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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除傳統的因素外，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具有鮮明的“轉型”特點。突破傳統慣性邏輯思維的狹隘限制，以社會轉型為宏觀背景，分析影響西北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變量，為全面認識和根治社會穩定問題開辟了獨特路徑。以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的整體性、非均衡性、異質性、突變性、模仿性、復雜性等特點為切入口，以經濟、意識形態、宗教文化等核心“元素”為價值變量，以“民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民族文化”建設為根本路徑，助推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

關鍵詞:社會轉型；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

“社會轉型（socialtransformation）”無疑是20世紀末發生在中國并深刻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也因此成為學界經常熱議的話題。以往對社會轉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學領域，如今包括心理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相繼介入，極大拓展了對社會轉型的研究深度和廣度，并為解決社會轉型帶來的現實問題開辟了獨特路徑并引發了全新思考。從詞源上理解，“轉型”主要是指事物由一種質態過渡、轉換成另一種質態的過程。社會轉型則是指人類社會從一種存在類型過渡、轉變成另一種存在類型的過程，例如人類社會經歷的由游牧—農業—工業—信息社會的發展、演變。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主要是對1949年以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并在之后取得現代化成就的生動概括和現實表征，以概念的方式描述和展現了中國發生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人的行為方式、思想觀念、理想追求等領域和層面的巨大變化［1］。因此，當代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史本質上也是一部社會轉型史，與之相關的社會活動、組織形式、社會分工、組織架構、開放程度、生產和生活方式、治理手段等均發生著深刻嬗變。但伴隨社會轉型的現代化征途并非一路通暢，期間還夾雜著諸多影響社會正常運轉的不良因素，正如亨廷頓所言：“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2］以“社會轉型”為視角透視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在以往的研究中鮮見，本文旨在突破傳統以民族、地域等狹隘視野研究社會穩定的慣性邏輯思維限制，為消解不穩定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全景式展現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的動態趨勢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和思路。

一、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的現實表征及特點

發端于西方現代化的社會轉型理論在解釋中國社會結構發生的巨變時必須結合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社會歷史背景。馬克思晚年在《人類學筆記》中已經探討了東方社會的社會結構及其發展道路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當代中國更多是以濃縮的形式體現在民族或者民族自治地方。西北民族地區的地理環境、生產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風俗習慣、歷史傳統等方面不僅造就了不同于一般地區的別樣風景，也成為社會轉型道路上的特殊地帶。從歷史來看，這一地區有兩次重要轉型尤其引人關注。一是新中國成立，西北民族地區經歷了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結構轉型，跨越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一過程盡管在后來一段時期內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波折，甚至是暫時的倒退，但仍然實現了制度的革新和人的基本解放。二是1978年以來，這一時期的社會轉型涉及面之廣、覆蓋面之大前所未有。前者，在政治方面，實現了由“政教合一”向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轉型；后者，在經濟方面，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傳統農牧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文化方面，實現了由農耕文化、游牧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型；社會方面，實現了由鄉村向城市、由封閉向開放的轉型。總之，這一時期發生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生產、生活以及人的思維、理念上的變化不亞于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或者變革。從現實來看，社會轉型一方面催生出社會現代化，因此，其現實表征凸顯于社會結構和實踐主體意識、觀念的正向功能；另一方面，社會轉型表明原有平衡機制的解構與新的利益關系建構的統一，必然伴隨破壞社會穩定、和諧的負向功能。鑒于此，西北邊疆民族地區是具有雙重特性和多重特點的社會轉型區域，在不同歷史時期，這一地區的社會轉型既表現出一般地區的普遍性特征，也透射出該地區的特殊性一面。從宏觀視野了解和把握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的總體特點，有助于我們深化認識社會結構以及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有助于在實踐層面協調推進西北民族地區同全國一道實現現代化，有助于蕩滌和消解影響這一地區社會穩定的不良反應。

