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發工業經濟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發工業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鞍山經濟發展對遼寧貢獻實證分析

作為遼寧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鞍山經濟發展對遼寧經濟增長有拉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下面利用計量分析軟件Eviews3.1對鞍山及遼寧近15年的歷史數據進行分析，從理論上證實鞍山經濟對遼寧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用模型及數據直觀反映拉動情況。

1.數據來源及整理。為了能夠使分析得出的結論更具有代表性，本文的樣本為1996年至2010年15年的數據，分析鞍山經濟對遼寧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利用GDP這一經濟指標，為了佐證結論，把鞍山三次產業數據資料總結匯總如下表1。

2.模型分析。遼寧GDP的增長率是用遼寧GDP當年價格計算而得，且模型中所用數據皆為比率數據，所以鞍山GDP與鞍山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增加值均調整為用當年價格表示。對上表中的數據整理計算所得數據見下表2所示，其中Y代表遼寧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Y1代表鞍山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X1代表鞍山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率、X2代表鞍山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率、X3代表鞍山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率。經整理得到以下數據：現用計量分析軟件Eviews3.1對模型數據進行估計，分析鞍山經濟增長對遼寧經濟增長拉動情況。由于回歸模型擾動項存在序列相關（如下圖2），估計并修正后結果如下：（略）。由F檢驗統計量p值等于0.000005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可以看出，不能拒絕模型中所有參數為0的假設；其次由修正R2=0.9484可以看出，該模型整體擬合效果很好；由t檢驗p值可以看出，模型中常數在顯著性水平0.05下不顯著，但是在統計模型估計中常數的顯著性與否可以忽略，而Y1前面的系數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上很顯著，可以說該模型中的系數是有效的。本文旨在給政府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做出正確決策提供依據，同樣運用計量分析軟件Eviews3.1擬合鞍山地區經濟產值與鞍山三產增加值之間的模型（見下式2）。

3.結論分析。根據以上模型得出以下結論：（1）由模型式1中Y1前面的系數可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鞍山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拉動遼寧GDP增加0.08189個百分點。說明鞍山經濟對遼寧經濟發展有較大的貢獻，進而可以得出2011年鞍山經濟增長為遼寧經濟增長拉動了0.9830個百分點，意味著遼寧2011年的經濟增長中有將近1個百分點是鞍山經濟拉動的，是鞍山經濟做出的貢獻。（2）根據模型式2可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鞍山三產增加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鞍山GDP分別增加0.087153個百分點、0.470167個百分點、0.390506個百分點。（3）結合模型式2中%X1、X2%、X3%前面的系數對比來看，在本文樣本設計區間內鞍山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數值為0.470167，其次為第三產業為0.390506，這與鞍山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十分相符。2011年鞍山地區生產總值三次產業的構成比例為4.6：53.8：41.6，由此可以看出鞍山2011年第二產業占比高于第三產業12.2個百分點，但是鞍山第三產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僅低于第二產業0.079661個百分點，由此可見鞍山第三產業的表現突出，即隨著經濟發展第三產業的作用越來越大，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說明了鞍山經濟結構正隨著經濟發展需要而向世界經濟結構接軌。

政策建議

從上述分析結果以及現實情況可以看出，鞍山的發展始終離不開整個遼寧的輻射與帶動，同時遼寧發展對鞍山發展不可或缺，為了更好的促進鞍山自身經濟以及遼寧經濟發展，鞍山要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基礎上，搶抓遼寧沿海經濟帶和沈陽經濟區雙重戰略機遇，實現大發展快發展。

1.充分發揮疊加優勢，不斷加快區域融合步伐。充分把握沿海經濟帶和沈陽經濟區的雙重機遇期，實現謀劃推進鞍山發展。一是以鞍海經濟帶建設為重點加快推動沈遼鞍營一體化發展，以湯崗子新城為重點加快“四城一鎮”等新城新市鎮建設，加快與沈陽經濟區主導產業集群、工業產業帶和公共創新平臺的融合，創造發展新優勢。二是加快沿海大縣（市）建設，海城、臺安、岫巖都面向大海，因此要主動融入遼寧沿海經濟帶，以寬闊視野謀劃新的發展。三是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走出去，請進來”招商活動，同時大力推進資金爭取工作，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裕的資金支持。

發工業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為了促進世界水泥產業可持續發展，1999年，在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orldBusinessCouncil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WBCSD）的贊助下，由當時世界10大跨國水泥生產商自發組織起來，發起設立了世界水泥可持續發展促進會（CementSustainabil-ityInitiative，CSI）。CSI的功能被細化為7個行動小組，包括負責任地使用原燃料、混凝土循環使用、對土地及社區的本地影響、二氧化碳及氣候保護、排放監控與減排、員工安全與健康、報告與交流。從宏觀上看，發達國家自1990年確立水泥工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來，已經把水泥工業發展循環經濟看作是實現水泥工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條重要途徑。許多國家以立法的方式推進循環經濟發展。這些法律的要義是：首先要減少源頭污染物的產生量，在產品生產和使用階段要盡量避免廢棄物的排放；其次是對在源頭上不能削減但可以利用的廢棄物要回收利用，使它們在生產過程中能得到循環利用；對那些確實沒有利用價值的廢棄物，才最終做無害化處置。日本、德國、美國及歐洲等發達國家對水泥產業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再生利用做出了許多具體的規定。美國早在1976年就頒布實施了“資源保護回收法”，力圖通過一系列與固體廢棄物管理有關的措施，促進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保護，并保護有價值的資源和能源。1996年，德國制定了“循環經濟和廢棄物管理法”，該法的目的是徹底改造垃圾處理體系，建立產品責任（延伸）制度，要求在產品的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盡量減少垃圾的產生，在使用后要安全處置或重新被利用。日本在2000年頒布了“促進建設循環型社會基本法”，以解決廢物問題為起點，旨在改變整個社會經濟的傳統發展模式。其它發達國家針對國內的資源消耗和環境問題，也出臺了相應的循環經濟立法。法國、英國、比利時、澳大利亞、丹麥等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也相繼頒布和實施了有關廢棄物減量化、循環利用的立法。從微觀上看，發達國家水泥產業發展循環經濟是從廢棄物資源化開始的。它們利用廢棄物的種類很多，而且利用歷史也比較早，如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礦渣、尾礦等作為水泥生產配料或混合材，但過去大多是從滿足水泥生產自身需要、節省成本角度考慮的，并沒有上升到發展循環經濟的高度。20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之后，各個國家經濟的不斷增長，各類廢棄物（包括工業垃圾、市政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越來越多，占地、污染、處置等方面的困難和矛盾越來越大，發達國家便開始探索在水泥生產過程中如何有效地利用這些廢棄物的熱能或有益成分。這樣做一方面處理了廢棄物，另一方面直接為水泥生產提供了原材料，可以取得一舉幾得的效果。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國家在這方面起步比較早、技術先進，而且積累了不少成功經驗。瑞士霍爾西姆公司在處置廢棄物方面有許多成功的做法。霍爾西姆對處置廢棄物制定了指導原則，有目錄、廢物清單，水泥廠可依此操作。霍爾西姆則從收集垃圾開始，并做預處理，再進入水泥生產過程，這樣做的利潤空間大，價值鏈控制在自己手中。霍爾西姆在70多個國家設有水泥企業，在其中36個國家中建有廢棄物處理中心，其中有17個垃圾預處理站，每年可處理500萬t廢棄物。霍爾西姆在比利時使用將生活污泥直接從窯頭打入窯的燃燒技術。燃燒工業濃廢水最節省成本，因為這些工業濃廢水中含有10％有機成份。純低溫余熱發電是利用窯頭窯尾排放廢氣余熱發電，無需消耗燃料，是水泥產業實施循環經濟的又一條重要途徑。在預分解窯系統上加設純低溫余熱發電，能將水泥生產的綜合熱利用率從60％左右提高到90％以上。純低溫余熱發電量現已達到30~40kWh／t熟料水平，使水泥生產線的自供電量達到1／3以上，經濟效益十分可觀；窯頭窯尾的廢氣通過余熱鍋爐溫度進一步降低后再排放出去，使對環境的熱污染程度大大降低。相比于燃煤發電，利用水泥窯純低溫余熱發電，發出1萬KWh的電，可以少排放近8tCO2。目前，許多工業化國家的企業注重采用水泥窯純低溫余熱發電，新建的水泥生產線注意預留余熱發電機組接口，水泥生產工藝流程與余熱發電有機結合。目前，日本70％的水泥企業在新型干法生產線上都設置有余熱發電系統，1995年水泥工業余熱發電量占自身用電量的比例就已經達到43％。美國水泥協會在1995年就提出，在降低水泥綜合電耗的同時要提高余熱利用率，減少對電網供電的需求，爭取到2015年新型干法水泥廠的余熱發電量基本滿足企業自身用電的要求。

