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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政策 全面放開二胎 系統思維
【中圖分類號】C92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5)31-0020-03
一 線性思維下的生育政策嚴重影響社會發展
1.線性思維與系統思維之辨
線性思維,是指一種直線的、單向的、單維的、缺乏變化的思維方式。其特點是在紛繁復雜的大千世界中,置時間空間、環境條件的變化于不顧,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維去做決斷①。與其相對應,系統思維強調相互聯系、復雜因果、開放、動態變化和創新的思維方式。其特點是關注聯系和變化著的因素,對時間、空間和環境的復雜性進行理性的判斷,從而做出決策。而社會發展作為一個復雜的過程,本質上具有復雜系統的開放與動態發展特征②。同時,人口過程是持續動態發展的過程,以線性思維去制定人口政策,無論對個人還是社會發展都是不科學和危險的。
因此,在面對生育政策這樣復雜卻又關乎民生的現實問題上,有必要遵循科學的方法和準則,將系統思維納入到放開二胎這一重要的現實問題中,以動態、多維和開放的視角去分析和解決當前面臨的人口問題,具有獨特的方法論和現實意義。
2.線性思維下的計劃生育政策弊端頗多
第一,線性思維下的計劃生育政策體現在“頭痛醫頭”的思維定式上。這種政策受“馬爾薩斯陷阱”的影響,認為人口增長會影響社會資源的供給、加大生存壓力和就業壓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長是政策之必需。這種簡單的一因一果式的線性思維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指導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而在計劃生育政策上實行的“一票否決”制,變相地將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效果列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標之一,這種強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顯得用力過猛,由此給生育家庭帶來的不幸不再贅述。
第二,又一種線性思維:認為只有計劃生育能夠降低生育率。這一種思維定式主要存在于計生界,這種思維定式忽略了社會經濟和社會觀念的變化對生育率的深層影響,而是簡單認為只有計劃生育才能導致生育率下降;計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會使社會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誤區,20多年來中國生育率的統計研究陷入了一個怪圈,即將低生育率的調查結果加以質疑和否定,而簡單歸因于出生漏報;然后大幅調高生育率估計并據此強調人口增長形勢嚴峻,繼續嚴格實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調查便再現極低生育率,如此循環往復,延續多年③。
第三,線性思維下的計劃生育政策后果嚴重。有學者認為,中國現在不是處在低生育的邊緣,而是已經進入低生育漩渦的中心。未來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已從2012 年拉開序幕,每年減少存量達200萬~300萬之多,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硬約束。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調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達 115,長此以往必然影響人口生態安全,威脅社會的穩定和諧。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中國已經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養不起”已經成為年輕家庭的共同難題。2000年以來,中國已經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雙重約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總和生育率低于1.3,這是一個不妙訊號。長此以往,中國將面臨勞動力短缺、人口失衡問題等諸多挑戰④。
從養老的角度來講,國際上的學者幾乎普遍認為,日本經濟的衰退、歐洲經濟增長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過低、老齡化程度高密切相關的。歐洲、韓國和日本等國家在企圖從“低生育陷阱”中解脫出來,目前中國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來生育政策的選擇將變得十分關鍵⑤。此外,從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計已經有1.8億政策性獨生子女家庭面臨的風險很大,抵御風險的能力很弱。我國失獨、傷獨的家庭越來越多,規模目前已經數以百萬計,可預見的將來將超過千萬,而獨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將達到數以千萬之眾,他們將面臨孤獨終老、老無所依、老難所養、老難善終等諸多挑戰⑥。
人口問題的動態性反映在,因為未來人口問題產生的根源在當下,人口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也是一個漸變的過程。當人口發生突變的時候,那就是“量變引發了質變”,這就是值得重視的“人口轉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須要根據幾十年后可能發生的變化進行科學的預估,從而結合當下制定最適合中國的生育政策。
