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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內在蘊意

列寧無疑開創了一個東方落后農業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先河，對于一個滿目瘡痍、苦難深重的落后國家而言，建設社會主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可想而知。當時的俄國處于戰后恢復國民經濟的階段，建設社會主義是擺在黨和人民面臨的艱巨任務。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大都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而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實現的，因此，政治和社會的變革往往成為文化變革的先導。而早在十月革命勝利前后一段時間內，俄國黨內黨外彌漫著以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代表人物為代表的一部分人，借口俄國缺乏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前提來否定俄國革命的論調。如：在普列漢諾夫眼中，他認為社會主義在俄國根本行不通，曾預言俄國的冒險行動就好像：“一個懷孕婦女，她瘋狂萬分地猛跳，為了把她無法忍受的懷孕期縮短并且引起早產。這樣生下來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但是針對這種相反的論調，列寧并沒有放棄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而是堅定地認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因此，在列寧看來，時代的發展為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創造了機遇，十月革命并沒有違背歷史發展的規律，俄國文化的落后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并行不悖的，是可以相容的。我們完全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無產階級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事業逐步展開，在革命前隱藏著的落后文化與先進的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便日益凸現出來。但是，面對俄國這樣一個文盲占人口多數的落后國家，文化的極端落后與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極不相稱。列寧在晚年有非常清楚地認識，他認為：“在一個文盲的國家里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可以先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但社會主義的建設不能超越歷史發展的必然階段。因此，列寧在《日記摘錄》中驚嘆道：“問題就在于我們直到今天還沒有擺脫半亞洲式的不文明狀態，如果我們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擺脫的。”接著，列寧在《論合作社》中講到：“為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目前我們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別聰明的辦法。可是為要完成這一‘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場變革，需要有全體人民群眾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個階段。”列寧分析到:“群眾是在這個舊制度下教養出來的，他們從吃母親奶的時候起就接受了這個制度的原則、習慣、傳統和信仰。”他認為，要想切實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改變其思想方式和行為習慣，“這就需要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度過這個時代也要一二十年”。但“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社會主義不但需要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水平，社會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而且需要有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民主政治，人民群眾得以真正當家做主，更需要實現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價值目標的先進文化，才有可能真正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列寧晚年已經深刻認識到，社會主義不能離開文化建設，文化落后不是社會主義，更建不成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應該是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內在意蘊。

二、文化建設是實現經濟強國的現實訴求

經濟的進步或變革與一定的社會文化存在密切關聯。列寧直至逝世，一直堅持認為俄國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但是，任何社會的文化都是在一定的歷史軌跡中，以不斷繼承的方式向前邁進。因此，歷史的文化基因是任何社會進步過程中都揮之不去的要素。在現實生活中，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常出現不完全同步性，主要表現為：文化建設如果落后于經濟建設，則會對經濟建設起阻礙作用；反之，將會為經濟建設提供思想保證和智力支持。但在十月革命之前，即使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列寧在思想中還沒有清晰地認識到俄國文化的落后將會制約俄國經濟的發展，在對文化和經濟的關系估計上存在著一定的失誤與偏差。但列寧的偉大之處在于他能夠迅速從迷霧中走出，找到通向光明的方向。文化落后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首要弊端就是缺乏對現代市場經濟的知識和本領的掌握。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必須把經濟建設放在首要位置，這不僅是馬克思而且也是列寧一貫堅持的思想。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強大的物質基礎之上，只有建立強大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才能穩固，才能在經濟上趕超并最終戰勝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實現經濟強國，建立強大的物質基礎是無產階級在掌握政權之后的必然選擇。但是，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列寧愈發感覺到在對俄國走向社會主義構成嚴重制約的諸多種因素中，文化落后更具根本性。因此，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一年之后，列寧對此問題產生了更清醒、更深刻、更全面地認識，具體表現為：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不久，列寧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員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向全黨鄭重提出：“新經濟政策本身就意味著文化上的進步，因而需要學習。