2水泥產業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水泥工業走循環經濟道路的步伐不斷加快，正在努力探索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水泥工業可持續發展之路。根據水泥產業的特性，水泥產業發展循環經濟主要可以從如下方面著手：（1）工業固體廢棄物的利用。固體廢棄物是指在生產建設、日常生活和其它活動中產生的污染環境的固態、半固態廢棄物質。凡人類一切活動過程中產生的，且對所有者而言已不再具有使用價值而被廢棄的固態、半固態物質，都屬于固體廢棄物。對工業固體廢棄物的處理原則是：一是減量化，是指通過適宜的手段減少固體廢棄物的數量和容積。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通過改革工藝、產品設計或改變社會消耗結構和廢物發生機制來減少固體廢物發生量；二是通過固體廢棄物處理如壓縮、焚燒等處理來減少容積。二是無害化，是指固體廢棄物通過工程處理，達到不損害人體健康，不污染周圍自然環境的目的。三是資源化，是指通過各種方法從固體廢棄物中回收其有用組分和能源，以減少資源消耗，加速資源循環利用，保護環境。結合水泥企業生產工藝特點，利用各類廢棄物，如粉煤灰、煤矸石、電石渣、爐渣、糖濾泥、礦渣、尾礦等，特別是利用電石渣制造水泥工藝的興起，有助于推動廢棄物的資源化。工業固體廢棄物處理和資源綜合利用對策。加快固體廢棄物的法制建設，納入法制管理軌道，盡快完善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規和標準；建立固體廢棄物管理體系；運用經濟手段，按照污染者負擔的原則，合理征收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污費；開發適合于我國的工業固體廢棄物處理、處置技術和裝備，推進工業固體廢棄物處理產業化；推行清潔生產，把固體廢棄物盡可能消滅在生產過程中。綜合利用固體廢棄物，常常可以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2）水泥窯廢氣余熱利用。水泥制造業是一個高耗能高污染的資源型產業，要消耗大量的煤炭等一次性能源，還要消耗大量的電力。雖然隨著水泥煅燒技術的發展，系統效率得到了提高，但仍有大量的中低溫廢氣余熱未能充分利用，造成大量能源浪費，并產生大量的廢棄物。新型干法窯大都采用其燒成系統的窯外分解系統。水泥燒成系統在熱耗電耗方面有較大幅度的降低，但窯外分解系統仍有大量的能源浪費，并產生大量廢氣，而純低溫余熱發電系統則是將熟料生產線所排出的中低溫廢氣采用純低溫余熱發電技術加以回收利用。在窯外分解新型干法水泥生產工藝中，窯尾預熱器和窯頭熟料冷卻機的廢氣除了部分用于烘原料、煤以外，仍然排掉了大量余熱，其熱量占水泥熟料燒成系統總熱耗的30％左右，進一步充分利用這些中低溫品位的余熱是節約減排的關鍵。純低溫余熱發電方面通過利用煙氣廢氣的余熱，變廢為寶，降低企業成本，緩解企業用電緊張狀況，另一方面排煙降塵減輕余熱污染和環境污染。純低溫余熱發電由于不是使用燃料的余熱利用，所以更符合節能環保的要求，也是政府重點鼓勵發展的對象。水泥企業充分利用余熱發電，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企業自身的用電需求，減少外購電，又能降低水泥成本，提高經濟效益，是世界水泥工業發展的趨勢。我國作為世界最大的水泥生產國和消費國，也是能源緊缺國家，充分利用水泥窯外分解系統余熱發電是實施循環經濟的一條重要渠道。在減少廢氣排放方面，也有許多辦法。例如：采用先進的節能技術和生產工藝，提高水泥窯爐的能量利用率，以減少二氧化碳氣體的排放；實施節電技術，采用節電設備，降低生產中的電能消耗，減少與發電相關的二氧化碳氣體排放；大量使用某些可燃廢棄物作為水泥窯爐的二次替代燃料；從生產原料上下功夫，使用磨細的礦渣、粉煤灰、天然火山灰或石灰石細粉來替代部分熟料；提高水泥的品質，延長水泥、混凝土和水泥制品的使用壽命，以減少水泥的使用量，等等。（3）利用處置城市垃圾與有害廢棄物進行燃料替代。一是可燃廢棄物替代水泥燒成燃料。國際上，水泥生產過程中利用可燃廢棄物的研究開始于二十世紀70年代初期。當時由于能源危機，燃料價格上漲，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家開始研究用可燃廢棄物代替燃料用于水泥生產，以降低水泥生產成本。目前世界上有數百家水泥生產企業采用可燃廢棄物代替燃料。這些可燃廢棄物又被稱為“二次燃料”。可燃廢棄物的種類很多，目前利用的主要有廢輪胎、廢塑料、廢紙、木屑、廢皮革、稻米殼、植物稈、廢油、廢溶劑，等等。替代燃料對環境和水泥質量一般無不良影響。水泥工業以可燃廢棄物代替燃料，廢棄物在爐內高溫焚燒，停留時間較長，有機物可以得到分解徹底，焚燒后的殘渣完全進入水泥熟料，可實現廢物的完全處理等。用可燃廢棄物替代水泥燒成燃料，處理廢棄物的品種多、數量大，利用現有生產線運行即可，基本上不增加額外投資。二是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生產水泥。近十幾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日益增加、數量龐大的生活垃圾對城市以及城市周邊地區產生嚴重的生態環境污染和破壞，給人民生活和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無害處理和綜合利用城市生活垃圾成為各國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何讓水泥工業綜合、高效地處置城市生活垃圾，研究水泥工業處置城市生活垃圾的技術，并保證水泥企業的經濟利益，是環境保護和水泥工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三是發展綠色水泥，使水泥企業由環境污染型企業轉變為環境友好型企業。利用水泥生產技術處理城市生活垃圾與單獨建立垃圾處理廠相比，既能節省投資，又能節省土地，還能提高處理效率。利用現有水泥廠處理城市生活垃圾的投資費用低于衛生填埋、焚燒發電等方式，投資只是垃圾焚燒發電的1／10左右。新建以處理城市生活垃圾為主的水泥廠投資費用與新建垃圾焚燒發電廠差不多，而水泥廠的年產值比垃圾焚燒發電廠高出6．8倍，運行費用遠低于其它處理方式。有意識、有目的地利用水泥工業處理廢物，實現資源的再利用，還需要在政策上、經濟上、技術上的支持，這就需要政府、企業、科研單位和公眾的共同努力，通過建立相關政策與保障措施，形成經濟激勵機制，刺激水泥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積極性。混凝土行業被稱為在地球上留下一個巨大的環境足跡。首先，在全球范圍內，每一年要使用巨多的原材料去生產數10億噸的混凝土；然而，在硅酸鹽水泥生產過程中會排放出大量的CO2氣體，這對大氣造成嚴重污染，并成為全球氣候變暖的一個重要因素；水泥和混泥土生產對能量的需求、對水的大量消費，以及在建筑過程和建筑物拆建中產生的大量廢棄物，這些留給人們一個印象：混泥土與環境特別地不友好，與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不相匹配。論文總結了改進這種形勢的技術和工藝上的新發展。目前，最重要的是膠凝材料越來越多地得到使用，它可以作為普通硅酸鹽水泥的部分替代品，特別是水泥生產過程中出現的作為副產品的材料如粉煤灰和地面粒化高爐礦渣。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采用各種可再生材料作為骨料的替代品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由此可以減少對采石場原碎石的需求。消費后的玻璃，廢舊輪胎，塑料，造紙等行業的副產品都可以作為最重要的可再生混凝土骨料。

