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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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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經濟研究范文第1篇

關鍵詞:公路;工程;技術;標準;經濟法

中圖分類號: X734文獻標識碼: A

引言

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是在人口基數大、人均資源少以及科學技術水平都比較落后的條件下進行的,國家早就已經將路橋建設列為重大的發展戰略。同時,我國在道路施工方面的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特別是整體的戰略部署以及資源整合方面。

一、公路工程技術標準的經濟法分析

(一)從經濟法價值分析公路工程技術標準

(1)公路工程技術標準的行政執法價值

公路工程技術標準是公路行政機關進行公路行政執法的重要依據,也是規范公路行政執法的重要手段。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作為技術規范,可以成為公路行政機關進行行政執法的基準,公路行政機關依據技術標準進行事實認定后,作出相應的許可、處罰等決定,如當超限運輸車輛對路產造成損壞時,公路行政機關可根據公路工程技術標準確定修復該損壞公路需要的各項資源價值,從而確定超限運輸車輛應賠償的數額,進而作出一定路政處罰。同時,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也是規范公路行政機關執法行為的依據,如公路工程項目在施工前要進行可行性研究,根據可行性研究所獲得交通量數據、自然條件等結果,設計部門才能科學確定公路建設項目的規模及技術等級等指標,而公路行政機關則是根據公路工程技術標準的技術要求,對該公路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予以肯定或否定,進而確定是否予以審批該公路建設項目,也就是說,此時公路行政機關要受到公路工程技術標準的約束,在其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公路建設項目的行政許可,否則便不是依法行政。

(2)公路工程技術標準的產業規制價值

公路工程技術標準是公路行政機關規制公路產業的產物,其在規范公路產業發展中必不可少。公路工程技術標準對公路產業的規制,主要涉及路產保護、公路規劃、公路建設、公路養護及環境保護等多個方面,其中對公路建設的規制更是重中之重,因為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事實上側重于對公路建設活動的技術要求。對公路產業規制的最大目標是改善市場失靈狀況,維護公路建設、經營市場秩序,使相關利益方都能得到最大經濟利益,從而促進社會利益最大化,最終保護路產維護路權。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作為技術規范,著眼于保障公路工程質量,保護公路通行后行人的人身財產安全等,主要是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涉及“安全、健康、環境”各方面因素。從經濟學公共產品理論來看,公路工程技術標準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其屬于公共產品,而公共產品的目的就在于滿足公共需要,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這也印證了其對公路產業規制的目的在于公共利益最大化。

(二)從標準化分析公路工程技術標準

公路工程技術標準是公路產業技術標準化的例證,其要以《標準化法》為指導和依據。從馬克思商品觀分析,公路的建造耗費了人類勞動,且這種人類勞動可以計量,同時公路具有可為他人通行使用的特性,這說明公路具有商品屬性,是一種社會產品。正由于公路這一商品特性,采用標準化的技術手段,有助于規范公路建設活動,確保公路商品質量,進而維護公共通行安全,這也正回應了《標準化法》制定的宗旨與初衷—改善產品質量,提高社會效益,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標準化法》規定了我國標準化工作的方針、政策、任務和體制,是國家推行標準化,實施標準化管理和監督的重要依據,其頒布標志著我國標準化工作己進入法制管理的新階段。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作為公路產業的龍頭標準,其制定與實施自然也要遵循《標準化法》,要以《標準化法》為指導和依據,提倡、淘汰、改進公路建設技術,促進公路建設技術的標準化進程,提高公路建設技術的標準化程度。

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作為公路產業技術標準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是市場經濟的要求,也是參與國際競爭的技術紐帶。從本質上來看,標準化是組織現代化生產的手段,是科學管理的有效方法,其意指在經濟、技術、科學及管理等實踐中,對重復性事物和概念,通過制定、和實施標準,達到統一規劃與指導,從而獲得最佳社會秩序和社會效益的活動。標準化作為市場經濟建設的技術基礎,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其有助于產品質量的保障及產業效率的提高。市場經濟是全面開放的經濟,因此,公路建設市場秩序的良好、公路產品質量的確保,都需要積極采用國際先進技術標準,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加快公路產品質量的國際認證,與國際公路技術要求接軌。從經濟學理上看,公路建設技術標準化能直接地降低公路建設的生產成本,減少資源浪費,同時通過規范建設活動,更能保障最終公路產品的質量,也能以標準的程式化管理提高公路建設活動的效率。鑒于標準化活動的這些優勢,公路產業技術的標準化無疑要繼續推行下去,特別是要不斷完善公路工程技術標準,加深其標準化程度,使其與國際標準相銜接,從而加快國內公路產業發展。在我國高速公路里程接近發達國家美國的今時,我國更要從標準化出發,以公路工程技術標準為基礎,建設并完善公路產業標準化法制,力求使我國公路這一基礎產業能真正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

