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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領導權理論是葛蘭西首創性的探索并因此具有某種典范性。其中，實踐哲學的歷史使命、市民社會的“同意”場域以及有組織的知識分子的社會立場是葛蘭西文化領導權有機構成因素，并為文化領導權的合理實踐提供了充分說明。但是，這場身陷囹圄的孤獨論戰實質上乃未完成的理論探索，因而今天看來它本身仍具有一些踐行的困境。又不可否認的是，當下中國話語建構與文化領導權理論存在歷史的默契性。因此，準確把握文化領導權理論的歷史關懷，順利突圍文化領導權的現實遭遇，并切中時弊地多維度建構中國話語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課題。

關鍵詞：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無產階級；中國話語

領導權是伴隨無產階級革命始終的問題，恰恰如此，無產階級是生活在必然性的道路之中，即革命的成功必然建立在獲取政治社會的領導權抑或經濟的滿足的基礎上，并且是首要的基礎。可以說，自葛蘭西以后，這種不幸的必然性沒有再次成為必然。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的本質內涵就是無產階級在市民社會當中獲取統一、合理、合法乃至健全的“常識”，并不斷使之得到鞏固，從而有效打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籠罩。所以葛蘭西認為革命要想獲得成功，必須看到由于西方發達的市民社會中意識形態充當堅固的保護屏障，即使在以暴力方式打碎舊的政治機構的前提下，革命仍會陷入泥淖。因此，他提出無產階級可以在市民社會中率先獲取文化領導權，進而獲取總體性的領導權。歷史地分析，文化領導權理論為無產階級領導權注入了深層次的意識形態的支持，并為之提供了一條嶄新的路徑，同樣也影響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對意識形態的學術討論，并且在今天看來這仍然具有非常強烈的當代感。因此，本文愿從兩個總體性分析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的歷史關照，一方面，以總體性視角把握文化領導權理論，分析文化領導權與其總體性構成因素；另一方面，以總體性視角看待文化領導權的現實遭遇，理清文化領導權理論在歷史的演繹進程中的諸多困境。并且在今天看來，國內學界熱烈討論的中國話語實質上也就是如何以合理的姿態來訴說中國道路、中國特色與中國問題，具體來說中國話語的建構也就是各個社會個體或團體對某種“常識”認同的合法性與權威性表述。因此，中國話語的建構與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都是對這種“常識”的追問和建構。在此基礎上，合理把握中國話語與文化領導權二者之間的關系，并以期切中時弊。

一、文化領導權與其有機構成因素

文化領導權理論是作為葛蘭西政治哲學思想中的總體瞰覽并始終統攝其有機的核心要件的政治議題。并且，圍繞文化領導權理論，葛蘭西提出了實踐哲學的歷史使命、市民社會的“同意”場域以及有組織的知識分子的社會立場，此三者構成了文化領導權理論的有機要件。尤為重要的是，此三者有機要件能否在其邏輯與本質的內在關聯中達到合理融合與應然演繹，最終關系到文化領導權能否高大地站立起來去規范無產階級的解放路向。可以說，囊括葛氏范式的“實踐哲學”、“市民社會”、“有組織的知識分子”的文化領導權理論，一方面決定了無產階級自覺的歷史創造性，另一方面又決定了無產階級的歷史普遍性，這使無產階級成為“這場革命”自身的主體的關鍵所在。基于此，對文化領導權與其有機構成的把握必須超越一般的描述意義上的因襲，從而達到對總體與部分內在交契的洞見，否則難以窺知其堂奧。在討論葛蘭西實踐哲學的歷史使命時，應該承認實踐哲學在對一切形形色色的哲學進行較量和僭越的結果中重新恢復并涅槃了“密涅瓦的貓頭鷹”的本質。其中，“實踐一元論”是實踐哲學的方法論反思的態度，“絕對的歷史主義”是實踐哲學的方法論視角的批判。就“實踐一元論”來說，實踐哲學是在秉持以實踐為基礎的一種創造性哲學。在這里，“創造性”的實踐哲學在本質上并不意味著降格的思辨哲學，恰恰相反它表明了作為實踐哲學創造基礎的合理意志是“符合于客觀的歷史必然性，或只有在它是處在其逐步實現時刻的普遍歷史本身的時候，它才能得到實現”[1]。因此，實踐哲學力圖通過合理意志達到對此岸現實活動的創造，實質上是建立在對舊世界的客觀物質批判的基礎之上的。

