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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個時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個時代的性格,是青年代表的性格”。時代的變換,始終與青年的責任聯系在一起,新時代的青年必須在正確的榮辱觀指導下才能健康成長。青少年,特別是大學時代是一個特定的人生階段,是青年學生立志立德的關鍵時期。當前,社會的深刻變革,經濟的快速發展,文化的相互激蕩,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均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倫理道德在多元價值觀的沖突和碰撞中受到挑戰,不少學生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道德困惑和迷茫。一方面,愛國主義情感、集體主義情感、正義感、責任感成為廣大學生道德價值的主流;另一方面,有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有的社會責任感不強、團結協作意識較差,有的艱苦奮斗精神不足、心理素質脆弱,有的受到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影響較深等等,這些問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廣大青年學生在榮耀感和羞恥心的價值對立中,提供了一面檢驗自我和完善自我的鏡子,能引導學生在內心深處確立正確的人生理想,形成正確的道德意志,構筑抵御誘惑的堅固防線,凸顯了社會主義道德教育的主題,規范了人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行為,對于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四有”新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當前,對于學校教育來說,要從提高青少年辨別是非榮辱的能力和意識入手,大力加強榮辱觀教育。學校是進行傳統道德教育的重要陣地,學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單純停留在課堂講授知識上,而是必須采取豐富多彩的形式和手段,通過感化、熏陶等各種途徑,使大學生養成良好的觀念和行為。因此,在學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首先要通過提高學生的認識,幫助他們形成識別善惡美丑的能力,這是思想道德教育的起點和基礎。同時,還要通過各種課內、課外的活動,陶冶他們的情感,鍛煉他們的意志,使他們形成正確的信念,養成良好的習慣。
多年來,一些學校通過開展“團風”志愿服務等主題實踐活動,強化青少年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另外,學校的教師、管理、服務人員的觀念和行為都會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要積極通過提高師德、開展“三育人”活動等各種途徑,提高教育者的素質,使他們對學生起到表率和榜樣作用。與此同時,學校教育并不是封閉的教育,社會上的各種觀念和思想,都會對青少年學生的成長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此,為了給青少年,包括大學生的榮辱觀培養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必須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樹立“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大力改善社會風氣。
關鍵詞 儒家思想 影響 意識形態
儒家是古代諸多思想學派之一。它的創始人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現打破了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由“學在官府”到“私人講學”的轉變,使得傳統文化教育能夠傳播到整個民族。正因為這樣,才導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強大的民族群眾基礎,對舊時代的整個社會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極為復雜,其內涵也極為豐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權逐步發展出的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禮樂,后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影響。
一、儒家思想的變遷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戰亂年代。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
(一)儒家思想的興起
早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漢朝都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加之漢字尚處于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于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后,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后,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變遷