（一）整體性社會轉型不是指社會整體結構中某一方面、個別領域的轉型，也不是對原有社會體制的簡單修補和完善，而是要實現社會結構的總體與根本變遷，這里既有社會組織、生產架構的轉型，也有社會制度、體制架構的轉型。反映在西北民族地區，其內容主要包括社會制度、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存環境、價值觀念、理想追求、道德品質、社會信仰、宗教文化等方面。對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的傳統視角主要集中在器物層面，這導致將大多數社會問題與生產力發展或者經濟聯系在一起，甚至直接劃等號，致使問題意識過于狹隘。需要注意的是，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是國家宏觀調控與社會實踐個體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其轉型的場域就不僅發生在器物或者經濟層面，同時還關切到人的思維、觀念、理想等各個方面，是涉及到自然、人、社會的整體轉型與變遷。

（二）非均衡性社會轉型的理想目標是實現社會結構的整體變遷與發展，是包括社會結構中不同領域、不同方面的同步驟、同時態的轉型。實踐中，在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先發展、后分配”的宏觀戰略中，在西北民族地區生存環境與自然稟賦的影響與制約下，經濟往往成為領跑于政治、文化、社會的先行者。除此之外，構成社會結構的各種元素之間其內容與特點也各有差異，轉型過程中，總會出現有些元素轉型速度快，而有些元素轉型速度慢，在一定時期內完成所有社會元素的轉型是不可能的，使得這一地區的社會整體轉型表現出明顯的非均衡性特點。

（三）異質性社會轉型表明舊社會結構的解體，新社會結構的建構，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先進與落后等時間上相繼、空間上并存的局面。代表社會進步的新制度、文化以及社會組織架構出現時，舊的社會元素在短時間內還不可能完全消失，甚至在一定條件下還有反彈的危險。西北民族地區是生產力落后、宗教意識濃厚、社會信仰多元的地區，具有差異性，并影響和阻礙這一地區社會轉型的觀念、思維、行為、規范、制度等在一段時間內還表現得較為突出，社會轉型的異質性特點顯著，這不僅加劇了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的難度，實踐中還增添諸多影響社會良好秩序有效建構的不穩定變量。

（四）突變性以時間維度考量，社會轉型應當是從一種社會質態逐漸并遵守循序漸進的演變規律過渡到另一種社會質態的過程。涉及社會轉型的“一攬子”項目如同現代化一樣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另外，社會對轉型帶來的矛盾、沖突的承受度也是有限的，突破這種限制，必然產生新的不穩定變量。從社會、文化、經濟的角度考慮，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主要體現在改革開放以來，如果以轉型的范圍和程度作為價值參照，則重點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這是由國家的整體實力和這一地區自身的發展狀況共同決定的。因此，“突變”是對這一地區社會轉型的生動寫照，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不穩定事件的頻發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該地區“突變”的現實“回應”。當然，防止“突變”并非否定加快社會轉型的正常步伐，而是要避免社會矛盾淤積對轉型以及社會秩序造成負面影響。

（五）模仿性作為“后發外生型”［3］的社會轉型，西北民族地區不是在“成熟”社會條件下由內而外的自發社會轉型，其轉型與變革的條目大多是以復制、模仿東部發達地區的成功經驗為基本方法和路徑。這種“模仿式”的轉型節省了該地區通往現代化道路的成本與時間，但西北民族地區濃厚的地緣文化環境決定了在模仿、復制、移植這些“經驗”與“方法”時，由于文化（特別是宗教文化）上的不完全對稱，具體社情存在的差異，導致在實踐操作層面出現了“水土不服”，甚至還伴有情緒上的不滿和抵制（例如對當地資源的開發利用）。（六）復雜性不同類型的國家在面對社會轉型時都表現出一定的復雜性特點，這是由社會的多元組織架構決定的。當社會轉型與西北民族地區特殊的民族結構、多元的宗教信仰、豐富的本土文化相遇時，使該地區社會轉型表現出不同于一般地區的特殊復雜性，當用狹隘的視野觀察或者單一的方式處理由特殊性因素形成的矛盾與沖突時，勢必會造成理想中“應然”與現實中“實然”之間的不對稱和不吻合。新的復雜“增量”是貫穿該地區社會轉型始終的特殊成分，也是需要我們特別關注和高度警惕的部分。

