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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在過去50年中的迅速增長，對標準的國際貿易理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按標準的理論，貿易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主要是關稅壁壘降低的結果。但正如Kei-MuY（i2003）所指出的，這種傳統的解釋無法說明兩個事實：第一，從上世紀60年代至世紀之交的1999年，全世界的關稅平均稅率大致降低了11%，但在這40年里，世界貿易卻增長了3.4倍！若主要以關稅稅率的下降來解釋國際貿易的發展，則我們顯然只能接受貿易對關稅的彈性要超過20這個結論。而在標準的國際貿易理論框架中，彈性大于20這已經在數量級上構成一個數量悖論（quantitativepuzzle）了。第二，從20世紀60年代到1999年這40年里，全世界關稅稅率的下調主要發生于1962年至1985年間，這24年中世界平均關稅率下降了9%（從1962年的14%降至1986年的5%不到），而全世界的國際貿易在這段時期中增長并不快，國貿易對關稅下調的彈性只有7；可是，從1986年至1999年這14年里，世界平均關稅僅下調不到2個百分點，但國際貿易有了巨額增長，貿易對關稅下調的彈性大于50！這就是說，過去40年中發生了國際貿易對于關稅下調的“非線性彈性”。這兩種現象都無法在經典的赫克謝爾―俄林模型中得到理論的解釋。

Feenstra（1998），Kei-MuY（i2003）,Grossman與Helpman（2002，2004，2005）等學者把國際貿易在過去20多年的飛速增長歸因于“垂直專門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這種垂直專門化的生產與交易，實質上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場一體化”與“生產過程分散化”這兩個過程的統一。Feenstra形象地用芭比娃娃的生產與銷售過程為例，對垂直專門化做了說明：一個芭比娃娃在中國、或印尼、或馬來西亞這些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生產，而芭比娃娃的模型是由美國的母公司設計的，美國的生產單位又負責對娃娃的著色與打扮。一個芭比娃娃在美國市場的售價為10美元，其中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只占35美分，中國的布料成本約為65美分。通過香港轉口貿易，一個芭比娃娃在香港的離岸價格為2美元，即從中國內地到香港的運輸成本、倉儲費、香港出口商的一般管理費用（overhead）與利潤總和大約為1美元。在美國，生產芭比娃娃的母公司Mattel公司在每個芭比娃娃上賺1美元利潤，這說明，一個芭比娃娃的主要價值鏈是分布于美國的進口、運輸、配色、庫存與營銷環節上，這方面的價值總和約為7美元。1995年，Mattel公司憑這種生產活動全球化的垂直分工體系，在每秒鐘可生產2個芭比娃娃，全年的營銷額達14億美元。

Grossman與Helpman（2005）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1998年的年度報告，給出了另一個“垂直專門化”的例子———美國小汽車：

“在一輛美國轎車的價值中，約30%是由韓國的裝配線生產的，日本的部件與先進技術占價值的17.5%，德國的設計占價值的7.5%，臺灣與新加坡的零件占價值的4%，英國的廣告與市場營銷服務占價值的2.5%，而愛爾蘭與巴巴多斯的數據處理則提供了價值的1.5%。這就是說，美國國內所創造的產值只占37%。”

這種垂直專門化的生產方式與一體化的市場營銷之所以可以解釋世界貿易在過去30年內的飛速發展，并解釋國際貿易對于全世界平均關稅下調的非線性彈性，其深刻的原因在于，當一個完整的生產過程分為n個環節在全球各地完成時，作為最終產品的組成部分的原材料、中間產品、半成品與零部件就會依次經歷過n個國門的海關，被反復地進口、加工、再出口、，由于國際貿易的規模是由報關的進出口量加總而成的，這樣，在貿易/GDP這一比率關系中，分子不斷地發生價值增值，而分母則是不變的，結果勢必出現國際貿易對GDP的比率急劇上升。不僅如此“，垂直專門化”還可以解釋前述兩個悖論：首先，一旦全世界的平均關稅下調一個百分點，立即會使出、入海關的n次的同一最終產品的不同價值載體在n道國境線上都享受到貿易自由化的利益，使貿易對平均關稅調低的彈性遠遠高于半世紀以前的彈性。其次，由于世界平均關稅在開始（60年代）是處于高位的，當平均關稅下調時，其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可能較小，但一旦過了某個臨界值，垂直專門化現象就得以發生了，使貿易對關稅降低的彈性隨著垂直專門化的出現而發生了非線性的變化。

