除公眾聚集場所以外的人員密集場所中。而《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3條，對公共場所界定為車站、港口、碼頭、機場、商場、公園、展覽館或其他公共場所，醫療機構亦不在其中。
在安保問題上，醫院作為事業單位，遵循國務院的《企業事業單位內部治安保衛條例》，是內保單位，由內部保衛負責日常安全。
但在深圳市此次頒布的《條例》中，突破了以往的框架，明確界定醫療機構為公共場所。《條例》第47條明確規定了“醫療機構執業場所是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的公共場所”，要求公安機關應當維護醫療機構的治安秩序。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告訴記者，將醫療機構界定為公共場所是沒有問題的，其本身就是不特定的社會公眾出入就醫的場所。
據阮齊林介紹，涉及公共場所的法律主要有刑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而公共場所性質的界定，就會使醫療機構受到更為特殊的保護，相關“醫鬧”行為將可能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中有關公共秩序的條文。
鄧利強也認為，醫療機構毫無疑問是公共場所，其性質的明確對于打擊醫鬧提供了更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不僅在安保責任上與公安機關緊密掛鉤，同時在影響本地區治安指標評議的情形下，公安機關對于其維護力度要較以往更強。“但不能推卸單位自身治安保障的第一責任，不能全部依靠公安機關處置。”他指出。
在機構性質予以創新的同時，關于“醫鬧”禁止的情形，《條例》則沿襲2014年《關于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以羅列的方式明確了5類嚴禁的涉醫違法犯罪行為：
第一，實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要挾醫療機構，實施敲詐勒索，或者在醫療機構尋釁滋事；第二，聚眾鬧事、圍堵醫療機構，強占或者沖擊醫療機構執業場所；第三，侮辱、威脅、恐嚇、謾罵、傷害醫務人員和醫療機構其他工作人員，或者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第四，盜竊、搶奪、故意損毀、隱匿醫療機構的醫療設施及病歷、檔案等重要資料；第五，其他擾亂醫療機構正常秩序、威脅醫務人員和醫療機構其他工作人員人身安全的行為。
在以往的涉及“醫鬧”事件執法過程中，“讓公安機關的基層處警人員去判斷哪些是合理維權，哪些是應打擊的情形，超過了他們的判斷能力，就可能出現打擊不力的情形。”鄧利強向記者介紹，現在明確了禁止情形，不僅更有利于執法，也切實做到依法二字。
在深圳市衛計委召開的主題沙龍上，深圳市福田區蓮花派出所所長伍建軍也證實了這點，他表示《條例》以后，明確了患者不能在醫院做的行為，禁止的，不可為的行為，執法就有了法律依據。“這里面最重要的擾亂公共秩序罪，以前（醫院）不是公共場所沒辦法定，現在你去的是公共場所就要處理，法律明確規定了，對我們是一件好事”。
“堵”和“疏”配套治理
鄧利強指出，打擊“醫鬧”行為固然重要，但是解決“醫鬧”問題不能一味靠“堵”，也要靠“疏”。“醫鬧”行為是醫患糾紛的極端化，而醫患糾紛的產生，很多時候源于醫患雙方溝通障礙和信息不對等產生的不信任。
2002年9月1日起公布施行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中規定了三種醫療事故的糾紛解決方式，即：醫患雙方當事人協商、衛生行政部門調解和民事訴訟。
此后，我國又建立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制度。自2006年，上海成立首家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試水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制度后，各地開始紛紛嘗試這一制度，為醫患矛盾提供一個緩沖平臺。
截至2013年，全國有30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臺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的規范性文件；到2014年5月，全國已建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3396個，共有人民調解員2.5萬多人，調解組織和隊伍建設不斷發展。