二、社會轉型過程中影響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的現實因素

實現社會的穩定、和諧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社會狀態，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轉型也催生出眾多影響社會穩定的核心價值變量，這其中似乎隱含著社會轉型易造成社會不穩定，但理論上又要求并且客觀上也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來承接社會轉型的現實矛盾。而這一矛盾在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并且在現實中常常以經濟、意識形態、宗教文化等幾張面孔示人。

（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民眾“相對剝奪感”強烈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轉型在經濟層面最直接的表現莫過于從傳統“平均主義”到以“競爭、效率”為主導的分配方式的轉變。這種轉型在歷史與現實、內部與外部等多重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導致不同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由此形成的心理落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北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以往常見于通過“相對剝奪感”透視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但具體如何影響、其表現方式等問題并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相對剝奪感”是美國社會學家斯托弗等人最早提出的，它是指社會個體或者群體通過進行社會比較，對自身生存狀態所持有的一種看法和態度，通常認為自己從社會中獲得太少而產生不公平感［4］。“相對剝奪感”是任何社會都普遍存在的現象，緣何與某一區域聯系在一起時會特別指向社會穩定？首先，西北民族地區在經濟方面明顯落后于東部發達地區，因此，這一地區民眾的“相對剝奪感”最為強烈。“相對剝奪感”的產生對民眾追求更加美好生活、力圖改變現狀具有一定的正面價值，但將這種心理感受演變成責難并影射到其他民族或者某一類群體身上就會對民族關系、民族團結產生負面效應。其次，“相對剝奪感”產生的心理落差經常在特定時間、場域與民族以及民族問題聯系在一起。西北民族地區是少數民族居住相對集中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得民眾在進行社會比較時往往不是以地域而是以民族為界線進行劃分，由此形成的心理落差被人為地反映在不同民族之間的社會地位、社會權益、獲得財富等方面的不同，因此，原本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存在的普遍現象卻轉化成了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最后需要澄清的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區域而非民族之間的不平衡，換句話說，東部地區的發達是包括該地區少數民族群眾在內的整體發達，西北民族地區的落后也是包含了漢族群眾在內的整體落后。除此之外，即使在西北地區的同一區域，也同樣存在著不均衡的發展。而現實中，這往往成為該地區極少一部分別有用心之人以及西方反華勢力制造事端的借口或者工具。