在滅亡的威脅下，學習不能不是一項嚴峻的任務。”但是“學習什么呢？首先是識字。如果這個起碼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那么談新經濟政策是可笑的”。其次，文化的落后不但使人們缺乏從事大機器生產的能力，而且影響到俄國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有效貫徹。值得注意的是，俄國是典型的農業大國，農民人口占總人口的大多數，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俄國實現經濟強國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列寧晚年特別注重在農民中開展文化教育工作，以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水平。我們知道，為了加快俄國農村經濟發展，列寧提出了合作化思想。雖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國農村已經有了農村合作社組織，但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把它看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之一，主張通過它來實現勞動者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商品交換，認為國家可以通過合作社來掌握商品交換的情況，并對商品交換的過程進行有效監督。由于合作社具有這樣的作用和意義，又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集體化的傾向，即社員將在合作社的交換活動中逐漸養成集體生活的意識和習慣。所以列寧晚年提出，合作社的發展等于社會主義的發展，必須大力發展合作社。這在當時，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恢復國民經濟和工農聯盟，是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改革。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在一定程度上的復活，特別是在一部分農民中間，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嚴重、勢力比較猖獗。面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列寧認為要通過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來促進合作化。他審時度勢地指出：“這種在農民中進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經濟目的來說，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實現了合作化，我們也就在社會主義基地上站穩了腳跟。但完全合作化這一條件本身就包含有農民（正是人數眾多的農民）的文化水平的問題，就是說，沒有一場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這無疑是列寧針對俄國農村實際所作出的準確判斷和科學分析。要使俄國迅速恢復和發展商品經濟本身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我們考慮到十月革命后俄國社會主義國情，尤其是俄國文化的極端落后性在文化技術、觀念上對俄國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深層次制約，那么我們不得不說，實現經濟強國必然訴求于文化上的強國。

三、文化建設是發展民主政治的迫切要求

建設社會主義，探尋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新型民主是其發展民主政治的必然需要，這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應有之義。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世界范圍內民主化的一般進程，應當是從封建專制，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再上升為新型的、更高級的社會主義民主。然而俄國在沙皇專制的長期統治下，封建專制的土壤仍在不斷地滋生著封建思想意識，個人集權等帶有封建主義色彩的陳年老貨依舊存在，這無疑給俄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帶來嚴峻挑戰。列寧在1922年3月強忍病痛，最后一次參加黨的代表大會時，作了長達3萬字的政治報告。通讀其文，我們不難看出列寧晚年的憂慮，我們的社會主義為什么是這樣？我們到底缺少什么？是政治權力不夠嗎？還是經濟力量不足？列寧認為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產黨員缺少文化”。首先，列寧認為俄國先進的政治制度和落后的文化水平極不對稱，必須通過文化建設來提高和改善俄國黨和國家機關工作。在1922年3月，列寧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力量都完全可以保證我們向共產主義過渡，但我們的共產黨員缺少本領，缺少管理的文化。同時，列寧晚年在關于改善國家機關的遺囑《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也深刻指出：“我們國家機關的情況，即使不令人厭惡，至少也非常可悲。”“他們直到現在還沒有具備建立這種機關所必需的文化修養。而做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為了革新我們的國家機關，我們一定要給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在列寧看來，俄國在改善我們的國家機關方面已經瞎忙了五年，俄國已經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前提，但是俄國的文明程度還遠遠不夠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其次，值得指出的是，列寧晚年對俄國國家機關中出現的官僚主義現象恨之入骨。官僚主義是一種很復雜的歷史現象和政治現象。在十月革命后特別是進入新經濟政策時期，俄共（布）和俄國國家機關中暴露出嚴重的官僚主義現象，驕傲自大、命令主義等弊病以不同形式出現，這引起了列寧晚年的高度擔憂：在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下，官僚主義怎么會產生而且日趨嚴重化呢？列寧認為文化水平低是官僚主義日益滋生和不斷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指出：“看來是受到了我們真正俄羅斯式的（盡管是蘇維埃式的）官僚主義這種一般環境的壓抑。”因此，他認為，必須通過有效的文化建設來改善俄國的文化環境，進而達到有效克服官僚主義的目的，并且在他看來，必須堅決清除這種敵人，在這方面不能有任何動搖。列寧清楚地認識到正是俄國“文化上的落后卻限制了蘇維埃政權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復活”。在俄共（布）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列寧以舉例子的方式警告全黨：“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負責的共產黨員和一堆官僚主義的龐然大物來說，是誰領導誰呢？說共產黨員在領導這堆龐然大物，我很懷疑這種說法。說句實話，不是他們在領導，而是他們被領導。”革命的勝利者成為文化上的失敗者在世界歷史范圍內屢見不鮮。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認為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及其廣大人民群眾必須盡快實現身份的轉變，去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民主、更高級的自由。正如他在《論合作社》一文中指出的：“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國際關系撇開不談，只就國內經濟關系來說，那么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在于文化主義。”因此，在列寧看來，文化建設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迫切要求。四、文化建設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外在壓力文化是一個國家在世界中的識別碼，是一個國家的根之所系、脈之所維，是一個國家的集體記憶和精神家園，決定著國家的素質、能力和興衰，事關國魂、國脈和國力。十月革命后，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這使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驚恐萬分，視之為洪水猛獸，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因此，俄國不僅在經濟發展上面臨西方資本主義的排擠與挑戰，而且在文化發展上更是面臨著非同尋常的外在壓力。西方文化作為一種強勢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發展中占據著主流和中心地位，對其他文化形態產生不平等和不均衡的信息流動。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文化領域對俄國的萬般責難，列寧晚年充分認識到，要想更好地維護俄國的文化安全，除了要在策略上抵制和防范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滲透外，最為根本的是必須練好內功。正如列寧晚年在《日記摘錄》中指出：“當我們高談無產階級文化及其與資產階級文化的關系時，事實提供的數據向我們表明，在我國就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狀況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們距離普遍識字還遠得很，甚至和沙皇時代（1897年）比，我們的進步也太慢。……這說明我們還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達到西歐一個普通文明國家的水平”。