深圳《條例》舍棄了基本名存實亡的醫療糾紛行政調解方式，在規定了自行協商、人民調解組織調解、訴訟方式之余，更增加了仲裁途徑，“當事人可以選擇向醫患糾紛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參與了《條例》征求意見的鄧利強表示，在過去的方式足以滿足醫療糾紛解決要求的情形下，暫不論其必要性，深圳仍不惜耗費社會資源，又開辟仲裁這一新的權力主張途徑以供選擇，為解決“醫鬧”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體系支撐，“沒有理由去鬧了”。
醫療糾紛調解條例范文第5篇
一、現階段醫患糾紛案件的特點
“醫患糾紛，從廣義上說，是指醫方與患方在醫療服務活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所有糾紛，包括單純醫療合同引發的糾紛、因醫方行為侵害患方權益引發的醫療侵權糾紛、因醫療行為過失造成患者人身損害引發的醫療損害賠償糾紛、強制性醫療合同糾紛。”狹義的醫患糾紛則是指醫療損害賠償糾紛，包括醫療事故案件和雖未構成醫療事故但醫方存在一定過錯的醫療賠償案件，這也是各級法院受理的醫患糾紛案件的主體。從近年來各級人民法院受理的醫患糾紛案件來看，除了案件數量日益增多以外，還呈現出以下特點：
1．以患者醫療機構為主
醫患糾紛案件中，大多數是患者或其近親屬以醫療機構侵權為由醫療機構要求事故賠償或過錯賠償，僅少部分是醫療機構患者要求交納醫療費。
2．涉訴糾紛表現形式增多
各級法院受理的醫患糾紛案件主要是醫療事故損害賠償、醫療過錯損害賠償和醫療服務合同糾紛三種，近年來出現少數追索醫療費糾紛和因醫用產品質量、非法行醫引起的糾紛，實務操作中，一般將追索醫療費糾紛納入醫療服務合同糾紛案由中，將因醫用產品質量引起的糾紛納入醫療過錯損害賠償案由中。對非法行醫引起的糾紛不列入醫患糾紛的范疇，而是作為生命權或健康權侵權糾紛案件來審理。
3．案件審理難度大
一是醫療活動是一項高度專業化的技術性活動，涉及手術、藥劑、護理、輸血、醫院內感染、醫療管理等方面。而處理醫患糾紛的法律判斷往往需要醫學判斷為依據，即對涉及醫學專業知識的糾紛案件必須依靠鑒定才能做出法律判斷，現有的鑒定包括醫療事故鑒定和醫療過錯鑒定兩種。對同一案件，醫學會所作的技術鑒定與鑒定機構所作的司法鑒定，以及不同的鑒定機構對同一案件所作的司法鑒定結論往往不同，甚至矛盾，法官無所適從。二是國務院《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與《侵權責任法》對醫療事故糾紛與醫療過錯糾紛規定了不同的賠償范圍及標準，使得此類案件的審理在適用法律上爭議很大，患方對賠償數額期望值過高。
二、醫患糾紛案件增多的原因
造成醫患關系緊張、醫療糾紛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綜觀法院審理的醫患糾紛案件，原因包括醫方、患方和立法三方面的因素。
從醫方來說，主要是醫療質量問題。有的是醫院規章制度執行不嚴，沒有按規定定時給患者檢查，或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權；有的是醫務人員專業技術水平低下，造成誤診誤治，或對特發病輕的治療措施不當，造成差錯事故發生；有的是醫務人員責任心不強、粗心大意造成漏診，或是對病歷書寫不規范，給患者的病歷與醫院持有的病歷書寫內容不一致，甚至隨意涂改。其次是醫德問題。有些醫務人員對前來就醫的急重危病患者漠不關心，不及時采取措施給予治療，一旦出現患者死亡或病殘的結果，患者及其家屬即懷疑是因延誤了治療時機而致病情加重或無法挽救。
從患方來說，主要有兩個方面因素：其一，因醫患信息不對稱，患者及其家屬對醫療診療工作和醫學知識不了解，對醫療診療的期望值過高，認為治不好就是醫院的過錯。其二，患方的道德素質問題，一些患者及其家屬掌握了醫方不愿將事態鬧大以及政府一味求穩定的心理，無理取鬧。
從立法方面來說，一是依據一般的民事糾紛舉證原則，患者很難提供出醫療機構存在醫療過錯的證據，也無法通過訴訟維護自身權益，而最高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因果關系和過錯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規定由醫療機構提供證據，患者對此則無需舉證，此規定的頒布施行是醫療糾紛案件急劇上升的間接原因。二是按照《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及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人身損害賠償獲得的賠償額高于按照國務院《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獲得的賠償額，以致患方對賠償數額期望值過高，一些已經衛生主管部門或雙方單位出面協調并已達成調解協議解決了的醫療事故，在患方拿到調解給付款后仍以醫療損害賠償提訟。