（二）意識形態多元，導致政權“合法性”危機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利益格局的調整和經濟利益的分化，必然導致社會階層分化，也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而這些矛盾最終將以觀念、思維的方式表現出來，集中地反映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形成意識形態多元現狀。西北民族地區是中國整體社會轉型中的特殊地帶，這種特殊性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同時也表現在其特殊的社會結構和存在狀態。在面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二次重要轉型，西北民族地區是從封閉半封閉的狀態中過渡、轉型的，正是在這一特殊時刻，西方國家借助先進的技術手段大肆展開了對西北民族地區意識形態領域的公開宣傳和滲透，并利用國際交往、文化交流、外出學習、異國經商、宗教朝覲等途徑和渠道兜售西方的“普世價值觀”，企圖從西北民族地區打開分裂中國、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缺口。除此之外，在學術研究領域，諸多思想、流派、學說、觀點紛至沓來，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理論喧囂塵上，、新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等成渣泛起。在微觀層面，各族群眾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開始發生巨大變化，在宏觀層面，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和沖突異常激烈，這些都對該地區的社會穩定造成巨大沖擊和破壞。意識形態領域的多元不僅引起沖突和矛盾，還導致了政權的“合法性”危機。任何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都具有凝聚社會力量、統一社會理想、確立共同價值目標的功能和作用。在社會轉型和發展過程中，如果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越強，則社會的向心力就越強，民眾也愿意承認其政權存在的合理性。相反，主流意識形態功能的缺失或者減弱，必然產生社會信仰危機，并引起人們對政權“合法性”的懷疑，甚至動搖社會穩定的根基。西北民族地區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必然伴隨社會結構失調、群眾利益失衡、社會行為失范等現象，同時也面對各種思想、觀念、意識的相互碰撞。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北民族地區周邊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亞國家出現形態各異的“顏色革命”對這一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對外開放的總體格局下民眾又不斷受到西方式“自由、民主、平等”等價值觀的“腐蝕”，并在“內”“外”的現實比較中產生了對“生活現狀、黨的執政能力”等不滿的負面情緒，甚至將矛頭指向中國特色的理論、道路、制度。在這些綜合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由意識形態領域的矛盾和沖突逐漸轉化成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對這一地區的穩定和發展構成了最嚴重的現實挑戰。

（三）宗教意識濃厚，導致與現代文化不兼容宗教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在西北民族地區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并在實踐中深刻影響著這一地區各族群眾的生產、生活以及思維方式。從文化的屬性來看，宗教對社會穩定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它的社會控制、社會調解、社會整合等功能，宗教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主要取決于一定宗教、信徒以及與之相關利益集團和社會政治體系的關系。現實中，宗教總是和民族意識相互交織在一起，它像一條無形的紐帶將信仰同一宗教的民眾在精神和心理層面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在同一地區形成相對穩定的共同體。但同時，從民族發展的角度理解宗教時，宗教又表現出一定的狹隘性，主要是宗教作為一種信仰體系在民族中具有極強的滲透性，它以特定的方式作用于上層建筑并影響到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信徒的思想、心理、精神等層面產生了一定的牽制，并容易形成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激蕩，甚至是沖突。另外，在西北民族地區，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長期以來在該地區占有主導地位，作為一種世界性的宗教，易受國際局勢以及境外同一宗教變化的影響。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必然會面臨現代文化的傳播與植入，隨之引發的是民眾價值觀的轉變。“價值觀”可視作一常規項體系之中的一因子，它能充作一準繩，人們依據它而在一定情況下可供選擇的各種行動方針中，作出自己的抉擇［5］。現代文化是近代工業文明的產物，在價值取向上，注重現實、競爭、效率、利益、法制等，而具有濃厚宗教意識和觀念的群眾，在實踐中往往是遵循重經驗、輕理性，重權威、輕法理，重宗教血緣、輕道德規范的價值原則。由此可以看出，傳統宗教意識對民眾的社會生活、行為習慣、思維方式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而民眾的價值取向則是這種影響在實踐層面的生動體現。當現代文化與傳統宗教碰面時，民眾往往能接受現代工業文明創造的各種先進器具，但是一旦涉及到思想、觀念、理性的高度，則通常是以宗教教義、教規作為自己行為的價值參照和行動指南，這就造就了現代文化與傳統宗教文化現實不兼容的局面。在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過程中，具有不同社會背景、文化素養的實踐個體對現代文化的接受程度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和心里感受，一般受教育程度較高，身處在大、中城市的民眾較容易與現代文化產生共鳴，相反，在一些偏遠落后且宗教觀念和意識濃厚的農村，現代文化倡導的一些理念、態度、觀點則沒有太多吸引力。綜上所述，通過社會轉型透視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是穩固國家西北安全戰略屏障以及在轉型期實現該地區長遠、健康發展的理論與實踐訴求，彌補了傳統由于視野狹隘造成對這一問題認識不足的缺陷，全面展現了社會轉型時期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的特征及發展脈絡，為維護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開辟了新的道路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導。

