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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病理性說謊是一種長期頻繁說謊的行為，謊言內容具有幻想性且個體缺乏明顯的利益動機，目前它的診斷標準還未達成一致。病理性說謊者的神經生理和心理機制存在異常，目前還未見有效的藥物或心理治療方法。病理性說謊與某些精神障礙中的說謊行為容易混淆，需要進行謹慎區分。病理性說謊涉及違法犯罪時，給司法實踐帶來了挑戰，應予以更多關注。

【關鍵詞】

病理性說謊；幻想性謊語癖；精神障礙；人格障礙

說謊是一種與道德意義有關的行為，也是生活中常見的行為。說謊一方面具有某種社會功能，例如使人際交往更順利，另一方面也會產生負面效果，例如導致信譽喪失、甚至違法犯罪。病理性說謊是一種不同于一般說謊的精神障礙，病理性說謊者包括普通人，也不乏社會精英，但病理性說謊同樣給他們的工作、生活帶來了高風險，例如與親友、同事或雇主的關系破裂，使經濟狀況陷入困境，甚至與法律或有關行政部門發生沖突。在偵查、起訴、審理和刑罰執行等司法實踐過程中，病理性說謊給案件偵查、司法精神鑒定、證人證言認定、罪犯矯正等方面帶來了困擾，因此值得我們給與更多關注。

1病理性說謊的定義和特點

1.1病理性說謊的定義

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精神病學文獻中就有關于病理性說謊的記錄。德國醫生Anton Delbruck于1891年第一次描述了該現象，他發現自己的某些病人說謊異常頻繁并建議將其劃分為特殊的類別，他使用幻想性謊語癖這一術語來定義這類病人。病理性說謊、幻想性謊語癖、謊言癖和病態說謊這些術語在現有文獻中會交替使用，但是所描述的是否為同一現象仍存在爭議。其中病理性說謊和幻想性謊語癖最常使用，已被視為同義詞。病理性說謊的定義目前未達成一致，最多被接受的定義由Healy和Hraly于1915年提出，即病理性說謊是指不能確診為精神病、智力低下或者癲癇的個體，頻繁、反復地持續多年（甚至終生）的說謊行為，他們的謊言內容廣泛而復雜，缺乏明顯的自身利益動機。

1.2病理性說謊的特點

精神醫生們通過臨床觀察和個案研究發現，病理性說謊與一般的說謊行為在說謊的動機、程度、頻率和內容等方面存在差異，核心差異是對謊言的辨認和控制能力。病理性說謊具有強迫性和沖動性，缺乏控制能力是其關鍵特征。例如病人報告說有種不得不說謊的感受，聽到謊言從自己嘴里冒出來后，才意識到自己說了謊。一般說謊有明確的動機，例如獲得經濟利益、增加人際吸引，或者避免擔責任、受懲罰等。病理性說謊的動機則非常模糊，沒有顯而易見的個人利益，似乎說謊本身就是目的。一般說謊涉及特定場合與事件，而病理性說謊涉及生活瑣事和重大事件，他們在任何場合都會說謊且異常頻繁。但過多說謊并不是診斷的必要標準，關鍵在于個體對說謊的覺察和控制能力。病理性說謊的內容雖具有一定現實基礎，但通常包含夸張、傳奇的情節，內容復雜而廣泛，其精心編排程度已遠超過所能獲利的必要程度。他們常把自己編排成出身名門、高學歷、受追捧的角色，或者編造一些不尋常的經歷，例如身患絕癥、家人慘死、曾經環游世界或殺人等。精神醫生從病人的親友、同事、雇主等處充分收集信息后，一般都能驗證這些故事并非屬實。

2病理性說謊與精神障礙的關系

病理性說謊在疾病的診斷和分類方面爭議最多，它是一種癥狀還是一種疾病，隸屬于某種精神障礙還是可以獨立分類，精神病學家尚未達成一致意見。病理性說謊容易和那些與欺騙行為有關的精神疾病和做作性障礙產生混淆，需進行謹慎區分。

2.1病理性說謊與妄想

病理性說謊與妄想應做嚴格區分。妄想不是故意欺騙，而是對錯誤感知的頑固信念，即呈現客觀證據也無法動搖或扭轉該信念，妄想常被視為精神分裂的一項癥狀。目前對病理性說謊者的現實檢驗能力存在分歧：一種觀點認為，患者存在現實檢驗能力的損傷，臨床觀察中他們對自己謊言的相信程度已近乎于妄想。另一種觀點認為，病人具有辨認能力，說謊行為是故意的；根據臨床經驗，若排除因使用酒精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引發的妄想，當病理性說謊者面對精神醫生反復、強烈的質疑和面質時，他們至少能夠部分承認自己所言非真，或者經常更改說過的話，而且他們在日常事務上具有良好的判斷力，甚至能夠擁有成功的事業，這表明他們具有相當程度的現實檢驗能力。