3水泥工業實施循環經濟的成功案例

發工業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平均為0.4，就是說，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源消費就增長0.4個百分點。據此，中國在考慮長期發展戰略的時候，曾設想到2020年以前能源彈性系數為0.5，但由于近年來能源消費增長率大大超過了經濟增長率，去年和前年的能源彈性系數已經分別上升到1.32和1.6。這是中國進入重化工業階段的標志。

一、中國能源消費結構呈逆轉趨勢

90年代初，在工業產出中，輕重工業基本上各占一半，但是重工業比重去年以上升到67.5%，今年前7個月又進一步上升到69%。由于重工業單位產出的能耗是輕工業的4倍，工業化進入到重工業階段必然會帶來能源消耗強度的上升。這一點與其他工業先行國在進入重工業階段后的能源消費特點沒有什么不同。

然而，世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證明，在各國進入到重工業階段后，從能源消費結構看，都出現了從以煤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氣為主的轉變。由于石油和天然氣被稱為“清潔能源”，熱值高而有害氣體排放少，雖然在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后能源消費的增長率會加速，但對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卻不會隨著能耗的上升而顯著增強。

反觀中國今年來的情況，進入重工業階段后卻沒有出現能源結構的轉換，從石油消費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看，1999年為24.6%2004年卻下降到22.7%。雖然從2000年以來原油進口量以年均15.7%的速度增長，到去年以超過1.2億噸，但由于同期國內原油產量的增速明顯下降，石油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仍然下降了。那么能源消費結構的這種逆轉，是暫時的還是反映了一個長期趨勢呢？我認為是個長期趨勢。因為，主要有兩個因素將長期限制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向以石油為主轉換。

首先是世界資源的不可能性，中國是一個石油資源稀缺國家，根據目前預測，中國在未來石油的最大年產量只能在2億噸左右。從國際比較看，在工業化完成階段，按桶計算的石油消費量，美國為人均28桶，日本和韓國為人均17桶，中國目前只有1.7桶，僅相當于美國的1/16，日本和韓國的1/10。

美國是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國家，日本和韓國卻是工業化國家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國家。如果按日韓的石油消費水平計算，到2030年中國基本上完成工業化的時候，每年的石油總消費量就要增加到36億噸，這意味著將有34億噸石油需要依靠進口。但是，世界石油資源并不豐裕，目前每年世界全部的石油生產量約為45億噸，其中可貿易的量為22-23億噸。即使今后世界石油產量和貿易量還會增長，相對于中國的巨大需求，仍然是遠遠不夠的。

日本和韓國也沒有什么石油資源，是依賴世界資源完成從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向以石油為主轉換的。但由于從人口看它們是中小國家，雖然人均石油進口量很高，可石油需求總量卻不大。而中國是人口大國，沒有可能依靠世界資源完成這個轉換。2003年中國原油加成品油進口已達1.2億噸，2004年又上升到1.5億噸，已經把世界當年新增石油貿易量的40%拿到了中國，許多人甚至把油價上漲的主要因素歸結到中國的需求。即便如此，還是難以擋住石油消費在中國能源總消費中的比重下降，這已經充分說明了中國依賴世界資源轉換能源消費結構的困難。

其次，中國大量進口石油還可能導致越來越激烈的國際沖突，使進口石油的增長受到嚴重限制。事實上，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可貿易量中，超過2/3為世界工業發達國家所占有。2004年，美國的石油進口量為6.4億噸，歐盟為6.2億噸，日本超過2億噸。如果中國的石油進口超過了國際石油貿易的新增量，就會影響到發達國家已經占有的國際石油貿易份額，從而引發同發達國家的石油矛盾。因此，中國在未來的石油進口量肯定還會上升，但是進口達到一定規模，不僅有經濟的可能性問題，還有政治和軍事安全問題。

由于石油是現代工業的基礎，控制了石油就可以控制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所以在大國的國力較量中，石油就成為國家經濟、政治和軍事較量中的焦點。美國自2001年以來已經對阿富汗和伊拉克進行了軍事占領，目前又在中亞一些國家不斷策動“”，還以反海盜為名，在馬六甲海峽建立了軍事存在。通過這些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國近年來的軍事部署是圍繞中東和中亞石油資源區進行的。如果中國的石油需求高度依賴從這一地區進口，不僅未來的經濟安全度難以預測，甚至政治上的獨立都會受到威脅。因此，依賴海外資源實現能源結構轉換，即便經濟上可行，政治上也不安全。

所以，從長期看，中國的工業化將很難實現與其他工業化國家同樣的能源結構轉換。由于中國的煤炭資源相對于石油比較豐富，在未來發展中，中國必將更多地依靠煤炭來支持，因此，煤炭在能源消費比重中的持續上升和石油消費比重的下降，將會是一個長期趨勢。

二、未來10年中國環境將持續惡化

如果中國在進入重工業階段后的能源結構是以煤為主，就將面臨日益艱巨的環境挑戰，因為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是在以煤為基礎的能源結構上完成工業化的，而在目前的中國，燃煤所導致的有害氣體排放，已經占到各種有害氣體排放量的65%--90%，每年排放總量約8000萬噸。