三、醫患糾紛案件審理中存在的問題
法院對醫患糾紛案件的審理，本著調解為主的原則，著重鈍化矛盾，協調解決；對雙方矛盾激化確實無法調解的案件判決結案。目前此類案件審理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1．醫療損害賠償案件范圍問題
醫療損害作為一種民事侵權行為，只要符合侵權行為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實施了醫療行為、具有人身損害事實、醫療行為有過錯、該醫療行為與損害事實間有因果關系，受害人就應獲得賠償，而是否構成醫療事故并不是醫療損害賠償的要件。《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49條第2款規定：“不屬于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這一規定的直接影響是造成醫方和法院在醫療損害賠償范圍上理解的不一致。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4條規定，醫療事故包括造成患者死亡、殘疾、功能障礙及明顯人身損害。而“明顯”一詞是個不確定的概念，實務中，一些經鑒定醫方存在一定的過失但不構成醫療事故的糾紛，患者所受的人身損害也是很明顯的。因此，何為“明顯”，對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有不同的衡量標準。《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實際上將一部分事實上遭受人身損害的患者因鑒定為損害“不明顯”而得不到任何賠償。而《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該規定不區分“明顯”與“非明顯”的損害后果。因此，《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將“非明顯”的人身損害后果排除在醫療事故之外拒絕給予受害人任何賠償，有違背侵權行為法基本原則和我國民事基本法律之嫌。司法界對不屬于醫療事故的—38—處理是，對經鑒定醫療機構診療行為有過錯但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雖不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承擔賠償責任，但按照《民法通則》的規定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承擔賠償責任。當然，在2009年12月通過并于2010年7月開始施行的《侵權責任法》對此問題已有明文規定，凡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存在過錯的，醫療機構均應承擔賠償責任。“《侵權責任法》為法院審理醫療機構雖未構成醫療事故但存在過錯的醫患糾紛案件提供了更加明確的法律依據。但是，也應該注意到，《侵權責任法》對醫療機構就其不存在過失但確實導致患者損害的情形是否承擔責任的問題沒有規定，而其他法律也沒有否定醫療機構責任的發生，以致法院在處理此類糾紛時無所適從。”
2．醫療鑒定問題
目前，醫患糾紛案件審理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鑒定，包括多頭鑒定、重復鑒定以及鑒定機構因避免矛盾而拒絕鑒定等問題。一是由于醫療事故賠償與非醫療事故即醫療過錯賠償因適用法律的不同導致最終獲賠的數額不同，刺激了醫患雙方不同的訴訟追求：醫方為追求最低限度的賠償，無論其醫療過錯是否構成醫療事故，均會極力主張醫療事故鑒定；而患方為追求最大限度的賠償，即使醫方的醫療過錯行為可能構成醫療事故，也繞開醫療事故鑒定而要求醫療過錯鑒定；更有甚者，在醫方以構成醫療事故進行抗辯并申請醫療事故鑒定，法院經審查同意醫療事故鑒定后，患方竟不配合人體檢查，以致鑒定無法進行。二是在醫療事故損害賠償案件中，依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20條的規定，醫療糾紛的技術鑒定工作由醫學會組織，因醫學會與醫院之間的特殊關系，患方對醫學會能否公平公正地做出鑒定持有懷疑，在鑒定結論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往往對醫學會的鑒定權威性不予認可，以致一次又一次地申請重新鑒定。三是在以醫療過錯損害賠償為案由的醫患糾紛案件中，因果關系和過錯的鑒定機構面臨著被有嚴重對立情緒的患方要挾的情況，鑒定機構往往會采取拒絕鑒定的做法回避鑒定，導致因果關系及過錯鑒定面臨無法正常進行的尷尬局面，同樣導致案件審理無法正常進行。