1.學界對當下該采取怎樣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爭議
第一種觀點是不能全面放開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開二胎將累計多出生9700萬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將達到4995萬,生育率將達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新聞會上也采納翟振武的數據,認為如果全面放開二孩,多生9000萬人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造成很大影響。
第二種觀點提倡分階段放開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單獨放開二胎開始實施到現在才一年時間,不少家庭還在準備階段,估計2015年申請二胎人數會比2014年的數額增加。此種觀點主張按照年齡段逐步放開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時間過渡到全面放開二胎生育⑧。
第三種觀點呼吁應立即全面放開二胎。其理由是“單獨二胎”實施后“遇冷”,“單獨二胎”已無法緩解中國面臨的人口危機,政府應加快全面開放二胎政策的推進。⑨
第四種觀點主張取消生育限制,實行自由生育。持該意見的人士認為,不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復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勵生育來應對新人口危機。有學者認為,中國人口的少子化趨勢由來已久,從2003~2013年,中國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萬到1700萬之間,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縮了30%⑩。更令人擔憂的是,未來十年,中國22歲~30歲的女性數量將萎縮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顯著提升,也難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劇萎縮?。
2.二胎政策是對線性思維下人口危機的補救,應認清形勢,迅速放開二胎
以上幾種觀點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從系統思維的角度看,爭論中第一種觀點夸大了對放開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預期,并認為人口總和生育率1.7已達到預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顧;第二種觀點沒有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請者大大低于相關部門預期申請數,我們所要做的是審時度勢,及時放開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況下原地踏步,因此當前低生育率的形勢已無“分階段、分年齡”的必要;而第四種觀點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負責任的,因為人們從長期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來,不僅對于單個家庭來說人口質量和整個社會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動蕩將無法預測。
社會科學的研究,最基本原則的就是不能脫離社會事實。在二胎政策上,必須基于中國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齡化問題嚴峻的社會事實,主張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這是系統地結合人口、養老、經濟發展等問題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從人口發展的狀況來看,放開二胎政策是政策調整之必需。有數據顯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開二胎,即全國城鄉統一放開“單獨二胎”,則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將比現在增加100萬人左右,超過200萬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國總人口高峰將在2026~2029年出現,高峰總人口估計值的均值為14.01億人。而如果維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穩定,則中國總人口高峰將在2023~2025年出現,高峰時期總人口估計值的均值為13.92億人。也就是說放開二胎政策可能不會顯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調整等帶來巨大好處。
第二,從養老角度來看,全面放開二胎能夠緩解當前和未來老齡化的壓力。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項嚴峻挑戰,而放開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數,改變現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夠增加20年后勞動就業人口,從而緩解未來20年中國老齡化的局面。
第三,從經濟發展角度看,經濟的增長是和生育率過低、老齡化程度高密切相關的,目前中國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過及時有效的社會政策調整,使得社會生育率保持在一個穩定和適宜的水平。