漢朝以后,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絕大部分來自宋朝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束縛。直到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對后世的影響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會影響在與它為封建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想體系,并讓中國的統治階級成功的應用于中國的社會國家治理實踐獲得了封建社會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光輝人類發展社會史,這在全世界范圍內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空前絕后的。也是中華民族以前現在和將來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國理論學說,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外殼,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會倫理思想,正是封建社會倫理觀從國家統治階級的高度期望出發將人們生活現實中的行為規范用通俗的語言--道德意識規范起來,讓農民成為社會道德思想的奴隸,而這種封建倫理觀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筑社會意識中的最廣泛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核心,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并對那里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對于歷經五千年文明積淀與洗禮的中國而言,獨樹一幟的歷史文化氣質賦予了中國人認知與對待財富的獨特視角,形成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得益彰的傳統財富觀,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基于中國傳統思維邏輯與文化特質的財富原則、觀念與范疇。
早在春秋時期,管仲便提出“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認為趨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同時他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老百姓只有在滿足糧倉充實、衣食飽暖的條件下,才能崇尚禮儀并形成正確的榮辱觀,體現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主義觀。此后,不同歷史時期對于財富觀念的闡述與認知,極大豐富并逐步形成了以“重義輕利”為主導的中國傳統財富觀。
先秦儒家有關財富與道義的論述是中國傳統財富觀形成的根源所在。孔子提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進而指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等。在他一系列有關義與利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兩個基本觀點,一是獲取財富是人之本性,并不是只要仁義而不要利欲;二是財富的正義性,財富的獲取必須有正當合法的途徑,要安貧樂道、謀道不謀食。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他深刻闡述了利欲與仁義的關系,認為君子即使在財富缺乏的情況下,依然要恪守禮法,堅持仁義。荀子的觀點與孔孟一脈相承,他提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可見義與利雖人皆兼有,但對兩者的衡量標準與處理方式卻大有不同,同時他還主張要約束好利求富的欲望和行為,以免在獲取財富的過程中侵害他人利益。
關鍵詞: 儒學 教學方法 啟發式教學
引言
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其間經歷的由奴隸制轉為封建制的東周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文化教育逐漸隨政治經濟開始變化。私學作為社會變動而新生的教學方式,為教育的發展開辟了新途徑,而儒家作為私學教育的先驅,也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學派,其教學方法中的獨到理念與時俱進,對當時包括朝鮮、日本、越南在內的很多東亞國家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儒家教育作為傳統教學思想,存在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和陳舊性,但以“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教學理念,卻在當代教育中對教師、學生、教學內容三者的匹配關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儒家教育的教學經驗與方法
1.學思結合
孔子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①,意思是學習而不思考,人會被知識的表象所蒙蔽;思考而不學習,則會因為疑惑而更加危險。朱子云:“不求諸心,故緡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論證的都是學習與思考之間樸素的辯證關系。
學習的本質是理解,是對外界知識和經驗的一種內化過程。在已有認知結構基礎上,學習者學習,接受的外部刺激解釋的是學習者自身認知系統內外部的矛盾,而使內外部矛盾不斷統一協調的過程即思考。學習者在學習到新知識后做出思考,完成知識與自己已有認知結構的內化,而單純思考不接觸外界更先進開放的思想,很容易將自己局限在已有的知識體系之中無法做出創新和提升。當思考與學習的過程不斷結合同步,學習的結果就會隨之產生,以利于學生的認知不斷更新。
程子亦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強調的是學與思的相互作用。康德說“感性無知性則盲,知性無感性則空”,與儒家教育思想不謀而合,可見人類在知識的認知和獲取方面,這種認識的根本性原則是一致的。
2.差異性教學
相傳孔子子弟三千,孔子對他們每個人的教育方式和理念是不盡相同的。孔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他認識到“知人”的重要,因此十分重視“知”學生,認真分析學生個性,甚至只用一個字即可準確地概括,足見其備學生之細致認真。例如《雍也》中的“賜也達(子貢通達人情),求也藝(冉求多才多藝)”,以及《先進》中的“柴也愚(高柴比較愚笨),參也魯(曾參遲鈍),師也辟(子張偏激),帳也欲,焉得剛(申冉欲望太多,并非剛毅不屈)”,等等②。