(三)從市場關系分析公路工程技術標準

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作為公路產業龍頭技術法規,其必須與市場經濟發展相協調和適應,符合市場經濟法治要求,才能更好發揮其市場規制的作用,為公路產業技術發展保駕護航。從理論分析,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作為一種法律規則,其無疑是上層建筑,要受到經濟基礎一一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約。也就是說,公路工程技術標準須適應市場需求,將市場性納入其體系及具體規則之中。公路工程技術標準的市場化,就是指公路工程技術標準的技術要求、技術水平對于公路產業市場乃至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求的適應性和參與市場競爭的競爭性。可見,只有不斷適應市場需求和參與市場競爭,公路工程技術標準在技術上才能不斷改進、創新和充滿活力。

二、公路工程技術經濟管理

(一)質量控制

現場質量檢測控制的方法主要有:測量、實驗、觀察、分析、監督以及總結提高。公路工程質量公路必須以預防為主,因此,在實際的施工管理中,管理者一定要注意控制關鍵點以及特殊程序等,從而對整個施工過程進行動態的中和管理。質量控制關鍵點的實際效果不是單單靠主觀感覺獲得的,而是要通過相關的數據分析或者圖表分析獲得的。各階段的質量分析應該被納入項目的總體戰略目標管理當中。

(二)進度控制

在我國,每年都有一批大中型工程建設項目,之所以進行這樣大的投資建設無非就是要提高國民經濟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如何使得項目第一時間發揮投資帶來的效益是利國利民的大事。項目的提前竣工將可能為社會創造巨大的社會效益。由于建設項目具有規模大、消耗大以及投資大等特點,這就要求其在管理方面具備很高的水平,同時,要使得整個項目順利而有效地進行就要對其發展進度作出嚴格的制定與監督調整。建設速度一旦跟不上則將危及建筑事業及整個國民經濟。

(三)投資控制

施工單位投資的技巧直接決定企業的成本高低,投資者如何投入、何時投入、投入多少以及總體的資金如何分配都是管理者應該重點考慮的內容。同時在實際的施工中,投資與進度相互對應,我們應該根據實際工程完成量進行核算與成本控制并及時作出盈虧平衡分析。將施工成本責任落實到個人,同時必須加強激勵制度,使得各個崗位上的人員在項目成本節約方面共同努力。工程所用投資的大部分應用于購買原材料以及支付機械臺班費,因此,管理者在這兩方面應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保證材料質量的前提下盡量降低成本,在施工過程中應加強對材料使用的監督力度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和損耗,以此達到高效的工程施工的經濟管理。

結語

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作為指導公路經濟活動的一項重要技術規范,其科學制定與完善對公路產業發展意義重大。

參考文獻:

發表經濟研究范文第2篇

2015年9月召開的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大會的成果文件《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簡稱《2030議程》),載入了得到所有成員國同意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這些目標將從2016年開始生效,為今后15年的國際發展提供方向。可持續發展目標通過17個一級目標及169個二級目標攜手所有國家和所有利益相關方在人類、地球、繁榮、和平和伙伴關系五大領域采取兼顧可持續發展三個方面(經濟、社會和環境)[1]的行動(聯合國,2015a)。雄心勃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各國所接受開啟了新發展議程的關鍵一步,但在今后的目標實施過程中將面臨著一些重大挑戰。首先,很多評論認為,和只有8個一級目標和21個二級目標的千年發展目標相比,可持續發展目標在試圖涵蓋更廣泛的發展內容的同時失去了重點,從而給實施增加了難度。因此,每個國家還需要根據自己國家的國情設定國家目標。第二,可持續發展目標包含了一些難以量化的環境和社會目標,如,目標4.7中提到了關于掌握可持續發展知識和技能的目標,這給目標進展的衡量帶來了一定的困難。聯合國目前還在對二級目標下面的具體指標進行研究,將于2016年3月公布最終結果。第三,國家層面的數據收集將最終決定目標進展的衡量情況。如MichaelAnderson(曾任英國首相卡梅隆的聯合國發展目標特使)所說,拿涉及到營養的目標2來舉例,在193個簽署了目標的成員國中,只有74個國家目前有足夠的數據來衡量是[2]否能夠達到目標(TheEconomist,2015)。來自數據方面的挑戰將需要成員國在統計方面增加更多的投入。