三 系統思維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慮多維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轉變需要更大的勇氣
現在的問題是由于歷史的慣性,相當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識依然表現得過于陳舊和偏頗。目前的人口規劃與其說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說是勇氣。如果規劃者忽視國內學界已經比較成熟的建言,將會因人口規劃的錯誤和滯后,給未來的社會發展帶來隱患。
2.計劃生育政策應與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相結合
社會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生育政策與養老政策、勞動就業政策緊密相關,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數量上的合理性,而不關注與之相配套的醫療服務、養老服務、就業服務的話,那現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則很難得到改變。
有學者從家庭的角度出發,提出鼓勵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務做支撐。為降低家庭內部的生育成本,保護年輕家庭的生育積極性,國家和政府要在懷孕生育、帶薪休假、優生指導、孩子入托、上學、醫療等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會公共政策,鼓勵結婚和生育,優化生育關懷、福利等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給家庭生育減負,給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經濟上實惠,全面營造生育二孩的社會氛圍和政策環境?。
3.改變生育理念,從“人”的角度做決策
第一,放開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計劃生育。在中國,長期存在“計劃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誤區。假如生育確實應該并且可以被“計劃”,那么這樣的“計劃”也應該是雙向的:當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生育率過高時,這時的“計劃”應該是“節制生育”;而當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生育率過低時,那么這時的“計劃”就應該是“鼓勵生育”了?。
第二,在關注人口數量的同時,應當關注生育質量,即“優生”政策應到位。生育政策的內容不僅包括人口數量,還應當涵蓋人口質量的內容。中國目前的“優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內容:有明顯血緣關系禁止結婚,遺傳咨詢,提倡適齡生育和產前診斷。由于中國整體醫學水平和民眾的醫療常識與西方國家還有很大差距,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優生工作在宣傳、普及和應用方面還將面臨很多困難。
第三,人口政策是對人的政策,不能僅以經濟理性去思考,而更應該將人文關懷更多考慮在內。針對線性思維下計劃生育政策對無數個家庭造成的創傷、對不斷增長的失獨家庭和空巢家庭帶來的困難,以及人口嚴重老齡化的難題,頂層設計者應該聽一聽民眾的反響和意見,或做出應有的彌補,或提供相應的服務,或改變現有政策,未來的政策調整也應如此。統計與精算是政策決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關懷卻直接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
注 釋
①唐鈞.從計生和延遲退休看社會政策切忌線性思維[N].中國經濟時報,2014.02.27
②陳勇.從復雜系統思維透視科學發展觀[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17~18
③陳劍.應迅速放開二胎[J].中國經濟報告,2014(11):52~55
④⑥穆光宗.“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人口政策選擇[J].人口與社會,2015(2):3~9.
⑤喬曉春.從“單獨二孩”政策執行效果看未來生育政策的選擇[J].中國人口科學,2015(2):26~33
⑦翟振武、張現苓、靳永愛.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親子網.2015全面放開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 html
⑨東方早報.中國2年內全面放開二胎?[N].東方早報,2014.10.18
⑩梁建章、黃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機挑戰中國 放開生育刻不容緩[J].決策與信息,2015(2):10~61
計劃生育政策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在我國社會已推行了三十余年,它的存在為控制我國人口激增,緩解我國經濟、環境等方面的壓力,解決貧困問題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然而,盲目的追求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導致了許多嚴重的問題,如性別比例失調、贍養比例升高等。在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今天,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加之醫療衛生條件的不斷改進,使得平均人口壽命不斷延長,人口老齡化問題開始凸顯出來。在此背景下,放開計劃生育二胎政策的呼聲愈來愈高。于是,政府開始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我國開始逐步考慮實行“單獨生二胎”(夫妻雙方有一方為獨生子女即可生二胎)的政策。