三、消解社會轉型過程中影響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因素的實踐考量

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之一，也是分析與解決問題的科學態度。因此，破解影響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的核心變量應當切合該地區社會發展的歷史與現實背景。毫無疑問，社會轉型是當前這一地區最大的“實際”，諸多影響該地區社會穩定的現實因素也是從這一“實際”中演化或者催生出來的。以社會轉型為切入點，有助于我們在實踐層面蕩滌和消解這一問題。

（一）以“民生”為突破口，加快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步伐，補齊經濟發展短板，助推社會穩定。阿普爾頓和宋（Appleton＆Song，2008）認為經濟增長可以促進民眾生活滿意度的提高，進而促進社會穩定［6］。因此，處在改革和轉型階段的西北民族地區，必須堅持以“民生”為突破口，著力改善關系各族人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民生”問題。以重視、改善、保障“民生”為價值參照促進經濟持續穩定高速發展，以經濟增長助推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民生”是獨具中國特色的一個概念，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職能和實踐目標。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靠重視和解決群眾最為關心的“土地”這一關系中國農民幾千年的根本“民生”問題而贏得老百姓的擁護、支持和愛戴，并最終奪取政權。今天，轉型期的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結構、階層分化，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并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在這一基本認知和前提下，黨和政府要以解決特別是少數民族貧困群眾居住相對集中地區老百姓最為關心的“民生”問題為工作重點，提高偏遠山區、自然環境惡劣地區群眾的收入水平，逐步縮小東西部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消解因“相對剝奪感”造成的社會不穩定。以“民生”為突破口，加快西北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同時要注重該地區社會轉型的“效率”與“質量”。所謂社會轉型的“效率”是指：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是國家整體轉型過程中的邊緣地帶，具有政策滯后性特點，再加上資金、技術、人才等儲備不足，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自身消解社會沖突與矛盾的能力往往受限，并容易造成矛盾累積與疊加，影響社會的正常運轉，因此，加快這一地區的社會轉型步伐，提高社會轉型的效率，防止出現社會轉型領域里的“馬太效應”，是實現該地區社會穩定的外在條件；所謂社會轉型的“質量”是指：在社會轉型中，要防止新的階層、結構分化，防止在經濟發展與民生領域與東部地區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在一些關切到“民生”領域的改革可以在西北民族地區率先試點和實施，進一步健全社會公平機制，通過改善“民生”、關注“民生”領域里的重大問題逐步提高各族群眾的幸福指數，以“西部大開發”“可持續發展”“新絲綢之路”等戰略為契機，補齊經濟發展的短板，從而夯實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的根基。

（二）加強西北民族地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抵消社會轉型期意識形態多元對社會穩定造成的沖擊，助推社會穩定。任何社會轉型都是其結構、秩序、理念、思維解構與重構統一的過程，是社會從沖突矛盾走向和諧穩定的過程，期間也必然經歷穩定—分化—整合—新的穩定……這樣一種演化和巨變。西北民族地區在社會轉型中，由意識形態多元對社會穩定造成的沖擊與壓力在現實層面則反映在人們的價值觀變化上，因此，“國家必須具備那種有利于抵制誘惑而做出正確決策的價值觀體系，才能實現持續的、迅速的發展”［7］，形成助推社會穩定的合力，保證整個社會朝著統一的目標和方向邁進。一個合法化的社會秩序的核心是規范性取向的系統，它影響社會控制和對權威性指揮的服從［8］。核心價值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是重構政權“合法性”，消解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中結構、階層分化以及意識形態多元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基本紐帶。在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過程中，由于受到不同民族的“語言、習俗、心理、傳統”以及跨境民族和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在意識形態層面，則需要具有凝聚共同意識、鑄造共同意志、形成民族合力的核心價值觀作為根本指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規約、調整、評價、重構、凝聚、引導、激勵等功能為統一民族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的社會心理、社會認知以及具有個體差異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超越因血緣、地域、習俗、宗教形成的民族差異，沖破西方反華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破壞活動，提供了科學的途徑。另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以其強大的滲透力、說服力影響到不同民族的生產、生活以及日常行為活動，其聚合功能還能夠避免國家通過強制力維護社會穩定帶來的負面效應。總之，加強西北民族地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是保證多民族國家統一、維護民族團結、反對國家和民族分裂的理論訴求，也是抵消西北民族地區社會轉型期意識形態多元對社會穩定造成沖擊，實現西北民族地區社會長治久安的現實需要。