2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工具

在2012年的“里約+20”會議確定了“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UN,2012),并要求聯合國系統向對綠色經濟感興趣的國家提供支持。既然綠色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已在2012年就被確認,為什么這個提法卻沒有出現在2030議程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呢?首先,我們認為,綠色經濟沒有出現在2030議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并不是談判的失敗或者是綠色經濟地位的改變,而是成員國為了避免談判受到不必要的干擾而達成的默契。“里約+20”的成果文件雖然肯定了綠色經濟,但當時的談判過程非常艱苦,會后關于綠色經濟的爭議仍然存在。仍然有觀點認為,環境問題是富裕國家的問題,綠色經濟也許可以在發達國家開展,但并不適合發展中和欠發達國家。另外,由于綠色經濟強調清潔生產和低碳發展,認為傳統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路線不可持續,有觀點認為綠色經濟是變相的貿易保護,發達國家會通過綠色經濟將環境標準強加在它們身上,以此制約它們的經濟發展。雖然綠色經濟已經開始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可并且作為國家戰略,但在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談判中重新開啟之前已經爭論多時的話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為避免給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談判造成不必要的障礙,成員國在談判伊始就似乎有了不再討論綠色經濟的默契。其次,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綠色經濟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施方面,而不是成為其中的一個目標。可持續發展目標是《2030議程》中的新議程,而綠色經濟則已經出現在了2012年“里約+20”會議的議程中。經過3年的發展,綠色經濟已經由議程發展成為了一個操作工具,可以幫助成員國推動可持續發展。具體來說,一個國家可以把可持續發展目標作為起點,利用綠色經濟這個工具考察哪些政策可以被用來調整國民經濟中的總供給和總需求,以便找到有效、公平、環保的方法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在衡量方面,綠色經濟指標也是幫助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個工具。如之前提到,17個可持續發展的一級目標下面還有169個二級目標和將于2016年3月公布的具體指標。綠色經濟指標可以從設計政策的一開始就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具體指標掛鉤,從而確保政策從設計到實施到監測評估的每一個階段都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二級目標服務,進而實現一級目標。最后,綠色經濟的許多內容其實已經被蘊含在了不同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綠色經濟強調通過向經濟的綠色化轉型投資,從而達到經濟增長,環境保護和民生改善的目的。如果仔細分析這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就可以發現,綠色經濟強調的內容已經包含在其中。比如,消除貧困,獲取可靠和可持續的現代能源,促進包容性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減少國家內部及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森林資源并且遏制生物多樣化喪失等。因此,綠色經濟雖然沒有以目標的形式出現在可持續發展目標中,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沒有綠色經濟的存在。相反,綠色經濟的精髓已經被包含在了現有的目標當中。如果說綠色經濟的地位和“里約+20”會議時有了任何變化的話,那就是綠色經濟將在幕后全面發揮它工具的作用,在操作層面給成員國啟動可持續發展政策提供抓手,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3里約+20后的綠色經濟活動進展

“里約+20”標志著綠色經濟工作的全面開啟。經過了3年的時間,綠色經濟已經在政策研究和國家項目等方面有了一些進展。

3.1綠色財政政策

要實現綠色經濟,必須以戰略眼光調動使用國內資源。在這方面,綠色財政政策可以發揮強大的作用。具體而言,綠色財政政策不僅可以增加公共資源,使之用于綠色投資,也可以將經濟活動的所謂“外部性”反映在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中,從而引導投資決策和消費行為。環境稅、排污費、綠色技術補貼、預算分配和稅收優惠等綠色財政政策工具可以刺激低碳、資源節約、以及環境友好型的經濟活動。拿化石燃料補貼為例,據國際能源署估計,2014年全球在化石燃料的補貼超過5000億美元,比可再生能源補貼高出4倍(MariavanderHoeven,2015)。高額的化石能源補貼減少了可用于綠色發展的資金,并且鼓勵了能源的過度生產和消費,給自然環境帶來極大的壓力。目前環境署已經在一些國家幫助政府分析綠色財政政策,提出加強財政制度的建議,比如毛里求斯、加納、肯尼亞和莫桑比克(見專欄1)。另外,環境署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德國國家合作機構共同建立了一個“綠色財政政策網絡(/)”,通過提供財政政策改革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來促進各國在這方面的相互學習和交流。最后,作為政府間機構,環境署還積極推動政策對話,例如環境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德國國家合作機構在2012年和2014年舉辦了兩次政策對話,主要關注化石燃料的補貼問題。