二、我國農村現行的養老模式
(一)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
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國家,盡管經過改革開放的大變革,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但是相比城市地區而言,我國農村地區的發展卻是相對緩慢的。這不僅表現在經濟層面,更表現在精神層面。從經濟層面來看,盡管很多農村地區已經實現了初步的小康,人均收入也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仍然普遍低于城市地區,各項社會制度也仍不健全。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這主要表現為在城市地區醫療保障制度普及多年之后,我國農村地區才剛剛開始建立以合作醫療為主的醫療保障制度;同樣在養老保障方面,城市地區早已建立了較為普及的養老保險制度,而農村地區則仍然停留在家庭養老的傳統模式。
從精神層面來看,城市地區人口的思想意識大多比較現代化,很多人已將醫療保險、養老保險這些因素作為自己選擇職業所必須考慮的問題,而在農村地區,由于受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的影響,許多人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社會養老的意識,仍然抱著過去類似于“養兒防老”之類的傳統思想不放,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仍然在我國農村地區占有一席之地。
(二)計劃生育養老模式
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這一國策的存在,極大的束縛了人們的生育自由權,這也使得過去“養兒防老”的思想發生了一些轉變。農村人口無法再像以前一樣通過多生孩子的方式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因此,一種新的養老模式應運而生,這就是計劃生育養老模式。
從2004年開始,我國開始進行計劃生育養老模式的試點,這一模式的重點是對農村地區計劃生育家庭實行獎勵扶助制度,以獎勵和扶助的方式對農村計劃生育家庭中的老人進行幫助,這一政策不僅能夠緩解農村地區老人的養老壓力,也體現出國家對積極貫徹計劃生育政策的家庭的鼓勵。
在具體做法上各地不盡相同,但大多是將農村中的計劃生育家庭納入城市職工基本養老保障體系,對參保對象按照全省社會平均工資的一定比例提取資金,同時通過國家補貼的方式籌集資金,當參保對象年老時按時向其發放資金。一些經濟條件好的地區因地制宜, 根據本地集體經濟狀況, 按照一定標準, 每月向年滿60 周歲 ( 男) 和 55 周歲 ( 女) 的獨生子女父母發放幾十乃至幾百元不等的養老金。這種做法一般不需要參保對象繳納過多的費用,大多數費用由國家或是鄉鎮政府分擔,還有一部分資金來源于社會的捐贈。因此,是一種較為適宜的養老模式。
三、“單獨生二胎”政策對我國農村地區養老模式的影響
(一)“單獨生二胎”政策將對農村現有的家庭養老模式產生影響
“單獨生二胎”意味著計劃生育政策被進一步的放開,更多的人們在生育問題上有了自由選擇的空間,這將使得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增長。更多的年輕人口將改變農村地區現有的人口年齡結構。農村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將進一步增多,在家庭養老的模式下,家庭中將有更多的勞動人口贍養相對較少的老年人,家庭的養老壓力將會大大的降低。
同時,隨著我國城市化的進程不斷的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的涌入城市,這一現象帶來了兩個明顯的后果:
1. 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盡管這些進城務工的勞動人口大多領著微薄的薪水,但是相對于農村低廉的消費水平而言,這些收入足以提升他們的生活水平,這就使得農村青壯年有了相對充足的資金供養自己年邁的父母,從這一意義而言,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有助于保障農村老人的晚年生活。
2.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使得農村中的’空巢”家庭越來越多,農村中剩余的大多是沒有勞動能力甚至缺乏自理能力的老弱群體,由于缺乏子女的照顧,使得他們的精神無法得到慰藉,幸福感下降。從這一方面而言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不利于提高農村老年人口的生活質量。
因此,在家庭養老模式下,單獨生二胎政策可以有效地平衡老人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的生活質量。
(二)“單獨生二胎”政策也影響著計劃生育養老模式
計劃生育養老模式,實質上是一種社會養老模式,它通過家庭、政府和社會的相互配合,可以有效的緩解農村地區的養老壓力。這種模式的存在,需要符合條件的家庭繳納一定的養老保險費。而在原來的生育體制下,每個家庭的子女數量嚴格控制為一個,這就使得一個子女要為兩個老人繳費,不僅子女的壓力大,也使得老人最終領取的養老金數量也非常有限,不能完全滿足農村地區的養老需求。而“單獨生二胎”政策將使得符合條件的家庭有兩個子女為父母繳費,這樣就有效地減輕了每個子女的生活負擔,同時也提升了父母所領取的養老金數量,足以保障其基本的生活需求。