這也就意味著實踐哲學在理論上厘清了純粹的思辨的哲學概念的庸人之辮，并體現了實踐哲學與人、自然、社會、政治等的總體性關懷，從而達成對積極的生活準則的追求和健全的常識的獲取。可以說，在對“實踐一元論”邏輯基礎建構的同時，“絕對的歷史主義”的視閾已經清晰。實踐哲學既然是在客觀的此岸批判，并要實現其自身創造性的完滿，那么很容易明確的一點是，引領這種創造性的完成實踐的意志必須是合理化的抑或歷史性的意志，否則實踐哲學在涉及政治實踐的進程中，無產階級的普遍性與歷史創造性就難以設想，甚至脫離“絕對的歷史主義”視閾之外的集體意志難免以求茍安、倒斃路旁。既然，實踐哲學所秉持“實踐一元論”和“絕對的歷史主義”是旨在實現創造性活動，那么這種創造性活動在人民大眾中所達成的“同意”必然要尋求其獲取與鞏固的場所。葛氏范式的市民社會的提出，正是關鍵一步。葛蘭西對市民社會的轉向是巨大的，葛氏范式的市民社會顛覆了以往對市民社會的著眼點并由此開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某種典范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雖然葛氏市民社會的轉向是巨大的顛覆，但是這絕非是偶然的話語創新。首先必須明確的一點是，葛蘭西堅信，對于現實的此岸來說，經濟與政治、哲學以及市民社會絕非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而是處于復雜的矛盾中。并且，即使經濟作為一個基礎的分析，它也不應成為缺乏理性的經濟事實。故而，市民社會在葛蘭西那里被賦予歷史生活中的意識形態的范疇。而文化領導權的獲取與鞏固在根本性上就是無產階級對市民社會中“同意”因素的獲取與鞏固。否則，“猛烈的炮火有時看似可以破壞敵人的全部防御體系，其實不過損壞了他們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進軍和出擊的時刻，才發覺自己面臨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2]300其次，在葛蘭西看來，狹義的國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等同于政治社會，即擁護強制統治的“警察”國家，這不僅是同時論上的自洽，同時也是一種現實；而廣義上的國家構成以及運轉應包含政治社會的強制功能與市民社會的“同意”功能的雙向作用。并且，葛蘭西在這里是對市民社會中“同意”功能的認同是強于政治社會的強制統治的。

因此，“對國家的基本認識離不開對市民社會的認識（因為人們可以說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即強制力量保障的霸權）”。[2]342顯然，人民大眾在市民社會中的“同意”構成了政治社會強制統治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葛氏的市民社會，在本質上不同于黑格爾和馬克思對市民社會所作的經濟分析，然而葛蘭西對于二者在某種意義上又保持一定的默契，葛氏的市民社會在總體的顛覆轉向中，同時也繼承了黑格爾市民社會的倫理道德的觀念與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統攝國家的邏輯語境。順著文化領導權理論生發的邏輯路線，在以實踐哲學為前提，市民社會為場域的文化領導權的爭奪戰中，相對于傳統的知識分子仍然保持無動于衷的獨立性，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必然要挺身而出來領導無產階級獲取與鞏固市民社會中的“同意”領導權。不同于以社會分工的角度來區分知識分子，葛蘭西認為即使在低級的體力勞動中也需要一定的智力勞動，基于此，葛蘭西認為每個社會個體都是知識分子。區別在于，傳統的知識分子與有組織的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的不同、階級利益的不同、整體意識的不同。傳統的知識分子形成于已經被取代了的舊的生產關系中的社會群體，并“通過‘行會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間斷的歷史連續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認為能夠自治并獨立于居統治地位的社會集團[2]4。因此，傳統的知識分子自身的保守性與獨立性，也就意味著他們難以擔當新歷史階級的歷史重任，甚至更不會輕易忘記舊世界觀的人文理想。反之，有組織的知識分子是在新的生產力與生產方式中具備先進的技術的知識分子階層。除此之外，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在市民社會中更代表著新的歷史階級的利益普遍性，領導和組織無產階級獲取和鞏固市民社會中的“同意”以及形成自身完滿的健全的常識。并且，“任何在爭取統治地位的集團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為同化和‘在意識形態上’征服傳統知識分子在做斗爭，該集團越是同時成功地構造其有機的知識分子，這種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2]8可見，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在市民社會中，必須承擔兩方面的歷史任務，即一方面領導新的歷史階級上升為普遍性的階級和歷史創造性的階級，另一方面教育和勸說市民社會中的人民大眾積極“同意”新的歷史階級的意識形態，包括轉化傳統的知識分子為其服務。