如果按2000年以來中國能源消費的增長率和石油消費比重下降的情況來推算，到2020年，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將達到90億噸標準煤，而煤炭消費的比重將不得不上升，且占全部能源消費的75%，折合煤炭產量就是近95億噸，由煤炭燃燒所排放的有害氣體按目前的環保水平來推算，也要達到近4億噸，即比目前增加5倍，這當然是一個災難性的后果。

有人說，既然能源消耗與環境災難是因為進入重工業階段所產生的，那么中國是否可以繞開這個階段呢？由于重工業化還帶來了其他許多諸如資源與投入等方面的問題，目前許多人正在爭論中國是否應該走重工業道路。

中國進入重工業階段的原因是由于在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已經引發了居民對住房和汽車等新一代高檔耐用消費品的需求，而這些耐用消費品都必須以重工業來支撐。所以，中國應不應該、走不走重工業道路的問題，實際上是在未來中國居民應不應該提高消費檔次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本來就不應該有爭論。因為這是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否則中國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搞現代化還有什么意義？

也有人舉出香港、新加坡等地區和國家的例子，說明本國的重工業產品需求可以通過國際交換來滿足。但是與石油的情況一樣，對于只有幾百萬乃至幾千萬人口的小經濟體來說，通過國際分工與交換，的確可以滿足國內需求，使本國經濟發展繞開重工業階段，可是對中國這樣有著巨大人口的經濟體來說就不可能。石油不可能，鋼鐵、化工和機械都不可能。所以，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還必須走過重工業階段才行。如此，能源的消費就減不下來。

也有人說，中國不是要建設“節約型社會”嗎？走“循環經濟”的路子是否可以大幅度減少能源需求呢？例如，用廢鋼鐵就可以減少90%以上的能源消耗和有害氣體排放。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由于循環經濟是對已經加工使用資源的回收與再利用，因此發展大規模的循環經濟，必須是大量社會產平已經到了使用壽命的終結期才有可能。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國家的循環經濟可以很發達，而在發展中國家卻規模有限的原因。

在目前的中國，以鋼材消費來說，房地產占了一半多，機械工業占了20%，汽車工業占了5%，而從2004年看，城市房屋建筑面積中有60%以上是近5年建造的，社會汽車和機械保有量中，也有近60%是只使用了5年的。如果房屋的平均使用年限為50年，汽車和機械的使用年限為15年，那么至少在未來10年之內都不會有大量報廢的鋼鐵進入可回收期。其他有色金屬和塑料的情況與鋼鐵是一樣的。所以，至少在未來10內，我們不能指望依靠發展循環經濟來實現大規模節能。

有研究表明，以大氣環境來說，目前的環境容量空間只剩下25%，如果煤炭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還要繼續上升，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會達到環境容量的極限。如果中國不可能繞開重化工道路，國際資源又不能支撐中國實現從以煤為主向以油為主的能源結構轉換，則中國的工業化就必須選擇新的道路。我們現在經常說中國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以前的含義是指要從粗放型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然而從能源和環境的制約關系看，這個“新”字更應該是指中國必須走上一條世界各國從未走過的技術道路，即必須在新的能源與原材料基礎上完成工業化建設。因此，中國的新興工業化道路，不僅對自己的過去是“新”，對世界來說也是新的。

正因為中國的新興工業化是前無古人的工業化，因此中國在探索新型工業化道路上必然充滿了各種困難，肯定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在成功地轉向新的工業化道路前，則必須繼續依靠傳統能源和原材料，即必須在傳統工業化道路上繼續相當長的時間。因此，至少在未來10年，中國的環境由于煤炭燃燒比重上升，會持續惡化。我們對此必須有前瞻性，必須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投入，以使中國經濟能依靠煤炭，在傳統工業化的道路走出足夠長的時間。

三、建設節約型社會重在生產而不在消費

經濟發展中的資源瓶頸使中國社會各界深感節約型社會的緊迫性。節約資源可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生產，二是消費。從生產方面節約資源，主要是在生產過程中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從消費方面節約資源，則要求人們減少對各種產品的消費。這兩個方面，哪個應該成為節約型社會的重點呢？我認為是生產而不是消費。

從消費入手，無疑于是在提倡清心寡欲的生活，這與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相抵觸。日本是發達國家中資源利用程度最高的國家，是節約型社會的典型代表，但這并不排斥日本每千人的轎車擁有率超過600臺。當然還是要培養居民的節約意識，鼓勵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養成節約的習慣。

有人說，為什么不可以用稅收等經濟手段限制對大型住宅和大排量汽車的需求呢？由于稅收是價格的組成部分，加大對消耗資源多的消費品稅收，當然能抑制對這類產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市場價格已經可以反映出資源的稀缺程度，消費者自然可以從自己的收入水平和與產品價格對比中做出理性選擇。例如最近由于汽油漲價，許多消費者認為如果每升價格超過4.5元，就會放棄買車的打算，或者選擇小排量車型。所以，只要市場價格機制是有效的，政府就沒有必要通過干預價格形成來影響消費。

還有人提出為了節約資源使用，應通過稅收等手段提高資源的價格，這個觀點我不同意。以中國自身的資源稟賦不足以實現現代化，中國已越來越深地融入世界資源與市場體系之中，如果中國對世界資源的需求增加，則世界資源產品市場的邊際價格就會上升，等于所有從世界市場進口資源的國家都在共同分擔這個價格上升水平，中國的負擔就小得多。但是，如果中國在國內單獨拉高資源價格，等于在自動放棄充分利用國際便宜資源的好處。同理，如果因為印度等其他國家對世界市場的資源需求度上升，中國也要為其分擔資源產品價格上升的結果。所以，只要資源價格是正確反映了資源的稀缺程度，中國就沒有必要主動拉升國內價格。

中國目前在生產中浪費隨處可見，其原因主要在于使用中的設備技術落后，企業規模過小，在鋼鐵、水泥、電力、機械、建筑等許多生產領域，每單位實物產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在這方面有著巨大的節約潛力。所以，建設節約型社會絕不僅僅是個觀念問題，更重要的是個物質基礎問題，要通過立法和經濟手段，強制報廢一批落后的生產設備，采用財政補貼和國家對貸款貼息的辦法，以及加速折舊的辦法，支持企業盡快淘汰和更新設備。還要嚴格限制企業所使用設備的技術水平與規模水平，大力提成規模經濟。

四、生產節約的重點是“增量”節約

生產節約可分成增量節約與存量節約。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每年都需要消耗大量新資源，“增量”節約就是指如何提高資源的開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存量節約是指已經被加工成產品的資源，如何回收與再利用，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循環經濟”。

發展增量節約與存量節約，都需要政府和社會投入大量才力，在財政和社會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也需要選擇重點。而從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看，至少在未來10年內，生產節約的重點應放在增量節約方面。因為發展循環經濟需要一定的社會產品積累，才有較大空間。以鋼鐵為例，建設工業化國家一般可以用兩個鋼鐵指標來衡量，一個是鋼鐵生產能力的人均占有量，一個是人均鋼鐵蓄積量。從工業發達國家看，當基本上完成工業化時，人均鋼鐵生產能力大約為700公斤到1噸，人均蓄積量則在10噸左右。