(三)“單獨生二胎”政策能夠維持我國現有的人口紅利,保障經濟的平穩運行,從宏觀上為我國農村地區的養老保障提供經濟支撐
我國現存的計劃生育養老模式,是一種有政府主導的養老模式,這種模式下,養老資金大部來源于政府財政撥款。在經濟運行良好時,政府財政負擔這些費用沒有問題,但是一旦經濟形勢不穩,政府財政緊張時,這些費用無疑成為政府的巨大包袱。有學者指出,中國約1/4的GDP得益于巨大的人口紅利,而近些年,隨著我國青壯年勞動力的不斷減少,這種人口紅利正逐步消失,有專家預計,我國人口紅利將在2015年左右消失,這意味著維持我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也在慢慢消退。而“單獨生二胎”政策能夠有效定穩定人口的協調增長,為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動力,這也為我國養老保障提供了穩定的經濟支撐
四、“單獨生二胎”政策下我國農村地區養老保障制度的走向
(一)積極穩步推進以計劃生育養老保障為主體的養老模式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地區由于受制于經濟發展緩慢,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計劃生育養老保障制度推廣十分困難。很多人因為無力繳納相關的費用而無法享受到計劃生育養老保障,然而隨著農村地區越來越多的人口進入城市,他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得到提高,使得這些人群有能力支付相應的費用。因此,計劃生育養老保障制度推廣將會變得簡單起來。
(二)實行社會養老、家庭養老、土地養老和社會救助等模式相結合的多元化的養老保障體制
計劃生育養老保障固然是一種較為實用的養老模式,但是,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性,這一制度不可能在段時間內得到普及,截止到2010年社會養老保障僅覆蓋34.6%的農村老人。由此可見,實現普遍的社會養老離我國農村還有相當的距離。這就決定了傳統的家庭養老、土地養老模式仍會在很長時間內占據我國農村養老體制的主導地位。
當人們年老時,他們唯一能夠依靠的就是自己有限的土地,以及自己家庭成員的供養。在傳統的計劃生育體制下,其風險性是非常高的,一旦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出現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整個家庭的基本生活就會陷入困境。這就需要政府在適當的時候對這些家庭提供直接的物質幫助,在計劃生育養老保障未得到全面的推廣時,可以由政府或社會對這些家庭提供救濟,充分發揮社會救助的作用。
“單獨生二胎”政策意味著家庭中的勞動力將會增加,這就使得傳統的土地養老的作用可以得到有效的發揮,當家庭中的老人失去勞動能力時,有足夠的年輕人維持土地上的勞作,維持老人的晚年生活。這將使得,家庭抗擊疾病、災害的風險得到增強。因此,實行多元化的養老保障體制,能夠很好的適應我國農村目前的實際狀況,可以有效地解決我國農村社會的養老問題。
(三)建立統一完備的農村養老保障基金,拓寬資金的籌集渠道,同時充分發揮政府作用,提高農村養老保障基金的增值能力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很多地方盡管已經建立了初步的計劃生育養老體制,但是其資金積累非常少,同時缺乏統一的運營及管理,資金增值速度緩慢。據統計,2008年我國88%的農村參保老年人所領取的養老金低于當地的最低生活標準,2010年農村月均領取的養老金金額僅為74元,這一標準幾乎只具備象征性的意義。這說明農村養老保障基金嚴重缺乏,同時也說明基金運營能力低下。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12年我國通貨膨脹率達到5.4%,而農村參保人口享受的養老金卻止步不前。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是不斷拓寬資金的籌集渠道,同時充分發揮政府在資金籌集運營中的作用,為資金的增值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其對市場環境的整頓及在社保體制的設計與管理上也將決定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命運。從這一方面來講,就要求政府不斷改進市場運行的規則,打擊市場中的投機分子,為社保基金的安全運行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同時制定政策法規,為基金運營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
總之,生育政策的改變將會對我國農村現行的養老模式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此背景下,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的政策導向作用,建立真正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藥老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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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趙婧.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現行的生育政策走向研究[D].吉林財經大學,2013.
[4] 楊清哲.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農村老年人養老保障問題研究[D].吉林大學,2013.