3.2綠色產業政策

綠色產業政策指推動一個經濟體的實業(以制造業為主,包括與制造業直接相關的服務業)綠色轉型的產業政策。它不僅僅是指針對環保產業的產業政策。綠色產業政策旨在將環境和社會因素納入一個國家的政策以及企業的運作,與此同時推動工業創新、創業、增強競爭力并且創造就業機會,從而促進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實現。綠色產業政策手段包括:撤銷有害補貼、提供生態效益基礎設施、引進工業標準以及生態標簽、環境稅、法律和監管框架等。很多機構已經在綠色產業政策方面開展了一些工作,比如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或工發組織),德國發展研究所,經合發組織,可持續發展國際研究所等。但是每個機構對綠色產業政策的定義不同,研究的覆蓋范圍也有所不同。為了將綠色產業政策研究系統化,從而觸發更多有效的政策實踐,環境署目前正在與工發組織和德國發展研究所合作開展關于綠色產業政策的系統研究,其中包括綠色產業政策的理論基礎、經濟效益以及具體實踐等內容。

3.3計量體系

在綠色經濟指標體系方面已經有一些機構開展了工作,但是每個機構在其指標系統下面所衡量的內容不同。比如,環境署的指標體系主要關注如何運用指標來制定綠色經濟政策(見專欄2),經合發組織的綠色增長指標關注自然資本,資源效率,環境質量以及政策和機遇等,世界銀行的綜合財富核算則測算一個國家將物質資本、自然資本和人力資本考慮在內的所謂“真實財富”,而全球綠色增長組織的綠色增長規劃指標是為了尋找阻礙綠色經濟的問題以便幫助相關國家進行綠色規劃。這些不同維度的研究各有千秋,但這讓想要衡量綠色經濟進展的國家有些無所適從。于是,由這四家機構共同發起的“綠色增長知識平臺”于2013年了一個尚待完善的綠色增長指標框架,把這幾家機構的指標工作重點竄在一起。指標體系常常因為比較復雜而不利于宣傳和國家間的比較,很難清晰地體現一個國家的整體綠色發展水平。因此,一些組織開展了關于綠色發展綜合指數的研究。比如,環境署正在研究的綠色經濟進步指數來測量一個國家的綠色經濟進展及其可持續性。這個指數目前已經有了雛形,但是還需要進一步的推敲細化。在綠色經濟計量體系方面的研究目前還存在一些挑戰。首先,一些關鍵的指標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比如綠色就業,由于認識不同和標準不同,加上綠色就業有動態的一面,而且綠色就業大中部分是現有就業的改造升級而不是新創造的就業,使得指標的確定和數據的收集面臨挑戰。另外,有限的統計能力以及民營部門的參與不足也給數據收集帶來了困難。環境經濟統計比單純的經濟統計要復雜很多,需要統計部門人員對環境問題有一些基本的理解。這就需要政府投入相當規模的資金及人力。同時,數據的收集還需要鼓勵民營部門更加主動地披露自身經營活動的環境經濟信息,這樣環境統計才能達到幫助政府和民營部門分析趨勢并及時發現問題。

3.4模型

發表經濟研究范文第3篇

關鍵詞:教學困境;教學目標;教學改革

經濟法課程是高職財經類專業廣泛開設的一門專業基礎課程,該課程開設的愿景是適應社會對財經從業人員既懂經濟又懂相關法律規則的需求。不過,據筆者多年調研、觀察,該課程教學效果與課程開設的愿景相距甚遠。

一、高職財經類經濟法課程教學面臨的困境

教學實踐中,很多師生反映,老師教的累,學生學得苦,課堂教學效果不理想。原因歸結起來有:其一,課時設計不飽滿,教師為完成教學進度大多以填鴨方式講授經濟法律規則。經濟法課程在很多職業院校逐漸被邊緣化,尤其是各高職院校在加重專業課程實踐教學課時背景下,作為通識課或者專業基礎課的經濟法的課時被成為首先擠壓的對象。其二,高職學生主動學習的學習習慣未形成。高職學生往往是高考考試的“失敗者”,高中階段便存在基礎理論素養欠缺問題導致其在大學課堂學習中對概念、原理、抽象理論不感興趣甚至是排斥,填鴨式教學效果堪憂。

二、高職教育目標下經濟法課程教學目標定位

高等職業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動手能力強,具有創新思維,能服務產業需要的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高職院校的各專業人才培養方案、課程設置均應在該目標下設計。高職財經類經濟法課程設置目的是什么?培養目標是什么?對該問題的正確回答將有助于解決前述教師面對的主要問題,也有助于經濟法教學改革方向的探討。

目前高校中_設經濟法課程的專業基本上分為兩類,即法學類專業和財經類專業。法學類經濟法教學目標通常要求學生熟知我國現行經濟法律法規、熟練掌握經濟法基本理論,具備嚴密的法律思維能力,能全方位地準確解決經濟法律糾紛。顯然,法學類經濟法教學目標是培養能為社會提供專業服務的經濟法律人才。如若將法學類經濟法教學目標直接套用在財經類經濟法教學目標上自然會造成教學上的困擾。