孔子就這些學生的差異性,幾乎完美地實踐了因材施教的教學方式,如《論語》中記載:對于學生提出的“聞斯行諸?”,孔子會勸告子路說“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反而鼓勵冉有“聞斯行之”,并解釋說:“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這種提倡教學應該重視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而采取特殊措施,以適應不同學生的需要的理論和實踐,對于現今教育中提倡的學生個性化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私學在古代的教學環境和現代所倡導的小班教學環境有相似之處,在教師力所能及范圍之內,盡量擺脫單一枯燥的考試評價,考察學生的各方面綜合能力,對學生進行差異性的評估和教育,更強調通過非正式的教育使教學更加適合學生的需要,發揮學生的優勢智能,同時也可以校正學生的最后評分。
3.知行合一
兩千多年來,關于學習本質的問題依舊被諸多教育家所探討,其中重要的“結果論”就強調了實踐對于學習的最終意義。荀子提出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濡效》)意思是沒聽到不如聽到,聽到不如見到,見到不如理解,理解了不如實踐這個理論,學習的終點應該是實踐應用。
這句話強調了理論和實踐的結合。無論是強調實踐作為手段和基礎,還是強調實踐作為目的和最終意義,學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教學方式都一直是學習本質的一種體現,能更好地把知識融合于實踐應用。雖然知行合一是明代思想家王陽明提出的,但遠在兩千多年以前儒家有了這種樸素的學習方式應用。
知行合一,是指客體順應主體,知是指科學知識,行是指人的實踐,知與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來吞并行,認為知便是行,又不是以行來吞并知,認為行便是知。謂認識事物的道理與在現實中運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③。
新課改中強調的學生實踐能力的應用,也可以說以“工具論”為理論基礎,放手讓學生在概括定義、發現結論、證明原理、解答習題等訓練中不斷地糾正自己的思維偏差,及時地修正錯誤,才能使他人的知識經驗變為學生自己的知識經驗;只有開啟學生的思維才能使得學習落到實處。因此,教學中要讓學生板演、操作、猜想等。
4.教學相長
關于“教師為中心”和“學生為中心”的問題,在教育領域一直甚為對立,最新提出的“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對學與教提出了新的關系模式,而這種相輔相成的和諧教學模式從兩千多年的儒家教育中就有所體現,例如南宋陸九淵提出的“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陸九淵全集》”意思是,親近自己的良師益友,可以改掉自己身上不好的東西。人生來資質有好壞,需要得到良師益友的勸導和幫助,知道自己身上不足之處而改善。強調的就是以教師為主導,對于學生了解新知識新經驗的引導式作用,在對主要問題有所掌握之后,學生自己即為主體去努力改善修正④。
強調以學生的學為主,則學習者雖然能提高學習能力,練習學習策略,最大限度地獲得學習效益,并且教師也有足夠精力關注差異性教學,但是需要有豐富的和設計良好的教學資源,投入大,不能適應所有學生。強調教師的教為主,則學習者處于被動接受的狀態,注意力無法集中,不能獲得深入的效果反饋,但是教學效率比較高,適合多群體的先決知識講解。
二、啟發式教學方法對當代教育的影響與思考
孔子是啟發式教學模式的奠基者與實踐者——“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思是學生如果不經過思考并有所體會,想說卻說不出來時,就不去開導他;如果不是經過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時,就不去啟發他。朱熹解釋說:“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未達其辭。”孔子強調的是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機制之間的匹配關系。這中樸素的啟發式教育方法的理論與實踐對于當代的教育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⑤
首先,和20世紀中期馬斯洛和羅杰夫提出的人本主義教學理論不謀而合,他們共同強調學生作為人的學習主體,其高級心理活動如熱情、信念等都在教學中需要被重點考慮,認為它們是導致人與人的差異的“內部行為”,因此他們強調要以學生為中心來構建學習情景,具體闡述教學方法中的啟發式教育,并以問答法為主,實現學生和教學的良性互動。啟發式教學強調的學生的思考和冥思苦想表現在學習態度上就是學生內部的心理過程,以人本主義為基礎的樸素啟發式教育方法,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由孔子提出并實踐。
啟發式教育方法對于認知主義理論也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認知主義理論認為:學習不是在外部環境的支配下被動地形成刺激—反應聯結,而是主動地在頭腦內部構造認知結構;學習不是通過練習與強化形成反應習慣,而是通過頓悟與理解獲得期待;有機體當前的學習依賴于他原有的認知結構和當前的刺激情境,學習受主體的預期所引導,而不受習慣所支配。這種對知識的主動接受和理解即孔子所說的“憤”和“悱”,而經過了學習者主動構建認知結構,則才具有啟發意義,這也是以啟發式教育方法為前提的學習理論。
啟發式教育方式對于當代教育的啟發不僅體現在學習理論的進步和改革上,對學與教過程中具體的教學方法的啟發也是不容小覷的。
1.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
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方式體現了教師在引導學生在思考中學習的重要性。啟發式教學承認學生是教學的主要客觀對象,即作為主體的學生需要意識到自己的主體地位,教育不僅僅是以行為主義為技術的“注入式”培訓和灌輸,而應該是學習者自身在教師的主導下不斷思考和理解的過程。
2.強調學生的情感價值意義實現。
新課改提出的三維課程目標的第三點,即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實現,鼓勵的就是教師和教材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價值觀的樹立,這種內化的學習動機就是為了保證教學成功因素的內部條件。教學過程中的外因和內因對教學都具有重要作用,主導和主體作用相結合,才能實現真正的有效教學。
這種側重于培養學生興趣的教學目標,也在不斷影響著差異性教學培養個性化學習主體的趨勢,對于學生為人獨立個體存在接受教育的自由性和個性化都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并在將來影響教育本質的理論。
3.以信息技術為媒介的問題情境教學。