二、當代語境下文化領導權理論的踐行難點

毋需諱言，對于葛蘭西來說，文化領導權理論的探索實際上是為無產階級能夠上升為自覺的歷史主體而提供的深層次的倫理道德等意識形態的思想肥料。并且，在當時喧囂的革命進程已經喑啞的無產階級，無疑是被這一思想肥料立刻鼓舞進而生發了新的革命路向，即從打碎舊的政治機構的外部解放合理地轉向為在市民社會中尋求內部解放的路徑。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當代中國社會語境中，合理地接納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的歷史關照。因此，以當代視角來分析文化領導權的踐行難點，是回到葛蘭西本身與超越葛蘭西本身的理論反思與現實批判。基于此，這里堅持的毋寧是文化領導權理論在當代中國話語建構中必須僭越自身理論的典范性與獨善性，并且構成文化領導權總體性的諸多有機因素也概莫能外。首先必須明確的一個概念是，葛蘭西對文化領導權理論的探索是對經濟決定論的有力回擊從而強調了倫理、道德、文化以及價值體系的合法認同對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具有“最后一道堡壘”的重要作用。故而，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提出實際上是拋出了這樣一個觀點：任何二者之間，包括作為基礎的經濟與政治社會、市民社會，絕不是簡簡單單地一一對應的決定狀態，而是多種社會有機體不斷發酵的辯證結果。并且在福特制引領社會結構進行轉型的社會背景中，對市民社會中意識形態領域的合法認同機制的獲取與鞏固成為首要的考慮因素。可以說，文化領導權理論沒有祛除經濟的基礎作用，而是恰恰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但是，又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對文化領導權理論探索的過程中，葛蘭西過多強調了文化領導權，過少強調經濟領導權與政治領導權，或者說沒有使三者得到有效的同頻共振。反觀當代語境中，中國話語自身的建構進程在其本質上就是文化領導權抑或主流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建構進程。同樣地，中國話語的建構絕不是自身完滿性的自洽論證，而是多重領導權集中反映結果下凝聚的共識認同。因此，當代語境下，不僅需要在內在機制方面對文化等主流意識形態進行完善，更要在外在機遇方面加強政治領導權與經濟領導權的有效配合。“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3]概而言之，以文化領導權為核心的中國話語建構，必然要充分考慮到政治領導權與經濟領導權的重要保障，否則中國話語建構難免會出現“本領恐慌”的物質性、合法性的說服力危機。總體上把握文化領導權與多種因素的同頻共振是在當代語境中合理規范文化領導權的踐行方向。然而，還應看到，在當代中國市民社會不斷興起的過程中，文化領導權的有機構成因素中也存在一些踐行的現代困境。