2.2病理性說謊與做作性障礙

做作性障礙，也稱為孟喬森綜合征，是指個體有意識地虛假報告、偽裝或者故意導致自己或他人（通常是其照顧對象，如兒童）出現某些疾病癥狀，并異常反復求醫的行為。而病理性說謊的內容更廣泛，不限于裝病和求醫方面。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V），已將它從做作性障礙的診斷標準中移除。

2.3病理性說謊與人格障礙

病理性說謊與人格障的關系探討最多，因為某些人格障礙的癥狀會涉及說謊行為，但也不一定具有病理性。病理性說謊可能單獨發生，也可能與某些人格障礙共病。病理性說謊與精神病態和反社會人格障礙的關系最為密切，是其核心的臨床特征之一。精神病態屬于嚴重的人格障礙，主要表現在人際關系、情感、生活方式和反社會行為這4個方面，特點包括自我中心、浮夸、欺詐、操縱他人、情感膚淺、沖動和感覺尋求等，患者容易違反社會規則，且缺乏羞恥、內疚和懊悔感。ASPD與精神病態的區別在于，前者更注重反社會行為，而后者尤其強調個體在情感和人際上的異常。雖然ASPD患者反復、持續說謊的部分原因是滿足某種內在需求，但主要目的是獲取外部利益。邊緣型人格障礙的自我同一性不穩定，對自己、他人、事物的態度極端且經常變動，具有情緒調節異常和慢性自殺的問題。自我同一性不成熟的狀態容易加深孤獨感，患者會因極度擔心被拋棄而對現實進行歪曲解釋。病理性說謊也有缺乏沖動控制的特點，但病因不符合上述解釋，也沒有慢性自殺癥狀。但是BPD患者為滿足自戀需求和提升自尊而說謊，是病理性說謊發展的關鍵，患者否認過去、理想化、價值貶低等防御機制，可能成為滋生病理性說謊的溫床。表演型人格障礙患者富于幻想、言行夸張且過分感情用事，他們極度想要得到關注，有時會以不切實際的想象補充事實。嚴重的個案中，說謊頻繁程度類似于病理性說謊。自戀型人格障礙患者為了獲得他人的贊賞和仰慕，也會經常編造一些自我膨脹的虛假故事。病理性說謊可能也存在類似動機，但在說謊目的明確程度上與二者有異。綜上所述，在評估說謊是否具有病理性質時，需要仔細考察患者對說謊的辨認和控制能力、說謊動機、社會功能損傷程度等。Dike等人建議將病理性說謊劃分為主型和亞型兩種，劃分依據是先前是否存在某些精神障礙導致頻繁說謊；或者根據它沖動性和強迫性的特點，將其相應地劃分到沖動控制障礙或強迫癥診斷分類中。雖然病理性說謊在診斷分類方面還有很多爭議，但獨立的分類會提升其研究關注度，對制定治療方案、評估治療效果也會更有利。

3病理性說謊的神經生理機制

目前對病理性說謊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還很少，但此類研究十分重要，可以為鑒別診斷提供科學依據，也可為后續治療予以指導。現有研究表明，病理性說謊與生理因素有關，尤其是中樞神經系統。King等人對72例幻想性謊語癖的研究發現，至少40％的個案存在中樞神經系統的異常，例如癲癇、異常腦電波、頭部外傷和中樞神經系統感染。但是病理性說謊者不存在智力缺陷，其智商可達到或略低于正常人水平，言語智商顯著高于操作智商。病理性說謊者的大腦結構可能存在異常。Yang等人使用結構磁共振成像對10名病理性說謊者的研究結果發現，與反社會人格障礙組（14人）和正常人對照組（20人）相比，病理性說謊者前額葉的眶額皮層、額下回和內側額葉皮層的白質體積增多了22％～36％，前額葉白質和灰質比值與對照組相比降低了36％～42％。研究者強調，說謊的神經生物學基礎非常復雜，還應考慮到神經回路，可能患者反復使用前額葉神經回路，形成了一種練習效應，最終導致腦形態的永久性改變。而前額葉區域白質的增多（灰質未減少），提升了前額皮層回路信息交換的速度，可能使個體傾向于維持病理性說謊的生活方式。因此，白質增多也許可以預測病理性說謊的傾向。病理性說謊者的腦功能可能存在異常。Pletti等人的研究發現，病理性說謊者的前額葉功能失調，他們具有認知神經方面的缺陷。Modell等人使用單光子發射斷層掃描技術，對一例病理性說謊者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與左側丘腦相比，患者右側丘腦的示蹤劑攝取比率顯著低于正常值，右側額下回的示蹤劑攝取比率也表現出一致性的降低。示蹤劑的顯著性降低表明血流量的相應減少，很可能致使右側丘腦半球的激活功能受損，從而引起部分傳入神經阻滯，影響它與同側前額葉的聯系。丘腦在情緒和行為調節方面具有廣泛作用，右側丘腦和右側前額葉激活水平降低，導致二者間的積極反饋回路不受抑制，也許可以解釋患者說謊行為的強迫性和沖動性癥狀，以及對刺激不恰當的行為和認知反應。雖然上述研究強調了前額葉的重要性，但應謹慎對待這些研究結果。因為目前對病理性說謊的定義還未達成一致，這會影響研究樣本的入組標準，可能使不同研究結果無法進行直接比較。而且現有研究數量較少，還不能提供充分的證據，來確定腦結構或腦功能的改變與病理性說謊之間的因果關系，這還需未來研究的繼續探索。