在經濟理論界，對垂直專門化以及相應的貿易價值鏈切片式地分布于若干個生產環節的現象，早在19世紀60―70年代就開始有人注意（Balassa，1967；Findlay，1978）。到上世紀90年代，學者們分別以不同的名詞來概括這一嶄新的經濟現象，比如“對價值鏈的切片化”（Krugman，1996）、“外包”（outsourcing）（Grossman與Helpman，2002）、“生產過程的分離化”、“生產過程的分裂化”（fragmentation）（Arndt與Kierzkowski，2001）、“多階段生產”（Antweilier與Trefler，1997）、“產品內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與“產業內貿易”（Davis，1995），等等。Bhagwati與Dehejia（1994）基于跨國公司迅速改變產品生產產地的觀察，稱這種垂直分工經營方式為“萬花筒式的比較優勢”；Leame（r1996）稱之為生產的“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等等。無論名稱各有千秋，但本質上仍是指生產環節在縱向的垂直分布。可以說，對垂直專門化與產業內貿易的研究，已經吸引了當前最杰出的國際貿易理論工作者的注意力。

中國在過去20多年里國際貿易總量及其占GDP比率的大幅度上升都與全球范圍內的垂直專業化、外包（outsourcing）過程密切相關。這種關聯大致可分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將其生產過程“外包”（outsourcing）出來，從而將初級產品生產、中間品提供、甚至組裝過程“外包”給像中國這樣的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國家，從而在過去20年中發生了以“來料加工”為特色的貿易方式；另一方面，中國本身的出口產品中，又要以別國的原材料、中間品或半成品為“來料”，也就是說，中國進口品中有相當部分以后又會出口的，這是以中國為本位“外包”給別國。這樣就發生了兩個問題：（1）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如美國的生產與出口的最終品中，有多大比例的價值創造過程“外包”給了中國？（2）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有多大比率是“外包”給外國的中間品提供商的？

以上兩類問題在近來都引起了美國與中國公眾的關注，并成為經濟學家與政府官員研究與討論的課題。關于第一類問題，美國就有人認為對于中國的“外包”擠掉了美國國內的勞工就業崗位。2004年，美國勞聯―產聯還專門就美中貿易逆差對美國國內就業的影響向國會施加壓力，與此同時，美國國會中一些人一再通過一些議案，單方面限制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在美中貿易關系中制造了一系列糾紛與爭端。對此，嚴肅的經濟學家一直是采取不同的態度的。Feestra（1998）就指出，美國的“外包”過程恰恰是美國發揮比較優勢的實現方式，而且會促進美國技術含量高的產業發展，也有利于提高美國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至于“外包”會產生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則要求美國政府在“外包”的獲利中恰當注重收入再分配。而Feenstra的老師，著名經濟學家Bhagwati（與另兩位經濟學家）在2004年專門提出三個模型（Bhagwati，Panagaria與Srinivasan，2004），指出，外包并不必然對美國工人的就業與工資產生負面影響。他們證明了，在一種產出，兩種要素的模型里，外包會有益于美國社會，同時伴隨著資本回報的上升與工人工資的下跌；在兩種產出―三種要素的模型里，外包會使美國社會總福利增加，至于工人工資，則會出現部分工人工資增加，另一部分工人工資下跌；在三種產出―兩種要素的模型里，外包通過美國工人就業遷移會讓所有美國境內工人都提高工資水平。

關于第二類問題，即中國對外出口、尤其是對美出口貿易中，究竟有多大比重屬于“來料加工”的性質？這同樣是中國國內民眾、學界與政府官員討論的熱點問題。目前國內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對外出口貿易中有大約47%屬于“來料加工”。這引發了對過去20年中國對外貿易成就與影響的重新評估。

我們對中國出口、尤其是中國對美出口中的“來料加工比重”做了一個測算。這種測算，一方面可以清楚地揭示中國出口貿易在世界分工的產業鏈中所處的相對地位，對美國的某些人以中美貿易順差為由頻頻發難給予客觀的回應；另一方面，準確估算中國出口貿易中“來料加工”比重，即相對于中國的“外包”程度，也可以對中國國內對“加工貿易”的種種批評做出一個回應，只有客觀評估過去20多年中國出口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與中國人民福利改善的貢獻，我們才能更好地堅持“對外開放”的國策。

如何測算出中國出口中來自外國中間品價值的比重？在國際上有兩類方法。一是D.R.Davis（2000，2001，2001（a））提出的“全球要素”貿易“賬戶”方法。這種方法針對Trefle（r1995）提出的“貿易消失之謎”（即通常的國際貿易賬戶所記錄的貿易流量遠小于實際發生的國際貿易流量），主要估算現行的國際貿易統計中遺漏掉的生產要素貿易，旨在指出現行國際貿易統計誤差的大小。比如，Davis指出，僅OECD國家的國際貿易統計，按“凈要素貿易賬戶法”來估算，誤差就有20%左右。另一種測算“外包”或中間品價值在出口中的比重的方法是由Hummenls,Ishii，Kei-MuY（i2001）提出來的，他們運用投入產出法，將一國進口品分為用于國內最終消費與用于出口品生產這兩部分，然后按進口品用于出口的價值對出口額的比率來定義“產業內貿易”或“垂直專門化比率”（verticalspecialization（VS）share），用這種方法，Hummels等人對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OECD國家與其它國家的垂直專門化程度做了一番估算。