高職財經類經濟法課程開設的目的是培養懂經濟,又知曉相關經濟法律法規知識的財經類技能型人才。其教學目標可描述如下:高職財經類經濟法要求學生能對將來的職業、崗位中涉及到經濟法律糾紛中的權利和義務有基本的認知和初步的判斷;能夠掌握日常生活別是職業生涯中所涉及到的基本法律規定和理解法律精神,具備運用互聯網查閱相關法律規定的遷移能力;要求具備簡單的法律邏輯思維能力和證據意識,能處理事實清楚、證據較為確鑿的簡單經濟糾紛。

三、基于高職教育目標的經濟法教學改革的思考

(一)融合職業能力需求,分模塊重構教學內容

作為專業基礎課程,經濟法基本在高職財經類各專業均開設,共用教材,采用相同的課程標準,甚至采用相同的教學進程表。龐大的內容體系顯然會造成前述教師”拼命奔走”式的理論講授。結合財經類的高職經濟法教學目標可以輕松為臃腫的內容體系瘦身,使課程教學內容更具有針對性,更能體現經濟法課程滿足職業能力、職業素養的需求。具體來說,除共享模塊外,授課教師應按照專業對相關職業經濟法規的學習需求重新遴選教學內容。按照筆者以往的教學實踐,可以將整個經濟法內容體系劃分為:共享模塊和專業模塊。其中,共享模塊主要是,法律基礎理論知識、經濟法律糾紛解決方式、勞動合同法律制度。專業模塊按不同專業的需要遴選。如工商管理專業應介紹公司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合伙企業法、企業破產法、擔保法、知識產權法;市場營銷專業應介紹合同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會計專業應介紹會計法、審計法、票據法、稅法、支付結算法律制度等。

(二)尊重學生主體地位,綜合運用立體教學方法

與普通本科院校學生相比,高職學生有其自身的特點,如:基礎理論薄弱、語言組織偏生活化、抽象思維能力相對較弱、動手能力較強。高職經濟法教師在組織教學時應充分考慮學生的上述特點,堅持教師是引導者,學生是主導者的組織原則,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學習的參與度。筆者多年的教學經驗表明理實結合,大幅增加實踐性教學方法更有利于提高教學效率。教師在采用講授法時,應對章節內容在課程教學目標的指導下合理遴選,盡量剔除無關的內容,理論講授應突出“夠用”。盡量避免大量使用法言法語,財經類學生與法學學生不同,要求將來的涉法工作中要求財經類學生準確使用法律語言是沒有必要的。大量使用高度抽象、高度規范的法律語言會嚴重打擊高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不利于課堂教學,除必須外,教師要盡可能使專業語言通俗化。講授法主要解決基本概念、基本規定的認知問題,要高效實現高職財經類經濟法其他教學目標更多的得靠實踐性教學方法。案例教學法、小組討論法、分組對抗辯論法、模擬法庭等均因其趣味性、競爭性、知識性而被高職學生廣泛接受。這些教學方法能有效推動學生主動探尋將來職業生涯中可能出現的權利義務關系,有效培養學生的簡單的法律邏輯思維能力及證據固定習慣,亦能培養學生們的團隊合作意識。

發表經濟研究范文第4篇

關鍵詞:地理標志;農業經濟;農業總產值;固定資產投資;農產品出口額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11JZD018);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2YJAZH06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1YJAZH109)

作者簡介:李啟平(1965-),男,湖南邵東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學商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農業經濟、環境會計和公司治理研究;趙 溯(1988- ),男,湖南邵東人,湖南科技大學商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農業經濟研究;晏小敏(1966- ),女,湖南湘鄉人,湖南科技大學期刊社副教授,主要從事農村經濟、農村教育研究。

中圖分類號:F3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4)03-0026-05收稿日期:2013-06-17

引言

中國農業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時期。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保護農業生產的生態功能,促進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地理標志作為一項工業產權制度,對農業、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繁榮的促進作用不可低估。縱觀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的軌跡,地理標志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經濟結構調整、農村居民收入增加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為了推動農業經濟發展,1994年我國開始對農產品給予地理標志保護,從此以后我國地理標志數量逐年增加,政府、企業和農民都越來越重視這項制度對農業、農村經濟的激勵作用。地理標志的突出特征是屬地性,它蘊含著特定區域農產品的人文、地理、品質等屬性,是農耕文化傳承和保護的經濟工具,是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授予地理標志保護的農產品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壟斷經營,獲取超額收益,從而提高農民收入。地理標志是一個區域性概念,對轄區內各種資源進行整合,提高了農產品在市場上的核心競爭力,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反過來,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需要加強地理標志的保護。本文從宏觀層面研究地理標志與農業經濟發展的關系,其價值在于深入分析了農業經濟結構、農業經濟增長、農民收入等指標與地理標志的關系,為政府制定農業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策略,在地理標志保護制度上的創新提供參考。