以農遠工程為標志的農村現代遠程教育工程的開展,是我國國家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標志,以圖片、視頻等多媒體為媒介的信息技術教育為傳統教學在各個方面都做了很好的擴充,也為教學提供了很好的情境導入,對于學生而言,更容易進入情境而對問題進行更好的思索和理解⑥。創設教學的問題情境,可以提高教學的有效性,使學生積極主動地探索思考問題。
當然,任何教學模式都不是萬能的,問題情境教學法需要完整地設定教學目標和學生學習步驟,防止學習者因為學習動機和認知偏差而影響學習效率。
結語
無論是啟發式教學,還是儒家倡導并實踐的其他教學方法,經過兩千多年的教育實踐檢驗,沉淀下來的樸素教學理論依據依舊對當代教學方法產生很重要的影響。而且教學有法,教無定法,教學模式不可能一成不變,儒家“仁”的核心思想體現在教學上的“有教無類”,表現的則是教育的社會本質。有著“仁”的核心思想,教學方法在實踐上的表現才能讓儒家教育思想對現代的教育理念和價值觀有所啟發。在繼承這種思想的同時,及時反思并不斷豐富和發展,促進當代教育的不斷進步。
注釋:
①賈順倉.教學方法論語探源.新課程研究,2008.5(115).
②楊學良.先秦儒家的教學方法論.廣州教育,1987.3(2).
③李如密.儒家教育理論及其現代價值.中華書局,2011.
④鐘楊.傳統儒家教學思想的三大特點.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3.9(9).
⑤賈歷程.教學方法中儒家思想對現代課改的啟示.社科縱橫2012.9,VOL27.
⑥紀相臣.先秦儒家教學中的問答法.河北師院學報,1994(1).
參考文獻:
[1]賈順倉.教學方法論語探源.新課程研究,2008.5(115).
[2]賈歷程.教學方法中儒家思想對現代課改的啟示.社科縱橫,2012.9,VOL27.
[3]鐘楊.統儒家教學思想的三大特點.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3.9(9).
[4]楊學良.先秦儒家的教學方法論.廣州教育,1987.3(2).
關鍵詞:儒家文化;數字廣告;傳播途徑
楊善群在《孫子評傳》中提及孔子與朝鮮、日本乃至西方國家的關系;李啟謙、姜林祥主編的《孔子思想與當代社會》中論述了孔子思想對國內外的影響;姜林祥的《儒學在國外的傳播與影響》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傳播的歷程與所產生的影響,資料較翔實,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韓國儒學思想研究》被稱為“系統研究韓國儒學思想發展的扛鼎之作”,不僅對孔子儒學的思想本質有所分析,而且重點對孔子文化在韓國的發展進行詳細論述;韓國儒學者柳承國在《韓國儒學與現代精神》中探究韓國儒學思想形成的淵源、韓國儒學的特性與社會功能及韓國思想的現展等。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們了解儒學的海外傳播狀況;另一方面為當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樣走向世界提供了歷史依據。儒家文化引起了許多專家學者的關注,其對東亞諸國文化的影響有目共睹。四川師范大學政教學院的蔡方鹿教授通過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韓交流與發展的歷史指出,儒家文化作為東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導了起源國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對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法國孔子文化研究在歐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翻譯了《史記》,并對《禮記》《周禮》等頗有研究。他曾來華周游齊魯故地,瞻仰了孔孟廟堂,憑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國一些學者也對孔子文化研究興趣濃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幾位著名的漢學家衛禮賢、佛爾克、福蘭閣等所研究的中國哲學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國出版了施唐格翻譯的《論語》。此外,德國大學選讀課中有《孟子》。英國學者和學術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比較活躍,牛津大學偏重于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公共課科目為《左傳》《孟子》中的篇章,選修課為《孝經》和唐宋傳奇等,詩詞主要講《詩經》和唐詩。此外,英國還有講授中國文化史等方面的專著,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內容。在美國,除了傳教士熱心于翻譯和傳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學者也對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發展與傳播中的地位達成了共識,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對世界文化發展的貢獻和儒學的現代價值。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領域的傳播,是當今國內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審視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課題,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傳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觀的傳承。中國人一直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世界觀,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護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愛推及社會之愛、天下之愛直至對世間萬物之愛。貫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機活力,貫穿于人的整個生命過程,使人具有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禮”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該思想在當今中國對外策略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儒家文化在數字廣告中的傳承意義深遠。其一,通過系統研究數字廣告語言、傳播渠道和傳播策略的創新方式,以儒家文化為源泉,根據歷史變遷打造當前社會所需的廣告風格和特點。其二,以儒家文化為創作背景,為中國創意產業經濟發展模式提供參考,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廣告領域的理論建設,積累創意產業的發展經驗,為我國數字廣告產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優秀范本,這對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二、儒家文化思想價值導向