就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在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中所定位的社會立場與社會使命來分析，有組織的知識分子的特殊性與先進性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在市民社會中的領導者作用，在此，有組織的知識分子是與新的歷史集團的領導權相關聯的；二是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充當市民社會的教育者角色，在此，有組織的知識分子教育人民大眾對合法化與合理性的常識形成“同意”。然而應該引起關注的是，在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中，有組織的知識分子更多地是建立起了知識與權力、精英主義的聯系，這也就意味著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喪失了葛蘭西所謂的知識分子與大眾的辯證法。而中國話語在當代的建構的現實困境，恰恰表現為人民大眾對于話語體系的情感認同更重要于對話語體系合法化的理性認同。可以認為，人民大眾對話語體系的情感維系是對中國話語建構的直接認同、自身認同乃至血肉認同。除此之外，與當前公共知識分子超越社會群體的特點相比，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在市民社會、政治社會中展開社會任務就顯得更加富有強烈的階級性、政治性和目的性。這使得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在進行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實踐過程中，難以整合不同的社會階層的共同利益。但是，必須堅持的一點是，有組織的知識分子歷史任務要求他們在面臨知識去政治化的背景下，必須堅守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能合理引導人民大眾在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中形成合理性、合法化的中國話語認同。并且必須看到，“尤其是美國，像喬姆斯基、賽義德一類始終保持獨立性，對美國官方意識形態一直持批判態度‘永遠反對派’，也是極少數。相反，費正清、亨廷頓、約瑟夫?奈這些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卻是絕大多數，而且也居于主流地位”[4]。就人民大眾對文化領導權的認同來講，葛蘭西意在獲取和鞏固這種“同意”。因此，對“同意”因素的探索是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實踐的關鍵因素。饒是如此，那么的確應該看到如若對“同意”因素的過分把握就會造成文化領導權爭奪戰當中更加呈現出歷史的動態性與不平衡性。相對于穩定性的政治認同抑或經濟認同，市民社會中社會個體對某一價值的認同在其屬性范疇中具有主動性與暫時性，因而也就具有動態性與不平衡性。文化領導權在市民社會中在“同意”的動態中追求歷史平衡并輔之以條分縷析的陣地戰形式，在當代眾多社會思潮、多元價值、學說體系中很難立足甚至陷入失語困境。那么，以當代視角來分析文化領導權的關鍵獲取因素——“同意”，并合理解決文化領導權的踐行困境，應該在總體上整合不同社會個體之間差異的“同意”從而形成社會群體意義上的共識的“同意”，使得其動態性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穩定性。并且，“由個體認同差異所帶來的關于社會價值觀念的不同態度，為社會價值觀念的共識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共識必然把差異包含于內”[5]。因此，從個體認同到群體認同，不僅較好解決了各個個體認同屬性從無序性向有序性的轉變，同時更是文化領導權所代表的普遍利益由不平衡性向合理的穩定性的轉變。

三、文化領導權與時代同行——中國話語建構進路的多維度反思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一直都在尋找凝聚共識的中國話語，并且“一個黨永遠也不會完全地形成，這意味著每一次發展都創造著新的任務和職能”[6]，因此為了避免中國話語的“本領恐慌”，對其多維度建構的思考是顯得尤為重要的。一般而言，話語權的本質也就是各個社會個體或團體對某種“常識”認同的合法性與權威性表述。因而，它不僅表現為社會個體乃至社會群體的話語權利與話語權力，又呈現出可以引導多元價值的話語權威。那么中國話語在當下的建構，同樣也是通過以自身權威性與合法性的理論表達，在多種消極的社會思潮中與正在不斷發展市民社會中彰顯中國模式的合理與自信。這表明中國話語建構與葛蘭西首倡的文化領導權在其本質的實踐邏輯中是并行不悖的，即二者都必須獲取與鞏固某種健全的常識，而問題的關鍵之處在于，今天的中國話語建構如何在合理求助于文化領導權的歷史關照與反思其踐行困境的基礎上，做到切中時弊地多維度勘正中國話語的建構進路。

（一）馬克思主義的固本與革新是中國話語建構的基礎維度我們知道，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是身陷囹圄的孤獨論戰，他的另辟蹊徑當即就給無產階級無限希望，而究其基礎的原因是實踐哲學的理論奠基。實踐哲學在眾多紛至沓來并有失偏頗的理論思潮中，能夠作為引領時代的掌舵者為文化領導權理論提供正確的行進路線。而中國話語建構的實然狀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路程。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固本與革新是中國話語建構的基礎維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固本意旨是能夠在多種消極的社會思潮中保持正確的引領作用，并規范各式各樣的價值體系對人們的導向作用。尤其是中國社會從同質性向異質性轉變的進程中，市民社會中的公共力量不斷發展，同時伴隨而來的是多種消極社會思潮抑或多元價值體系的負向度“規范”、“引導”人們的價值認同。因此，處于多元價值迷惑的市民社會中的個人難免會陷入信仰迷失與“意義危機”的泥淖。夯實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地位，使社會認同的多元價值產生的離心力轉變為凝聚共識的向心力，從而為中國話語建構的合理展開提供合法的基礎地位。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的固本還應做到使其在發揮理論掌舵者角色同時，保持其中國性與中國化的理論屬性。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性實質上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效結合，從而使之在中國化的進程中能夠更好講述中國故事、彰顯中國特色，同時這也是中國話語建構的歷史任務。反之亦然，“馬克思主義作為普遍真理，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進步要素具有價值契合的和學理上的相似性，使‘中國化’獲得了文化根據。”[7]另一方面，對于中國話語建構的需要而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革新必須要實現兩個僭越。其一是以多學科領域視角來豐富其理論論域，其二是突破以往的學理話語與大眾熟悉的日常話語之間的天塹。誠然，中國話語絕不是自說自話，更不是理論自洽。這也就要求作為中國話語建構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具有多個學科、多個領域的理論論域，同樣又是老百姓能夠認同的話語體系。在當下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革新與傳播又必須借助市民社會中流行的新媒體平臺的幫助，促進其多視角、多領域、多學科的論域革新，并成為日常生活中喜聞樂見的話語表述。