一、文獻綜述

地理標志保護是近20余年國際知識產權領域重要議題之一。自從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中首次提及“產地標記”的保護,地理標志作為一項制度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Solow(1957)的經濟增長貢獻模型明確了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自此學術界展開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研究。Lucas等(1988)和Rome( 1990) 等人提出內生增長理論,進一步引起了學術界對此問題的關注。Zografos(2008)探討了地理標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他認為地理標志是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工具。Parwar(2009)則認為,地理標志保護有助于農產品公平競爭和國際貿易。眾多學者利用數據檢驗知識產權保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Gould等人(1996 )的研究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有正面影響。Thompson等(1996)得出的結論是有影響,但不顯著。Park(2008)的研究結論是間接影響。總的來說,國外學者的研究結論肯定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將地理標志保護放在知識產權范圍內進行研究。

國內學者對地理標志保護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是從概念和現象層面度進行描述。王寒等(2008)解釋了地理標志的基本概念和特征,從地域、產品類型等方面闡述了地理標志的結構,并用經濟學原理分析了地理標志保護制度的重要意義。熊晚珍等(2012)通過對安慶市的地理標志發展現狀進行分析,提出了對地理標志實施傳統特產的地理標志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雙重保護機制。尚旭東等(2013)認為地理標志發展的主要問題在于部門執法不統一、不協調,而且申請地理標志的過程不規范,容易產生“一地多標”的現象。而陳思等(2008)通過對湖北農產品地理標志產業發展的研究,提出了完善地理標志登記管理工作制度是推進地理標志發展的關鍵,并且總結了這方面的成功經驗。

二是從法理層面對地理標志保護制度進行研究。曹新明(2007)認為,我國商標保護制度與登記保護制度存在大量問題,并從農業經濟發展的視角提出雙軌制和所有權制度,認為只有改進雙軌制并用所有權替代商標注冊,才是完善地理標志保護制度的可行方案。楊永(2013)從法律視角分析了我國地理標志制度的不足之處,強調通過借鑒國外先進的國際經驗來建立我國統一的地理標志保護制度。只有完善地理標志的法律制度,才能保護與地理標志相關的農業生產的經濟、文化和生態價值。目前以商標法保護為主的模式在立法與司法實踐過程中存在巨大缺陷,有必要重構地理標志知識產權制度。

三是地理標志的實證研究。由于我國對農產品地理標志的管理存在問題,數據獲取比較困難,導致實證研究文獻匱乏。董雪兵等(2012)采用實證方法,分析了在轉型時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增長效應。周曙東和張西濤(2007)以陜西蘋果為列,通過建立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得出地理標志對蘋果純收益率具有正向影響的結論。劉華軍(2011)運用31個省份的截面數據,建立計量經濟學模型,結果顯示,地理標志對農業總產值以及農民純收入有正向促進作用,地理標志存在集聚特征,但是地區內仍存在差異。目前研究結論是建立在微觀基礎上,對某一地區單一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的實證研究,缺乏全國性的、宏觀層面的實證和機制研究。本文試圖構建多元回歸模型,依托全國兩次地理標志普查的數據資料,以農業總產值、農業規模化生產和農民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以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和農產品出口額作為控制變量,研究地理標志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二、實證研究

(一)研究假設

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 農耕文明歷史悠久,為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優勢。與常規農產品相比,具有地理標志的農產品在品質、安全性等方面更具保證,消費者認可度更高,在市場上更具有競爭力。同時,市場經濟為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帶來了契機,優質優價的農產品得到了消費者的認可。從兩次全國調研情況可以看出,地理標志數量快速增長。對比各個地區的地理標志發現,注冊地理標志越多的省份,其帶有地理標志保護的農產品產值也越大,農業經濟發展越好。據此提出:

假設1:地理標志對農業總產值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

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規模化與農業科技水平和農業制度創新密切相關。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下,農業制度直接影響到農業生產的類型。地理標志是對一定區域內的農產品進行認證,確保區域內生產的農產品具有相同的品質和安全性。此外,集約經營比分散經營對產品質量更有保證,在建立地理標志保護的地區,更有利于促進區域內農耕土地流轉、農村勞動力轉移,吸引資本進入農業,建立農產品生產和加工企業(劉莉君,2013)。據此提出:

