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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代大學正在遭遇技術主義的深度控制,這大大束縛了大學人的個性和大學精神伸展的空間,其結果就是大學的工廠化,即大學成為人才批量生產的地方,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導致大學對追求知識與真理和鍛造人格雙重大學使命的背離。技術主義背后的支持是官本位的大學制度,我們需要重建大學制度,確立以追求知識與真理為中心的大學體制,以超越當下大學中越來越突出的技術主義傾向。
[關鍵詞]技術主義;官本位;大學制度
Abstract:
Modernuniversitiesarebeingdeeplycontrolledbytechnologism,whichlargelytiesthepersonalityofuniversityandthespaceofuniversityspirit.Asaresult,universitiesarefactorizedandthenbecomeaplaceofbatchprocessing,which,toagreatextent,causedirectlythedeviationfromthedoublemissionsofuniversityincludingthepursuitofknowledgeandtruthandtheforgingofpersonality.Thesupportbehindtechnologismisgovernmentbaseduniversitysystem.Weneedtorebuiltuniversitysystemandtoestablishtheuniversitysystemcenteringpursuitofknowledgeandtruthinordertosurpassthemoreandmoreoutstandingtechnologisminclinationinmodernuniversities.
Keywords:technologism;governmentbased;universitysystem
一
假期里,忽然接到電話,又要出中期篩選考試的題目,而且還要三套備選,加上標準答案等,各項命題相關表格一個也不能少。從小到大,考試都考怕了,所以走上教師崗位,就有一種新鮮感,從小到大我一直被別人考,現在可以考別人,總算不用再膽戰心驚害怕考試了。大學教書,原本教學比較自由,所以我盡量在我的考試中把學生從考試中所受到的壓迫感減到最低,包括題量減少,盡可能出活題目,減少死記硬背。終于,我的考試形式得到了學生的歡迎。自從學校準備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對試卷的要求提到了無比重視的高度。一門課程教下來,要從頭到尾完成考試的各項任務,非得脫一層皮。要求命三套題且不說,關鍵是對命題的題數、主客觀題的比例、題目的覆蓋面都有明確的規定,還要填上4~5張相關表格。最麻煩的是閱卷,怎么打分,打小分,分數如何寫,評卷人和復查人要簽名,還要簽全名。評卷完了,再算平均分、試卷難易程度,做試卷分析。然后等待上面檢查,不合格再改正。一旦查出有毛病,簡直就象犯了罪的人突然被警察抓住一樣狼狽不堪。考試到這份上,早已不是考學生,而是考老師。甚至,說得不好聽一點,是難為老師——其實就是難為教師。我于是又重新害怕考試。
考試是這樣,平時的教學又怎樣呢?一樣讓你沒好過。不僅要有整齊的教案,最好還有多媒體課件,而且對教案有嚴格的格式要求,每節課要有教學重點難點、教學方法。前面還要寫清楚,哪月哪日哪個班上的課。當大學教師當到這樣,對教學幾乎沒有什么自主權,就完全成了教學的機器。我不想做機器,我害怕做機器,我于是害怕教學。但不擔任本科教學是不允許的,我于是茫然,十分鐘愛大學的我只有在當下各種大學制度的夾縫中小心謹慎地生存。實際上,在今天,一位大學教授面對強大的體制,幾乎是無能為力,只能積極地適應,否則他就寸步難行。
二
大學原本是一個充分展現大學人的創造性智慧與才華的地方,正是因為大學人自由個性的徜徉,才使得大學生活的精神空間得以無限地敞開,從而引導大學人的精神品格不斷超越世俗生活,獲得盡可能充分的提升。思想的界限也就是人格的界限,也就是我們所有的“世界的界限"。思想之所及,就是大學人人格之邊界。大學人之人格的發展正在創造性的大學知識生活、大學精神的不斷敞開與大學陶冶的無比豐富中。
梅貽琦說,大學是大師之謂,而不是大樓。梅貽琦的話可謂深得大學的精髓。大師思想與人格的高度實際上就是大學精神的高度。大學的使命就是無條件地追求知識與真理,充分發育和提升創造性人格。正是在無條件地堅守著追求真理、提升人格這一大學精神命脈的過程中,在文化與人格雙重意義上的大師才可能涌現出來。這就是為什么五四時期的北大、清華,包括20世紀30年代西南聯大、浙江大學、南開大學,雖然遭逢時局艱難、環境惡劣,但學術依然昌明、大師成群出現的根本原因,因為條件雖差,但這些大學依然守住了大學存在的核心命脈。
