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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豪斯與中國工業設計

包豪斯與中國工業設計的關聯是千絲萬縷的，其不僅體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所用商品上，還體現在設計的精神上。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設計的發展，也經歷了包豪斯這一“西體”如何“中用”的疑惑。包豪斯對中國工業設計的影響與指導作用主要體現在設計基礎教育、對現代設計品質的確立以及對工業發展指導方針的確立上。作為一所探索現代設計的院校，其對中國工業設計教育的影響是最直接、最顯而易見的。早在20世紀初，龐熏琹、陳之佛、雷圭元、鄭可等留學生就將包豪斯的設計思想引入我國，由于當時的中國并沒有發展包豪斯的大工業生產基礎，加之國人對設計的認知基本為零，所以包豪斯的首次引進的影響領域主要在裝飾藝術與平面設計方面。20世紀80年代，香港大一藝術設計學院院長呂立勛來北京演講，自此三大構成開始進入各大院校。隨著三大構成在教學上的廣泛引入，逐漸產生了“三大構成就是現代工業設計”的誤解。同時，構成教學的程式化忽視了對藝術感覺和創造性思維的培養，切斷了與傳統文化根基的聯系。這恰恰背離了包豪斯最初所提倡的藝術與技術相結合的思想，也造成了工業設計教育畢業生多而人才少的結果。同時，作為基礎課程的三大構成多為日本三大構成課程的翻版，而非原汁原味的包豪斯基礎課程教育。所以，對中國的構成教學所產生的詬病并不能直接歸咎于包豪斯本身，而是日本在學習包豪斯的過程中整理改編而造成的。此外，包豪斯還將現代設計的品質與精神帶入了中國工業設計。現代設計的批量化生產對物的現代品質的確立消解了傳統手工藝造物中的意義疊加，使物感得到了直接呈現，這也是包豪斯所強調的形式符合功能的本質所在。包豪斯所推崇的“功能先于形式”的思考方式也在我國工業發展過程中對產品設計的要求與政策中體現出來，如，初期對于產品設計“實用、經濟、美觀”的要求以及后來對“質量、品種、效益”的提倡都是包豪斯設計思想在中國的發展。此外，在設計精神方面，包豪斯所提倡的“做中學”的精神在廣州美術學院得到了實踐，如其創辦的“雷鳥產品設計中心”，將產、學、研結合起來，這種務實精神對中國工業設計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綜上所述，包豪斯對中國工業設計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但是單純學習他人的設計經驗無法應對中國本土的問題，同時還會產生很多不必要的誤讀。

二、重提包豪斯

如今，重提包豪斯是基于三大構成導致傳統文化在設計教育中缺失以及當下中國制造面臨向創造轉型的契機。關于設計教學中三大構成對傳統文化的忽視，恰恰是因為對包豪斯的學習不夠深入和認知片面造成的。三大構成在設計教育中的存在雖然造成了一些弊端，但是從總體來看，其積極意義仍大于負面效應。三大構成作為基礎教育，使學生對造型設計有了系統和規律的認知，也使我國走出了盲目的、憑感覺的繪畫式設計教育模式，更加符合現代工業化的大批量生產。而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的問題，則基于包豪斯所提倡的精神與當下需要的一致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廉價的原材料和勞動力發展壯大了加工制造業，但隨著廉價優勢的消逝以及反傾銷案的屢屢發生，市場經濟的需要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得中國制造業的轉型迫在眉睫。包豪斯在工業文明與設計文化方面的研究，不僅為我國制造業的轉型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參考，更為我們提供了工業設計的準則與規范。

三、新起點的包豪斯

中國化自洋務運動開始我國就誕生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但是清王朝并未使西學在中國得到真正的重視，只是流于淺表，使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成為空談。如今，包豪斯設計思想的中國化探索應建立在對其內涵精髓的深刻理解以及對當下中國情境的準確把握基礎上。這是一個創造性轉化的過程，其意義在于為當下的中國工業設計提供理論支撐與方法借鑒。這就需要我們發揚包豪斯的“做中學”的精神，努力創造與積累中國工業設計的經驗，走自己的路，這就是包豪斯中國化的意義所在。

作者：李萌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