事實上,生育政策的作用并沒有宣傳的那么大。一對夫婦生幾個孩子,受多種因素影響,生育政策僅是其中一個因素。以我的家庭為例,我和妻子的生育意愿都是兩個孩子,盡管我們不符合二胎政策,但仍生了二胎;而即使獎勵10萬元,我們也不愿意生三胎。
已經生了二胎或正準備生二胎的人當然知道,他們將為此付出一定代價,但他們認為付出這些代價是值得的。所以,計劃生育政策只限制得了那些生育意愿不夠強烈或意志不夠堅強的人。對于一定要實現生育意愿的夫婦來說,計劃生育政策并沒有減少這些夫婦生育孩子的數量,只是增加了他們的經濟負擔。
從各國經驗看,對降低生育率來說,生育政策的作用遠遠比不上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大。下面我們來比較印度和俄羅斯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
印度是世界上第一個由政府推行計劃生育的國家,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實行鼓勵少生的政策,到現在還沒有改變,而印度的總和生育率在2011年仍達到2.62。但在印度一些經濟發展較快的邦,生育率則下降較快。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的數據:1979年,印度的克拉拉邦總和生育率是3,泰米爾納德邦是3.5;1991年,克拉拉邦的總和生育率降到1.8,泰米爾納德邦降到2.2。
“銀色浪潮”襲來,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必須調整完善已成共識。
近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對生育政策的表態,再度引發社會熱議。可以判斷,放開二胎的政策走勢已經確定,但是,出于對生育反彈引起“生育堆積”的擔憂,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可能分步推進,具有明顯的求穩取向。
在執行嚴格的“一胎為主”的計生政策逾30年之后,當前走出關鍵性調整的第一步至關重要。與此同時,決策層應盡早讓公眾看到政策完善的整體時間表,并承諾在實施中,依實際情況對政策加以動態調整。
現行計生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增長,然而,其對中國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業已逐步顯現。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指每個育齡婦女生育平均數),不同政府部門的抽樣統計結果有所不同,最低的僅為1.04,但即使取較高的統計值也僅為1.5左右,遠遠低于維持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口規模長期穩定所需要的“更替水平”,即2.1。根據聯合國等機構預測,十多年后,中國人口規模將達到峰值(14.5億左右),此后將較快下降。此前擔憂的“人炸”已不足為慮。
中國的人口問題,已從單純的數量龐大向結構失衡轉移。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與人口預期壽命提高相疊加,徹底改變了人口年齡結構。早在1999年年底,中國已步合國所界定的老齡化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支付壓力明顯增大,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困難重重。未來老齡化的腳步將進一步加速,全社會沉重的養老負擔必須承受。2012年,中國勞動力人口總量首次出現下降。迫于這些遠慮與近憂,近年來,關于計生政策“松綁”的呼聲越來越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現行生育政策耗費巨大社會資源和政治成本。一些地方和基層政府部門以計生罰款和計劃生育為名,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粗暴執法,知法犯法,甚至執法犯法,嚴重侵蝕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在這種情勢下,適時放開二胎,解除影響中國經濟可持續較快增長的人力資源瓶頸,緩解因生育控制造成的出生性別比失調、養老金風險、失獨家庭累積,徹底減輕全國計生系統40多萬人的行政壓力和成本,杜絕“邵氏棄兒”等悲劇,可謂善莫大焉。
長期而言,放開二胎,其利多多:一則讓生育真正成為家庭的計劃,還權于民,彰顯新一屆領導集體順應民心、尊重人權的執政理念;二則可緩解勞動力短缺導致的宏觀經濟失速,緩解日趨嚴峻的老齡化和社會支付風險;三是改善伴隨生育控制造成的男女性別嚴重失調,消除一些縣鄉政府或計生部門的計生苛政,改善執政黨與公民的關系。單就其對經濟影響而言,據德意志銀行近日估算,在未來16年,放開二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大,但到了2030年-2050年,有可能促進每年GDP增長0.2%左右,在2040年-2050年間,原發性養老金赤字可減少4%左右。