在傳播學、廣告學、社會學等學科理論的指導下,以儒家思想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社會成員養成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的內在品質和行為習慣,積極繼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會規范的理念和思想,與時代接軌。通過數字廣告的有力傳播,使民眾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數字廣告中的應用價值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開展儒家文化與數字廣告產業的研究,既符合黨和國家對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精神的要求,又增強了廣告傳播的藝術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過數字廣告的廣泛傳播,拓展了中國文化的傳播途徑,培養了人們的人文情懷。其三,中國文化對世界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利于提升我國的文化影響力。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應該堅守我國的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中華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價值導向。
三、數字廣告的傳播途徑
數字媒介促使廣告界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現象。其一,廣告傳播信息的方式發生了改變。如,網絡廣告使用電腦制作,通過互聯網在線傳播的方式各類廣告,向全球范圍輸送圖像和文本。網絡廣告把文字、動畫、視頻等結合在一起,表現形式多樣化,并且功能完備,受眾可以在網絡上發表評論、進行互動等,極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廣告吸引。其二,數字技術促成的互動廣告,可以使目標客戶與生產商實時互動,產生一對一的營銷效果。目前,基于數字技術的手機電影、手機電視、手機動漫、手機音樂等藝術形式十分常見。數字廣告在網絡媒體發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機廣告、游戲植入式廣告、富媒體廣告、網絡廣告等形式。其中,網絡數字廣告還包含關鍵詞搜索廣告、橫幅廣告、分類廣告、富媒體廣告、贊助式廣告和電子郵件廣告等形式。數字廣告通過應用多媒體制作技術,對文字、圖片進行編排、嵌入,最終形成數字廣告傳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傳播途徑越來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數字廣告中應用的具體策略
我國中央電視臺通過公益廣告宣傳以誠實守信、尊老愛幼、遵紀守法、愛崗敬業等核心思想為主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使廣告傳播取得了可視性、科學性、有效性的效果。商業數字廣告緊跟時代需求,傳播效果不錯。如,五糧液的數字廣告在中央電視臺播映后,給人們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該廣告選擇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紙扇、竹筏、水車等,再現了釀造五糧液的工藝,傳達了如夢似幻、充滿詩情的廣告畫面。廣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飄飄、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熒幕上的片片竹葉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糧液的回味悠長,更蘊藏著中華數千年的酒文化。這則數字廣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體現出儒家文化中的禮讓、和諧精神,更凸顯了釀酒的精湛工藝。日本近年來重視旅游經濟的發展,所拍攝制作的旅游宣傳片中包含了濃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撲、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攝取景極具傳統特色,配以輕快的音樂節奏和編舞,展現日本的旅游資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來觀光。日本旅游宣傳片中體現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如中國的碑刻、建筑、園林、民間藝術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質載體。很多國家利用各種渠道宣傳極具代表性的旅游資源,如通過數字化影像傳播,提升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如,一些東南亞國家以本國文化為數字廣告的創作根基,進行數字化廣告創作與傳播。我國文化復興之路任重而道遠。我國數字廣告傳播者需要仔細分析中西方文化差異表現,從價值觀念、藝術審美、、風俗習慣、語言符號和法律制度六個方面,深刻而透徹地闡釋文化因素對數字廣告傳播的影響,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對本土性和國際化進行考量,總結出獨特的中國數字廣告傳播策略,不斷創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數字廣告,并促進其在全世界的傳播,以提升我國的綜合實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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