假設2:地理標志對農業規模化生產有正向的影響作用。

地理標志的顯著特性在于它的地域性,農產品只能在一定區域內進行生產、加工,由于資源的壟斷性和稀缺性,造成農產品產量有限。加之該區域的農產品替代性較低,從而形成壟斷生產與經營,獲取更高的農產品附加值,增加農村居民收入。據此提出:

假設3:地理標志對農民人均收入有正向的影響作用。

(二)模型構建與數據描述

1.模型設定

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除了地理標志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工業化和科技發展水平對農業發展的影響越來越重要,因此我們將對農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作為控制變量。中國長期以來是農產品出口國,改革開放前,農產品出口在整個對外出口占主導地位,目前,農產品出口在整個出口中比例不斷下降,但國外對農產品質量要求比國內嚴格,而農產品生產的專業化和規模化是提高農產品質量和安全的前提(葛干忠,2013),因此,我們將農產品出口額也作為控制變量。被解釋變量y分別是農業生產總值、農業規模化程度和農村居民收入。其中y1表示農業總產值,y2表示農業規模化程度,我們以農村企業個數來衡量,在當代中國農村,分散經營大量存在,農村企業數量越多,說明集約程度越高。y3表示農民人均收入;3個解釋變量為x1、x2和x3,其中x1表示地理標志個數,x2表示對農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x3表示農產品的出口額。筆者構建的多元回歸模型為

lny=c+β1lnx1+β2lnx2+β3lnx3+u

模型中c為常數項,β為回歸系數,u為誤差項。

2.數據描述

本文以僅有的全國兩次地理標志調研為背景,全國地理標志的兩次調研分別發生在2005年和2011年中旬,所以運用2004年和2010年的數據。本文采用31個省份的截面數據,分別以農業總產值,農業企業以及農民人均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這3個被解釋變量作為解釋農業經濟發展的指標,比較符合中國農業發展的實際狀況。以地理標志作為解釋變量,農業固定資產總投資以及農產品出口額為控制變量。農業固定資產總投資,農民人均收入,農業總產值數據來源于2005年和2011年的《中國統計年鑒》,農產品出口額的數據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農業統計年鑒》,農業企業的數據也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鄉鎮企業及農產品加工企業年鑒》。地理標志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全國兩次地理標志調研,部分來自中國工商總局和農業部。相應的統計數據描述如表1所示。

(三)結果分析

筆者運用eviews6.0軟件作為分析工具,通過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2004年的回歸分析見表3。模型結果顯示所有解釋變量都在5%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擬合優度為0.85,說明模型設計符合實際情況;地理標志的系數為0.36,說明地理標志對農業總產值具有正向影響,地理標志每增加一個單位,農業總產值就增加0.36個單位。回歸結果顯示農業固定資產總投資在10%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地理標志與農產品出口額都在5%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擬合優度為0.79,地理標志的系數高達0.9,說明地理標志對農業企業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地理標志每增加一個單位,農業企業就增加0.9個單位。回歸結果顯示地理標志對農民人均收入影響并不顯著,假設3沒有通過檢驗。我們推測,第一,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生產銷售的農產品種類繁多,帶有地理標志的農產品的銷售收入在整個農產品銷售收入中所占比例太少,因地理標志保護帶來的超額收益不足以影響到農村居民的整體收益,這說明政府對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的力度不夠,地理標志在農業生產中的引領作用沒有體現出來;第二,我國的統計數據將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分為農業生產收入、外部打工工資收入、資本財產收益和轉移支付4個部分,因地理標志帶來的收益不能與以上收入分開核算,數據可得性可能會導致實證結果不顯著。但以上3個模型均通過了White異方差檢驗,結果顯示不存在異方差,說明模型估計是可信的。

2010年的計量模型結果見表4,運用同樣的方法進行檢驗,回歸結果顯示所有解釋變量都在5%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擬合優度為0.88,說明地理標志對農業總產值具有正向影響。地理標志與農產品出口額都在5%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擬合優度為0.85,同樣地理標志對農業企業具有正向影響。在以農村收入為因變量的回歸模型中,地理標志的系數沒有通過檢驗,說明地理標志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這與2004年的回歸結果相一致。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利用2010年和2004年的截面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地理標志對農業總產值和農業生產規模化都有正向影響,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地理標志保護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專業化、規模化,最終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地理標志作為一種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高附加值與品牌效應。基于此,我們認為,加強地理標志保護應該從三方面入手。一是政府在資金和技術上大力支持地理標志的發展。政府應當扶持地方龍頭地理標志,延長其產業鏈,將地理標志分層次保護,選擇重點地理標志優先發展,幫助其打開國際與國內兩個市場。二是完善地理標志法律保護制度。目前我國地理標志法律保護制度不完善,存在多頭監管的混亂現象,嚴重阻礙了地理標志對農業經濟發展的正向作用的發揮,完善地理標志法律保護制度是農業經濟發展制度建設的重中之重。三是加快農地流轉制度建設,促進土地流轉,為發揮地理標志的聚集效應創造外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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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經濟研究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多指標決策評價 綜合評價 香港 社會經濟發展