我們采用了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專門化比率的方法，運用中國1992年，1997年，2000年的投入―產出表，根據聯合國進出口貿易數據，對中國1992―2003年共12年的總出口貿易與對美出口貿易中的“來料加工”程度作了分年度、分產業的計算。我們的計算結果顯示：在這12年中，中國的出口貿易中“來料加工”的價值比率已從1992年的14%上升至21.8%，即上升了一半。中國對美出口貿易中的“來料加工”程度更高，達22.9%；分產業的計算結果說明，儀器、電子等產業出口貿易中的產業內貿易程度最高，有的接近40%。來自日本的中間品在中國向美國的出口品的垂直專門化程度中所占比重大約為五分之一。如果加上來自韓國的中間品進口，那么日韓對中國的中間品出口在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垂直專門化程度中約占三分之一，說明中國對美出口貿易反映了東亞對美的產業鏈效應。中國國內流行的加工貿易占全部出口貿易近50%的說法夸大了加工貿易在出口價值額中的比重,到2003年，在中國全部出口量中，來自外國提供的中間品的價值已達21.8%；如果只計算中國對美出口中的垂直專門化（產業內貿易）比重，則這個數字還會更高出一個百分點（22.9%）。

我們這個統計結果比較客觀地給出了中國對外出口貿易中，尤其是對美出口貿易中的“來料加工”程度。這個結果，至少具有兩方面的政策含義：

（一）正確估算中國出口貿易中“來料加工”的程度，有利于中國準確評價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與中國居民福利的貢獻。在中國，現在有一種算法，認為“加工貿易在外貿總額中的比例高達47%”。在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中，中高技術與中低技術部門的出口占到90%，而其中又有90%是加工貿易。[1]

從這種算法出發，很容易讓人得出中國的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比率高的結論。我們不否認中國出口貿易在國際分工中處于價值鏈中的低端的事實。但我們的研究以海關報關的進出口量為依據，按價值量計算給出了外國提供的中間品價值在中國出口品價值中的比率。一般談“來料加工貿易”，往往是把從事加工貿易企業所提供的出口品的全部價值都當作“來料加工”價值。而我們的計算，是嚴格按外國提供的中間品價值占出口品價值的定義（即垂直專門化比率）來計算，結果發現，中國出口品中的產業內貿易比率約為22%，比通常認為的“加工貿易比率高達47%”的說法，降低了一半。

我們這種計算是否低估了中國出口、尤其是對美出口中的“來料加工程度”呢？事實上，如果我們稍微做一國際比較，便會發現，中國出口中的垂直專門化程度在國際上還是屬于高的。到20世紀90年代，只有韓國、愛爾蘭、丹麥、加拿大、荷蘭、中國臺灣地區的垂直專門化程度達25%~30%。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出口貿易中的垂直專門化程度都處于5%至10%之間（見Hummels等，2001）。我們嚴格按垂直專門化程度的定義來估算，所用的方法與數據都具有國際可比性，得到22%這一結論，應該比較可信。這一結果表明，中國的出口貿易的主要價值提供者仍是中國人民的勞務與資源。當然，這不否定中國在國際分工中仍然處于價值鏈低端的事實。

（二）如果我們將中國出口貿易中的垂直專門化程度值與美國出口的垂直專門化程度值相比較，就可以知道，在中美貿易關系上，美國是處于價值鏈的高端。

按Feenstra（1998）的計算，到上世紀90年代美國進口的中間品大約占美國全部中間品采購的15.7%。而按Hummels等人（2001）的測算，到90年代，美國出口中的產業內貿易比重仍不到7%。這意味著，平均來說，美國每從中國進口一單位產品，其國內的附加值會10倍甚至是14倍于進口品的價值。我們在本文開始所引的Feenstra關于芭比娃娃的案例已經說明，中國出口一個芭比娃娃只掙1美元，而在美國市場與世界上她可賣10美元。這大體上與美國較低的垂直專門化程度相對應。

如果按美國生產與出口貿易的垂直專門化比率為7%推算，那么，在2003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926億美元的價值基礎上，美國生產與出口額大約13000億美元的價值與之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按5%的平均利潤率推算，美國公司至少從中可以拿走600億美元的利潤。再按13000億美元占美國GDP的比重推算，大致可以估算出與中國對美出口價值相對應的美國境內工作崗位為400萬至800萬個。[2]

因此，美國國內某些人一味指責對中國的貿易“外包”（outsourcing）擠掉了美國勞工的“飯碗”，是有失偏頗的。至于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可能對美國的非熟練工人造成就業沖擊，應該由美國的企業家和政府對他們進行補償。如果把這種補償的責任推到中國對美貿易上，甚至要以此為理由對中國的貿易進行限制，這在美國經濟學家看來也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