3．病歷真偽問題
病歷資料是對患者的疾病發生、發展情況和醫務人員對患者的疾病診斷、檢查和治療情況的客觀記錄，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書證，在醫患間就診斷及治療發生爭議時，其對于認定醫療機構是否存在醫療過失行為起著其他證據難以替代的證明作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將患者的病歷資料分為客觀性病歷和主觀性病歷資料兩種，關于病歷的封存，該《條例》的第10條規定，患者有權復印或復制其客觀性病歷資料，而無權要求復印或復制主觀性病歷資料。《條例》第16條同時規定，對于主觀病歷在發生醫療事故爭議時，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封存。但《條例》沒有對客觀病歷資料是否也應一并封存作規定，尤其是在患者沒有行使復印或復制病歷資料這一權利。《條例》第16條規定：病歷“應當在患者雙方在場情況下封存和啟封”，從該規定中很難判定封存主觀性病歷資料是醫療機構履行的義務還是可選擇的權利？如果是醫療機構的義務，而醫療機構未能封存，醫療機構應承擔何種法律責任？如果患者或家屬對封存病歷程序不配合，如拒絕在場，醫療機構能否單方封存或在第三人在場見證的情況下封存，其法律效力如何？實務中，時常有患者因病歷沒有及時封存或醫方對病歷有涂改、篡改行為而對病歷真實性提出異議，導致鑒定無法進行。
4．賠償標準問題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對醫療事故的處理作了特別規定，此規定的賠償范圍和標準明顯低于《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及最高法院關于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人身侵權損害賠償規定的范圍和標準，審理此類案件適用的法律規定不同導致的賠償數額也不同，而且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對醫患賠償糾紛案件是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還是適用《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不僅是醫患雙方關注的問題，也是法院面臨的問題。另外，對醫療損害的精神賠償額問題，我國法律尚無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也無司法解釋，導致各地法院在審判時差距會很大。
四、防范和化解醫患矛盾的對策
1．醫方加強醫務管理，規范醫療行為加強管理，嚴格遵守醫療衛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醫療護理規范、常規，恪守醫療服務職業道德，是提高醫療質量、杜絕醫療事故、減少各種醫療差錯和醫療糾紛的重要保證。醫療機構要尊重患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及時履行告知義務。醫務人員要重視治療病歷和護理病歷的書寫，嚴格按照《病歷書寫基本規范（試行）》的要求規范對病歷的書寫和修改，醫療機構加強監督，患者有權查閱和復印自己病歷資料。出現醫療糾紛時，醫方應積極主動解決糾紛，防止事態的進一步擴大，不能回避矛盾，更要站在患方立場考慮，避免因病歷書寫質量問題讓患方產生不必要的懷疑，進而引起爭議。
2．患方提高法律意識，保持理性態度當出現醫療事故時，首先保存好病歷等相關證據，如繳費單據、出入院證明等材料來證明自己與醫院確實存在醫療關系，以及發生的醫療傷害，及時申請醫療事故鑒定。同時，患者對醫療事業保持客觀理性態度和合理的認識。我國現醫療技術水平雖有很大提高，但仍有很多醫學難題沒有攻克。因此，對醫生應抱有理解和寬容的態度，加強與醫生之間的溝通。對出現的醫療事故及其他醫療損害事件，采取理性的方式處理，杜絕“醫鬧”甚至以武力方式與醫院對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