（二）新媒體網絡平臺是中國話語建構的時代訴求新媒體時代的來臨逐漸打破了傳統媒體在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主體地位，同時也極大影響了市民社會中的社會受眾個體的價值選擇。在此，社會個體在新媒體平臺面前不僅僅是以往傳統媒體的單向的信息受眾主體，而更加成為能夠自主選擇的價值主體和信息的消費主體。因此，必須澄清的是，新媒體時代的來臨要求我們必須用新媒體的思維方式代替傳統媒介時代的思維方式，并在此基礎上做好中國話語的合理建構。阿爾文?托夫勒曾預言：“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擁有信息強權人的手里，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權，利用英語這種強大的文化語言優勢，達到暴力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8]如果這一說法準確，那么可以承認這一時代已經來臨。但是，中國話語在新媒體平臺中的各式各色的“話語”、“規范”的多元價值中如何高大地站立起來仍需要不斷努力。一方面，重視并規范知識精英、“網絡大V”與新媒體的有效結合，科學傳播中國話語。新媒體中的知識精英包含傳統的知識分子、有組織的知識分子以及公共性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于主流意識形態的態度各異。然而，知識精英與新媒體的結合極易取得社會群體的關注，如果新媒體中的知識精英本身沒有明確的價值取向，甚至消極的、錯誤的價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形上迷失”和“意義危機”。因此，規范新媒體中知識精英的價值邏輯和政治向度，主導中國話語在新媒體中的合理傳播，意義重大。另一方面，新媒體自身應堅持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與文化使命的堅守不渝。當下，新媒體往往以堅守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口號為遮掩，從而取得具有合法性的市場認可，然其最終落腳點仍為利益本身。因此，作為中國話語建構與傳播的新興媒介空間，必須堅守新媒體平臺的社會使命。

（三）民生利益是中國話語建構直接保障中國話語的建構必須使自身包含人民大眾的物質關懷，否則離開物質基礎的中國話語勢必會使自身的精神實質出丑。如前所述，經濟的合法性保障為中國話語提供實質性的物質說服力。除此之外，中國話語的建構還必須在其理論的內屬上包含民生倫理的話語表述。民生倫理的話語體系在中國話語領導權當中，“就是指特定社會生活中的民生狀態、民生問題，政府對民生問題的態度、民生政策中所蘊含和體現的倫理精神和道德取向，社會輿論和民眾心理對社會的民生狀態、政府的民生政策所持的道德態度、所作的道德評價及其道德標準，改善民生狀態的道德文化氛圍等倫理因素的總和。”[9]因此，民生倫理的話語體系在市民社會中的宣傳顯得舉足輕重，這不但是中國話語建構的物質說服的理性基礎，同樣在更大程度上使人民大眾能夠獲得情感上的話語維系與認同。并且，情感的認同與物質的認同的有效結合，更能夠縮小每個社會個體認同的差異，形成社會群體重疊的認同，從而達成普遍群體有序、穩定的共識，為中國話語建構鳴鑼開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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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阿爾文?托夫勒.權利的轉移[M].劉紅,等,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465.

[9]羅建文,王霞.中國特色的民生倫理論綱[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82.

作者：段菲菲 單位：四川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