為什么我們今天的大學會大師稀缺?除了中西文化素養與社會大轉型中個人見識的差異,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學的高度技術化。從科研到教學,從職稱晉升到各種評價機制,從各級各類課題的與評審到的級別評價,從工資晉級的規定到津貼發放的要求,花樣繁多的各種規矩使得大學人的日常生活幾乎無時不處于一種有形無形的鉗制之中,大大縮小了當下大學人精神自由的空間。年輕教師在經歷了中小學一直到考研、升博這一整套應試型教育體制的磨礪后,原本創造性的生長就受到阻礙,走上大學教師崗位后,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都消耗在對諸種制度的適應與應付上,為了適應體制,非得心急火急地(最好是所謂高級別論文)、申報課題、出版著作,把自己一步步制作成為高職稱的大學教師。即使是大學教授,同樣也免不了受各種急功近利的評價指標的牽引,而陷于應付、制作的泥坑。幾年下來,如果沒有著作、獲得課題項目和成果獎勵,一般是拿不到津貼的,還難免遭至體制內的詬病,十年磨一劍成為遙遠的夢想。
三
大學教授的精神高度其實就是一所大學其存在之精神的高度。實際上,評價一所大學,最重要的指標就是看那個學校的教授在干什么。古希臘有一句至理名言:“閑暇出智慧"。當大學人心無旁騖、執著真理,黽勉而詩意地游走在真理之河畔,因為心儀真理而給自我人生平添一份自信與寧靜、從容與灑脫,這就是大學校園里行走的大師或者說潛在大師的身影。當大學校園生活為各種表格、數據而占據,大學教授自身的生命姿態就變得無關緊要,各種急功近利的指標迫擠、消解了大學教授執守真理時應有的一份從容與閑暇。陳平原先生提出大學故事的命題,并一度著力于搜羅過去大學(主要是北京大學)的故事。“談論大學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關注的是人"[1](P62),陳平原對大學的理解可謂別有幽懷,他看大學看重的是大學的人,大學人的生命姿態。“大學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個知識共同體,一個由有血有肉、有學問有精神的人物組成的知識共同體"[1](P61)。今天的大學為什么沒有教授的故事,或者故事不再重要,一是因為技術化的大學制度大大消解了故事可能存在的空間,一是數字化的標準看重的不是教授本身,不是教授的個性化存在,不是教授作為真實個人的性格才情,而是教授制作出來的教學與學術產品,是教授對各種評價指標的符合。大學無故事,實際上就是大學人生命空間的緊縮與大學個性的漂逝。說得直白一點,大學無故事,就是大學存在工廠化的標志;大學無故事,就是大學人物化和工具化的表現。“各種有關大學的書籍,都會涉及到大學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有一點,我說的這種‘音容笑貌'''',這些有趣的故事,大都屬于已經去世的,或早已退休的人。我們這一代學者,有沒有故事值得你們傳頌,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嚴峻的考驗。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我曾大發感慨:我們這代人,因為自身的努力,也因為時代的關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較精彩的專業著作;但能不能像我們的長輩那樣,同時也給大家留下一批美麗的傳說,以及有趣的故事,這一點我沒把握"[1](P62)。陳平原先生對當下大學的境遇有著清晰的自覺意識。
我想起希臘神話中“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故事:惡魔普洛克路斯忒斯有一張床,他守在路口,見到行人就把他們抓來放在床上量一量,太長就用斧子砍去腳,短了就拉長,以便讓其符合床的標準。結果被他丈量過的人,沒有一個不是一命嗚呼。我們的大學教授正是在這種裁剪中失去了在大學想象空間里作為真實個人的存在,而成為物化的人,成為學術生產、學位生產流水線上的機器部件。李零先生撰文“學校不是養雞場”,但我們今天的大學卻有意無意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當前大學教育中無所不在的技術主義傾向對大學教育的傷害簡直是致命的。技術主義宰制大學的結果是大學生活的毫無個性與大學創造性品格的淪喪。
四