當人均鋼鐵蓄積量達到10噸，鋼鐵的生產能力就會逐步衰退，這是因為在工業化完成階段，居民對物質產品的消費已經基本上滿足，消費開始轉向服務業領域，鋼鐵工業主要是負擔居民對原有產品更新的要求。而更新產品是以新頂舊，被淘汰和報廢的產品，如汽車和房屋建筑，都包含著大量金屬材料，而在報廢的金屬產品中，金屬回收率一般都可以達到80%，這就為發展循環經濟提供了廣闊空間，發達國家的鋼鐵工業之所以電爐煉鋼占到全部鋼產量的80%，就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爐料是以廢鋼為主。而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限制，直到去年人均鋼產量也剛過200公斤，人均鋼鐵蓄積量只有1.5噸，所以，目前鐵礦砂煉鋼仍要占到粗鋼產量的85%，其余15%用廢鋼煉鋼，其中還有60%的廢鋼是靠進口。

所以，生產節約的重點應放在提高對增量資源的使用效率方面。由于中國經濟規模已經很大，例如從金屬蓄積量來看，目前已經等同于日本，發展循環經濟的空間很大，現在就開始起步了。

五、最應節約的是土地和水：

不可貿易的資源才是經濟發展中真正難以逾越的瓶頸，警惕中國經濟走入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歧途！

生產的節約就是要節約各種生產要素的使用。由于各國生產要素的天然稟賦條件不同，在生產中各類生產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不同。國際貿易的存在，對某些國內稀缺的生產要素可以通過貿易方式獲得，但是，有些生產要素不能通過貿易，例如土地和水資源，所以，不可貿易的資源才是經濟發展中真正難以逾越的瓶頸。

中國雖然號稱地大物博，但人口眾多，人均平原面積只有不到1000平方米，工業化過程中必須留足農業用地。因此，節約土地是比節約其他可貿易資源更為重要和緊迫的問題，同時也是以較少生產要素投入創造更多社會財富的最重要的途徑。發達國家的實踐說明，一國的財富形態約有2/3是房地產，食品吃了就沒有了，衣服穿舊了就得扔，汽車也是減值的耐用品，只有房地產是可以保存財富的最主要形態。

對中國來說，由于土地資源極為稀缺，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很容易使中國經濟走入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歧途。例如，中國近年來新建的許多建筑容積率都很低，以城市“毛容積率”來說，即城市建筑物面積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全國平均只有0.5，最高的上海也不到0.8，而東經為2，香港為1.6，臺北為1.2，即便在珠三角、長三角這些土地資源已經極度緊張的地區，在大城市中心區內，五六層的建筑物也隨處可見。

我最近到浙江的一個城市，聽說這里的土地開發都已經碰到“紅線”，但在最近城市改造后新建的房屋中，大多還是6層左右的建筑。今年國家給浙江審批的土地利用指標只有23萬畝，其中還有40%是給中央項目預留的，分到一個地級市只有2-3萬畝，再分到縣只有不到1000畝，這是造成今年浙江投資增長率猛烈下降的重要原因。而福建、廣東和上海也面臨著同樣情況。以至于有人說中國經濟增長的區域格局正在變臉，出現了東冷西熱的局面。

發工業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工業化是由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的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實現現代化過程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縱觀全世界各國經濟，尤其是大國的經濟史，毫無例外的都是通過工業化進程實現經濟起飛的，中國的經濟發展也不例外，從建國伊始到改革開放，再到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其經濟增長軸心一直是工業化。但在不同體制下，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可以有不同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在新型工業化的大環境下，貴州省推行新型工業化有自己的優勢，但是同時也面臨著諸多的挑戰和難題。

論文關鍵詞：新型；工業化；貴州；意義；問題

一、我國新型工業化發展現狀

自十六大以來，我國各省市都在推行新型工業化，很多的學者和專家都展開了相應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湖南四川云南等各省市都在實踐中尋找符合本省的發展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模式和道路，學者李毅中（2008）認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是黨和國家在我國工業化加速發展的關鍵時期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新組建的工業和信息化部肩負著實施這一戰略決策的歷史使命。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嚴格按照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要求，努力探索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實現途徑。學者李泊溪（2003）認為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是我國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特色，要善于利用當代的信息，實現跨越式的國家發展戰略，完成工業化。

根據十六大報告的精神，我國要實現工業化的新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所追求的工業化，不是只講工業增加值，而是要做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并實現這幾方面的兼顧和統一。這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基本標志和落腳點。我國工業化的任務遠未完成，但工業化必須建立在更先進的技術基礎上。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是我國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擇。要把信息產業擺在優先發展的地位，將高新技術滲透到各個產業中去，這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技術手段和重要標志。要從我國生產力和科技發展水平不平衡、城鄉簡單勞動力大量富余、虛擬資本市場發育不完善且風險較大的國情出發，正確處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這是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重要特點和必須注意的問題。新的要求和新的技術基礎，要求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發揮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作用，依靠教育培育人才，使經濟發展具有可持續性。這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可靠根基和支撐力。

二、貴州省新型工業化發展現狀

在我國新型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我國很多省份已經將地方產業集群戰略作為其區域或產業組織政策的重要內容。我國國內很多學者都已經研究探討了我國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模式和戰略意義及我國發展新型工業化的可行方式，并對實施新型工業化提供很大的參考價值和比照價值。在2007年4月召開的貴州省第十次黨代會上，省委提出了實施“環境立省”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這要求在考慮經濟發展的同時，謀求環境生態效益的協調。如何在享受產業集群帶來的產業經濟效率的同時，又能實現較高的環境生態效益就成為了關鍵。而循環產業集群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途徑，本課題將探討通過發展循環產業集群模式以突破貴州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障礙。作為后進與后發優勢省份，重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建設制造業體系與重化工業基礎是貴州省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階段，同時也是對能源等戰略資源消費影響最大的時期。如何在能源等資源供應日益緊張，以及生態環境約束下實現重工業化、并向新興工業化轉型，是貴州省面臨的一個重大難題。 轉貼于

在全國新型工業化高速發展的形勢下，貴州要迎頭趕上，必須超常規地實現跨越式發展。要補初期工業化的課，循序漸進地發展基礎產業和某些一般加工工業，特別是貴州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為跨越式發展創造條件。同時，要按照新型工業化的要求，發展信息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用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貴州目前發展新型工業化應該加快建設國家重要資源及優質輕工產品基地，加快建設國家重要裝備制造業基地，以促進工業集群式布局，有序發展產業園區。貴州省環境脆弱，可耕地資源稀缺，山區農業比重大，農村人口多，土地貧瘠，生存條件差，長期實踐反復證明，靠發展農業解決“三農”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沒有出路的。對于農業人口占全省70%的貴州來說，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省內無法就地轉移，農村扶貧和農民增收無法根本解決，必須依賴于發展壯大工業，聚集城市人口，提高城鎮就業能力，擴大服務業整體規模和服務領域，通過工業發展的帶動作用，促進三次產業加速發展，促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互動發展。

三、貴州省發展新型工業化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本世紀初，我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進程取得了很大程度的進展，但是西部地區的進展明顯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貴州的發展水平就更為低下。目前貴州的工業化面臨著許多困難和障礙，貴州要擺脫貧困落后的面貌，實現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必須推進工業化進程，加快工業發展。