一、引言

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是國際著名的商業、金融和貿易中心。它擁有全球最繁忙的貨柜碼頭,處理全球最多的國際空運貨柜,是全球最自由開放的市場,一直被諸多評比機構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其社會經濟發展備受矚目。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團結帶領香港各界人士,自強不息,奮力拼搏,克服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等帶來的種種困難和挑戰,成功地把“一國兩制”偉大構想變為現實,實現了經濟的強勁復蘇和快速增長,保持了香港繁榮穩定。香港的繁榮昌盛對于推進中國大陸經濟,整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經濟都會產生重要作用。筆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最新資料,應用多指標決策評價方法對2002-2006年香港的社會經濟情況進行定性定量評價分析,為香港的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二、多指標決策評價方法簡介

假設某一多指標決策問題的方案集為A={A1,A2,…,An},指標集為G={G1,G2,…,Gm},且令矩陣Y=(yij)n×m表示方案集A對指標集G的“決策矩陣”,其中yij(i=1,2,…,n;j=1,2,…,m)表示方案Ai對指標Gj的指標值。由于各評價指標的量綱不同,故本文將評價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從而可得無量綱化的決策矩陣Z=(zij)n×m,其中

其中,yjmin,yjmax表示指標Gj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顯然,di(w)越大表明方案Ai越優。從而可以對各決策方案Ai進行定量的綜合評價并排序。

(一)權向量w的離差最大化確定方法

如果某一指標Gj對決策方案Ai的綜合評價值沒有影響,那么,指標Gj的權重應取0;相反,如果某一指標Gj對決策方案Ai的綜合評價值有很大影響,那么,指標Gj應取較大的權重。因此,對于指標Gj,可令vij(w)表示某一方案Ai與其它決策方案的加權離差, 則有:

(二)離差最大化方法進行綜合評價的步驟

①按照(1)式,求無量綱化的決策矩陣Z=(zij)n×m;

②采用離差最大化方法,按照(4)式確定最優權向量w=(w1,w2,…,wm)T;

③根據(2)式計算各方案Ai的綜合評價值di(w) i=1,2,…,n;

④根據步驟③中各決策方案的綜合評價值大小, 我們可以對各決策方案進行定量的綜合評價并排序。

三、實證分析

(一)建立評價指標體系

遵循科學性、代表性和完整性的評價原則,筆者選取反映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10個主要指標:本地生產總值(按2000年固定價格計算)x1(億港元)、人均本地生產總值x2(港元)、商品進出口貿易總額x3(億港元)、對外服務貿易總額(即服務出口與服務進口之和)x4(億港元)、政府儲備結余x5(億港元)、進出香港貨物總量x6(萬噸)、集裝箱吞吐量x7(萬標準集裝箱)、訪港旅客x8(萬人次)、國際投資頭寸x9(億港元)、政府收入總額x10(億港元)等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這10個極大項指標可基本反映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原始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2007》,由統計數據建立指標數據庫,列于表1。

注)本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編制。

(二)綜合評價分析

根據上述運算步驟,應用Matlab編程計算,可得其相應結果列于表2。由于表2最后一行的權重大小幾乎相等,可知反映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10個主要指標協調發展,對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都起著均等的作用,這體現了香港社會經濟結構非常穩健;另外,據表2最后一列的綜合評價值逐年增大,可知香港特別行政區2002-2006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逐年推進,一年好過一年,尤其是2006年發展狀態最佳,其歷年排名依次為:2006、2005、2004、2003和2002年。

2002-2006年香港的貿易額從31799億港元增至50608億港元,同比增長分別為4.3%,11.6%,16.4%,10.9%,10.5%。2006年,香港股市集資總額創下5245億港元的歷史紀錄。

2003年的綜合評價值為0.1656,遠低于2004年的0.5192,這說明2003年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態不佳,其主要原因應為2003年正值香港剛剛渡過東南亞金融危機、又遭非典的襲擊,從表2可知旅游業受到嚴重影響。2003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簽署,為經濟低迷、社會不景氣的香港注入了強心劑和新的活力。CEPA實施以來,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不嗯噬,失業率不斷下降。CEPA不僅推動了港澳經濟復蘇和飛速發展,也成為香港地區經濟轉型的新契機,把香港的發展與內地的廣闊市場、高速發展的經濟聯系起來,讓香港經濟存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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