毋庸置疑，社會主義的俄國也只有努力加強自己的文化建設，才能增強自己文化的感召力和影響力，使人民群眾真正從內心深處選擇社會主義，為俄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筑起堅不可摧的思想長城，也只有這樣才能不僅是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戰勝資本主義的一切反抗，而且在最深刻、最強烈的思想上戰勝資本主義的反抗。用歷史的眼光回眸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衰，它們在冷戰中慘遭失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浪費一炮、一槍、一彈，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和平演變戰略，先后推行了“解放政策”“接觸政策”以及“超越遏制”等策略，利用各種手段大搞“思想文化滲透”，對抗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同時，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干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最后可謂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是使用了另一種更具有殺傷力的武器———文化。但是這并不否認列寧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優秀文化成果的借鑒和吸收。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列寧就已鄭重提出：“只有利用資本主義文化因素才能建設社會主義。”為了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他們的知識、經驗和勞動卻是我們需要的，沒有這些東西，我們就不能真正掌握舊的社會關系所創造的、作為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保留下來的文化”。而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就在于我們不得不利用被資本主義完全侵蝕了的分子來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清楚地表明了列寧對資本主義的文化是持積極態度的，如果不注意借鑒、吸收和利用資本主義的知識、經驗和勞動，不注意團結和吸收他們的先進分子加入我們的建設隊伍，必然使俄國的文化建設事業蒙受重大損失。綜上所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從十月革命開始，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歷史，一路走來，有成功也有失敗，有順風也有逆風，有經驗也有教訓。

列寧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開拓者，在他親自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特別是晚年的實踐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至今還非常影響的新穎思想，這其中就包括在對待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列寧晚年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工作重心的文化建設轉向。我們通過分析和梳理，也不難理解列寧發生轉向的原因：建設社會主義的內在蘊意、實現經濟強國的現實訴求、發展民主政治的迫切要求、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外在壓力共同促成了列寧晚年異常注重俄國的文化建設。同時，也正因列寧在晚年正確領導了俄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在不長的時間內俄國的文化建設取得了大的成就。我們今天重溫和研究列寧晚年的文化建設思想產生的背景，對于我國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高潮，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現實價值。

作者：劉旺旺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