（二）在新型工業化背景下，貴州目前的發展現狀及應該通過什么樣的途徑來突破目前新型工業化的障礙，使貴州在不以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為代價的前提下，順利推進乃至實現貴州的新型工業化。

（三）我國發展新型工業化應該要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貴州省的工業科技含量不高，且貴州省信息化產業發展相對滯后，且沒有使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的發揮，這是貴州省發展新型工業化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

（四）貴州省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將我國推行新型工業化的政策體制落實，并按照貴州省現有的經濟狀況和工業發展狀況，更快更好的發展我省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按照黨的十六大報告的要求，使貴州省的工業走上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發工業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半工業化；華北鄉村；近代中國

本文以近代華北鄉村手工織布業為個案，分析半工業化在近代中國的興起、發展及其衰退的全過程。半工業化是相對于工業化而言的，從一般意義上講，工業化是指非生物動力取代生物動力的過程，西方傳統工業化史論者認為，以技術變革為核心的產業革命是工業化的開端，德國經濟史學家魯道夫．呂貝爾特在其名著《工業化史》一書中就曾經典性地指出：“在機器時代破曉以后，隨著紡織的機械化，隨著蒸汽機作為一項新的能源，隨著從單件生產過渡到系列生產，過渡到大規模生產，人類社會才開始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稱之為工業化的這種變化．”[1](P1)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史學界強調制度變遷重于技術進步，提出了原始工業化理論，把工業化的歷史追溯到大機器工業產生之前的農村手工業經濟內部，著重探討原始工業化與工業化第一階段、即紡織工業之間的聯系，美國經濟史學家門德爾斯于1972年發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業化：工業化進程的第一階段》，并不斷修正原始工業化的概念，最后將它表述為“為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布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如果從人類工業生產活動的整體而言，原始工業化對工業化的導向作用無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原始工業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義。但如果從單個國家和地區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能導向工業化，反過來說，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在工業化啟動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便銷聲匿跡，尤其在落后國家和地區，由于工業化基本上是移植外來工業文明的結果，原始工業化甚至傳統鄉村工業仍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不過，這時候的鄉村手工業作為工業化進程第一階段的“原始”意義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業、若干地區，工業化早期的鄉村手工業與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手工業確實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變，筆者主張用“半工業化”來描述這種現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業化”包括以下內涵：在工業化的背景下，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進步的、分工明確的專業性手工業鄉村的興起與發展。在一個時期中，鄉村手工業在地區經濟總量及家庭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鄉村手工業依附于農業的自然經濟狀態，轉向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關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華北織布業中的若干區域，如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就是半工業化特征最為明顯的地區．

首先，從技術進步層面分析．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機的鐵輪機，在整體上形成規模生產，如高陽，在1908年以前還使用雙手投梭的老式木機，生產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陽旅外人士從天津引進鐵輪機，到1914年，“高陽有織機2500—3700架之數，其中木機約十分之一二”，鐵輪機已開始占據絕對的優勢，此后高陽區內鐵輪機迅速增加，1915年，為5726架，1917年突破l萬臺，1920年超過2萬臺，到1928年達到29631臺，其中擁有技術水平較高的簍子提花機4056臺(P9-18)。改良機的應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種、提高了土布的標準化，高陽手織布的“最初制品僅有16支紗織成之白粗布、粗斜紋布兩種，宣統二年(1910—1911)間，添用20支及32支紗織標布、市布、細斜紋布、提花條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國元年更添用42支紗織造愛國布及各種袍料，民國七八年間更添用人造鷥造各色提花緞(俗名法麻緞，花色極繁)．”同樣，定縣在清朝末年，“于引進機紗之外，定入復將投梭改良為拉梭式，生產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輸入鐵輪機，紡織兩方面技術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縣織業，方能迅速發展。”濰縣織布區半工業化的興起和發展也離不開機紗的使用和改良織機的輸入，民國初年濰縣東鄉有人從天津攜機數架回鄉推廣傳習技術，改良出品，該機“系鐵輪木架之鐵木機，通稱鐵輪機．亦名腳踏織布機，各種輪軸系以生熟鐵制成，其架框則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長l公尺l寸，寬2公尺，計重250公斤，能織白粗布、蚊帳布、斜紋布、線呢、嗶嘰及各種提花布、白細布等．”該縣東鄉濰河沿岸各村莊手織業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織機，1915至1916年間發展到500臺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東鄉傳人南鄉、北鄉、西鄉，遍及全縣，布機達5萬臺以上，成為一個后起的半工業化地區。

其次，從市場層面分析，華北鄉村手工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費，而是為市場生產，尤其是為區域外市場生產．寶坻、高陽、定縣、濰縣等地區所生產的土布大多銷往本縣以外的市場，其中東北、內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區土布的主要市場，如寶坻土布業較為發達的1923年，棉布銷售額的92％和銷售值82％都在當時河北以外地區，具體銷售區域如表1：

表1 1923年寶坻棉布銷售區域

銷售區域|數量(匹)| 百分比|價值(元)| 百分比

熱河|3303000| 72|7392000| 6l

東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總計|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資料來源；方顯廷、畢相輝：《由寶坻手織工業觀察工業制度之演變》，《政治經濟學報》第4卷，第2期。

高陽棉布銷售區域更廣，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銷售高陽布共計515581匹，占全國銷售總額的42．95％，銷售值4283301元，占全國銷售值的40％。無論是銷售量還是銷售值，高陽棉布的主要市場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陽織布業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銷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僅為149889匹，銷售值為1379077元，在全國銷售額中的比重分別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陽布匹銷售區域分布情況

區域名稱|銷售數量(匹)|百分比|銷售價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東| 6700.0| 0.56| 82006.4l| o．76

綏遠|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爾|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陜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肅|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蘇| 1168.5| 0.10| 13157.04| 0.12

廣東| 1965| 0.16| 37751.03| 0.26

貴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總計|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資料來源：據吳知：《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第 236—238頁表重新計算編制。

19世紀90年代初，定縣棉布開始銷往境外，后，專營口外貿易的晉商在定縣開設的布店日多，定縣土布輸出也日益增多，據估計，1913年達200萬匹，1914年達260萬匹，1915年達400萬匹，約值2494000元，是定縣土布輸出的最高記錄．另據估計，濰縣織布區，“每年出布約1000萬匹，約值7500萬元以上。其銷路遍及全國，而且以河南為最。”（P132）后起的濰縣織布區也是以區域外市場為依托的。

最后，從鄉村手工業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來看，手工織布業在近代華北鄉村尤其是河北高陽、寶坻、定縣、山東濰縣等地區經濟總量及其家庭經濟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對傳統農業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轉而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聯系．在這些地區，農戶從事鄉村手工業所獲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區，如1924年，河北寶坻織布業經濟區內織戶每家依靠織布的平均純所得為105．1l元，依靠農作物的凈收入．佃農平均為26．38元，半自耕農為86．62元，也就是說，佃農農戶的織布收入約占總收入的80％，半自耕農的織布收入占總收入的55％，高陽織布區1932年共計50793人從事織布，據對344家織戶的抽樣統計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織布工資75．11元，占49．12元，自織布匹凈利45．60元，占29．82％，兩項合計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戶耕地凈利僅27 96元，占18．29％，副業及其他工藝收入4．24元，占2．77％。”(p142)可見，手工織布業在高陽農民家庭經濟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定縣、濰縣兩大織布區的情形與上述兩地大體相似。

明清史學者對于明清之際的中國是否存在著原始工：業化現象歧見明顯，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紡織業中沒有出現原始工業化的跡象。也就是說。直到前夕，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仍然處在家庭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之中，華北地區也不例外。那么工業化發生之后，為什么沒有摧毀手工棉織業?相反，是什么力量導致鄉村手工棉織業某種程度的發展呢?