（三）加快民族文化轉型，以求同存異、相互包容為原則推進社會轉型時期西北民族地區現代文化發展，助推社會穩定。民族文化是民族得以傳承的基因，是不同族群之間相互區別的標記。我國西北民族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傳統、風俗習慣造就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但這種民族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更多是以宗教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原因在于，社會轉型時期的民族文化是在現代文化傳播的基礎上得以發展的，盡管民族文化中也摻雜了許多現代文化的“元素”，但除了這些具有共性的現代“元素”之外，很難說還有什么民族“特性”，基于此，民族文化只能以占主導地位的宗教文化來彰顯其民族性了，正如何光瀘先生所言：“表現為一種社會文化形式的宗教……宗教與民族的相互關系……幾乎可以說是一切社會文化形式于一切社會文化群體之關系中最深刻、最全面、最復雜，至少是最重要的一種。”［9］宗教文化也因此成為了民族文化的標識。鑒于此，加快民族文化轉型在一定意義上表現為宗教文化的現代化步伐，這也是西北民族地區民族文化發展的特殊形式。在現代文化的傳播過程中，宗教文化的轉型與發展本質上是與現代文化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適應問題，宗教文化在社會轉型中一方面表現出與現代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其世俗性、現代性趨勢加快；另一方面，基于轉型期社會分化、實踐中多重沖突、矛盾、壓力等綜合因素影響下，盡管經濟越來越發展，但現實中卻出現了宗教寺廟越建越多、宗教活動越發頻繁、宗教文化愈加濃厚的現象，表現出與現代世俗文化距離越來越遠。因此，從宗教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邏輯關系可以看出，宗教文化對社會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宗教文化作為民族文化的核心具有相對獨立性，實踐中易受國外影響，宗教的反主流意識在轉型期有增強的態勢；二是在社會轉型期，宗教文化的心理調節和倫理規范作用在現實中日益凸顯，在社會不穩定變量增加的情況下，急需要發揮“宗教的慈悲行善、救市貧弱、懺悔自身、精神安慰、臨終關懷以及公正、平等、誠信等思想和觀念”［10］的作用。總之，加快民族文化轉型，需以求同存異、相互包容為基本原則，積極引導宗教文化與社會相適應，將宗教文化中富含“正能量”的元素充分挖掘與開發出來，促進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但這不是說按傳統路徑發展宗教文化，盡管宗教文化在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重點仍然是發展具有世俗化、現代化內容的民族文化，主要是包括具有中國特色的少數民族文學、哲學、藝術、教育、語言、文字等內容。只有把握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現代文化之間的內在關系，才能推進轉型期西北民族地區現代文化的發展，并以文化為“杠桿”助推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實現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必須置于社會轉型的整體宏觀背景下分析和考量，多方面、多角度分析社會結構分化、社會階層分化、社會利益分化導致的經濟、文化、價值觀等復雜因素對該地區社會穩定形成的沖擊。社會轉型期，還要注重社會的法制化進程，建構符合西北民族地區地域和人文特點的社會預警機制，建立和疏通群眾的情緒宣泄渠道，培植蘊含各民族精髓的共同文化，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滲透、反破壞工作，最終實現西北民族地區穩定、和諧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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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軍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昌吉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