當然,放開二胎也并非沒有代價。這些新增人口會消耗社會資源,不過,其成人后也是重要的人力資源,在未來全球老齡化的背景下將成為中國最可寶貴的社會財富。那種單純把人口當作負擔、把人口當作“分母”的觀點是不足取的。畢竟,人是經濟增長和創造財富的要素,也是擴大內需的基礎。
最現實的擔憂是所謂“生育堆積”,即放開二胎后,短期內新生人口會明顯增加。倘這種堆積嚴重,可能導致公共設施的短缺和環境資源的惡化。更重要的是,嬰兒潮與老齡化的疊加,撫養人口急劇增長也有可能進一步加劇資源的緊張。
國內外人口學界對中國未來可能的“生育堆積”多有研究,爭議頗大。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目前總人口生育意愿已經很低,即使全部放開生育,此后數年每年新生人口可能增加四五百萬人,現階段的經濟發展完全可以承受;也有一部分人認定,放開二胎后的生育反彈將很強烈,每年“生育堆積”可能突破1000萬,會對經濟和環境造成嚴重的沖擊。
現階段,對超生對象最嚴厲的懲罰即交納一定數額的社會撫養費。個別計生干部和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將社會撫養費據為己有。同時,部分超生對象為了達到目的,利用人情關系、金錢賄賂計生主管人員,企圖“繞過”政策,使超計劃生育“合法化”。
湖北省十堰市竹山縣國家級山區貧困縣,2005年不符合二胎條件的宋某請計生干部李某幫忙辦理一個二胎準生證,在宋某父親的“打點”下,李某違反政策,幫助宋某夫婦違規取得了準生證。此外,2010年竹山縣村干部王某和汪某伙同鄉鎮計生干部周某,在收取社會撫養費時,利用手中的職權,給超生繳款對象打“白條”,收入不上賬,隨后將社會撫養費私分。
計劃生育是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一項重要國策,自實施以來,我國人口出生率得到有效控制,生活質量逐年提升,計劃生育工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著顯著的作用。然而,在一些偏遠地區,由于經濟、社會發展落后,受傳統生育觀念等因素的影響,導致這些地區計生領域職務犯罪案件頻發。
案件分析
用人缺乏考核。在竹山縣這樣的偏遠地區,村干部和鄉鎮計生干部的選用和提拔很少進行嚴格的人事考核。由此,使一些品行不端、心術不正、貪欲膨脹、有劣跡的人得到了重用,為職務犯罪埋下禍根。如上文所提到的周某,早在1998年就因貪污,被竹山縣檢察院立案查處。可是,周某不僅沒有因此調離原工作崗位,反而在2002年升任該鄉計生辦主任,結果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同時,某些計生干部法律意識淡薄,受“有權不使,過期作廢”等腐朽思想支配,對物質占有欲望上升,產生了職務犯罪的內因條件,片面認為“我給你辦事,就該有好處”,干部辛苦分點錢理所應當,因此實施犯罪。
審批流于形式。有的鄉鎮分管計生工作的領導將任務分解或指派給下屬后,對具體實行情況不聞不問,而計生工作人員又將一部分工作交給村干部。“層層轉包”造成工作無人審批管理,導致部分干部“白條”收費,將公款據為己有。有的領導沒有仔細檢查工作程序是否規范,材料是否真實,只是聽聽匯報,流于形式。此外,資金審批的不規范導致財務管理混亂。財務管理人員在征收社會撫養費時存在坐收坐支的情況,對發票、收據及現金的管理隨意性大,且無專人定期進行檢查核對。如此一來,造成假發票、假收據無法被及時發現,成為造成職務犯罪的漏洞之一。
監管存在漏洞。首先,主管部門對計生干部監管不力。主管部門多只關注計劃生育工作的結果,對工作過程疏于監管。如在李某案中,李某作為二胎生育申請審批的最后把關人,承擔著嚴格審查申請人資格的重要職責。但由于缺乏監管,李某在工作中故意“放水”,導致違規審批,許可生育二胎的情況發生。另外,在村干部協助政府開展計生工作時,同樣缺乏必要的監督、管理。有的村干部協助政府征收社會撫養費,采用“白條”收費、不開收據等方式,貪污撫養費,有的村干部則與鄉鎮計生工作人員勾結,合伙貪污。
對策建議
對策一:加強宣傳力度,強化內外監督。竹山縣地處偏遠,生育觀念落后。部分群眾“重男輕女”思想嚴重,為了生育男孩不惜利用手段,四處托人找關系送禮,重金賄賂,這使一些計生干部在人情和利益面前喪失了原則,走向犯罪的道路。為應對這樣的狀況,首先應加強對計劃生育條例的宣傳,使計生國策深入人心,更新生育觀念,盡量避免超計劃生育現象。其次要加強法律法規的宣傳,使廣大群眾增強法律意識,在繳納社會撫養費后,拒絕“白條”。
此外,還要加強內外監督機制。計生系統各職能部門應落實政務公開,積極向群眾公布近期工作的開展情況。防范高標準征收、亂收、收款不入賬等情況發生。同時,計生主管部門應加大對各鄉鎮計生辦的監督力度,不定期對計生辦財務進行檢查。每年會同縣審計局對各鄉鎮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使用情況進行一次全面檢查。重點檢查是否專票征收、是否專賬管理、是否專款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