首先，華北鄉村手織業的半工業化得益于早期工業化所帶來的技術進步。鄉村手工棉紡織業在我國農村有著悠久的傳統，這主要是受到農業生態環境惡劣、人均耕地嚴重不足的影響，直到前夕，以家庭為生產與消費單位的自給自足體系仍然廣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來經濟勢力的推動，一切仍如從前一樣，那么相信它還會繼續下去的．”(P11)在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我們不必諱言外國先進技術的客觀作用，“倘無外國之貨物與

技術之輸入，中國經濟社會恐猶是二千年來之社會，而不能有絲毫之改變．今日之得有新式工業，豈非受外國工業品之刺激而始然乎?”(P390)所謂“外來勢力”就是大機器工業的全球化浪潮，對于傳統的手工業來說，工業化尤如一面雙刃劍，它既給傳統手工業以致命一擊，又在一定意義上激活了鄉村手工業中的某些生產環節。對棉紡織業來說，遭受致命打擊的是傳統手紡紗，質優價廉的機紗剝離了手紡紗與手織布的緊密聯系，剝奪了它賴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織布業，長期因紡紗的供不應求而得不到發展的手工織布業，因此解除了發展的“瓶頸”，它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要求改良織機，提高效率。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相繼出現了改良的手拉機與足踏機，“拉機一人一日，約能織布四、五十尺”(P682)，比起老式的木機來，手拉機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鐵輪機的輸入，該機“每日可織布80至100尺之多，且無須用手來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寬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進口的寬面洋布。”(p11)改良織機的輸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織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質量，增加了花色品種，使其更適于市場需求。技術進步的機紗與改良織機的輸入與使用激活了鄉村手工業，“寶坻手織工業之興起，即系受新式織布機及洋紗輸入之影響”。華北其他鄉村織布業的半工業化亦莫不如此，這是就客觀條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觀上，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發軔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政府在“振興工藝”的口號下大力興辦工藝局，培養了一批適應半工業化所需的技術力量，這批鄉村技術人才的出現恰逢其時，他們回到鄉村，推動了半工業化的發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隸工藝局，所設實習工場從1903年至1907年，“先后畢業者共計二千余人”。此外，直隸各屬傳習工場藝徒人數達2712人[10](p526—532）。這些畢業生成為直隸乃至華北鄉村手工業的技術骨干，直隸“各屬民辦工廠，所用技師匠目，多屬該廠畢業工徒；東三省、山西、河南、陜西諸省官立工廠，來場調用工徒亦復不少。”[11](P1—2)“實習工場對華北手工業最大之貢獻，則為高陽土布之發展。蓋當時由工藝局行文各縣，提倡手工藝，經高陽李氏派人來實習工場實習機織，并由勸業鐵工廠供給織機。返鄉以后，逐年推廣，遂造成河北省高陽土布之巨大工業．”[12](p4—6）寶坻也同樣受益，直隸織布工場織染部設立后，“寶坻學生之來津習紡織者，即傳人日本機器及新式織布方法……肆意仿制，織布業亦于是發展矣。”山東各屬工藝局的“畢業工徒，無慮千數，分布各地，類能實行其所學說者。謂今日山東工業之發達，實基于此。”[13]

民間組織與地方能人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僅以高陽縣為例，該縣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陽商務分會肇始，1906年“高陽商會集資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購買織機，試辦工廠，是為高陽布實行改良之始，光緒末年商會諸人所辦之織布工廠已養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實習工廠及各縣工藝局養成之工徒，亦多散歸鄉間輾轉傳習，因之高陽附近農民熟悉織布新法日漸增多”，高陽商會還針對手織業者無力置機和購紗的狀況，“又聯合各布莊籌集資金，向天津購買大批織機，規定貸機并領紗織布之辦法”，同時“選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給織布客戶，改織寬面土布，推廣實行，日增月益”[14](p225)，該會還曾多次開會集議推廣鄉村手織業，僅在1910—1912年間就14次集會研究與土布有關的擴充鐵輪機、勸立織布場、籌議減免稅、設立工藝研究所等事宜，工藝研究所旨在“提倡織紡，振興實業，研究工藝，改良布質)”[14](p233)。正是由于該會“在事人員提倡織紡，悉心籌劃，調查本地之情形，因時度勢，煞費苦心，竭盡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計”[14](p227)。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高陽織布區已擴展成為包括高陽、蠡縣、安新、清苑、任邱等五縣共計414村、43萬人在內的以高陽縣城為中心的手織業經濟區。民國時期的高陽縣志載：“張興漢，字造卿，以商起家．……與韓偉卿、楊木森、李秉熙等創辦商會，改良織布．二十年來，附高百里間，賴織布以營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陽留祥左村人王士穎仿造改良機的示范效應也十分明顯，高陽購進東洋鐵機之初，“行之數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適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縣機聲相接，布貨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陽織布業最興盛時期，“本縣李叔良、李希古諸君賡續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國初年，蘇子權將提花機引進高陽。為高陽產品創新提供了技術支撐。還應指出，在高陽布業發展困難時期的1921—1925年，農村中一部分“能人”(一鄉或村中殷實而經驗豐富的機戶，在鄉里中較受人敬重)應商人之請，擔任“機領”或“機頭”，他們的職責：“(1)遇有商號須添雇機戶時，介紹新機戶；(2)指導督察他所領的機戶，努力工作，按時繳布；(3)如機戶有領線后，不能繳布的，代商號追索原料或償金．”(p22)“機領”或“機頭”的出現為高陽布業渡過困難時期作出了貢獻。

鄉村手工棉紡織業本來就是傳統農民家庭經濟的重要部分，是應對人口壓力、消化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在農業的經濟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業門徑尚未開辟之前，農民不會輕易放棄傳統手工業，這并非農民保守使然，實乃生存所必需。機器棉紡織業發展的趨勢本來是要摧毀鄉村手工棉紡織業的，它也確實摧毀了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中的紡紗環節，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場空間，使鄉村手工業陷入“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境，但它沒有足夠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織業，沒有使失業的手工業者得到新的工作機會，相反，它的畸形發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織業的基礎之上，因此客觀上激活了手工織布業。近代華北若干地區的民間組織、地方能人在這種困境中利用早期工業化所造成的客觀上的技術進步，引進先進工具，培養技術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徑，道路雖然崎嶇不平，但終究是一種進步。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主、客觀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華北若干區域的鄉村手工棉紡織業進入半工業化發展階段。