大學既然以追求知識與真理為大學存在的主旨,大學教授就理當是守護大學精神的核心,以確保大學生活圍繞追求真理這一核心主旨而展開。正因為如此,作為追求知識與真理代表的教授參與大學治理就成為現代大學的通則。發揮大學教授在大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正是要抵擋世俗權力對大學的過度侵蝕,從而確保大學以追求知識與真理作為至高目的,來為社會的發展提供長遠的知識與智力的支持,成為引領社會文明發展與進步的風向標,而不至隨社會風尚之波逐流。所以,教授治校乃是確保大學自身邏輯在大學運行中展開的根本保障。反過來,正因為教授在大學治理中舉足輕重的作用,才可能使大學教授的才情和智慧成為大學存在的根本標識,才有梅貽琦校長所謂大學就是大師的宣稱,才可能使得大學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追求知識、真理與人格的卓越。
今日大學何以成為技術主義的天下?因為大學的存在與發展遵循的不是大學自身的內在邏輯,而是外在的權力支持,說白了就是官本位的大學制度。技術主義乃是世俗權力在大學的實踐樣式。正因為大學的運作不是來自內在的法則,而是外在的支持,所以大學的治理便是社會治理模式在大學的移植,其中最好的方式當然就是把大學運作變成各種去個性化的、可控制的技術性手段,讓大學人削足適履,去適應這種體制,而不是接納幾百年大學歷史中發展博弈生成的基本規則,適應大學人的創造性知識生活。大學人的發展首先是對這種外在性的大學規則的適應,而并不是自由地追求知識與真理,或者說大學人對知識與真理的追求必須首先納入這種格式化的模式之中。這就是大學教授的個性才情被淹沒于各種統計數字之中的根本原因。
丁學良先生曾說中國內地大學教師的普遍水平很低[2],撇開其批評中的意氣,客觀地說,內地許多大學的師資水平確實不敢恭維。這并不是說我們的大學教師天份不夠,或者努力欠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教授的才情與智慧很多時候被體制消耗太多,而漸漸磨逝。在這種背景下,即使大家同步出發,我們的教師發展水平也會因為才智的磨損而逐漸落在后頭。正是大學給大學人創造出來的自由、寬容的環境,才會給大學人的自由發展提供足夠開闊的精神空間,而不至于在技術主義與官本位的雙重緊逼中躑躅前行。
五
創建國際或國內一流大學乃是時下無數中國大學的夢想,也許除了那些宏大的建設計劃,我們更需要的是越過不斷強化的技術主義傾向,用心去觸摸一流大學的脈搏與精神氣度。約翰•納什被看作經濟學界最不幸卻又最幸運的人。22歲創建博弈論,重構了經濟學的基礎;8年后,卻突遭精神分裂癥的打擊長達30年;將近60歲時,他奇跡般地走出疾病的陰影,捧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納什的復蘇不僅是他個人的奇跡,同樣是他的愛人與周遭師友的耐心、等待和希望的奇跡。為什么我們的大學出不了納什,因為我們的大學缺少了普林斯頓那樣的寬容氣質。寬容和自由,正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品格。是普林斯頓大學成就了納什,反過來納什也成就了普林斯頓大學。抗戰中,蘇步青因為身體和家庭多方面的原因,想跟其日籍夫人一起離開浙江大學,竺可楨校長一句“你是我們的寶貝"留住了蘇步青。對大學教授的尊重是大學存在與發展的重要基礎。竺可楨成全了蘇步青的生活需要,反過來蘇步青也成就了竺可楨的大學情懷。
如果說,我們的大學正在遭至官本位與技術主義的雙重困境,那么走出這一困境的路徑無非就是尊重既成的現代大學制度,逐步凸顯大學教授在大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尊重學術,張揚個性,為大學人提供自由、寬容的學術環境,以對真、善、美的追求,對知識與真理的愛為基本原則來引導大學知識生活的展開。我們今天的大學發展不應該僅僅建基于當代社會,建基于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需要,同樣應該置身我們自己的歷史,尤其是現代大學歷史,建基于人類大學發展的歷史,建基于整個人類的文明史。惟有擁有深厚的根基、寬廣的視野、堅定的情懷,我們的大學才能逐步發育出自身獨立、成熟的品格,成為我們的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為社會的和諧發展與進步提供持久的動力資源,我們的大學才會真正一步步“大"起來。
我們時下的大學改革,從擴招、并校到加大投入、走向市場,各種招數都一一用上,效果怎樣恐怕還一時難以評價,但有一點,那就是我們離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還很遙遠。也許,我們的改革更多的還是治標,而非治本。那么,我們今天所需要的也許就是回到起點,回到常識,回到大學的根與本。孔子說:“本立則道生。"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讓我們在喧鬧之中,聆聽那大學之“道"的聲音。
[參考文獻]
[1]陳平原.大學排名、大學精神與大學故事[J].教育學報,2005,(1).
[2]龍希成.丁學良談北京大學的頂級定位:國際比較的視野[N].21世紀經濟報道,2003-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