4病理性說謊的心理機制

目前對病理性說謊心理機制的實證研究不足，研究者們嘗試從不同的心理學理論視角來進行解釋。在人格方面，善于說謊的人具有自我中心、操縱性、喜愛交際的特點，但他們的社會化水平比常人低。病理性說謊具有神經質的特性。高神經質個體的負性情緒容易被激活，且難以進行自我調節。神經質還促進了“虛偽”這一人格特性的發展，Wiersma在臨床觀察中發現，幻想性謊語癖與神經質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極度的虛榮心、自負和自我中心主義。他的1項調查結果顯示，幻想性謊語癖和神經質個體，比正常人更多地表現出懶惰（活力低）、偶爾勤勉、情緒化、暴力、喜歡變化和經常更換職業的特點。King等人認為，病理性說謊背后的心理缺陷會影響認知功能，導致個體對“真實”這種抽象概念的信息加工存在缺陷；而缺乏“內疚”這種與說謊有關的負面情感，會致使個體形成冷酷、操縱他人、沖動甚至精神病態這些具有反社會性的人格特質，造成人際功能的損傷。但也有證據表明，病理性說謊者在測謊測驗中，對說謊會表現出正常的內疚反應。病理性說謊的精神動力學解釋包括，心理防御策略、自我認同、早期親子關系不和諧等。病理性說謊可能是“心愿的精神障礙”，為了幫助個體逃避壓力情境，或對過去創傷、身體缺陷予以彌補。幻想性謊語癖常會出現在那些自我感脆弱和低自尊的個體中，也許是保護自我認同的一種策略，也避免低自尊帶來的不愉快感受。低自尊個體則傾向于采用退避、幻想、自責、合理化的消極應對方式。他們可能形成了假自體這種防御形式，其特點是理想化、追求完美、自感非凡、操縱性等，這與病理性說謊的部分癥狀十分吻合。假自體會導致低自尊、絕望、抑郁、自我隔離等消極后果，使個體難以發展出成熟的自我認同和良好的人際關系，其形成與個體童年早期過度卷入式的親子關系有關，兒童為了討好母親而屈從真實自我，這在青春期更為凸顯。

5病理性說謊的治療

病理性說謊一般被認為可以治療，但它給精神醫生和心理治療師帶來了挑戰，雙方在建立治療聯盟方面尤其困難。因為患者一般能夠進行正常生活，因此很少主動求醫、就診率低，多是在家人或法律的強制下被動開始治療；面對習慣性說謊的病人時，治療者也容易產生消極的反移情。病理性說謊治療模式的探討包括心理療法，例如精神動力學和認知行為療法；也包括藥物治療，例如建議使用抗抑郁藥物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治療說謊的強迫性，使用抗驚厥藥物治療說謊的沖動性。在治療效果上，仍缺乏實證數據的充分支持，雖然多數研究者提倡將心理和藥物治療方法相結合，但在具體使用哪些藥物和哪種治療方法上仍不明確。Modell等人曾嘗試用氟西汀、鋰和認知行為療法治療病理性說謊，但無顯著效果，不過這僅是1項研究的結果，整個治療過程的報告也不夠詳細。