但是，除個別地區外，近代華北鄉村手織業大體上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就出現了明顯的衰退，有些地區的衰退出現得更早，其表現主要是生產萎縮、產量劇減、從事手工業生產的人數相應下降。如寶坻布業高峰時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織機8180架，1933年減為375架，減少了96％，織戶由7620戶減至360戶，減少了95％，產量則由3222920匹減為105000匹，減少97%。又如高陽織布業在1929年時開工的平面織布機約25000架，提花機約4300余架，使用棉紗約80000包，人造絲約20000箱，1930年，仍在生產的平面機約20000架，提花機約2300架，1931年平面織布機更減為15000架，提花機約1100余架，使用棉紗約25000包，人造絲約4000箱，衰落趨勢十分明顯(p27)。濰縣是一個后起的鄉村織布業經濟區，1937年后，織布業跌人谷底，據調查，此前濰縣織布區擁有織機10萬臺，此后，布機數量大帽下降，濰縣織布區僅存5000臺，其它布機或被嚴重破壞，或被迫拆賣、或流往濟南、青島、徐州、煙臺等地，所使用的棉紗從全盛時期的10萬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萬捆，濰縣土布業從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時論認為“手工業因為技術的缺乏科學基礎，生產的不經濟，制品之缺乏標準，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來之衰落，實由于此”[17]，這是從手工業生產內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業化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發展程度不同，相對而言，高陽、濰縣等地織布業的生產技術與花色品種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織戶不僅使用了技術冰平與效率均較高的鐵輪機和簍子提花機，而且所生產的布匹種類與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滿足用戶的所有需要，如棉布類包括白布、色布、條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紋布、寬面床單布、格紋布、斜紋條、羅紋布、小提花布、電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類有葛、綢、緞、羅紡、綈、麻絲格、襯里綢等。所以，調查者曾指出：高陽“所出各種布匹，名目過多，實舉不勝舉，且花紋顏色，日新月異”(p217—221)。還應指出，分散的農民織戶和富裕的農民已經出現了聯合開辦作坊、甚至手工工場的趨勢，以高陽最為典型，1926年至1932年，“興起了一種主匠制的家庭工廠和增加了許多織賣貨的織戶……工廠的廠主，大都就是織布工人出身，見織麻布的獲利，以他歷年的經驗和積蓄，自己或合伙開辦小規模的織布工廠，購織機自數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過十架，招收工人學徒，代他做準備及織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監督指導，但很少再親自動手了。”[10]有些織布工場甚至開始了向小型織布工廠轉化的的嘗試，如“民國22及23兩年(1923、1924)之間，同和工廠曾首先購置電力絡經機3架，整經機2架，緯線機1架，電力提花鐵木機1架，電力條紋鐵木機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動發電機再轉動各機，試驗成績，已有可觀．”(P30)這表明，華北鄉村織布業中的半工業化已經顯露出向工業化過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區都無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處于衰退之中，可見，技術與效率等內部因素并非是半工業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鄉村半工業化現象的萎縮是否是由于工業化的高度發展，已到了近代鄉村必須放棄傳統增長方式的地步呢?我們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鄉村織布業來說，機織布與手織布生產效率及生產成本的比較，調查中的分歧較大，據嚴中平考證，“普通力織機。織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時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碼，可管理二臺至六臺，即以四臺計，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碼，約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織機，每人每十一小時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碼，是即一人使用力機的產量，為使用手機產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過也有考證者認為，以人力為動力的鐵輪機與以電力帶動的鐵機每日(以12小時計)最高生產能力相等，均能織成長5丈2尺寬2尺4寸至5寸的32支頭等布一匹[20]。再比較生產成本．王子建曾對高陽織布區手織業與東南各省華商紡織廠作過以下對比，在高陽，每一機(鐵木機)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華商紡織廠，每一力織機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陽織100尺布的工資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廠里卻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動力設備等統加上去，后者仍站在優越的地位上(p141)．實際上，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對比，人工成本之外，機織布的間接生產成本(如間接人工、折舊、輔助物料、動力費、稅捐、修繕、保險費、職員薪金、職工伙食、文具等)、推銷及管理費用等均作比較。我們仍訴之于王子建對七省華商紗廠的調查，表3是各種規格機織布每匹總成本：

表3 各種規格機織粗細布每匹總成本(單位：元)

成本分類| 細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間接生產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銷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總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貿料來源：王子建、王鎮中：《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第216頁．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進一步核算，以12磅細紗為例，每匹布除漿質外，約用紗u．1磅左右，假定經緯紗均為22支，每磅紗價為0．54元，那么原紗成本即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項成本，共計8．121元。按上海貨價季刊所載，1932年12磅細布，全年平均每匹賣價，折合成銀元為9．378元。這樣，每銷售棉布一匹，可獲毛利1．257元。在此基礎上減去應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則所得純利益為0．260元。如按折合成銀元后的最低價、即7．832元售出，則又當虧損1．286元之多．因此，當時“若干布廠工程師，咸謂每織布一匹，當虧本一元”[21]（P218），看來，并非夸張。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鄉村手織業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計成本的勞動力)、及無需付出管理費用的事實，那么，即使按力織機四倍于手織機的生產效率算，機織布在競爭中也未必能占據絕對優勢。這也就說明，鄉村織布業中的傳統增長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鄉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這種現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國城市低度工業化狀況所造成的，在一個較長時間內，鄉村半工業化與城市低度工業化將共處共存．

從王業文明進化史看，近代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不過曇花一現，但它卻留下了絢麗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傳統手工業，也非工業化前的原始工業化，而是在大機器工業已經產生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傳統手工業尋求生存與發展的一種積極方式。盡管在種種外力的干擾下，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進程被迫中斷，但就已經出現的向工業化轉化的趨勢來判斷，半工業化實際上是傳統手工業與大機器工業之間的一種動態現象．在落后國家和地區，城市低度工業化與鄉村半工業化將在一個相當時期內相互依存，如何促進半工業化向工業化轉化，是全面實現工業化不可忽視的一個領域．

[參考文獻]

[1] [德]魯道夫·呂貝爾特．工業化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吳知．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高陽之布業[J]．中外經濟周刊，1927年1月8日(195號)．

嚴中平。定縣手工棉紡織業之生產制度[J]．社會科學雜志，1937年9月(3)．

山東濰縣之織布業[J]．工商半月刊，1934年1月(1)。

王子建．中國土布業之前途[千家駒編．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C]．上海：中華書局，1936．

方顯廷，畢相輝，由寶坻手織工業觀察工業制度之演變[J]．政治經濟學報．1936，(2)．

．中國之工業化[A]．全集：第9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

[10]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Z]．北京：三聯書店，1957．

[11] 孫多森．直隸實業匯編：卷6[Z]．1910年勸業公所鉛印本．

[12] 周叔媜．周止庵先生別傳[M]．民國37年鉛印本．

[13] 濟南土業勃興及其現狀[J]．中外經濟周刊．1924年11月8日(87)．

[14] 天津市檔案館．天津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15] 李曉冷等．民國高陽縣志：卷五[M]．民國22年鉛印本．

[16]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4卷[Z]．北京：中華書局，1962．

[17] 顧毓泉．手藝工業與農村復興[J]．東方雜志，1935年4月(7)．

[18] 吳知．從一般工業制度的演進觀察高陽的織布工業[J]．政治經濟學報，1934．(1)．

[19]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3卷[Z]．北京：三聯書店．1957．

[20] 程海峰．我國工人之工作效率[J]．國際勞工通訊，1938年3月(3)．

[21]王子建，王鎮中．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R]．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On the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Village’s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