6病理性說謊對司法實踐的影響

病理性說謊與犯罪行為之間具有相當程度的聯系，與之有關的犯罪通常包括詐騙、盜竊、偽造和剽竊等。與病理性說謊關系密切的精神病態、AS-PD和BPD，在罪犯群體中的患病率較高。在一般人群中精神病態者約占1％，而在罪犯中占15％～25％。精神病態型罪犯常涉及嚴重和殘忍的暴力犯罪，他們再犯率高、矯正效果差。根據美國康乃狄克州五所監獄的調查結果，39.5％的男犯和27.0％的女犯符合ASPD的診斷，12.9％的男犯和23.2％的女犯符合BPD的診斷。但是對病理性說謊的流行病學研究非常少，在普通人中的患病率還是未知。然而，有1項對1000例再犯青少年的研究結果表明，15％的男性和26％的女性青少年具有頻繁說謊的歷史，據保守估計，其中符合病理性說謊的有8～10人，即患病率接近1%。另外，25％的男性或女性患者會假裝生病，男性患者更可能觸及法律問題。病理性說謊涉及司法實踐時，對司法系統的工作人員影響廣泛，包括偵查人員、法官、精神衛生工作者、罪犯矯正工作者等，因此應予以重視。在案件偵查階段，病理性說謊可能影響偵查機關對犯罪事實的確認，消耗更多的人力和時間。他們供述的違法事件數量和嚴重程度，可能會遠超過客觀事實。例如，被司法精神鑒定為病理性說謊的一例盜竊犯嫌疑人，生動地描述了多次盜竊、打傷他人的行為等，但警察多方求證后，發現有些內容屬完全虛構。在案件審理階段，病理性說謊會給法官和律師帶來困擾。病理性說謊者可能會控告他人沒有實施過的罪行，或編排虛假信息作為證人證言。此時法官在判決其是否構成誣告罪或偽證罪之前，需要求助于司法精神鑒定專家。他們的受審能力也存在爭議，判斷受審能力的標準之一是，被告人能否與辯護律師充分合作以得到利己的辯護。病理性的說謊模式，使律師難以得到可靠的資料以采取恰當的辯護策略。在司法精神鑒定中，病理性說謊給鑒定專家帶來了挑戰。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的技術包括精神檢查、體格檢查、神經系統檢查、心理學檢查和其他輔助檢查方法。鑒定內容包括刑事責任能力、受審能力、服刑能力和性自衛能力等。精神檢查時，精神醫生可能因缺乏對病理性說謊的認知，而無法做出準確的診斷。心理檢查時，即使采用信效度較好的測量工具，也很難通過自陳量表獲得病理性說謊者的實情，因此可考慮他評方式。對病理性說謊者刑事責任能力的鑒定是重點，需要對其在實施犯罪時的辨認和控制能力進行判斷。病理性說謊者在受到強烈的質疑時，能夠部分承認自己的謊言，對日常生活事務有良好的判斷力，因此不能說他們完全喪失了辨認能力。但病理性說謊的強迫性和沖動性，可能使其自控能力減弱。病理性說謊很可能是一種人格障礙，而人格障礙在司法精神鑒定中，多數被評定為完全責任能力，少數因明顯偏離正常而評定為限制責任能力，但民事行為能力、受審能力、服刑能力等一般無顯著影響。在刑罰執行階段，他們也是棘手的矯正或治療對象。在監獄服刑的病理性說謊者，其反復說謊的行為容易激怒他人，也使矯正工作者難以判斷實情，無法采取恰當的矯正措施，影響改造效果。若在醫院中，他們廣泛的謊言會影響病情診斷，由于缺乏治療動機、難以建立治療聯盟，也使治療進程控制和效果評估變得更加困難，因此他們的住院時間可能更長，占用更多司法領域的醫療資源。

7局限和展望

目前國內外對病理性說謊的研究還不充分，主要是個案報告和理論分析，實證數據不足。但現有研究表明，病理性說謊者前額葉的結構和功能，以及右側丘腦功能存在異常；其人格結構發生了更深刻的改變，認知和情感功能也存在異常，他們常使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策略；在治療方面則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案。病理性說謊涉及違法犯罪時，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困擾，尤其給司法精神鑒定專家帶來了挑戰。未來應加強相關病因學研究，亟需對病理性說謊達成統一的診斷標準。應增加病理性說謊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為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提供科學依據。未來還要重視開發針對病理性說謊的測量工具，其中應包含測謊方式。Hare的精神病態檢核表（修訂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中就包含病理性說謊的條目。因此，PCL-R中的病理性說謊或詐騙／操控性行為分數，常被研究者作為病理性說謊的篩選標準；或者使用DSM中反社會人格障礙的不誠實／詐病條目作為診斷標準。但這些篩選標準畢竟不是有針對性的，可能與臨床觀察的病理性說謊癥狀存在差異。未來研究還應進一步明確病理性說謊與詐騙、盜竊、偽造和剽竊等犯罪行為的關聯程度，也許它可以作為風險因素之一，為此類犯罪的再犯風險評估做出貢獻。在治療方面，還需收集更多系統的實證數據，探討具體的治療方案，對可用藥物的種類、劑量也應進行更細致的研究。未來神經影像技術的新發現，也可能促進相應干預措施的發展。總之，我們在司法實踐中對病理性說謊的認識還太少，期待將來能夠在司法工作人員，尤其是司法精神鑒定專家的培訓中加入此方面內容，以期在司法實踐中提高病理性說謊的識別率、促進未來研究并幫助司法公正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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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樂雅 肖玉琴 張峰 張卓 楊波 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